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学堂与先生

中国人对教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无论高低贵贱，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一个孩子如果没有上学，要么是因为家里太穷，要么是因为父母对他没有足够的权威迫使他去念书。你大可不必对这种统一的观念感到奇怪，因为教育是通向国家所授予的荣誉和薪俸的康庄大道，正是通过教育，年轻人心中狂放不羁的雄心壮志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在西方，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途径出人头地，最终在议会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或者在政府担任一个抛头露面的公职。而在中国，他们全都挤在一条狭窄的路上，这条路的起始点便是学堂。

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一个人由于没上过学，他就失去了所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每一条康庄大道都对他敞开，除了一条之外，而这条路是每个中国人最渴望的。例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经商，他所经营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变成金子。他可以买田置地，富甲一方，他作为富翁的名声甚至会扩大到本乡本土之外；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商人，他不能踏入那个被符咒保护的贵族圈，就连全国最穷的士子都能得到的头衔他也休想得到。

另一方面，一个士子，尽管可能像传说中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穷，尽管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干力气活的劳动者，而他本人可能是一个没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的人，但在公众的评价中，他却可以昂首挺胸，把头抬得比腰缠万贯的商人还要高。完全可以信心十足地宣称，每个背着书包上学堂的童子，他的书包里都有可能装着总督的职位，到那时，他将是两个行省的统治者，在那里，他多半不会受到议会的制约，统治着两三千万百姓，他手里的权力常常就连君主也不敢质疑。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学堂，既没有政府的任何规定，也没有国家的任何资助，不仅人口稠密的城市建有学堂，而且每一个尚没有穷到请不起先生的村庄也建有学堂，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历代以来，人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自己动手解决教育的问题，以至于丝毫不存在这样的安排会落空或被置之不理的危险。由于不存在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来保证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接受教育，一个村庄或城市的某个街区的长者或领袖人物便在年底的时候开碰头会，商讨下一年的学堂问题。他们还征询各家父母的意见，为的是调查一下，看看有多少孩子愿意去学堂念书，以及他们在明年能够支付多少学费，以便确保有足够的钱，去聘请一位称职的先生负责管理学堂。这些关键问题都调查清楚之后，下一步就是去寻找教书的先生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无论是对本社区的士子还是对本社区的成员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必须严肃对待的大事。如果碰巧，本村或本街区能够提供合适的人选，而且他的品格也经受了充分的考验，足以让他被雇用，那么，他任职的这一年就万事太平。假如本社区没有这样的人可用，那就不得不去别的地方寻访，在经过没完没了的谈话、推荐以及暗中对某个学者的道德和文学资质进行深入调查之后，他就被聘请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此事一旦办妥，一年的教学问题就解决了，除了先生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违背约定。跟中国人的规矩比起来，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规矩更灵活一些；在协议达成之后，假如有任何人试图解雇先生，那会让孔夫子的在天之灵气得发抖。

现在我们假设，学堂的这个学年开始了。这一天是正月十七，大约是我们的二月中旬。寒假刚刚结束。新年的喜庆和欢乐已经结束，全国上下都开始筹划正在到来的这一年的严肃工作。仅仅两天之前，元宵节让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各式各样、争奇斗巧的灯笼照亮家家户户、大街小巷，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为了庆祝新年而被搁置一旁的生意、贸易和教育，再一次被人们重新拾起。

在新学年开学之前，村里的长者已经为接收童生入学预先做好了一切安排。我们不妨走进一所学堂，看看中国人为他们未来的学者、高级官僚和著名总督（他们今后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准备了些什么，因为在这幢建筑中，我们将会看到帝国其他每所学校的绝佳样板。中国人并不喜欢新花样，除了一种风格的学堂之外，其他花样都跟万事得体的民族观念格格不入。学堂只有一间房，它空荡荡的，毫无吸引力，没有任何舒适的成分。地板就是泥土地面，肮脏邋遢，从未打扫过的样子，而且表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那是去年在这里念书的学童们那双从不安分的脚留下的印记。墙壁没有用地图和卷轴来装饰，黑糊糊的，布满了污垢和灰尘。墙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图画是墨汁溅上去的巨大斑点，那是初试身手的未来艺术家们挥毫泼洒的游戏笔墨。没有人试图清除墙上厚厚堆积的尘土，也没有人去打扰在墙角沾沾自喜地吐丝结网的蜘蛛，它们有把握相信，在接下来这一学年的任何一天，也决不会有人去打扰它们。

