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国家安全维护在我们政治家的规划中可以说是规划不够充足的一个领域。尽管我们似乎占据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安全的地理位置，但我们却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参与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几乎被击败的危险边缘。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行动表明，尽管我们的政治家显然不会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但他们对自己行为结果的预期完全错了，同时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无法获得解决问题的成功答案。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求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改进我们在这门最难学科中的分析方法以及研究方式。

近年来，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问题方面，理论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很少。实际上，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J.Mackinder）于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其重大的理论贡献意义至今尚未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得出了一些能够确保英帝国安全地位的一般性结论。不幸的是，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却被豪斯霍费尔（Haushofer）和地缘政治学中的德国学派所占据，并被扭曲成支持领土扩张政策的伪科学理由。在其他国家，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很少。

已故的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是少数几位意识到若忽略地理因素，我们就忽视了安全研究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资源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研究越多，就越确信我们的安全政策是不现实且不合适的。尽管斯皮克曼教授意识到早期地缘政治家的研究方法是粗糙和不准确的，但他认为他们的研究揭露出了许多我们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的相关事实。

斯皮克曼教授于1938年和1939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ian Science Review）上发表的一系列论述地理和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文章，是其在这一领域最早发表的作品。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地理与外交政策》（Ⅰ、　Ⅱ）（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载自《美国政治学评论》，第32卷第1、　2期，1938年2、　4月。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阿比·A.罗林斯（Abbie A.Rollins）：《外交政策中的地理目标》（Ⅰ、　Ⅱ）（Geographic Obj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载自同一杂志第33卷第3、　4期，1939年6、　8月。——原注 此后，他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西半球防御政策的研究，这种防御政策是当时美国所大力倡导的能够避免卷入欧洲战争的最好方式。表面上看，防御政策似乎有许多有利之处。浩瀚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似乎为美国提供了一道抵御来自欧洲或亚洲侵略的坚不可摧的屏障，来自本半球丰富的原料则使我们能够不依赖于外界的资源供应。显然，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开放与畅通，然后就可以坐等入侵者进入我们射程范围之内的领域。

但斯皮克曼教授所做的分析表明，这种观点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在面对能够控制欧洲大陆的一个或数个国家的致命攻击时，位于大西洋另一边的我们能够保全自身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只有当英国舰队完全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且我们也能够使用不列颠群岛作为应对欧洲大陆的一个前哨基地时，我们才能保证我们具有生存的机会。

这一分析结果最后被著成了一本书，名为《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并由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1942年3月出版。该书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人们认为此书代表了在更进一步理解美国安全问题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斯皮克曼教授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已经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并且也被纳入美国当下的外交政策文献中。

斯皮克曼教授原打算再写一本书，书中他会基于国际关系的权力主体和安全政策制定中的地缘政治分析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斯皮克曼教授在1942年秋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安全地位的专题演讲，这也是他对其理论观点的初步阐述。在演讲中，斯皮克曼教授使用了大量自制的地图幻灯片来说明和展示地理位置在安全问题中的重要性。此次演讲也被速记下来，斯皮克曼教授打算用这份演讲记录和这些地图来作为他新书的基础资料。然而，不久之后他就病倒了，并于1943年6月26日去世，因而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想法。

在研究所里，我们这些熟悉斯皮克曼教授曾经所做工作的人都非常担心他在美国安全问题上的劳动成果会因此而为世人所遗忘。因此，我们决定尽可能地落实他生前的计划，根据他的演讲和地图，以及一些能够进一步阐明他观点的笔记和信件，重新出版一本书。这项工作被委托给研究所里的海伦·R.尼科尔小姐，她曾经两年担任斯皮克曼教授的研究助理，并且对他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十分熟悉。

最后的成果就是现在的这本著作。凭借着尼科尔小姐非凡的才能和想象力，以及对斯皮克曼教授本人计划和意图的忠实再现，这一艰巨的任务最终得以成功完成。尽管很大一部分写作内容是新的，但是她已尽力与斯皮克曼教授的思想甚至措辞、风格保持一致。这本书对地缘政治分析方法，以及对如何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我们外交政策的最基本问题——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安全问题，作了清晰而全面的阐述。这些分析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精神食粮，也为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人们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导。在没有深入关注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和结论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人们能够成功制定出连贯的和行之有效的安全政策。

这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明确的。在美国安全形势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谁能够控制欧洲和亚洲边缘地带。如果是与美国敌对的一个或数个联合起来的强国获得了控制这些边缘地区的能力，不论我们的海陆两军规模怎样强大，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包围都将会使我们身陷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在过去曾被人们模糊地注意到；在最近的两次境遇中，每当一个单一强国威胁要控制欧洲大陆时，我们都主动加入战争以阻止其行为。但是我们的努力行动已经过迟，并且我们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才得以完成计划。如果我们早先能够充分认识到我们在世界地理位置中的意义，就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能够预防此类威胁的外交政策。

