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要案秘闻

作为美国司法部下属的最重要的特工调查部门，犯罪案件的侦破是联邦调查局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为了稳妥起见，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往往是那些便于追捕、知名度又大的亡命之徒，而不是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破案率，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一号公敌”迪林杰——羞辱FBI的代价

迪林杰案件无疑是联邦调查局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案件之一。作为一个在上世纪30年代抢遍美国中西部各州银行的匪帮的主要成员，迪林杰的被捕为联邦调查局塑造自身英雄形象提供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机会，这个故事也成为联邦调查局所有惊险故事中最大的故事。

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禁酒法”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犯罪问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难题。联邦调查局正是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一炮打响，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自身的威望，书写了联邦调查局神话。当时，轰动一时的罪犯有芝加哥黑社会党魁阿尔·卡彭、纽约的达契·舒尔茨、超级匪徒“贝克妈妈”、“机关枪”凯利、“娃娃脸”纳尔逊、“美男子”弗洛伊德等等。成功抓获被列为“一号公敌”的约翰·迪林杰为联邦调查局塑造自身英雄形象提供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机会，这是联邦调查局所有惊险故事中最知名的一桩。

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罪犯的斗争中享有其他警察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第一，联邦调查局作为全国惟一对外公布有关犯罪活动统计数据的机关，可以人为地夸大其在破获绑架案和劫匪案中的战果；第二，联邦调查局可以自由选择打击目标和“全民公敌”。为了稳妥起见，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往往是便于追捕、知名度又大的亡命之徒，而不是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破案率，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随着声名远播的犯罪分子以每周1个以上的速度被捉拿归案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联邦调查局很快就确定了在维系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威地位。迪林杰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迪林杰1903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一个杂货商家庭。他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退学了，参加过海军却经常开小差，21岁时的初次作案其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和同谋犯——当地棒球队的裁判去抢劫印第安纳州穆尔斯维尔市的一家杂货铺，但是在作案时却惊慌失措，打了杂货商一通，结果一分钱没拿就跑了。

迪林杰几乎立即就被捕了，他接受了检察官宽大处理的许诺，承认了犯罪。最终，他被判刑10～20年，实际上，只服了9年的刑。迪林杰在狱中结交了两个职业银行抢劫犯哈里·皮尔庞特和霍默·范米特。当这两个抢劫犯被转移去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市的州监狱时，迪林杰成功地争取到了和他们一起转移的机会，并在那里遇见了他们匪帮另外两个未来的成员——约翰·汉密尔顿和查尔斯·马克利。这5个人决定出狱后结伙，并由经验最丰富而且最机灵的皮尔庞特当首领。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出狱。

迪林杰的表现突然好了起来，这给假释委员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们在1933年5月22日提前释放了他。随后，他抢了两家银行，用抢来的钱买了手枪，并且把枪从监狱的墙上扔给了他的同伙。然而，皮尔庞特还没有拿到这些武器，其他犯人就把它们交给监狱长了。另一批手枪藏在预定送给监狱衬衣厂的一个线桶中。这一回，计划成功了！

1933年9月26日，皮尔庞特匪帮逃走了！

但不久，迪林杰却被送回了监狱。在他去看一个女朋友时，警察抓住了他。10月12日，皮尔庞特匪帮冲进了俄亥俄州莱马市监狱，打死了行政司法长官，救出了迪林杰。从那以后，他们开始大肆抢劫银行。约翰·迪林杰的故事真正开始了。

虽然在这个匪帮里，哈里·皮尔庞特是无可争议的首领，但迪林杰却更加引起公众的注意：他头戴一顶时髦的白色平顶草帽，和出纳员与顾客谈笑风生，即使附近有一道敞开的门，他也还是像运动员一样一跃跳过出纳员身边的隔栏，这已成为他个人的象征。迪林杰匪帮叱咤风云，整个中西部都成了他们的狩猎场。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的银行全部被他们抢了个遍！他们抢劫银行，袭击警察的武器库，活动范围从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直至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在印第安纳州作案时，迪林杰又一次被警方逮捕入狱。新闻界和地方政界人物把押解迪林杰到印第安纳州克朗波因特市监狱变成了一次狂欢活动！

但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用一把木制假枪挟持了看守，成功逃走！

此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参与了追捕，有两次差点逮到迪林杰，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溜掉了。

第一次，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查到，迪林杰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的一座公寓养伤。

特工们走上前，敲门。迪林杰的女朋友开了门，并且在门厅里尽力敷衍联邦调查局特工。迪林杰乘机抓起一把枪，从惊恐的特工人员中杀出一条血路。

第二次，联邦调查局对迪林杰的家庭农场进行了监视。迪林杰再次用计骗过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当特工们在外边监视的时候，他早就从警戒人员身边溜走和家人团聚去了。

后来，联邦调查局终于得到了一个它一直期盼的线索。

1934年4月底，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迪林杰等一帮匪徒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小波西米亚的一个旅游胜地。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事处主任帕维斯紧急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带领大批特工去了小波西米亚。局长埃德加·胡佛做好了向新闻界发布好消息的准备。

迪林杰在一家小旅馆开怀畅饮，特工人员穿过旅馆附近的矮树丛向迪林杰逼近。

慌乱的特工瞎碰乱撞，发出了响声。旅馆的看门狗叫起来，电灯一下子全都亮了。

迪林杰一伙亮出武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短兵相接，一阵枪战。

来不及离开旅馆的旅客们遭了殃：一名客人被打死，另两名受了重伤。迪林杰匪帮的一个罪恶的新成员——“娃娃脸”纳尔逊从小屋里用机枪向树林里猛烈地扫射。屋外一片混乱！四面八方都是枪声，狗在狂吠，受伤者在痛苦地叫喊，特工们被灌木丛和铁丝网挂住了……

此时，迪林杰及其匪帮已经从小屋后面溜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名特工被打死，一名负伤。

记者们没能从局长胡佛那儿听到好消息。联邦调查局大大蒙羞！

为了树立联邦调查局战无不胜的公众形象，必须尽早把迪林杰捉拿归案。于是，约翰·迪林杰被列为“一号公敌”，联邦调查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印第安纳州警察局的迪林杰缉捕队已经声言，一见到迪林杰就开枪。联邦调查局只有打死迪林杰才能挽救自己的声望。助理司法部长约瑟夫·基南“愤怒地捶打桌子”，并发誓说：“我不知道我们将在哪里或何时抓到迪林杰，但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派赛穆尔·考利巡官带着一支特别缉捕队去加强帕维斯领导的芝加哥办事处。胡佛命令考利：“盯住迪林杰。哪儿有线索就到哪儿去。逮捕与他哪怕只有很浅关系的每一个人。如果能够的话，就活捉他。”

