第4章

高卢的法兰克人

高卢被拉丁化与基督教化了，现在，她需要做另外一件事，为她的光明未来做铺垫，注入一个更强壮的民族，使她的质地变得更加坚韧。尤利乌斯·恺撒推搡她，让她变得谦逊；罗马鞭打她，使她的行为与言谈趋于礼仪化。不过，随着她的言行举止越发礼貌，她天生质朴的活力也减弱了，如今她温顺地沉溺于罗马的奢靡生活与柔弱风气之中，已经无法再跑到邻国的门前，雷鸣般地咆哮着索要“土地”。

罗马皇帝严苛、专制的独裁统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这些承担着重负与奴役的民众，很自然地逐渐倾心于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将他们从一种可悲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可是，他们仍旧深陷于另一种悲哀。于是，年轻的野蛮人、墨洛维的孙子克洛维出现了。他发现自己成了垂涎已久的莱茵河岸边广大土地的主人，而高卢也与罗马一样，都处在条顿的洪流之下。此时的克洛维，正戴着王冠，端坐在塞纳河的小岛上那座恺撒的宫殿里，一个独立的王朝开启了她的篇章。从此以后，这里不再是高卢，而是法兰西。

不过，她梦寐以求的国王应该来自本族，而不应该是这个糟糕的法兰克人。她是否从一种奴役状态变成了另一种？她是否从未获得过自由，而只是被那些跨过莱茵河的野蛮人吞进了自己的领地？我们不如把这称作是一种效忠吧，她将美人与“土地”作为礼物献上来，而这正是他们所觊觎的财富。然后，她向他们宣誓臣服。由此换来的，是被珍视与保护，被赋予荣耀，以及背负领主之名。

克洛维

如果想要认真审视克洛维转变为基督徒的动机，那么，我们观察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信仰，或者亨利八世成为新教徒的原因，就再合适不过了。克洛维唯一想要从神灵那里得到的东西，就是摧毁他的敌人。在某个黑暗、低落的时刻，当异教的神灵击败了他，战争的局势开始向不利于他的方向转变时，他就在绝境中寻求成为一名基督徒。受洗之后，胜利随之而来，与此同时，教会也把一个伟大的捍卫者收入门下。从此以后，这个天性残忍的捍卫者将矛头直指那些异教徒，直到将他们赶尽杀绝为止。他不断地征伐、巩固，逐渐将他的王国带入正轨，不管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背叛、阴谋与刺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克洛维并不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守护者，还包括东正教信仰在内。当时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正沉溺于阿里乌斯派[33]异端之中，就像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一样，他将这些信仰异端的人驱赶到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这样，他划出了一道至今依然存在着的鲜明界限。

这就是从地理角度与历史角度出发，梳理出的法兰西民族历史的大致开端。

古代英雄们的形象都是通过一块模糊的透镜呈现出来的，由此，他们的品格与高度就被夸大了。如果我们带着美好的愿望，将三四代人的罪恶积攒到一起，那么到了克洛维这里也同样被夸大了。他们那些邪恶的行为、无尽的放纵，简直令人作呕。整个家族的人，都是屠夫——丈夫们、妻子们、孩子们，只要妨碍了登顶之路，不管是谁都要被铲除。这样的暴行，使得理查三世[34]在阴谋诡计与杀人艺术中，就像个微不足道的侏儒。随着国王的女儿和母亲（布伦希尔德），浑身赤裸地，一只胳膊与一条腿被捆绑着，头发拴在一匹健壮烈马的尾巴上，在一片嘲弄与喊叫声中，从巴黎的乱石丛中奔驰而过（公元600年），这段历史就结束了。

克洛维死后，他的王国作为遗产被四个儿子分割，他的这几个儿子，同自己的家庭、妻子一样，也有着狂暴的激情，这为伟大的叙事史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说不清弗雷德冈德[35]与布伦希尔德谁更可怕一些，不过这些互为对手的王后们之间带着爱恨、野心与复仇的狂怒故事，更像野兽的故事，而不是女人的故事。不过，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了两个结果，这些结果将在后来的重大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是颁布了《萨利克法典》[36]，将女人从继承权问题中排除出去；二是为了控制住复仇之风，或是为了提振世袭君主的办事效率，创设了宫相这一办事机构，这个谦逊的名称蕴含着未来景象的萌芽，不仅是对法国，对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从未必准确的人类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拉丁文明一直在高卢地区培植它的优雅作风，但在其视野之外，却埋藏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作为历史演进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已在世界史中被反复提及，让人不得不了解它。我们目睹了古老文明一次又一次地被野蛮人抹去，可这些粗劣、残暴的野蛮人也经常会带来一些比优雅更好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相信，这种改造与其所激发出来的精神，就是我们在那场让人悲叹的大灾祸中寻求的终点，即自由的精神，个体独立的意识。但如果没有艺术的精妙改良乃至天赋的加持，也是不可以的。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法兰克人曾屈服于高卢的影响，变得萎靡不振，因为战胜与征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自身将会被战胜、被征服。不过，由法兰克人带到高卢的昂扬、充沛的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懒王”

罗马人穿着宽松的外袍、彬彬有礼，这种文明吸引着野蛮人；罗马化的城市风格也成了让人着迷的模板，供人效仿。桥梁、水渠、宫殿，都显露出力量与美的结合，精美绝伦。这些事物在慢慢说服人们承认自己的卑微。对法兰克人来说，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成就，他们渴望深深沉醉在这文明的源泉里。克洛维带来的巨大张力很快就衰退了，他们在奢侈品堆里放荡堕落，墨洛温国王的宫廷成了一个披盖着穿旧磨破了的帝国主义外衣的痛苦朝会。我们在克洛维的子孙身上看到一副陌生的画面。“懒王”[37]出现在国家庆典的皇家游行队伍里，他戴着卷发从温泉宫[38]出发，周围弥漫着香气。在罗马人与罗马化的法兰克战士的簇拥下，他独自坐在小公牛拉着的四轮车辇上，回想着祖先们原始质朴的精神，引领整个盛会在古巴黎狭长的街道上穿行。

