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9个月后，1968年以来最大的罢工和示威浪潮震撼了法国。朱佩政府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下试图推行社会保障措施的新自由主义重建计划，此举引发的民众愤怒如此之强，以至于国家机器的诸多部分停止了运转。由此造成的政治危机持续了6周，也将知识阶层并入到中产阶级。事实上，整个反集权主义联合阵营均支持朱佩的计划以作为亟需之倡议，从而使古老的福利特权制度得以现代化。为团结一致来反对上述计划，不同的意见首次达成一致。在布迪厄以及其他人的领导下，他们为捍卫罢工者利益而对抗政府。
从政治上说，宫殿与街头的对垒以现有政权的完全失败而告终。朱佩被迫撤回他的那些改革方案。希拉克抛弃了朱佩。选民把多数票投给若斯潘[109]，以此惩罚希拉克。就学界层面而言，风气与以前截然不同。几周后，傅勒在他的乡村别墅打网球时，摔倒在地而亡。他刚刚当选为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还未来得及穿上绿色与金色制服握起剑；他被授予“不朽”人物之称号。
然而，早在这一切之前，他业已开始表达其疑虑。当然，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社会主义政党放弃了荒谬的国有化立场，知识阶层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幻想。傅勒所期望的中间派共和国已经存在，不过实现这一转变的政治建筑师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的统治与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法国的成功相吻合，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治理有赖于这种意识形态理念。傅勒对他的评判较为苛刻。密特朗在使用手腕方面可谓天才，不过结局毫无益处，他的确摧毁了法共，也迫使社会党接受企业与市场的逻辑。然而，密特朗在爱丽舍宫安装效仿王朝宫廷的拟像，则滥用了宪法精神。他所执掌的政权的“智力方面的脑电图绝对是平直的”，而且当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之时，他显然未能达到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机遇相契合的高度。[28]指望从一个如此愤世嫉俗又思想空虚的总统那里获得温暖之感是不可能的，而备受圣西门基金会推崇的巴尔或者罗卡尔则更加合适。
然而，在这不满的背后是对法国公众生活的走向更深的疑虑。甚至到了80年代后期，对于在法国及其他国家出现的越来越突出的人权话语问题，傅勒业已表达了怀疑。尽管自由主义看似无可挑剔——它毕竟曾是二百周年庆典盛宴中的主菜——但人权意识并不等同于政治学。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之理想的当代的替代物，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削弱了作为群体形态的民族的凝聚力，并引发了固有的需求矛盾：权力平等的要求与权力不平等的要求同时并存。它的狂热爱好者们最好重温一下马克思关于人权评论。[29]他们对人权日益增强的崇尚正在缩小法美两国政治生活之间的差异。
对美国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加强而非减弱了上述担忧和疑虑。傅勒一直是西方自由世界堡垒的坚定拥护者。然而，依据其在芝加哥工作时的观察，克林顿政府的诸多景象是令人不快的，若非令人不安的话。种族融合似乎破坏着更为古老的黑人社区，贫民区陷入不幸的苦难之中，而欧洲几乎没有这种情况。性别平等在美国取得进展（如同在欧洲一样，所幸欧洲没有发生那样荒谬的事情），并且这将会改变民主社会，不过既不会改变其性质，也不会产生任何新型的男人或女人。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学术性模仿，与狂热的女权主义相对应的是，许多大学院系处于只有阿里斯托芬或莫里哀[110]才能做到的公平对待的环境。多元文化主义往往不是兼顾其对立面包括美国司法所涉及的每项事务，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松散的相对论。在精明但是无知的总统领导下的政治理念荒漠中，它所代表的乌托邦式的奇特的自由主义变体正在蔓延。[30]
傅勒后期的反思愈加沉重。他去世前刚好完成的最后的文字全面审视了选举后的法国，此次选举由希拉克召集，结果出乎意料，社会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票——在他看来，一个他本来认为治理得很好的政治家犯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然而若斯潘总理的作为与朱佩几无二致。右派和左派联手合作以逃避国家真正面临的问题：欧洲的建设、移民问题带来的紧张关系，以及只能通过削减社会支出来降低的持续失业状况。在密特朗治下，伴随着各种政党及见解的普遍分崩离析，法国的公共生活已成为一派“令人沮丧之状”。如今，谎言和欺诈行为已是政治常态，因为在一个顽固地“无视世纪末的法律法规”[31]的国家，选民们要求更加新奇的蛊惑人心的政策，却又不相信它们。