迪林杰也许是由于过多地使联邦调查局蒙羞而签署了自己的死刑令。

1934年7月21日，一个名叫安娜·赛奇的女人打通了帕维斯的电话。

她是印第安纳州一家妓院的鸨母，当时政府正准备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把她驱逐回其祖国罗马尼亚。如果政府答应停止进行这一法律程序，作为回报，她愿意交出妓院的一个常客——她的朋友约翰·迪林杰。

帕维斯和赛穆尔·考利欣喜万分，急忙答应一定会尽力帮她的忙，并很快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

22日晚上，他们接到了安娜·赛奇的电话，迪林杰将要和赛奇一起去芝加哥市奥格拉夫剧院看电影。他们约定在附近设下埋伏，届时，赛奇将穿一套红色衣服作为标记。帕维斯反复叮嘱手下人：“先生们，你们知道约翰·迪林杰的特征。如果我们发现他而让他逃脱了，对于我们联邦调查局来说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电影散场了，观众涌出电影院大门，帕维斯仔细地搜寻着每一张脸。

10点半左右，迪林杰浑然不觉地走出了剧院大门，身边跟着穿红衣服的赛奇和另外一个叫波利的女人。特工查理·温斯泰德紧随其后。

波利注意到事态不妙，并迅速提醒了迪林杰。迪林杰一把推开身边的两个女人，转身从怀里掏枪。

为时已晚！

温斯泰德朝他连开三枪！

头两枪打在了迪林杰的心脏下面，他踉踉跄跄地往前又走了两步，这时，第三枪打中了他的头部。

迪林杰死了！

在华盛顿，闻听此讯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喜，当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帕维斯和温斯泰德的“惊人的勇敢精神”大加称赞。司法部长卡明斯也发来电报，对这次大捷表示祝贺。

几天后，迪林杰被特工击毙时所戴的牛仔帽、墨镜、衬衣口袋里的一支雪茄、手里拿着的枪，被悉数在展览会上展示，之后，又全部存入了联邦调查局的“荣誉室”。

联邦调查局利用此案大做文章。约翰·迪林杰对于胡佛所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神话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这个匪徒死了数十年后，这个案件依然还能吸引众人的想象力。

由于清除了迪林杰，联邦调查局不仅赢得了荣誉，而且使美国公众永远对它感恩戴德！

英国王室最讳莫如深的秘密——爱德华八世退位真相

因为与辛普森夫人的婚事为英国国教教规所不容，英王爱德华八世选择了逊位，成就了一段世人眼中的王室爱情童话。然而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情故事却另有隐情。有证据显示，温莎公爵与纳粹德国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当然，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认同。

1930年，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结识了37岁的沃丽斯·沃菲尔德，他被沃丽斯的幽默乐观、优雅高贵深深打动，爱上了这位已经结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

1936年，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但是他与沃丽斯的婚事为英国国教教规所不容。在放弃沃丽斯和逊让王位的选择中，爱德华选择了他心爱的女人。1937年12月11日，他放弃了仅仅继承了325天的王位，成为温莎公爵。几个月后，爱德华与沃丽斯在法国结婚。

二战爆发前，联邦调查局从德国王室成员维尔兹堡爵士处得到情报：英国王室和政府遗弃温莎公爵夫妇，是因为怀疑他们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

维尔兹堡是英国玛丽王后的亲戚，十分了解英国王室的内情。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许多爱德华与沃丽斯的消息，包括温莎公爵在移居法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萎靡不振、酗酒度日的狼狈窘境。他甚至提到，公爵夫人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上向在座的客人说起，爱德华患有严重的阳痿，只有她一人能满足他的性欲。

二战打响的第一年，联邦调查局在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一份备忘录上提到了他们对温莎公爵的担忧。备忘录确认了英国政府已经知晓公爵夫人与纳粹德国的密切往来。

1941年4月，公爵夫妇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假，立即引起罗斯福总统的高度警惕，他怀疑所谓的度假只是沃丽斯为德国搜集秘密情报的幌子。于是，在他们到达之前，罗斯福总统就给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达密令，要求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公爵夫妇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和做的每一件事，但决不能让他们有所察觉。

为了获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防止情报外泄以及窥探英国王室动向，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关注着温莎公爵夫妇并设置了秘密档案。

联邦调查局这份秘密档案长达227页，揭露了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相。

温莎公爵夫人沃丽斯·沃菲尔德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并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后被希特勒提拔为外交部长的乔治·莱布特罗勃有着密切往来，一直向其提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即使是沃丽斯和爱德华热恋甚至新婚期间，他们仍然偷偷幽会。莱布特罗勃任驻英国大使期间，每天都要给沃丽斯送17朵粉红色的康乃馨，17朵鲜花正代表着他们秘密幽会的次数。

导致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正原因不是沃丽斯曾两次离异，而是因为她是纳粹德国狂热的支持者。当时正值二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向世界宣战，英国参与了同法国、美国联合战斗的同盟。如果在这个时候英王娶了一位支持纳粹德国的女人为妻，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根本无法面对其他同盟国甚至本国国民。于是，他们共同向爱德华八世施加压力，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要挟。然而，为爱无法自拔的爱德华八世却选择了放弃王位，远走他乡。

温莎公爵夫妇流亡法国后，沃丽斯与莱布特罗勃仍然联系不断，她凭借着公爵夫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与上层社会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反法西斯盟国的军事情报和活动信息，并将这些情报通过莱布特罗勃统统传递给了纳粹德国。

1941年5月，联邦调查局在写给胡佛局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格林和温莎公爵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协定：德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格林将会倒戈推翻希特勒，然后使温莎公爵回到英国继续做他的国王。通过这一证据，调查人员分析，公爵夫人之所以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传递情报，也是出于对英国政府拒绝爱德华娶她为妻，并逼爱德华放弃王位的仇恨。沃丽斯期望德国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便帮助温莎公爵重新获得王位，达到复仇的目的。

当时的英国政府觉察到这一情况，惟恐外泄的情报危及到国家和盟军的利益。在首相丘吉尔的安排下，温莎公爵夫妇被派到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巴哈马岛国担任总督，远远地离开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从而切断了公爵夫人与莱布特罗勃的联系，避免她继续干出有损于英国和其他盟国利益的事情来。