不过，他只不过是一个伪装了的野蛮人，拙劣地模仿着一个糟糕文明的恶习与糟粕。这时的教会与国家机构中充斥了罗马人与高卢—罗马人，但军队则全部由法兰克人组成，这也可以证明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依然具有男子气概。

随着这些“懒王”的堕落，克洛维的王国日渐萎缩，有人已经准备好窃取它的权力了，就像从软弱无力的手中抢夺什么东西一样。当克洛维用大片地产作为代价，犒赏或收买那些罗马或高卢的追随者时，他就已经为这种即将对他的继任者们造成致命影响的制度体系夯实了基础。伴随着这些大地产者一同到来的，还有头衔与支配的权威，并且在后来的每一个统治阶段不断增强。一个封地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小国的君主。于是，权力自然而然地被这些小的行政单位吸收，逐渐从王座上销声匿迹。

这意味着王国被分解为许多弱小的碎片，也意味着法兰克王国的终结，除非某个强权崛起，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迫使这个破碎的国家变得整齐划一。

一个居住在莱茵河谷的罗马化法兰克家族，把克洛维的王国从这一命运中解救出来。当时法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它们分别称作奥斯特拉西亚[39]与纽斯特里亚[40]。奥斯特拉西亚的一位公爵，即我们熟知的老丕平，正是加洛林王朝世系的开创者。在他的运作下，集中起来的权力开始与国王保留的权力共同合作，在视野之内，我们看到了王国权力的复辟——中央权力的加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早期的“丕平们”一代又一代地稳步向前推进着。公元687年，老丕平的孙子小丕平击败纽斯特里亚，将东西两部分合二为一，他也由此获得了新头衔——法兰克公爵。“丕平们”已经成功地确保宫相这一职位能够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公元732年，小丕平的儿子与继承者查理，将萨拉森人[41]赶回到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由此使自己成为法国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英雄。他把王位顺次传给儿子——矮子丕平，矮子丕平夺取了墨洛温王朝的王冠。这一杰出的家族，开辟了加强中央权力的特定渠道，在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统治期间，这个家族的荣耀达到了顶点。查理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

伊斯兰教

这时，对真正的信仰而言，一个比异教徒更令人畏惧的敌人出现了。

在克洛维死后不到100年，这个敌人从亚洲——基督教的诞生地产生了。它是一种注定会成为基督徒若干个世纪苦难根源的新信仰，直到今天人类大家庭的三分之一仍然处在其统治之下。琐罗亚斯德[42]、佛陀与基督，相继为人类提供了信息，如今（公元600年）穆罕默德确信他自己奉着神谕，要把古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偶像崇拜从阿拉伯地区驱逐出去。

基督教经历了各种兴衰变迁，它的真理由国王、皇帝、教皇、主教等很多糟糕的守护者把持着。同时，也有很多人仍然坚守它最初的纯洁教义，神职人员正在强烈地修正着三位一体的本质、圣母玛利亚的神性，在激烈的教派纷争中，教会的基础也动摇了。

在这虚弱的时刻，公元590年，波斯征服了小亚细亚。伯利恒、客西马尼（耶稣蒙难地）与髑髅地[43]都被亵渎了，圣墓被焚毁了，十字架也在哄笑者的喊叫声中被挪走了。祆教凌辱了基督教，可是，在这期间却没有奇迹出现，天空没有被碾成碎片，大地也没有裂开深渊吞噬那些人。在基督徒的心里，弥漫着恐慌与怀疑。

这就是伊斯兰教产生时基督教会的状态。伊斯兰教的战斗口号与信条是“只有一个真神，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它的教义就是古兰经的道德戒律。看起来似乎没有理由能够解释这些追随者们疯狂的热情与崇拜的激情。不过，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只雄狮冲出了阿拉伯地区，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埃及、北非以及西班牙半岛。现在，穆罕默德一手持剑，另一只手拿着古兰经，已经越过比利牛斯山，站在了高卢的南部。

就这样，在这一信念之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帝国跃上了历史舞台，它的疆域从中国长城延展到大西洋，从里海到印度洋，而基督教的重要中心耶路撒冷——基督教的麦加——陷落了。在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新月旗飘扬在它的上空，虽然后来基督教取得过暂时的胜利，但并没有改变什么。

丕平篡权

如果说伊斯兰教势力越过比利牛斯山，基督教世界将面临极大的威胁，那么将这一危险拒之门外的是查理·马特——查理大帝的祖父，他在732年的图尔之战中阻挡了异教徒的进攻。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即便不是虔诚的，也是教会可靠的儿子。当8世纪末叶，教皇向末代墨洛温国王求救，以保护他免受伦巴第人[44]的侵害时，实际掌握至高权力、后来担任宫相的丕平，曾两次带兵跨越阿尔卑斯山，从教皇的敌人手里夺回了五座城市与大片土地。他按照领土界限，把这些教会周边的土地作为馈赠献给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这件事也成为身居意大利的教皇掌握世俗权力的开端。所以，当丕平下定决心夺取王冠时，投桃报李，教皇撒迦利亚没有制止这种大胆的行径，而是将他上帝的代表权用在了丕平身上，把王权的象征戴在丕平这个可靠的儿子与篡位者的头上（751年）。

但这只是更高目标的垫脚石，当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再次需要有人保护他免受伦巴第人侵略时，一个比丕平更伟大的人戴上了他父亲曾经抢夺过的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