这些法律法规是什么呢？从历史上看，左翼曾试图分割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不过两者有其各自的发展史。自1989年以来民主已大获成功，它看似时尚且成为主流。然而，它的胜利如今被各种不适所包围，因为其公民愈加远离公共生活。当我们看到这种倒退时，不可能不感到些许悲哀。一旦共产主义崩溃，社会理想的可替代物之缺失耗尽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因而无法让他们更信任现实的公正。目前，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的发展方向，但它越是盛行，就越令人厌恶。“这种情况极为严峻，与持久发展的现代社会精神相反”，傅勒如是结论。他最后受托克维尔精神的影响，明确地接受了他曾经反对的可能性。他指出，“迟早有一天，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不再有穷富之界限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设想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无论多么困难，“民主凭借其存在之现实创造出超越资产阶级也超越‘资本’之需的世界”。[32]
然后，不经意间，幻觉本身的消失一直是失望之源。或许这种幻觉来自“冷战的获胜方”，然而实际上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令人感到极度沮丧。可以理解的是，没有上述体制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梦想尚未消失。傅勒在他最后的历史随笔里如此忘我，以至于再一次描述了令法国摆脱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就好似他如今又从自己始终所谴责的信条中找寻到了价值。[33]两个世纪之后，他所希望的结局终于到来，可是它对于傅勒而言已毫无价值，犹如自由主义的弥达斯凝视着他曾经渴望的东西。[111]
在傅勒去世之后，如果说他最后的思想紊乱有两大来源，亦即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祖国的境况，那么正是后者使得他的支持者纷纷弃他而去。在法国的新自由主义内部，在对美国的政治忠诚和对法国的情感依附方面总是存在着紧张关系。新自由主义规划了启蒙运动期间同类型共和国标准的理想化的联盟。然而，“合众为一”和“不可分离的整体”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哪个更为重要呢？毫无逻辑、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将国家分裂成诸多相互对抗的具体而微的文化个体，那么，这些个体的联合必然变得愈加正规和脆弱吗？或者说，借由共同责任和严格制度得以稳固的集体身份，其将民族坚定不移——不过也许是更沉重——地团结在一起？
正是在此困境中，反集权主义前线阵地瓦解了。首次冲突发生在80年代初，当贝尔纳-亨利·列维宣布，一种“法兰西意识形态”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左翼和右翼，其间也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和隐秘的法西斯主义之思潮。这对《争鸣》来说难以忍受，它随即发表两篇强劲有力的文章加以反击，以将列维铸成的谬误和弥天大罪完全驳倒、推翻，一篇出自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另一篇是诺拉所写（“理论家的自说自话”），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以犹太问题诋毁共和国的任何企图。[34]第二次争端不出所料是由穆斯林问题引发的80年代末期第一次“头巾事件”。[112]可以在学校里戴头巾而不破坏第三共和国所确立的共同的世俗教育之原则吗？这一次的分歧尤为严重，美式的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与传统公民国家的共和形态的拥护者反目成仇。