任何人都不曾想到，稍稍粉刷一下这个地方，它看上去就会更舒适一些，而只要让它看上去更令人愉快一些，孩子们就会以更乐观的心情开始他们的学习。中国文明从来不曾把这样的美学思想引入到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在这些看上去十分简陋的屋子里，中国的年轻人将度过他们豆蔻年华的早期时光，只有等到民族情感进一步发展之后，才会允许女性的双手以其亲切慈爱的触摸使得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柔和。

屋子里只有两扇窗户，样子通常很粗糙，高2.5英尺，宽2英尺，中间有一些笔直而纤细的木栅栏，防止小偷进入，让光线照射进来。透过这两扇窗户，夏天里微风习习，冬天里寒风呼啸，声音听上去沉闷而哀伤，诉说着让他们撕心裂肺的激情。对于这个阴郁悲惨、样子凄凉的地方，倒是有一个补偿，那就是你通过敞开的大门和窄小的窗户可以捕捉到这样的风景：几十码开外的地方，耸立着一棵巨大的榕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永不褪色的深绿色树叶蓊郁葱茏，眼前的这一幕让你顿时忘掉了昏暗阴沉的教室，连同它黑糊糊的墙壁，坑洼不平的泥土地面，以及布满污垢和尘土的环境。对于那些在这里度过他们最美好时光的学童们来说，这棵大榕树应该是一个无穷的快乐之源，因为在不断变化的情绪和氛围中，它看上去都非常有人情味。时而，硕大的太阳让它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中，它看上去欢乐而愉快。时而，当阴影从树上掠过，把明亮的光线从它的树叶上赶走，把欢快的闪光从它的枝条间驱散，它看上去阴郁而沮丧。再过一会儿，当暴风雨袭来，它内心中蛰伏的激情仿佛终于爆发，不计一切后果，要让世界看到储存在它体内的隐秘力量。不管学校里的生活多么沉闷乏味，至少，这棵大榕树都跟它没有任何干系。

随着开学的时间临近，学童们开始聚集。他们高矮胖瘦参差不齐，年龄有大有小，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不等。有些小家伙看上去害羞而胆怯，仿佛对自己在学校里如何生活很没有把握。另一些孩子神气活现，情绪高涨，他们黑色的眼睛因为心头掠过的喜悦而闪闪发光，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嬉戏打闹，这是全世界学童的典型特性。跟一帮年龄相仿的英国学童比起来，他们看上去并不那么讨人喜欢。他们更粗野，更缺少教养，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看上去有绅士派头。他们全都有着属于最低阶层的外表。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看上去属于身份卑微的阶层，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所穿的那身质量粗劣、乏善可陈的衣服。就眼前这些孩子的情形而言，他们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以及一件同样宽松而很不合身的外套，用自家纺织的深蓝色棉布做成的，很多人的衣服都显示出磨损的迹象。它们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样，很明显出自他们的母亲之手，没有做出任何设计，好让它们把人衬托得更鲜亮一些。衣服的尺码都很宽大，以至于个头差不多的孩子很容易穿错衣服，而丝毫不会怀疑他们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毋庸置疑，他们毫无贵族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下面这个事实：中国人的脸型大都缺乏美感。颧骨高、嘴巴大、黑色的眼睛透过两道杏仁形状的缝隙，黄色的皮肤上少有红润的色泽，以至于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芸芸众生都是普普通通、毫无美感的人。

每个孩子都自备了一张长方形的书桌，桌子上有两个抽屉，用来存放他的书本和笔墨纸砚，还有一条高高的木凳。当他们冲进空荡荡的教室时，每个孩子都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位置布置完毕，20个孩子各就各位，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将占据同样的位置。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太过拥挤，因为，根据西方人的所有卫生观念，如果对健康问题有任何考量的话，这间教室的面积尚不足以容纳现有人数的一半。然而，孩子们对此毫不在乎。不舒适似乎是中国人的常态。污浊的空气，肮脏的环境，可怕的气味，硬邦邦的长凳和椅子简直是一种折磨，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自己要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攻读圣贤书，孩子们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而要是把同样数量的英国孩子塞进这样一间教室，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交到医生的手里。

在学童们各就各位时所引发的喧嚣吵闹声中，教书先生从一间通向教室的屋子里踱步走了进来，在学堂开学期间，那间屋子就是先生的家。片刻之间，教室里安静了下来，20双眼睛紧张而热切地盯视着他。每个孩子都试图掂量掂量他的底细，看看自己要对付的是何许人也。他是严厉还是和蔼？在他的面前，是度日如年的煎熬，抑或，他会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好让读书学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这些都是他们年轻的脑海里闪现的问题，尽管这个人的面相有点捉摸不透，但他们还是要极力看透他，以便捕捉到可能透露答案的一瞥。

