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是三家中最强的一方。赵国为了自强，开始注重国内的发展，其贵族势力如果能够联合起来，足以傲视当时的任何一个诸侯国，当时的魏国便认识到了赵国的巨大威胁，遂有了乐羊灭中山、西门豹治理邺城的举措。
赵国的实力强大主要还体现在军事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赵国可谓全民皆兵，民风剽悍。就在赵烈侯即位的第四年，齐国爆发了内乱，齐大夫公孙会以廪丘（今山东鄄城东北）反叛齐国，为了寻找庇护，遂投入了赵国。齐国自然不会甘心，遂派遣大军攻打公孙会。赵烈侯当机立断，决定出兵，并且还联合了魏国和韩国两个国家一起为公孙会呐喊助威。
双方大军在龙泽一线交战，齐国大军毫无疑问地被韩、赵、魏联军打败，三万人马被杀，两千辆车乘被缴获。第二年，韩、赵、魏联军给予了周天子一点好处，所以三晋得以以他的名义继续攻伐齐国，联军一度到达齐国长城之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威烈王姬午宣布，韩、赵、魏三家成为诸侯。三晋之地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战国诸侯国中的成员。
但是这一切都是韩、赵、魏一起行动的成果，赵国还没有单独行动过。赵国深受旧贵族势力的影响，新兴的贵族要求发展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赵国的公仲连。此人身为赵国的公卿大臣，久怀兴邦定国之志，只是眼下的赵国，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看看赵烈侯整日沉迷于音乐，逐渐荒废了朝政，甚至他还一度想要为两位善于唱“郑歌”（一种轻柔的民歌）的艺人加官晋爵。只是此事的影响太过重大，赵烈侯也不敢擅自做主，遂找了时任相国的公仲连前来商议。见了公仲连，赵烈侯问道：“寡人有中意的人，他们极其讨寡人的欢心，是否可以让他们获取一个尊贵的身份？”
公仲连早就听说了赵烈侯宠信这两个人，所以他不愿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至少，不能让其影响扩大。是故公仲连认为，国君可以让那些人富贵起来，却不可以让他们尊贵起来，否则必定会祸乱朝纲、贻害无穷。见公仲连极力反对，赵烈侯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他们各自赏赐一万亩良田。
赵烈侯主意已定，公仲连虽然心生反对，却不能直接和之发生冲突，只能暂时答应了下来。
此后，赵烈侯便去了代地视察，一个月之后，赵烈侯回来了，结果又想起了这件事情。遂找来了那两个善于唱歌的人，让他们唱了一曲之后，便问他们有没有得到自己所赏赐的良田。
公仲连连忙回答道：“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去办这件事情呢，眼下臣正在努力地物色合适人选。”（《史记》）原来，公仲连是想用拖字诀让赵烈侯逐渐放弃这件事情。岂料赵烈侯竟然对那二人十分宠爱，一次次催促公仲连去兑现。无奈之下，公仲连只能称病不朝。
但是这样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公仲连也只能拖一日是一日，只希望有一天赵烈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给两位歌者良田万亩的封赏，不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恰在此时，有一个名叫番吾君的人来到了中牟，这个人正好从代地而来，并且还听说了赵国国君和公仲连的事情。他对于这一切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在他见到公仲连之后，忙向他进言道：“外面看起来，国君似乎不务正业，但是仔细一想，国君其实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所以才会给两个歌者封赏，只是他的方法多少有些欠妥。四年过去了，在这一期间，您贵为赵国的相国，可曾向国君举贤能？”
公仲连摇了摇头，自然是没有。于是，番吾君顺势向公仲连推荐了三个人，并声称每个人都有过人的才华。这三个人便是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这三个人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遂将之推荐给了赵国国君。原来，牛畜、荀欣、徐越三人，都是新兴士族的一员，人人皆学有所长。徐越善于整顿财政和官吏的考核，所以建议赵烈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旬欣善于官场制度的制定和考核，遂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牛畜精于儒家学说，所以他便向赵烈侯劝说“以仁义，约以王道”。
果然不出番吾君所料，赵烈侯很高兴地听取了三人的建议，且对三人的才能赞叹不已，遂决定对他们委以重任。同时还吩咐公仲连，无须再给予那两个唱歌者田亩，而给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加官晋爵，其中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牛畜为“师”。“中尉”一职主要负责指挥作战，“师”一职则负责教化，“内史”一职主要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官吏，相国公仲连也得到了“衣二袭”的赏赐。在这三人的努力下，赵国开始了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自此，赵国的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赵烈侯是明智的，他在关键时刻听取了别人的意见，让赵国得以完成战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赵烈侯也是孤寂的，整个赵国上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认为他听取那些靡靡之音而荒废了朝政。可是谁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赵烈侯只能在音乐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同时，赵国当时的都城在今天河南的鹤壁，有郑国和卫国交界处的音乐繁盛，这种便利影响了赵烈侯的审美观念。只是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不能达到，赵烈侯不禁感叹，自己的知音到底在哪里？