虽然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有证据显示，温莎公爵曾经和纳粹德国有着微妙的关系，但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认同。

然而，近期英国作家马丁·艾伦在他的新书《隐藏的日程》中却披露：温莎公爵实为英德两国的双面间谍。

书中介绍说，在温莎公爵1939年10月去巴黎郊外万塞纳的亲善之旅中，他除了为英国打探法国防御的情报外，还为德国人充当间谍。他把在法国前线收集到的情报交给了希特勒，德国从而修改了西进计划，一举攻陷法国。

英国王室及政府对温莎公爵的间谍罪行虽心知肚明，但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将公爵叛国的罪证全部销毁了。然而，一封温莎公爵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却被遗漏下来。

该信件写于二战爆发两个月后，一开始便称“亲爱的希特勒”，结尾则是温莎公爵的简称“EP”。

虽然信中词语的意图并不明显，但仍可以看出温莎公爵所提到的旅行即是他代表英军指挥官到法国前线巡视的那次访问。温莎公爵还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收集的军事情报非常的重要，并已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另一位德国间谍B先生。另外，信中还暗示了温莎公爵愿意在英国签署和平协议后重登王位。

信中提到的B先生，就是在1937年向被驱逐到法国的温莎公爵提供完婚资金和场地的比多克斯。后来比多克斯于1942年在北非被捕，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是纳粹德国的间谍，同时也是希特勒的盟友。

对于这封信的真伪，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信中笔迹与温莎公爵吻合，相信确有其事；也有人称，像温莎公爵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会使用如此劣质的信纸，信是近期伪造出来的。但是，真实的历史却不得而知，对这封信和温莎公爵的身份，人们还在无休止地猜测。

虽然英国的各种媒体对王室的生活秘闻抱有极大的兴趣，绞尽脑汁地去挖掘每一个绯闻和小道消息，但英国政府却对温莎公爵的事情讳莫如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爱德华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退位的国王，而他放弃国家的理由竟是为了一个女人，英国王室认为这是对神圣王权的亵渎；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尊重。当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后，正是王太后的丈夫乔治六世继位，乔治六世天性淡泊却又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国务，终因积劳成疾于1952年病逝。此后，王太后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英国王室的这段变故。

2002年，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后，密封在英国档案室中的爱德华八世退位的卷宗还未被开启，联邦调查局却先英国人一步披露了这段历史。起初，联邦调查局也不想公布这份秘密档案，他们考虑到英国王太后刚刚过世不久，这时候公布与之相关的档案文件不太适宜，但联邦调查局最终还是迫于文件解密法案的压力向社会公布了这段历史真相。

珍珠港——世界因此而改变

珍珠港事件无疑是二战的一个转折点。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国别无选择地加入到战争中来。有人将这一事件归咎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失误与无能，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政府为了参战而设下的苦肉计，其实美国早已截取了日本的电讯。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谁该为这一事件负责？也许，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把美国拉进来”

1941年12月7日清晨7点55分，400多架日本战斗机拥至珍珠港，瞬时间，飞机上投下的弹雨将美军两艘战舰和两艘驱逐舰击沉，13艘军舰立时变成了残骸，在轰炸声中，2400名军人失去了性命。

全国上下陷入从来有过的恐慌之中，罗斯福总统命令，不惜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调查出袭击的真相。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的一年半之前，国内的方方面面已经对这次事件有所察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整个欧洲。“美国握有或战或和的钥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如是说，“如果他们明确表明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就足以切除战争这个幽灵。”罗斯福总统无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美国将站在哪一方，总统很想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卷入战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民意，况且总统大选也日益临近了。在此紧要关头，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挑选威廉·史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这之前，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

1940年4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309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军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叮嘱史蒂芬森把此事告诉罗斯福总统，并且把每天的情报摘要通过联邦调查局传递给总统。

史蒂芬森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胡佛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他是无能为力的。史蒂芬森回到英国作了汇报后又匆匆返回华盛顿，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英国首相。

4月的一天，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他儿子伦道夫问他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丘吉尔转过身来，说：“把美国拉进来。”

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

不久以后，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史蒂芬森，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联邦调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双向的。

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它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而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史蒂芬森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联邦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然而，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胡佛及其军界同行却在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部门间的争吵让总统感到厌烦，但罗斯福又无力制止这种吵闹，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特务机构，并任命威廉·多诺万担任该情报系统的总头目。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烦恼。

多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失望了，他们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多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1941年6月，多诺万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他与史蒂芬森很快就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使胡佛大为恼火，他认为这项任命是罗斯福干的一件蠢事。胡佛深知多诺万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史蒂芬森的班子，便开始对外国人怀恨在心。1941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不久，这种不满情绪发展为真正的敌意，并成为导致国耻的因素之一。

1941年8月14日，即珍珠港事件4个月前，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胡佛送去一份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一个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的双重间谍。30年后，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令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事先警告过联邦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胡佛，不料反而遭到冷遇。

波波夫曾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关系很好。两人于1940年开始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事实上两人都是反对纳粹分子的。军情处头子卡纳里斯派遣波波夫到英国去刺探情报，而波波夫一到英国便立刻同英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此后，他就成为英德两国的双重间谍，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当然，他提供给德国的是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1941年5月，波波夫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派他去纽约建立间谍网。为了保持德国人对他的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联邦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德国人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了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来自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6个月内，大概是1941年年底，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问：进攻哪里？耶布森回答说：日本将袭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下达美国之行的命令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97个问题中，有35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位置。

冯·奥恩罗德说：“你要尽快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波波夫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极为重视，罗伯逊上校吩咐波波夫尽快把有关日本的情况传给美国。

波波夫于1942年8月12日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波波夫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波波夫后来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胡佛。波波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带着厌烦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不久，波波夫发现，联邦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41年10月20日，即珍珠港事变前7周，联邦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而白宫得知的情报比海军和陆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前3个月，胡佛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24小时内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但他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胡佛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胡佛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激烈地辩论。国内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个过错是毋庸置疑的。军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却很少有人对联邦调查局提出怀疑。

掷骰子游戏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1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西弗斯给局长埃德加·胡佛发来报告，报告上讲：11月12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第86页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宣传一种掷骰子的游戏，似是利用广告来暗喻偷袭日期。

这幅画的上半部画的是在炮弹爆炸和探照灯照亮下的荒野，下半部是一群人在防空洞里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下面写着宣传语：“注意！警惕！警报！”指出人们除了罐头、蜡烛、水瓶、毛衣、被子和书本、维他命药片之外，掷骰子的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骰子仅花2.5美元就可以在所有的大体育用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买到。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其他的小广告配合宣传。