最终，这些事件发酵出来的敌意公开化。达尼埃尔·林登贝格[113]是一位与《精神》格调相近的史学家，2002年，他对集权一统制、仇视人权以及蔑视诸多为法国自由主义而战的杂志——其中的佼佼者是《争鸣》和《评论》——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之行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这些倾向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恢复轮回”（rappel à l'ordre），它是保守势力的永恒不变的口号。林登贝格的小册子尽管是急就之章，但无所顾忌地将其不同的目标杂糅在一起，不仅在《世界报》和《解放报》（Libération）受到热烈欢迎，而且还针对性地发表于同事皮埃尔·罗桑瓦隆[114]所编文集中相当醒目之位置。罗桑瓦隆是圣西门基金会的建设者以及《中间派的共和国》的合著者，他最近晋升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115]院士，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快。这是自由主义阵营真正内讧的信号，其间伴随着一系列典型的巴黎式的充满敌意的公开信及宣言，而戈谢及其盟友则在《快报》及与他们联系更加紧密的媒体专栏里加以回击。70年代末的信任合作结束。[35]
然而至此，自由主义的地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傅勒对现代化进程结果的忧虑是对从该国底层发出的更加险恶的噪音的一种怨言。在民众中，法国的新自由主义并未被认同。1983年密特朗作出转向金融市场逻辑的决策，自那以后，法国选民一贯地排斥历届采用这一方案的政府。这种状况从未改变。在左翼治下，为全新的“企业文化”大唱赞歌的首任社会党总理法比尤斯于1986年下台；为右翼发起第一波私有化浪潮的希拉克在1988年被抛弃；作为社会党“强势法郎政策”支柱的贝雷戈瓦[116]1992年被赶下台；追求经济自由主义的奥尔良温和派的巴拉迪尔[117]在1995年的民意调查中失败。而在右翼治下，朱佩作为技术官僚中最大胆者，更直截了当地抨击社会保障条款，他先是因罢工大大受挫，接下来又在1997年被迫离职；若斯潘执政期间私有化程度超过他所有前任加在一起的程度，他认为在其自我满意的五年任期后改变了这一状况，结果他在2002年的选举中被彻底击败。当今的拉法兰[118]继续着朱佩未竟的事业，虽然历经两年的顽强努力，结果却对全国除阿尔萨斯[119]之外的所有区域失去了管控，并在民意调查的支持率方面比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总理都要更低。20年内七届政府，每届平均持续低于三年；它们皆致力于类似的政策，其间仅有细微差异。在这些执政者当中，无一人再次当选。
没有其他西方国家经历过对政治当局的如此不满。某种程度上而言，此为第五共和国宪法体系的运转而致，它在一个过于稳定的权力框架内，那类似帝王般（直到最近一些日子）的七年总统任期激发选举期间的恶劣情绪不间断的表达，同时又对这种表达进行调和。第四共和国把不稳定的内阁与铁板一块的投票集团联系在一起，而第五共和国则与此种模式完全相反，它把显然不可动摇的政策与先天就不安分的选民结合于一道。[36]这种不安不单单是过度保护其体制的副产品。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体现了民众对政府（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所提出的一成不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灵丹妙药”充满了怀疑。
上述状况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方面。20来年，自由化举措业已改变法国的面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解放了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资本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了3倍。持股人口的数量增长了4倍多。法国最大的公司中有2/3完全或者部分地属于私营公司。外国所有权的法国企业的股权已经从80年代中期的 10%上升至今天的将近 44%——此数据高于英国。[37]这些变化的冲击将延续数年。若这些转变并没有太多地削减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话，那是因为人们对该国的统治者的态度中谨慎多于信赖，统治者意识到激起选民愤怒的危险，并表示愿意用像每周工作35小时这类安抚措施来换取像私有化这样的优先事项的实现。按照英美的标准，法国依然是过度监管和骄傲放纵的国家，正如《经济学家》《金融时报》永远不会忘记提醒读者的那样。不过按照法国的标准，它已经朝着更能令人接受的国际准则方向大踏步迈进。