针对本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也是可以预料的。毫无疑问，一些批评家一定会认为，阻止欧洲或亚洲被一个强国统一，并不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对他国人民事务的过度干涉。

对这种批评最佳的答复，是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前，思考欧洲和远东地区可能出现的局面。欧洲大陆边缘地区中的大部分将处于数个民主国家的掌控之下，这些国家都深切地希望能够重新获得它们自身的完全独立。任何针对欧洲统一的建议都倾向于将它们置于德国从属国的地位上（不管法律条文是如何安排的），因为除非德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否则其将始终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很难想象此刻正在为它们的自由而战的国家将会转过身来甘愿服从这种安排。同样不可能的是，做出巨大的牺牲帮助这些国家从德国的枷锁中摆脱出来的美国，将会同意恢复德国的统治。任何此类统一的计划只有通过侵略性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本书观点十分明确地表示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施加影响，阻止此类侵略性行为的发生。因为如果发生了此类行为，将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结果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有利。

与之相似的是，美国也不会支持他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以避免该地区被一个单一强国所统治。日本可能会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受到某些处置，以使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能够构成这方面的真正威胁。

同样，中国现在还不会将它的统治范围拓展到整个亚洲沿岸地区。亚洲北部边缘地区将继续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也没有理由认为南部的国家，如印度支那、泰国和缅甸，会自愿屈服于任何在中国统治下的统一计划。就如在欧洲的情况一样，想要统一也只有通过武力侵略。但是中国目前甚至还不能实现其自身领土的统一，它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拥有威慑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如果中国在远东有所行动，我们应当比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任何国家，更重视这种威胁。但是中国从事这种计划的可能性还非常渺茫。

另一个强国——苏联——可能寻求通过在西欧的领土扩张计划，实现对欧洲边缘地区的统一。如果在同一时间，它也将其统治扩展到远东地区，这无疑会使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我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推断这种意外事件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这种尝试也是违背俄国利益的。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细述这些原因；这些都将在不久之后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得到详细讨论，该研究由威廉姆·T.R.福克斯主持下的研究所完成。只需指出的是，在欧洲边缘地区持续存在的一群独立国家，它们对于俄国，如对我们一样，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国家为俄国抵御来自欧美的联合进攻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因此，担心依照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而制定的安全政策会使我们卷入武力干涉欧洲或亚洲统一的进程中，是缺乏根据的。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极为清楚地强调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并将此看作是确保普遍和平，尤其是我们自身安全的手段。

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相应政策方面的结论，却与许多拒绝承认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的人们所提出的目标和理想非常接近。因此，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为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依据。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共同行动以阻止侵略。它也清楚表明了当我们发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为设计出一个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样的话，思想开明的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对采用这种坦然承认实力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方法犹豫不决了。

真正的世界主义者——那些只忠于全人类的人们——可能会被这种坦白地建立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分析方法触怒。但是能够确信的是，没有人会对美国承担责任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持反对意见，斯皮克曼教授已经证明这种参与行动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有句格言是“诚为上策”，这句话对那些不希望纯粹受到利己目的指导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不分是非甚至是不道德的，不过他们也不会因此就变得虚伪。

由于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对于初学者甚至一些负责我们外交事务的人们来说，通常都是较为陌生的，我们认为在这本书里加入一章地图和一些基础的地缘政治阐述是很可取的。这种加入内容的分量只要保持在使我们能够理解地缘政治的分析方法所需的最低限度即可。虽然耗费的精力不多，但它为研究我们外交政策的最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至此，我还不能结束，因为我还未向我非常怀念的朋友兼同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致以个人的敬意。与他共事的数年时间是我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光。是他劝我来到耶鲁大学，当时耶鲁大学正在他的努力下，创办国际关系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所。阿诺德·沃尔弗斯教授和我从一开始就与他一起投身于这项崇高的事业，并且我们之间的合作被证明是非常愉快和富有成果的。在斯皮克曼教授的领导之下，系、研究所都很快奠定了顺利进行的基础，并于此后繁荣发展。他是一位能力惊人的工作者，精通数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我从未看到他在遵循其思考逻辑方面有所犹豫，即便其产生的结论连他自己也不喜欢或者不受他同事欢迎。作为一名知识传授者，他的聪明才华给一大批的耶鲁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他在49岁英年早逝，不仅对美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同时对美国外交实践领域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比他所在研究所里的同事们更能清楚地明白这个损失的巨大性。

弗雷德里克·舍伍德·邓恩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4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