在这些广告上面分别有两个骰子，如果将两个骰子X看做是死亡的象征，第一个骰子看做月份，第二个骰子看做日期的话，那么图中就暗示了12月5日或12月7日这两个日子。

莫非日本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对美国袭击的时间？人们不寒而栗。联邦调查局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该广告所属的王朝印刷公司的经理克雷格先生。克雷格在调查中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但是探员们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在被多次传唤调查后，克雷格写了一封申辩信寄给一位新闻记者，信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并证明早在一年之前他们就曾为同样的骰子游戏做过广告，画面中骰子的摆法也是一模一样的。许多媒体杂志也纷纷刊登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是对无辜的美国人民的迫害和诽谤。

1946年克雷格去世后，联邦调查局到他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去了解情况，但却无法打听到有关他过去的任何消息，那里根本就没有克雷格的出生证明。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二战。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任何人趁机搞破坏，联邦调查局极力想找出那些藏在各处的潜在危险人物，连好莱坞也不例外。

喜剧大师与FBI的“共产主义”纠葛——驱逐卓别林

卓别林毫无疑问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自导自演了多部令世人赞叹的伟大电影作品，塑造的各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自他成名那天起，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在他不得不侨居瑞士之后，他的名字仍然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

当卓别林在荧幕上手舞文明棍，刻意张开他那富有个性的八字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演员家庭，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舞演员。他的童年动荡不安，10岁时便进了一个滑稽剧场充当演员，开始独立谋生。1914年，卓别林演出了第一部喜剧片《谋生》，并在1923年创建了自己的影片公司，成为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身兼导演、演员数职，拍出了如《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许多令世界赞叹的伟大作品。在银幕上，他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稽的表演以及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蹬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经济低迷，物价暴涨，失业率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却一再下降，造成工潮四起。恰逢此时，在好莱坞找出路的卓别林，通过塑造各种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了国际明星。但他演出的针砭时弊的电影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卓别林很快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1922年，联邦调查局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局长报告，说那里都是“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讨论的主题是“为工人运动和革命作教育宣传的电影是何等重要”。

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是伯恩斯，接到报告后，他立即让手下收集整理有关电影界思潮的档案，罗列电影圈内的激进活动，特别是“如何通过电影作共产主义宣传”，企图说明由于“电影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会对民众造成思想影响，必须予以密切监视。

联邦调查局特工大受鼓舞，他们不知从何处搞到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正是卓别林以无名氏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美元的事情。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始终没有结果。

胡佛升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虽然国内严重的犯罪情况令他疲于应付，但对卓别林的调查他却一直没有忘记。

1941年6月23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街头便传来报贩子的吆喝声。

“看报！看报！《泰晤士报》有最新消息，著名影星卓别林的男仆布莱克原来是日本间谍！布莱克是日本间谍！”

布莱克是日本间谍的新闻立即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小贩的报纸瞬间被抢购一空。在奔驰的地铁里、急驰的公交车和甲壳虫似的“的士”里，几乎人人手里都捏着一张当天的《泰晤士报》。

这个布莱克在20多年前曾是卓别林的男仆，并在电影中扮演过一些小角色。之后，他积累了一笔巨款，经营了一个小商店过日子。

联邦调查局得到消息：布莱克和日本人来往过密，并和日本的“立花致”组织有联系，该组织正筹划拟一张沿海地图，在上面标出美国主要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发电站和饮水工程等，以便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对这些目标进行破坏的计划。

联邦调查局对日本人的阴谋惊愕万分，立即逮捕了布莱克。

但是，令联邦调查局始料不及的是，布莱克并不是特务，而是海军情报署安排的卧底线人，他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海军情报署的计划被联邦调查局给搅乱了，在情报处长面前胡佛敢怒不敢言，他又把账记在了卓别林头上。

1942年12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卓别林出于反法西斯和爱国热情，参加了很多公众活动。胡佛局长亲手布置对卓别林详细调查，建立档案。这些档案多达1900多页，包括某家开明杂志对他的一句赞扬，某个进步组织说要请他去演讲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

1943年，卓别林与女演员斯柏莉签约并与之产生了爱情。但当斯柏莉在好莱坞成为小明星后，却变得放浪形骸，酗酒借债。于是，卓别林和她解约，将她送回纽约。但不久斯柏莉又回来了，对卓别林纠缠不休，索要一大笔生活费，卓别林只好报警，把她送出城去。1943年5月，她忽然大着肚子回来，指认卓别林是肚中孩子的父亲，将其告上法庭。

胡佛终于找到了靶子。联邦调查局资助斯柏莉周游全国作证和散布诋毁卓别林的言论，同时，特工们也忙于收集和调查卓别林的收支情况、生活作风情况。尽管后来通过亲子鉴定澄清了斯柏莉的谤言，联邦调查局还是没有放弃对卓别林的迫害。他们甚至找来了25年前的一份苏联报纸，上面赫然写着“卓别林是共产党员和全人类的友人”字样。尽管联邦调查局用上了窃听器和告密者，仍然没有发现卓别林在政治方面的把柄，但鉴于他“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再建议之下，司法部还是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驱逐出境的决定。

卓别林不得不侨居瑞士，但他的名字仍然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20年后，当他应邀到洛杉矶接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时，联邦调查局反对为他发出签证。当然，这一次，他们的伎俩没有得逞。

卓别林离开美国之后，联邦调查局又开始着手调查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寻找将爱因斯坦驱逐出美国的罪证。联邦调查局维护国家安全的眼睛，鼓得快要凸出来了。

监视爱因斯坦——“自由国度”中的肮脏勾当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写了空间和引力定律，他推算出的揭秘核力量的著名的质能方程式E=MC²更是举世震惊。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不仅被排斥在原子弹的研究之外，而且更长期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直到他去世后，联邦调查局对他长达30年的调查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了之。

联邦调查局监视爱因斯坦是从战后开始的。对于他赞同共产主义理想、支持民权运动、反战团体和一些社会主义的主张，特工们感到惊恐不安，他们担心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

联邦调查局为了找到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理由，建立了关于爱因斯坦的详细的个人文件。文件长达1424页，上面记录着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作调查的各项内容。《爱因斯坦文件》显示：此人与共产党有关联，1937～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所联系往来；他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正率领着一个反动组织，打算接管好莱坞。