然而，上述进步一点也没有缓解法国公众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关的观念的怀疑和厌恶。90年代见证了抨击文学的巨大成功，其抨击对象是肆无忌惮的新资本主义，畅销书接踵而至：皮埃尔·布迪厄控诉其社会后果的大部头《世界的悲惨际遇》（La misère du monde） （1993）；小说家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120]慷慨激昂的册子《经济恐怖》（L'horreur économique） （1996）；埃马纽埃尔·托德[121]的风向标式的《经济幻想》（L'illusion économique）（1998）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猛烈攻击，而这个知识分子曾是自由世界的热忱战士。到90年代中期，选民们对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憎恶趋势已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希拉克本人为了在1995年选举中获胜，其竞选活动重点谴责了那种“单一思想”及其带来的支离破碎的社会。然而如同他所有的前任一样，当政后他重拾自由主义，其结局则是，几乎一夜之间，产业经济动荡不安致使朱佩下台。环顾周遭的残局，《争鸣》杂志的记录者忧郁地总结道：“自由主义的这种移植宣告失败。”[38]
不过，官方政策与民心存在着显著的脱节，其间尚有另一要素，更重要的是社会性而非政治性之因。自戴高乐开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已成为西方世界中最为封闭的社会阶层。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一种单一而狭隘的机构之内，该机构集中了被整合起来的政治、管理及商业界各类精英，这种状况事实上在全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家行政学院（ENA）每年只接收100名至120名学生——它自成立以来，在超过5000万总人口中共招收过大约5000人。不过，这些精英不仅主宰着官僚机构的最高层和最大公司的管理层，而且还供职于政界的核心部门。吉斯卡尔、 法比尤斯、 希拉克、罗卡尔、巴拉迪尔、朱佩和若斯潘都是从那一学院毕业且身居要职的官员；上届社会党政府17位部长中就有11位出自国家行政学院；此外，还有若斯潘的两个左翼阵营的继任者——斯特劳斯-卡恩[122]和奥朗德，[123]他们是两大竞争对手；更不用说希拉克右翼阵营中的钦定的继承人多米尼克·德维尔潘[124]了，他是近年来的外交部部长，如今担任内政部部长。
寡头政治的近亲繁殖已不可避免地致使腐败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高级官员悄无声息地从管理层转到商界及政界，或者回到管理部门，这种离开国家机关任职于私营企业的行为使得为了党派目的而转移公共或私募基金的机会增多了。另一方面，由于各主要政党缺乏显赫的群体成员之监督，它们长期以来依赖于榨取预算以及非法交易以资助其运作。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假公济私的泥沼，毫无疑问近年来得以曝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例是希拉克因在巴黎市长任内的不当之举而接受了法官审问。
然而，无论证据多么确凿有力，迄今为止，司法机关无法让任何重要的政治家身陷囹圄。使希拉克免受起诉的顺从驯服的宪法法院，目前正保护朱佩；密特朗的外交部部长罗兰·杜马斯[125]自身就是该法院以前的成员，在审判后被宣判无罪，而斯特劳斯-卡恩甚至未经审判就被宣判无罪。对于这些重要人物以及更多的人因其优越的政治地位或者——本着德斯坦的“钻石之勇气”[126]——为其个人利益而犯法这一事实，很少有法国公民会产生太大的怀疑。但是左翼和右翼都同样牵连其中，紧密团结抵制任何惩罚，政治阶层的唯利是图就是在体制内可以避免承担后果的有力证据。法国文化里几乎毫无道德压力，也不像意大利人对腐败现象进行愤怒的声讨。然而，此已不仅仅是反映了冷漠；它助长的是对治国精英的极度疏远以及对卷入其中的公职人员的鄙视。
尽管最近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选举弃权率最高，但法国的选举弃权率要远远高于欧盟平均数，这是法国人幻想破灭的一个征兆。除了弃权率，另一个更加独特、事实上也众所周知或曰臭名昭著的方面则是所谓的法兰西特性。国民阵线[127]吸引了至少1/10的选民，十年后勒庞[128]竞选总统时，支持他的选民上升到将近15%。当时，这个公开鼓吹仇外的政党由极右翼的退伍军人组成，其获得如此之多的选票，从而使得法国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相比显得如此突兀。国民阵线被广泛视为法西斯主义组织，它对该国可谓是异乎寻常的污点，也是法国民主的潜在威胁。那么，如何诠释这种非同寻常的重复发生的恶行呢？ 事实上，国民阵线大获成功的最初的环境是易于理解的，它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这一褊狭的特征。没有其他欧洲社会形成了如此庞大的来自其殖民帝国的移民群体：从马格里布被驱逐的百万黑人承受着流亡的痛苦。同样，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必须面临从其曾经的殖民地涌入如此海量的移民大军：250万名马格里布人。如此的融合总有可能释放政治毒素。