其实，赵烈侯的知音并非不存在，他就是魏国的魏文侯。这个人和赵烈侯一样，也特别喜欢音乐。魏文侯曾经还向子夏发问，说他自己如果穿上黑色的衣服，听古代的那些所谓高雅的音乐，就会昏昏欲睡，但是一旦听郑国和卫国所谓的靡靡之音，自己就会不知道疲倦，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见魏文侯虚心向自己求教，子夏说道，古代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为高雅的音乐，就是因为它要表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国家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靡靡之音，是因为他们好听但却放纵糜烂，使人欢愉而让人意志消沉，急促多变而让人心烦气躁，骄傲孤僻而让人心智骄逸。在这种音乐的腐蚀下，人的德行便会丧失，天下便会由治变乱。
魏文侯听了子夏的解释，认为子夏说得很有道理，以后自己治理国家之时，一定会多加注意。但是在魏文侯的眼中，音乐的魅力绝对不逊于美色，不久之后，魏文侯又自顾自地开始了音乐的创作工作。
一次，魏文侯在听音乐演奏时，竟然能够现场指点出错误。正当他得意扬扬地看着田子方时，田子方竟然发怒了，当着魏文侯的面吼叫，说国君的职责不在于管理音乐，而在于管好那些乐师。魏文侯知道田子方一心为了自己，为了国家，只能向田子方拜了拜，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就在这两个爱好音乐的君主的手上，充满活力的赵国和魏国就此诞生，赵烈侯更是幸运地成了赵国的开国君主。三晋之地原本就有晋国雄厚的基础，在封建制度的引导下，三晋率先从落后中走了出来，极其强盛，赵国的领土已从晋中扩大到今晋东以及河北地界。魏国则成了三晋之地当之无愧的领军人。
田子方，魏国人，是魏文侯的友人，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他以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魏文侯闻其名后，对其甚是敬仰，于是聘他为师，执礼甚恭。
史书对田子方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刚毅果决，傲王侯而轻富贵。”世人都知道，骄傲是要有资本的。田子方的资本就是他的才干，然而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不在乎。不在乎是否富贵，甚至不在乎自己这条命。魏文侯的太子名为魏击，魏击性子浮夸，爱讲排场，不将别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魏击高坐车上，鞍前马后的随从吹打的吹打，举牌的举牌，招摇过市，唬得路人侧立两旁，噤声不语。这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昂然挺胸走来，仿佛这队威风八面的车马并不存在一样。这人就是田子方，他如此惹眼，自然叫卧在车上的魏击给认了出来。魏击想起父亲魏斯（魏文侯）的教导，说：“田子方是个圣人，我把他当做老师，你见了他，必须下马行礼，把他当做师公那样看待。”于是魏击翻身下车，准备向田子方行礼。
他身边的随从只见太子魏击恭顺地跪伏在路旁，等着田子方走过来。但田子方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地，眼睛盯着天边就走了过去。
看着田子方缓缓走过，魏击呆住了，他怎么也想到是这么个结果，于是从地上蹿了起来，几个跨步将田子方拦住。魏击喝问道：“是富贵之人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之人该对人傲慢呢？”田子方整整了衣冠，淡淡道：“当然是贫贱之人对人傲慢了。富贵之人有什么资格呢？诸侯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封地；大夫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家。国和家，都是他们的拖累。贫贱之人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好怕？其言行不被人理解，其人不招人待见，那么挥挥衣袖，直奔楚、越也就罢了，如同脱掉鞋子。这一点富贵之人比得了吗？”
魏击没有办法，气呼呼转身走了。天下间所有的流浪汉若听了田子方这句话，恐怕都要叹一句“与我心有戚戚焉”吧！是啊，像这种洒脱旷达若云中之龙的人物确不多见。
还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促膝长谈。田子方数次提起溪工，对他称赞不已。魏文侯奇道：“溪工是何人？难道是您的老师吗？”田子方对道：“不，他是我的邻居。不过他谈吐不俗，且总是一针见血，恰当准确，所以我很佩服他。”魏文侯又问：“那您的老师是哪位？他比之溪工如何？”田子方正色道：“我的老师是东郭顺子，他相貌普通，但内心却合于自然。他和光同尘、顺应天地，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真情真性。他虚怀若谷，能容万物。若有人做事说话不符天道，那么他就直言将其谬误指出，每一次都能扶正黜恶。说他是至人、圣人亦不为过，我这个做弟子的，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他。”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魏文侯怅然若有所失，完全没有注意到田子方已经起身告辞。一天之后，回过神来的魏文侯才对身边人感慨：“田子方的老师当真是深不可测，叫人仰望啊。我从前总以为自己修行已够，今天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田子方先生说完他老师的品行，我就像给人钳住嘴巴那样完全讲不出话。看来我以前所学不过是无知妄说，便如破庙中的粗糙的泥塑，简直不值一哂。唉，魏国也不过是我的拖累罢了。若有一天能够追随东郭顺子，日夜聆训，那才真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当然，魏文侯不过是这样想想罢了，否则怎能成就魏国的霸业？不过从这就可以看出文侯本人的不同凡响。如果是一个昏聩的君主，那么他的志趣肯定不过是在声色犬马之上，怎么可能会与田子方这样的高人对坐探讨人生的玄理和奥妙呢？又怎么会对东郭顺子这样无权无势又无名的高人心向往之呢？
大概是因为得罪了未来的国君魏击，田子方最终并没有在魏国留下来，他去了齐国，做了齐国丞相。结果如何呢？“齐国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