教书先生在村里长者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讲台面前坐了下来。讲台上有一方很大的砚台，一个装水（用于研墨）的陶制小瓶，一把很小的褐色茶壶，两三个小茶杯。在显眼的位置上，还摆放着一根又粗又宽的竹板，学童们都认识到这件家什是专门为他们置办的，在学堂正式开学之后，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熟悉这玩意儿。

紧张而焦急的学童们眼巴巴地紧盯着讲台上的那个人，而这个家伙却一言不发，也没有一丝笑意点亮他那捉摸不透的表情。没有为孩子们说一句高兴的话，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的内心被面前这么多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脸庞所打动。如果显露出对他们感兴趣的任何迹象，或者让他们看出他的内心对他们充满了同情，那就会与过去的所有传统背道而驰，那将是软弱的标志，可能危及他在整个这一年里对弟子们的权威。

他的首要职责是对孩子们进行分类，看看他们读过什么书，给他们分配功课，然后打发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攻读这些功课。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板着面孔完成的，那样的严肃，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要望而生畏。我们不妨暂时越过孩子们的肩膀，偷眼瞧一下那些看上去如此神秘的、稀奇古怪、模样古老的文字图画，看看他们正在攻读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课本大概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乏味、最古怪的课本。它们是否有趣，或者能否让学生喜欢，作者片刻也不曾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其中没有丝毫的幽默，也没有机智风趣的火花。它们是最沉闷、最死板的那种，它们最大的长处似乎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即使是最调皮、最爱笑的学生，在攻读它们的时候脸上也不会浮现出一丝笑意。西方人的教学方法往往首先从“猫”和“狗”这样的单词着手，而在这个盛产伟大学者和圣贤的国度，这样的方法被认为太过幼稚，不可能被采用。相反，八九岁的孩子都是从一本关注最深奥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书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这本书被称作《三字经》，因为它由一连串的句子所组成，每个句子只有三个字。它的第一句就十分武断，道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问题引发了两个思想流派，一派同意“性本善”的观点，另一派则不赞同这个观点。只要想象一下，一个10岁大的英国孩子，他在学校里的日子如果不是在那些轻松活泼的小故事和说明这些故事的漂亮插图的陪伴下度过，而是要讨论某个像上述问题那样深奥的形而上学问题，你就不难理解，中国学童的生活究竟有多么枯燥乏味，多么令人厌倦。

接下来，交到学生们手里的便是中国的古代典籍。这些书全都是讨论如何统治一个国家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微妙之处，深奥的伦理学争论，以及一大堆更适合于成人、而不是学童来考量的其他内容。这一点被下面这个事实所证明：中国最高级的学者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花在了研究这几本书上。因此，中国的小学生颇值得同情。他从自己的课本中得不到丝毫的快乐，他要努力把这些印刷粗劣、似乎是为了弄脏书页的文字牢记在心，从中得到的，只有没完没了的折磨。而这些文字所暗示的东西跟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始终严肃而庄重，一副方方正正、看上去干巴巴的样子，仿佛欢笑、嬉戏和微笑是一种犯罪，它们一定要予以反对。孩子们的眼睛从未凝视过书页之外的地方，他们从未发出过任何欢快的声音。像《杰克与吉尔》《杰克与魔豆》或《杰克建造的房子》这样的故事，从未点亮过这些爱笑的、有滑稽感的孩子们那黑色的眼睛。事实上，中国人总是为成人制定规章。两千年来，没有一个作者为孩子写过什么东西。任何一个画家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画一些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或描绘儿童生活的画作，没有一个学者建议编写一系列轻松有趣的课本。结果是，全国每所学校都使用同样的课本，没有图画，没有任何插图。它们通常被印在最薄的纸上，字印得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纸质的封面容易卷角，样子破烂不堪。

我们还是回到那些在自己的课桌前各就各位的孩子们那里吧。分配好了功课，每个孩子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冷若冰霜、眉头紧皱的先生正在为他们准备待会儿用来摹写的字帖。当然，我们肯定会预想教室里将鸦雀无声，但我们很快就会纠正这个错误的想法。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突然之间，教室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一个细弱而尖利的声音，几乎与此同时，对面的方向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其他的声音陆陆续续加入了进来，直到教室里没有一个孩子不出声，每个孩子都以他们能够发出的最高音调，尖声朗读自己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声音组合中毫无和谐可言，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完全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各自的音调尖声朗读希望记住的某篇课文。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小学生们的这些口头朗读看作是跟他们的学校体系有关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大人们满心欢喜地在教室外面听着孩子们爆发出这些嘈杂混乱、毫无乐感的读书声，尽管没有任何协调和节奏，他们却极力想让这些两千年前就开始的读书声永久地存在下去。