1894年，15岁的爱因斯坦出于对军事化模式的反感而离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关系重回柏林。爱因斯坦对战争深恶痛绝，在一份号召欧洲人民团结起来的反战宣言中，他是签名的4个著名知识界人士之一，并出席了和平组织大会，这一举动当即惊动了世界。

1919年，爱因斯坦提出著名的“相对论”，改写了空间和引力定律。随后几年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倡导和平以及裁军的组织名单中。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反战与维和的活动，参加的争取和平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爱因斯坦还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是人权运动最早的倡导人之一。在德国，纳粹党在1922年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这些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32年，一个叫“妇女爱国者”的组织写了一封16页的信给国务院反映这一情况，信里写到：“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多无政府组织，应当禁止爱因斯坦进入美国。

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在1933年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

自从爱因斯坦来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就一刻没有停止对他的监视，他们甚至和移民局合作调查，密谋商议是否需要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当时，联邦调查局把监视目标对准他和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女士两人。海伦·杜卡斯自从1928年以来，一直为爱因斯坦工作，并且和爱因斯坦以及他的继女和姐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在爱因斯坦的妻子埃尔莎去世后，正是因为杜卡斯的努力才保证了爱因斯坦舒适的生活。

1944年早期，联邦调查局获悉杜卡斯可能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从而一口咬定她正在从事“高度可疑”的活动。在所有调查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要求联邦调查局监听杜卡斯的电话，但联邦调查局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们担心授人以柄，因侵犯公众隐私而惹火上身。然而，联邦调查局仍然监察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收集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他们很快就发现，其中多数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联邦调查局特工们调查出爱因斯坦曾经和苏联副领事帕威尔·米克哈伊洛夫在纽约见过一面，而这次会面是由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的俄国女人安排的。

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其实是个苏联间谍。1998年拍卖的一封爱因斯坦的信证明，她也曾是爱因斯坦的情人。

玛格丽特是个神秘的俄罗斯女人。20世纪30年代，她与爱因斯坦邂逅时早已结婚了，其丈夫是个俄罗斯雕塑家。当时玛格丽特在美国的“任务”就是勾引大西洋西岸所有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让他们能为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效劳。作为派驻在美国负有特殊使命的苏联女特工，她混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用尽浑身解数终于捕获了爱因斯坦的心。

爱因斯坦在玛格丽特回到苏联后寄给她的那些“情书”中，把他俩经常幽会的那间办公室称为他俩的“洞房”。在情书的末尾，为了表现他的一往情深，爱因斯坦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首位字母和她的姓名末尾字母交错在一起来签名。

玛格丽特成功地使这个科学家和她的上司、当时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副领事帕威尔·米克哈伊洛夫之间建立了联系。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她多次安排爱因斯坦与副领事进行会晤。在米克哈伊洛夫的“关注”下，爱因斯坦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份电报。在电文中，他谈到原子武器给世界带来的新危险。

但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的那份调查文件怀疑他有反战立场和左派倾向，所以，尽管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名单中写有爱因斯坦的名字，但他最终还是被阻挡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之外，根本无法给苏联提供任何关于原子弹技术的情报。

爱因斯坦于1949年10月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成为活跃人物，他坚决反对东西集团的冷战，为以色列的建立四处奔波，在联合国讲坛上为成立世界政府而大声疾呼。

1950年2月12日，在某电视谈话节目中，爱因斯坦谈到了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第二天早晨，局长胡佛就下达命令对他进行全面调查，力求找到爱因斯坦的一切可疑证据。

通过密报，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一些惊人的“罪证”：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有一条俄国间谍20世纪30年代埋下的电缆，他的打字员和秘书可以通过这条电缆和莫斯科方面电报联系。但是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并没有办公室，他只在家工作，他的秘书杜卡斯也是一样。探员们返回头去向密报者深入了解内情，这个人却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

当爱因斯坦发现自己被秘密调查和监视时，极为失望。他在某次对外界的谈话中说：“我之所以选择了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度有充分的自由。我把美国当作一个自由的国度，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错误，而穷我一生，也无法弥补这个错误了。”

1955年，爱因斯坦由于腹部主动脉瘤的病症日趋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同年4月18日，拒绝任何治疗的爱因斯坦悄然去世，享年76岁。对爱因斯坦进行了30年调查的联邦调查局为他建立了数千页之多的档案，其中没有找到任何危害美国利益的证据。“爱因斯坦档案”也随着时间不了了之。

FBI眼中的“忠诚”——“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

在20世纪50年代那场由参议员麦卡锡发动的反共狂潮中，联邦调查局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当时的美国政坛人人自危，而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更是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羔羊，外交官谢伟思就成了这样一只无辜的羔羊，在这场白色恐怖中断送了前程。

“谁丢失了中国？”

二战结束后，打击“共产主义威胁”成为美国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对苏联全面遏制的政策，外交工作和军队全力以赴在海外对苏联进行威慑；在国内，公众醉心于发现和惩治“共产主义威胁”，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成为间谍臆想症的牺牲品。不甘寂寞的联邦调查局也利用这个时机在打击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中频频出手，甚至不惜竭力夸大共产党的“威胁”，以提高自己的战绩。

由于政府的轮番镇压，美国共产党人数在战后数年里连年下降，从1944年最高峰时期的8万人剧降到1956年的2万人。到1962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至8500人，到1974年时，则只剩下2000多人。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在国内已经基本没有了事实上的破坏力。胡佛晚年曾对自己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大发脾气：“如果你不断胡说国内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我怎么好从国会弄到拨款？”可见，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所谓的共产党的威胁早已是吓唬统治阶层的谎言了。

由于共产党的实力已不足为虑，联邦调查局必须马上寻找到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题材。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联邦调查局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战期间，出于迅速打败日本的战略考虑，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需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并使之成为战时和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因此需要中国成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罗斯福总统把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列入了与英美苏并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但是，蒋介石政权终究还是打碎了罗斯福总统的如意算盘。一个新生的“红色”中国出现在古老的东方，美国曾寄予厚望的一个忠实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只能退居在一块小海岛上。

“谁丢失了中国？”美国上下不禁问道。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无疑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蒋介石政权无疑是美国的一个工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下，居然无法歼灭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美国人当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反共斗士”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指责国务院里有意识地窝藏了200名以上的共产党人，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外国可能进行侵略，而是被国家所厚待的某些人背叛。他指控说，整个国务院都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了。1950～1954年，此人在参议院大放厥词，任意以“亲共和反美活动”为借口抓捕人，造成大量的冤案，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联邦调查局则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有力后盾。在这个时期，如果有谁胆敢对中国国民党表示一点不满，或者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作一点客观的评价，就会因为“叛国”罪名而遭到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联袂进行的非法调查。国务院里的那些“中国通”，由于曾经预言过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命运，便成了“丢失中国”的替罪羔羊，谢伟思就是这样一只无辜的羔羊。