除了拥有“欧裔北非人”[129]群体这一最底层的支持，国民阵线还可以依托一批迷恋维希（Vichy）[130]者——提克西埃-维尼昂库尔[131]50年代的那些选民，其数量已日渐减少——或者依托红衣主教列斐弗尔[132]式的礼仪的忠诚度。不过其选民快速增长的优势在别处。勒庞的选举突破是在1984年，而此前一年，密特朗突然抛弃“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社会愿景，进而接受正统的货币主义。1983年转向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导致共产党与政府分道扬镳，虽然共产党在内阁中只有4个不太重要的席位；相反，就像还在若斯潘时期一样，它死死守住那些微不足道的职位，而丝毫不顾及为此而花费的政治成本，更不用说对一些准则的考虑了。共产党将第三阶段的愚蠢行为加诸人民阵线[133]，该阵线先是在1977～1978年奉行盲目宗派主义，随后奉行虚弱的机会主义，结果该党所得的回报是自我毁灭，同时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选民抛弃这一政党。正是由此造成的政治阵营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这种分歧给国民阵线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在破败的贫民窟及小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对许多人而言，“单一思想”体系已经只剩下这一苦涩的选择。
此外，国民阵线获得机遇的原因是政治阶层的傲慢与自我封闭。通过取消比例代表制把国民阵线排除在国民大会之外，并且保护自身免于任何与腐败相关的旧账之影响，执政当局仅仅证实勒庞的种种检举揭发之行是谋得特权的手段，他以同僚都不具备的演讲天赋谋得这种特权。如此，左翼和右翼越是联合起来打压国民阵线，它作为外围组织对于现存社会体系的吸引力就越大。取代左右翼的影响地位的则是国民阵线那些针对阿拉伯移民的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行、有些遮遮掩掩的反犹主义以及那种普遍性的喧闹刺耳的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共和主义互相竞争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以及反对市场具有优越性的观点这两方面的压力最终摧毁了自由主义霸权，正是这两个方面处于最为敏感的时刻成为国民阵线蓬勃发展的契机。
与此同时，国民阵线的出现是一种政治奇观，其局限性自始至终都是显而易见的。右翼阵营唯恐避之不及，希拉克最初私下偷偷地给予其一些建议，加之该党过于依赖勒庞的个性魅力，缺乏专业干部，亦无任何从政经验，其命运系于充满怨恨的亚文化区域的民意之中。在竞选演说中，争强好斗的风格既充满吸引力，同时也令人担忧、警惕。尤为重要的是，其王牌移民问题本身就带有限制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是基于社会大动荡以及对劳工革命运动的忧惧，这种基础在秩序井然的第五共和国基本上不复存在。确切而言，移民属于少数族裔，而阶级之间的斗争却不是如此。结果是，对移民的排外反应不管是多么充满敌意，都没有促使国民阵线的政治力量倍增。阿隆目睹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并且清楚地理解勒庞之所言，从一开始就预知这一结局，其间始终批评那些高估国民阵线的令人恐慌的意见。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选举得票率徘徊在固定的范围之内：绝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也从未超过15%。
2000年，政治体制经历了戴高乐时代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希拉克和若斯潘均竭尽全力要获得2002年总统竞选的优势，他们密谋把总统的任期从7年更改为5年，德斯坦则居中协调。表面上看，这一变化的目的是减少“并存”的可能性，并使得政府更加统一、效率更高，由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总统与总理之间紧张的关系达成妥协。“并存”即执政党占据爱丽舍宫而反对党占据马提尼翁宫，这种状况自1986年以来已变得越来越频繁。但事实上，这种更改的目的是总统权力大幅度增加，以保证使政治制度彻底的个性化，是为美国的路线方向。因为很明显，如果行政和立法机关的选举在同一年举行，那么在法国这样高度集权的社会，获胜的总统几乎总是能够在选举之后立刻自动地在国民议会为自己建立绝对顺从的多数派——自1958年以来历届总统均是如此。其结果只能是削弱已足够慵懒的立法机构并进一步强化傅勒所言“处于异常状态的国家”里过度的行政权力。为确保在宪法中弱化这一制衡作用，全民公投得以举行，结果只有2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投赞成票的选民中的4/5支持执政当局所鼓吹的向法兰西民主国家大踏步迈进的这一变化，由此使法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接轨。