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似乎是尽可能地把读书这件事情搞得费劲而无趣。首先，时间太长。我们可以看到，小家伙们大约在早晨6点的时候便背着书包上学堂，先生已经在那里板着面孔等他们，就好像从未学会微笑似的。他们要一直学习到8点才回家吃早饭。一小时之后，他们必须回来，坐在高高的凳子上，用过去几百年的古老口音，大声朗读他们的课文，直到中午，再一次放学回家吃午饭。孩子们准时地用筷子把几碗米饭扒拉进喉咙，在咽下一点变质的卷心菜，以及在煎锅里烧得黑糊糊的、看上去令人作呕的菜，之后，他们再一次回到他们的高脚凳上，继续大声朗读上午的课文，直到苍茫的暮色悄悄地爬到高高的榕树下，爬进教室，把阳光驱赶了出去，使得那些小小的象形文字在不断加深的暮色中变得无法辨认。于是，便放学了，等到他们吃过晚饭之后，也就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其次，正是他们早年学习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完全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当这些书最早被塞到学童们手里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由某些笔画所组成的图画，一笔一画都带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标志，赋予它以个性。每一幅图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纽带把它们彼此关联起来，也没有给出丝毫的线索，暗示任何一幅图画的意义。跟中国人的这些构成其书面语言的神秘图画比起来，亚述人碑铭上的楔形文字图案显然要清楚明白得多。

先生从来不曾想过把这些小小方块字的意思告诉给孩子们。他们仅仅告诉孩子们这些字读作什么。有人认为，这个读法就是当初发明这些方块字的伟大学者和圣贤赋予它们的读法。当然，这完全是想当然，因为经过千百年的时间，最初的读音早已失传了，在今天整个帝国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地区，每个字的读法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将会看到，读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而且，读音也没有给出任何指示，表明这些字在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只学习字的读法的过程要持续四五年的时间，直到学堂里讲授的所有公认课本都能够通读。不难想象，仅仅学习读音，而没有任何新鲜的思想传达给学童们不断发展的心智，那该是一段多么枯燥乏味的岁月。在学生们通过了这个单调乏味的识字过程之后，先生便开始解释他们已经学过的所有图画文字的意义；至此，这些课本便充满了鲜活的生命，而不再是充斥着怪诞而神秘的符号，不揭示任何思想，也不对头脑给出任何启示。诚然，它们是以严肃的音调说出来的，但如今我们听到的，是人的声音，始终有一种吸引力。他们听到的声音，是生活在几千之前的人的声音，当他们试图捕捉它们的回声时，就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他们跟过去联系起来，因此，从今往后，他们的理想便永远难分难解地与过去的圣贤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些人的思想在他们还是学童的时候就牢牢地控制了他们。

许多年，孩子们在声音的冲突中度过了他们的美好时光，每个声音短暂而不协调，不包含任何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可能诉诸他们想象，并因此时不时地把他们提升到浪漫的领地；在那些年里，漫长的时光想必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度过的。学习中没有任何变化使沉闷乏味的日子变得更明快一些，没有课间休息，让全校的学生痛痛快快地大喊大叫、嬉戏打闹，在10分钟的时间里暂时忘掉单调乏味的苦读，忘掉闷热难耐、大门紧闭的教室里的禁闭。唯一可能的放松，是允许每个孩子外出一两分钟，但一次只允许一个孩子出去。在先生的书案上，摆着一个小小的竹牌，任何一个孩子想要逃离教室的疲倦、去休息片刻的时候，都可以站起身来，拿走这个竹牌。孩子把竹牌放在自己的书桌上，直到他回来，再把竹牌放回到最初的位置。先生因此能够一眼就看出谁外出了，以及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有任何偷偷摸摸的行为。在绝大多数学堂里，先生都牢牢控制着孩子，执行最严厉、最死板的纪律。惩罚主要是针对偷懒、不学习功课的现象，因为在上学期间不服从或倔强的行为而施加惩罚的情况十分罕见。在惩罚时，最常见的刑具就是很显眼地摆放在先生案头的那块竹板。功课没有过关的孩子就得伸出手来，打上几下，让他痛得哇哇直哭。另一种惩罚就是让他跪在地上，直到他背熟了给他安排的功课才让他起来；或者让他站在一块一平方英尺的砖上，两只脚都不许动，直到先生走过来并转身背对着他，而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功课为止。

