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2009）

“我同样认为”，作为对上述调查研究结论的回应，皮埃尔·诺拉写道：“法国近些年来可谓死气沉沉，几无任何创新激情——此为一般性诊断后的结论；当然，我以更加痛苦而非嘲弄的方式经历了被辛克莱称为‘法兰西之祸’的岁月，在此我将出现于脑海里的‘灾祸’一词替换为更适合于公众的‘蜕变’这一字眼。”^[45]然而，他接着论述道，勾勒其衰落历程是一回事，而解释这种衰落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一点上，观点则完全不同。原因出于两个方面：就方法而言，仅仅集中于政治和文化某些狭窄的方面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就框架来看，必须将法国发展演变置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更为宏大的变迁环境之中加以理解和考量。“文化创造被残酷而神秘地摧毁”发生在他的祖国之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46]不过本质上而言，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在法国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的历史性的原因如下。

诺拉认为，有四大原因。首先是该国语言、教育以及文化机构与集权国家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系，长期以来这种联系使得人文精神成为政治家、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科学家的试金石，他们逐步丢弃这一精神，对政治、文学、学术及科学这四大领域而言可谓致命一击。其次是在集权主义时代结束之际由共产主义与戴高乐主义滋养的所谓革命和民族这一神话的崩溃。第三个原因是曾造就战后法国勃勃生机的现代化机制遭受严重挫折，致使该机制反而成为该国进一步发展的制动器：福利危机，宪政矛盾，大学、出版商、剧院、电影院等文化机构的各种困境无不证明了这一原因。最后是民族国家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国家并使其自身动荡不安，对此法国不可能不特别敏锐地注意到，因为对这个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民族国家而言，标志着其特性的传统形态——由中央集权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队、农民、基督徒、世俗者、普救论者构成的国家——延续了更长久的时间，也同时遭受到重创。^[47]

上述所论极是。法国这种特有的国家与文化之间极为密切的联系以及为加强这种联系而夸张地训练的传统形式的集中程度造就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结局。法国尤其对国家认同表现出普遍的不安，这方面我们在别处讨论过，^[48]这种普遍的不安源自80年代以来大西洋区域宏观经济体制变化的压力以及同期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崛起。这就充分说明诺拉的较为率真的怨言具有充分的理由：决不能指望任何本质上局限于政治及文化视角的分析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就任何具体而微的分析而言，社会因素均被忽略。然而，如果我们要解释当今的面貌与50年代末及60年代为何存在着如此之差异，那么，绝大部分回答肯定就停留于这一层面。因此，如果将这种面貌的两个时期倒过来的话，诺拉的观点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首要关注的是摧毁社会根基的戴高乐主义的那些现代化方式，正是这种摧毁社会基础的法兰西式的独特性才使得诺拉的观点显得如此非同寻常（若非自相矛盾的话）。正是因为它导致的农民阶层的消失、工人阶级的重组、城市中产阶层的壮大、新型资本的崛起等更深层次的变化进展顺利，才使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70年代后期在法国获得成功成为可能。

当然，如此假设只是基于逻辑演算。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与文化或政治生活的变化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仍有待梳理，这些内在联系完全有可能被证明要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复杂，而且也更加不可预测。诺拉所援引的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命运即是恰当之例。从五月风暴到左翼联盟解体的整个十年，法共衣钵的继承者们进入了一种老年痴呆状态，此无疑是密特朗统治下新自由主义发生转向的一个便利条件之一，从而也导致了该政党的实质性覆灭。然而，法国共产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特性至今依然是悬而未决之谜。如何解释其异常笨拙的冷漠呢？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工人阶级从未完全脱离思想与文化领域；而且，从第三共和国时代开始，人们通常不再怀疑地认为教育是特权之象征。既然如此，那么为何战后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如此愚笨而冷漠呢？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严加管制不是答案，因为我们只需比较性地审视一下法共与意共（PCI）的文化观即可一目了然。有时容易忽略的是，法共的机会远多于意共，因为在70年代它并没有被孤立于政治之外，在80年代也没被排除出政坛。不过它的榆木脑袋从不去聆听来自社会上的其他任何意见。有关左翼阵营的结果皆可预测：对外界置若罔闻的共产主义者们造就了盲目失察的反共产主义，两者均空洞无物。这一僵局根本性的社会逻辑有待揭示。

戴高乐主义似乎是更为直截了当的例子，从持续影响的周期上看，它基本上不可能超过具体体现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作为英雄的影响力。然而，戴高乐主义的命运留下了一系列问题，无论是他本人的寿终正寝还是民族国家的普遍弱化皆不能给予答案。无论如何，在海外，法国统治阶层放弃了这位将军所遗留下来的外交和战略的独立政策，回归大西洋联盟，然而这又有何收获呢？在国内，第五共和国宪法当然是为其子民设计的统治工具，但人们也可能认为，一旦将它批准通过，那将是弄巧成拙，此正如诺拉所明确暗示过的一样。然而，该宪法远非削弱总统特权，统治阶层串通起来，使该体制变得更加极端——它不仅没有成为导致共和国这架机器各种功能障碍的制动器，反而成为其加速器。处于这种状况下的福利及教育的命运则恰恰相反——曾几何时这种连贯性的为了选民而设计的体制超越了选民的意愿进而变得残缺不全，最终变成排他性的或虚假包容性的体制，因为这些机制缺乏貌似民主化所需的财力，法国成为欧洲各国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过去的35年的确见证了法国深刻的社会经济之变迁，不过同时也积累起诸多弊病。然而，即便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些机制全部的能量，不可更改的事实也仍然使得统治阶层在面对那些变迁时根本无力应对。诺拉的反思主要针对文化领域，但政治领域里的问题却最为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