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阶段进行的日本文化研究

上一节把日本文化主体研究的主要成果按类别扼要地进行了介绍。受选材标准以及笔者学识所限，难免有所遗漏，很难称得上是对日本文化先行研究的较好的全面的归纳总结。不过，基本上涉及了目前为止日本文化主体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观点，相信一定程度上是可取可信的。

任何论著的出现都离不开其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按照历史阶段对日本文化研究的论著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其研究特征。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论著从时间顺序上看，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征，它们研究的视角也不尽相同。早在清朝末年张之洞时期，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派遣留学生去东洋留学，那时已出现了对日本文化研究的书籍。下面依时间轴按阶段特征简单梳理一下日本文化研究的相关论著。

一、第一阶段——应时而作：19世纪90年代到“二战”前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研究论著主要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周作人的《论日本》。黄遵宪是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该研究论著的宗旨是让中国对日本的情况有一个细致的了解。戴季陶的《日本论》发表于1928年，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各个侧面，如原始信仰、皇权崇拜及社会阶段的演变做了剖析，综观了日本社会的变迁，尤其关注中国的律令等在登陆日本后的本土化进程。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因此该著作称得上是一部“二战”前夕中国人对日本的洞察之作，是带有政治家色彩的手笔。此外，周作人的《论日本》，也都是为了增加中国对日本这个战争对手的了解而作的。

另外，虽然与本书筛选先行研究成果的标准——研究日本文化专门著作有一定差别，不过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还是应该提及蒋百里于抗战初期在媒体上发表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该书从日本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渊源谈起，分析了近代日本的国际形势、经济困境及阶级隔阂等，描述了日本社会的变迁，指出了日本民族精神上的空虚与矛盾，最后针对当时的中日战争得出了“不要和日本讲和”的结论，被视为抗日战略预言书。

二、第二阶段——反思之作：“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反思阶段，出现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著作。

首先是本尼迪克特的力作《菊与刀》（1946年）。研究的宗旨是为了给美国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关注的是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结构。其次是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之作，如《“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1967年）、《“杂种”文化——日本的微小希望》（1956年）、《日本人的“撒娇”心理构造》（1971年）等。主要关注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人际关系的实质，从文化的性质来把握日本文化。不光日本人在进行这个工作，长期驻日的外国人也试图研究日本。如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他的《日本人》关注日本国民的特性，并将其置于亚洲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再次是抓住日本文化的某一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如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1982年）。最后是对日本文化进行整体研究，尤其注重国民的精神构造。如石田一良的《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1988年）、大贯惠美子的《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空的身份认同》（1992年）等。

三、第三阶段——多面之作：冷战结束后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面临着调整和重新定位，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也开始多样化。有对日本文化进行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如王勇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2001年）；有配合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学习需要，重点介绍日本大众文化的，如王冲的《日语畅谈畅听日本文化》（2014年）；也有试图从某一个角度深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如李兆忠的《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出版，2005年再版）、王东的《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2014年）；有当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时，试图全面解析日本社会思潮和国民情绪的，如高增杰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2001）；有提出学界新的研究发现的，如王勇等的《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2003年）等。

与外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对日本之外国家的文化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尚嫌单薄，尤其是很多时候是“应时之作”。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国大规模出现对日研究的时候都是中日关系有新的变动或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对日文化研究需要长期的、深入的、持续的研究。

综合以上的概述，关于日本文化主体研究的相关著作归纳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