中共与我们美国人这般相像！

谢伟思的童年时代在中国四川成都度过，11岁时回到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21岁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他选择了外交工作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他通过了美国国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因此，他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变幻，与国内官员相比，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触。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被调往“陪都”重庆，1944年7月担任派往中共政府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军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介石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有利害冲突。

对照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是被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的。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这么以为。谢伟思的报告一直尘封在国务院的档案里。

在延安时期，谢伟思在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时惊奇地发现，在日军侵占中国大半河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后方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的同时，中共根据地的军民却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鲜明的反差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绝不止此。谢伟思发回的数百份报告均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而他作为一个忠诚于国家利益的职业外交官，将因为这些真实的报告而受到惩罚。

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而完全是中国现实造成的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让他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他的厄运便从此开始了。

替罪羔羊

谢伟思成为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底稿交给一位《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夫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此举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一直伺机待动的联邦调查局终于抓到了谢伟思的一条小尾巴。

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各大报刊的攻击矛头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指责他是导致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出现裂缝的“罪魁祸首”。后来，贾夫被判有罪，而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从此，他就与对华政策问题脱离了干系。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四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作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1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干间谍也要夫唱妇随——卢森堡夫妇的世纪间谍案

二战爆发后，苏联在美国国内同情和支持其反法西斯斗争的年轻人中招募了大量间谍，其中包括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美籍犹太人卢森堡夫妇。卢森堡夫妇在二战期间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直到1949年，这对夫妇才暴露了身份，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二战时，投向日本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既雪洗了美国国耻，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这便引发了这起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它称为“世纪大案”。1951年3月，纽约市联邦法院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有罪。

1997年，已经80岁的苏联克格勃上校、卢森堡夫妇间谍案的直接见证人费克利索夫向世界透露了这宗“世纪大案”的内幕。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妻子朱利叶斯·卢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卢森堡的大学时代。

纽约市立大学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卢森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在大学期间他支持共产主义主张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妻子朱利叶斯是卢森堡的老乡，她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罢工，结果成功地胁迫了工厂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则利用这个时机在他们当中招募了很多间谍。1942年春，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将在美国一家工厂担任信号检测员的卢森堡发展为间谍。利用工作之便，卢森堡把他搞到的工业上的最新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往了莫斯科。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天空阴郁，偶尔飘下几个雨点，一个头戴咖啡色绅士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纽约工业街5号区。他穿过热闹的市场，一路快步行走，在一幢普通简陋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中年男人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纸条，又四处望了一番，随后敲开了楼内的一个门。这个人正是接替塞米诺夫工作的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费克利索夫，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卢森堡的联系。见面后，费克利索夫提供给卢森堡夫妇一个莱卡相机，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见面的次数，降低风险。

二战期间，卢森堡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情报，包括美国国防工业中的一些重要技术成果和发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相当于导弹的“眼睛”，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这在美国军队中是高度保密的，防范也异常严密。但是，卢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用废弃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

为了把它从自己的手中运送出去，卢森堡将重达9公斤的无线电引信装在纸箱子里，然后把它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在去往垃圾场的途中，卢森堡假意去买了一箱货物，吩咐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的寓所。一到家，卢森堡便将那箱子货物连同装引信的纸箱一同搬上楼，在将引信放置好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跟司机一起前往垃圾场。

经过严密的安排，卢森堡将引信安全地交给了费克利索夫。苏联情报部门在得到了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仿造，使苏联战场上的导弹命中率大大地提高。

除了向费克利索夫提供工业情报外，卢森堡还将自己身边的人发展为苏联间谍。1944年他发展了自己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那时候，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的美国原子弹项目服务。但是大卫只是实验基地一个底层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内容，只能提供给苏联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1946年夏，联邦调查局把目光从战场上收了回来，对准了国内，并开始加紧调查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布下的间谍网络。他们同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通讯联络密码。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每一页只能使用一次，用后必须立即销毁。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有将使用过的密码本烧干净。联邦调查局抓住这一线索，重金从波兰人手中购买了残缺的密码本，从而破译了苏联间谍的通讯录。

根据通讯录的显示，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在英国的顶尖科学家芬奇斯，正是他向苏联人泄露了原子弹技术的情报。芬奇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交代出另一个泄密者——大卫·格林葛纳斯。

联邦调查局通过对大卫的多次审讯，在1949年逮捕了他的姐姐和姐夫——朱利叶斯·卢森堡和埃赛尔·卢森堡夫妇。

1953年2月，虽然为卢森堡夫妇请愿的呼声此起彼伏，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了原来的判处决定。后来他在写给朝鲜战场上儿子的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样判处卢森堡夫妇，死的只是两个人，而如果他们把原子弹技术秘密地盗给苏联，苏联则会用原子弹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直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卢森堡夫妇案件仍在争议之中。肯尼迪担任总统后，此事稍微平静，联邦调查局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想，另一件大事接踵而至。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肯尼迪遇刺——真相只有上帝知道

1963年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这一事件至今迷雾重重，围绕它的调查也一波三折。究竟是谁主使并策划了这一刺杀事件？又是谁实施了它？随着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相继离世，这一秘密将永远沉入时间之河。也许从联邦调查局沿着条条线索所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略窥一点端倪。

一颗震惊世界的子弹

1963年11月22日将近中午的时候，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乘坐林肯牌高级轿车前往贸易中心。大约12点35分，汽车行至埃尔姆大街。突然，枪声响起，一颗神奇的、异乎寻常的子弹射中肯尼迪总统背部脖根部位，穿透了身体，又击中前面康纳利州长的背部，从他右乳头下钻出，穿过州长的右手腕，打伤了他的大腿。康纳利只觉得背上像被锤子重击了一下，看到膝盖上溅着自己的鲜血，便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惨叫起来：“啊，不！不！我的天呐！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杰奎琳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想：“天啊，他干嘛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右转过身去，立即看见了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她丈夫的后脑勺！