然而，潜在的失误依然存在。现有的选举日程表要求选举大会在2002年3月底举行，总统大选则在4～5月举行——因而这与预期结果相悖，并且面临立法投票将决定行政投票的风险，而非相反。若斯潘对选民对他的尊重非常有信心，强行延长国民大会三个月的期限，以便为入主爱丽舍宫扫清道路。如此罕见的自私自利的宪法操控行为导致了令人吃惊的事与愿违的结果。
2002 年春天，竞选大幕拉开，希拉克和若斯潘作为主要的候选人，其演说辞令几乎难分伯仲。首轮投票结果显示，社会党、共产党、绿党以及左翼激进派组成的“左翼联盟”获得的选票在其各个党派间均匀分布，而除了总理本人，其他候选人都是象征性的，这种状况最终导致若斯潘以羞辱性的16.18%的得票率被淘汰出局。勒庞多出19.5万张选票而得以留下在第二轮与希拉克进行对决。希拉克本人最后也仅仅获得可怜的19.88%的选票，这一数字对任何在任总统而言都是低的。假如率先进行立法选举，若斯潘的联盟几乎可以肯定会赢——若是4月的选举成绩是个征兆，他本可以指望的左翼联盟的选票要比右翼选票高出10%——而随即他就可以入主爱丽舍宫。
然而，总统选举民意调查最惊人的特点则既不在于社会党的严重误判，亦不在于勒庞取代若斯潘的事实。事实上，与1995年相比，极右翼联合选票根本不存在什么净增长。[39]显著的事实则是，民众整体上对现存的执政当局极度反感。弃权票以及空白或者无效选票的数量远远多于投给任何候选人的选票——总数接近31%；另有10.4%的选民将其选票投给勒庞的竞争对手亦即属于极左翼的托派[134]候选人；4.2%的选民则由于在狩猎、射击和钓鱼而没有参与投票。总体来看，近2/3的法国选民拒绝了那些呈现于他们面前的一系列陈腐的共识。
执政当局对投票结果的反应是完全认可的。所发生的大事预示着未来的灾难。在此引用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声明：“4 月 21 日上午8时，痛心疾首的法国和呆若木鸡的世界记录下这场灾难：让-马里·勒庞已经超越莱昂内尔·若斯潘 。”[40]随处可见的景象则是，人们因这一国家之耻辱而痛苦地紧握双手。一时间，媒体为纷至沓来的社论、文章、新闻报导及呼吁请求所淹没，这一切提醒法国人，他们正身处令人恐慌的险境，如今必须团结在希拉克身边进而与这种危险作斗争，唯有如此，共和国方能得救。年轻人走上街头游行，持左翼立场的公务员立刻站到现任总统这边，即使极左翼的很多人也都决定此时是举行抵抗活动之时，况且，他们必须施加影响来支持右翼候选人。希拉克担心与勒庞的任何争论会令其表现得极为糟糕，勒庞为此肯定会重述他们之间过去的秘密谈判，从而也让他难堪，他拒绝任何电视辩论，自知结果已是定局，他轻装上阵，参加竞选活动。
在第二轮中，他不出所料地获得了82%的多数票，简直可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全盛时期[135]的执政状况相媲美。在左翼阵营，他的选票几乎达到了阿尔巴尼亚左翼党统治时期的高峰。在15天之内，媒体的反应从歇斯底里切换到欣喜若狂。法兰西的声望令人印象深刻地得以恢复。公民们的责任被无与伦比地展现之后，总统开始实施全新意义上的道德目标，国家又可以在世界面前昂首挺胸了。权威观察家评论道，此即自1914年以来法国最辉煌的时刻。那一年，全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以抗击另一死敌。[136]
其实，若需类比的话，2002年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状况接近波尔多[137]在1940 年之时，那时第三共和国[138]国民议会以压倒多数投票将权力交付于贝当之手，[139]他们深信此为爱国之必要，可避免灾难发生。无疑，接下来的悲剧作为一场闹剧再次上演，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的紧急情况可以证明希拉克的奉献精神。首轮选举，右翼的联合阵营的选票已经超过国民阵线及从其分裂出去的政党票数的75%——超过400万张选票的差别；虽然缺乏有关希拉克和若斯潘的观点及政策方面的主要的对比数据，但是显而易见，将选票投给若斯潘的许多选民在没有被宣传鼓动的前提下仍然会在第二轮中将选票投给希拉克。勒庞则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赢得总统选举。左翼疯狂呼吁团结起来支持希拉克完全是多此一举——只不过是确保其在6月的立法选举中势如破竹，随后在此次选举中，右翼的谦卑所得回报就是它取得了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国民大会中最多的席位，希拉克则获得他从未享受过的充分权力。这一天因为愚弄而永被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