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结局

2007

一种顿悟令欧洲陶醉不已。旧世界的历史重要性并没有减弱，它即将因它在备受质疑的过去的荣光中从不具备的人道而显现出重要性。《战后》描写了1945年以来的欧洲大陆，在这部800页著述的最后，历史学家托尼·朱特^[1]宣告，“在21世纪之初，欧洲将作为国际道德的典范而崛起：由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展现出的一致的价值观将成为所有人追随的榜样”。他迫不及待地向我们保证，如此荣誉是“当之无愧的”。^[1]同样的想象吸引了新工党（New Labour）。《欧洲为什么将引领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一书的标题即为有该党外交政策神童之称的马克·伦纳德^[2]的宣言。“想象一下和平、繁荣和民主的境界吧，”他呼吁读者道，“我所请求你们想象的境况就是‘新欧洲世纪’。”这令人欣喜若狂的前景将会如何出现呢？“欧洲代表了来自自由主义的活力与自由和来自社会民主的稳定与福利的综合体。当世界变得更加富有并完全超越了满足食物和健康等基本的需求之时，欧洲的生活样式将席卷全球。”^[2]果真如此吗？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看法更加极端。“当印度、巴西、南非乃至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并且表达其自身的政治意愿时，欧洲模式将代表一种充满极具吸引力的增进其繁荣并维护其安全的方式。它们将和欧盟一道打造一个‘新欧洲世纪’。”^[3]

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3]——出生于美国，但以任何标准来看他皆为道义上的欧洲人：事实上他是罗马诺·普罗迪^[4]任欧洲委员会主席时的私人顾问——不甘落后，对《欧洲梦》（The European Dream）给出自己的解读。他告知我们，在寻求“和谐而非霸权”的同时，欧盟“在迈向人类意识第三阶段的征途上，具备一切可占据道德高地的正确的印记。欧洲人制定了一幅具有前瞻性的到达新乐土的路线图，这张图致力于重新肯定生命的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4]。里夫金充满激情地审视了这条线路——其典型的中转阶段：“没有中央层面的管控”，“迎合市民社会”，“第二次启蒙运动”——之后，他告诫我们警惕犬儒主义，并总结道：“这些均属于充满躁动的时代。世界的大部分是黑暗的，多数人无明确方向。在这一麻烦不断的世界，欧洲梦就是一座灯塔，它召唤我们走向新的时代，该时代拥有包容性、多样性、生活品质、深层游戏、可持续发展、普遍人权、自然权利以及全球和平。”^[5]

这种喜不自胜的构想似乎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风格，但是，欧洲大陆亦不缺少类似的更为乏味的设想。譬如德国主要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5]，他认为欧洲业已发现解决这个时代两大问题的“典范方案”，这两大问题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管理”以及作为全世界“榜样”的福利制度。如此，为什么不能成功解决第三个问题呢？“如果欧洲解决了如此重要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发起进一步的挑战：在国际法的基础上，保卫和发展国际秩序？”^[6]——或如他的同胞、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6]所说的：“欧洲化意味着一种全新政治的创建。它还意味着，作为参赛者参与一种权力较量（meta-power）的游戏，这是一种构成全新的世界秩序规则的较量。未来的口号将会是：超越美国——欧洲回归。”^[7]在法国，民主理论家和国家思想界核心期刊《辩论》（Le Dêbat）的编辑马塞尔·戈谢^[7]如此解释道：“我们可以认为，欧洲人倡导的准则注定终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这一点存在于其缘起及演变历程之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