至于先生，不难预料，也有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们组成了这个国家所谓的士绅阶层，并且最坚决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自尊而傲慢，极其保守，对于一切不是中国的东西，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从英国人的观点看，他们非常无知，简直不可救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包括任何人文学科，甚至不包括像算术、地理和通史这样的基础学科。他们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唯一一个学科分支是权威典籍，都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圣贤们的作品。这些典籍他们能够倒背如流，连同它们的权威评注。

这些作品发展出了某些思想路线，激活了饱学之士的聪明才智，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太过狭窄，以至于对其他学科一无所知，而英国的高年级学生对这些学科都耳熟能详。每位先生在他自己的学堂里就是国王，绝不容忍任何一个人对他管理学堂的行为横加干涉或责难。假如有人胆敢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表达不快，他只要向最近的地方官告他一状，地方官会毫不留情地对他施压，使他甘愿低声下气地登门道歉，再赔上一大笔钱，以安慰先生受到伤害的感情。上面这些说法对整个教师行当普遍适用，即便是对那些其本人的行为最令人不齿、完全忽视了为师之责的先生。例如，有的先生教了几天书便去寻欢作乐去了。他完全置自己的学堂于不顾，几天甚至几周不露面。对此，大多数孩子当然兴高采烈，但父母们却义愤填膺，然而，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愤怒表达出来，以免传到先生的耳中。此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可以继续胡作非为，一年到头可能只教了几个礼拜的书，然而，工钱却必须足额支付，分文不少，村里的长者要等到年底才能辞退他，还必须说一大堆恭维话，就好像他是个尽职尽责的模范教师一样。对这样的无赖恶棍，人们能够施加的唯一约束，就是让他们获得坏名声，从而再也没人敢聘请他们了。

中国还有一类文士，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这一阶层的人被称作“游士”。他们都是些聪明能干的人，但毫无道德品质可言。这些人居无定所，云游四方，对这个饱读诗书的行当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普遍吸食鸦片，这一习惯使他们无法胜任任何稳定的工作，同时又需要金钱，以解除毒瘾发作时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当他们挣不到稳定的薪水，同时又没有任何个人积蓄的时候，他们便浪迹天涯，拜访沿途的每一所学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些学堂的先生必须招待他们吃一顿，如果他们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的话，还要留他们过夜，临走还要奉上一笔小钱，送他们上路。大部分教师害怕这些浪子，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会带来怎样的祸害，不知道他们在盘算着怎样恶毒的计划，以榨取自己的钱财。如果学堂里的先生是个身强体壮、学识渊博的好先生，他倒是没什么可害怕的。然而，如果他是个能力平庸、学问较差的人，他肯定会被敲竹杠。例如，一个游士在上课的时候走进一所学堂。他一眼看出教书先生是个可怜虫，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他立即装出一副严厉而不满的样子，说：“你没有权利做这些孩子的先生，因为你的学问不怎么样，没资格教他们。我想考考你，看看你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你应该立即让贤，我将掌管这所学堂。应该让更有学问的人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马上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你还是我。”我敢肯定，除了中国之外，其他任何国家都决不可能发生这样随随便便的行为。这番话在这位可怜的先生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与这个聪明的无赖一争高下，于是他赶忙跟他达成妥协，奉上一笔可观的钱把他打发走。游士离去了，他那铅灰色的脸上挂着一丝狞笑，一边心中暗笑，一边径直奔鸦片馆而去。躺在烟榻上，在鸦片的袅袅烟雾中，想到能够用这种聪明的办法让自己过足烟瘾，他渐渐睡着了。

我所描述的这种学堂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依然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乡村。迄今为止，政府办的学堂主要是建在大城市和重要的集镇。那些渴望获取功名并因此有资格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孩子们，都蜂拥着挤进这些学堂，还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上学，只要他们出得起已经上涨的学费。

很多父母出不起钱送孩子去政府办的学堂念书，同时还有一些父母只想让孩子多少受点教育，足够让他们成为生意人就行，他们完全满足于老的体制，他们自己当年也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接受教育的。

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新知识的影响将会扩大到全国各地的普通学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长时间。在新建立的民国治下，政府的公立学校比在旧的自愿体制下发展得更快、更好，在老的体制下，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全国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然而，我们必须懂得，从整体来看，中国依然在施行过去时代的教育体制。事实上，不这样的话又能如何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新式教师，才能使全国各地无以数计的学校获得新的教育方法。旧的体系必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有足够多的新式教师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