此时的肯尼迪，一脸迷茫，他突然举起右手颤抖着似乎想抓住后脑勺，但很快就无力地落了下来。瞬间，鲜血伴随着白色的脑浆喷洒而出，溅到杰奎琳的脸上、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和前面开车的特工格里尔和保镖凯勒曼身上。肯尼迪上身的西服上浸满了鲜红的血。杰奎琳手足无措，她本能地俯到肯尼迪身上，随即跪到座椅上，转身朝着仍在欢呼的人群失态地喊叫：“我的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呐，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她拼命摇晃着丈夫的身体。

肯尼迪总统用双手捂住了脖子，倒在了夫人的膝上，鲜血和脑浆从他头部右边太阳穴和后部喷溅而出。同车里的康纳利州长也倒在了汽车地板上。

保安人员克林特·希尔听见枪响后立即向总统座车冲去，一把把站起来的肯尼迪夫人推回到汽车的后座上去。

几乎与此同时，在紧随其后的车里，保安人员伊昂·布拉德转过身去按下副总统约翰逊的肩膀大喊：“躺下！”然后扑在他的身上。

4分钟后车队开到了帕尔克林德医院，医生们竭尽全力想挽救肯尼迪总统的生命，但是他的脑袋已经被子弹打裂，血流不止，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下午1点30分，副总统约翰逊得到医院的通知：肯尼迪总统因抢救无效去世了。

证据指向奥斯瓦尔德

联邦调查局根据肯尼迪总统被袭的部位分析出，子弹是从埃尔姆大街上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一个窗口射出的。搜查这座大楼时，探员们在6层的一个窗台边找到了一支M·C·6.5毫米步枪。

1个小时后，他们又捕获了一名枪杀警察的嫌疑犯，当时他准备向另一名警察开枪。

根据技术部门检验，这个人的指纹与所查获的步枪上发现的指纹一模一样。

他就是仓库大楼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名叫李·奥斯瓦尔德。

有位目击者曾在那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看到过一个符合奥斯瓦尔德特征的人。

一位公共汽车司机作证说，在总统被刺几分钟后，有个人曾乘坐他的车，并对他说：“总统遭到了枪击。”司机记住了乘客的特征，根据描述此人正是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的一位同事说，11月22日早晨，他看见奥斯瓦尔德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电梯中携带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长的东西。奥斯瓦尔德对他解释说这只是窗帘。

奥斯瓦尔德的妻子证明她曾在家中见过一支M·C·6.5毫米步枪。在奥斯瓦尔德房间中她还发现了一张地图，图中用黑笔标出了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到总统被害地点的距离。

联邦调查局探员根据在教科书仓库大楼6楼窗口附近查获步枪上的编号查明，该枪来自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商店雇员作证说，的确曾有人向他们订购过一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虽然奥斯瓦尔德订购这支枪时用的是假名，但订购单上却是他的笔迹。

弹道学家证明，杀害总统的子弹就是从查获的步枪中射出的，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

在枪杀警察的现场，有几位目击者都目睹了他枪击一名叫蒂皮特的巡警，并指认奥斯瓦尔德就是凶手。

警方证明：在枪击总统的现场找到的子弹壳都与奥斯瓦尔德被捕时所持的手枪吻合。

根据以上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认为，奥斯瓦尔德毫无疑问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并将他逮捕。

在达拉斯市警察局，探员们对他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调查审讯，但是奥斯瓦尔德对所有的行为都矢口否认。他大叫：“我没有枪杀任何人！”“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

11月24日早晨，达拉斯市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去，在众多警察的防范和报社记者的围观下，奥斯瓦尔德被押解出来。

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掏出枪来向奥斯瓦尔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奥斯瓦尔德当场毙命。全国观众都在电视直播中目睹了这一枪杀事件的经过。

袭击奥斯瓦尔德的人叫杰克·鲁比，他被当场逮捕，后因癌症在监狱中死亡。

关于子弹的争论——3枪还是4枪？

8天以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亲自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总统特别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杀事件的真相。

经过近10个月的调查，有关方面寻访了552位证人和2.5万名有关人员。1965年9月25日，委员会做出了一份912页，包括照片、图表、证据、证言和其他文件共25册，总字数达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向全国人民揭露总统暗杀事件的真相。报告中称，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开枪没有纯粹的政治动机，因为奥斯瓦尔德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过他”。奥斯瓦尔德当时藏身于达拉斯学校书库，他是在总统车队驶过后，从后面开了3枪。

但是，与总统委员会报告结论相反的证据层出不穷。人们对报告中称凶手发射的子弹是3发这一论断，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为了保护总统出行的安全，达拉斯警方曾在总统车队的汽车上安装了麦克风，以便对现场进行录音。但由于当时枪响后大家乱作一团，所以录音十分模糊，很难分清哪是枪声，哪是噪音。

在录音带中有3声枪响听起来比较清楚。一位数学家经过详细测算，判断出这3声枪响的时间都与肯尼迪中弹的时间有着非常明显的间隔。

数学家还认为，录音带中出现的一些“听起来像枪声的噪音”，事实上也是枪声，它的出现与肯尼迪被击中的时间恰好吻合。那发置肯尼迪于死地的子弹，正是在奥斯瓦尔德开枪前0.7秒射出的。也就是说，当时射向总统车队的并非委员会报告中称的3发子弹，而是4发。

然而一些武器专家指出，凶手所使用的是一支1940年意大利制造的旧式步枪，没有自动装置，瞄准十分不便，它在袭击总统的五六秒内，最多只能射出3发子弹。

由此又有一些人设想，当时是有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向总统开枪。

现场的一位铁路工人证明说：当天肯尼迪总统车队经过的路边停车场上停放了几辆汽车。在枪声响起时，那里有几名军人和一名持报话机通话的人忙乱地离开了停车场。

其他一些目击者也声称：子弹是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对面的草坪附近射出的，而不是楼内。当时，许多警察及目击者为捕捉凶手而冲向草坪。

这些都证明了行刺肯尼迪的枪手至少有两个人，总统并不是被埋伏在附近仓库大楼的枪手枪杀，而是遭另一名枪手开枪击毙的。但它们都因为缺乏实际证据支持，被总统特别委员会全部推翻了。

关于子弹的争论——前方还是后方？

对总统的遗体和大脑伤口，人们也众说纷纭，一些证人的证词甚至互相矛盾。

负责解剖肯尼迪遗体的海军医疗中心X光师摄影师称，他在给总统遗体拍照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坚持亲自显影，并拿走了胶卷和全部底片。他后来发现，许多底片失踪了，用来摄影的胶片在拍摄完成后也“曝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模糊难辨的、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照片。

其中的一张照片显示，躺在验尸台上的肯尼迪总统，脸部毫无损伤，眼睛睁着，嘴唇似乎还在微笑。

曾在验尸时协助工作的达拉斯市退休警官保罗·奥康纳证明说，当时他站的位置正好在肯尼迪的头部，在把肯尼迪的尸体抬上验尸台时，他的手曾接触到肯尼迪的头部，并发现总统的后头部被射穿，但脸部完整无伤。

但是根据弹道学家的分析，如果是被M·C·6.5毫米步枪子弹击中的话，子弹射出的强大压力会大大破坏脸的右前侧，因此，肯尼迪脸部的右半侧会被轰碎，不可能如此完整。

还有说法是：凶手并不是从后面向肯尼迪开枪，而是从前面将子弹射入总统头部的。某些人将这发子弹偷偷取了出来，并将弹道破坏，以便掩盖子弹真实的飞行方向，并且还设计了新的、轨迹经过肯尼迪头后部的弹道。

于是总统的遗体再一次被解剖。当时负责解剖尸体的军医说：总统头部的伤口大概有10毫米×20毫米，颅腔内空无一物，甚至连大脑也不见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异常惊讶，并在拍了照片后用海绵填塞了颅腔。

后来，肯尼迪的大脑与解剖时的照片和X光片被保存到国家档案馆。但1966年10月，这些资料统统不翼而飞。

1992年，曾经参与过抢救总统的帕尔克林德医院的医生克林绍出版了《约翰·肯尼迪——打破沉默》一书。书中称：总统被送来抢救时，整个大脑右半部都没有了，根据头的右部情况可以断定，子弹是从总统右边太阳穴几乎沿着切线打穿颅骨的，并损伤了头顶和后脑勺骨。克林绍当时还检查出肯尼迪的喉结下部有第二处伤口，其入口似自来水笔直径一般大小。他完全确认，总统头部的两处伤口，是前面两次射击的结果。

后来在政府公布的总统尸体的照片上，克林绍却发现肯尼迪的头部被做了手脚：总统颅骨后部皮层被拉过来盖在伤口上，其右边约10厘米的伤口经过外科修整已不明显，这很容易使人们相信子弹是从总统的背后射来的。

180名重要证人先后丧命

在后来的10年间，有180多名与肯尼迪总统被杀案有关的重要证人先后丧命。

被奥斯瓦尔德所枪杀的警察蒂皮特就是第一个死者。后来有说法称，凶手是一名长着黑色卷发的青年男子，而不是奥斯瓦尔德，因为奥斯瓦尔德是栗色头发。而且现场找到的一枚空弹壳与奥斯瓦尔德手枪的型号根本对不上。

现场目击同事蒂皮特被杀的警察曾经作证说，凶手的相貌与奥斯瓦尔德根本不一样。但几天后，这名警察在巡逻时被一颗子弹击中要害身亡了。

另外一位目击杀害蒂皮特的证人在调查时说：凶手绝不是奥斯瓦尔德，而是另外一个人。两天后，他即被一个陌生人用手枪袭击头部导致重伤。在以后的审讯中，他坚决否认了以前的证词。

那位曾经证明现场有神秘人物出现的铁路工人，在正常工作中被街头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死。

罗杰·克雷格也是一名现场目击者，他曾亲眼看见奥斯瓦尔德是团伙作案，并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名男子。不久，克雷格遭到枪击，但侥幸躲过。然而12年后，他还是被闯进家中的几个陌生人给枪杀了。

奥斯瓦尔德的好朋友、石油地质专家乔治·德希尔德，刚接到总统委员会的临讯通知便无疾而终了。

报社女记者多茜西曾到达拉斯监狱对枪杀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进行采访，不久有消息传出，她在家中暴死。

1967年1月，鲁比因患癌症在监狱中死亡。临死前他曾表示：入狱后，有人做了手脚，人为地使他患上了癌症。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记者吉姆·莱德与杰克·亨特曾在鲁比枪杀奥斯瓦尔德之后，到鲁比家进行过调查采访。但不久，吉姆在自己的家中被枪杀；杰克则因警察手枪“走火”而死于非命。

证人的先后死亡使人们相信，奥斯瓦尔德绝非是个人作案，他的背景也并不简单，甚至和世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国家利益为重”

这种猜测从抓到疑凶奥斯瓦尔德就开始了，当时他被认为是一名极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1962年，古巴出现了“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在肯尼迪总统的压力下，被迫拆除并运回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使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奥斯瓦尔德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疯狂崇拜者，正打算加入古巴军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决定枪杀肯尼迪。

然而最近，古巴通过一部《ZR-步枪》的记录片提出了新的说法，驳斥了以往对古巴与肯尼迪被刺有牵连的猜测。

古巴称这部影片是根据古巴和美国电影档案馆资料以及古巴保安官员和美国中情局探员的访问摄制的。它大胆地推测了中央情报局因不满肯尼迪对古巴制裁的约束，策划指使一名黑帮分子和两名古巴流亡分子暗杀了总统。

在总统被害的当天有几位目击者曾在现场拍摄了照片，事后他们表示被自称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收了照相机、底片和摄影机，之后再也没有归还。

负责救护总统的帕尔克林德医院的医生称，按照德克萨斯州法律，死者必须在当地解剖尸体，但当时一些荷枪实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了肯尼迪的灵柩并用枪威胁他们，强行带走了灵柩。

事实上，以胡佛为首的联邦调查局确实与肯尼迪颇有过节。胡佛自恃统治联邦调查局多年，对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很多国家官员和总统也都因为有隐私和把柄握在胡佛手中而让他三分。

肯尼迪对此却不屑一顾。1961年，他迫使联邦调查局服从司法部的领导，限制了胡佛的权力，甚至将撤换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决议提上了总统的工作日程。

1962年，白人优越主义者因肯尼迪授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而策划暗杀肯尼迪，联邦调查局虽然早接到警告，但是却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总统。

1988年，德克萨斯州莱特兰市的联邦调查局分部来了一对母子，他们是珍妮佛·怀特和她的儿子李奇·怀特。珍妮佛称，她的丈夫罗斯克·怀特和枪杀奥斯瓦尔德的鲁比共同谋杀了肯尼迪。

她说，奥斯瓦尔德是她丈夫罗斯克的好朋友，在到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厦之前，他在一家印制军用地图的公司工作。

当时珍妮佛在鲁比的酒吧做脱衣舞女，她看见丈夫罗斯克进来找鲁比，就在办公室外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而鲁比和罗斯克所商议的正是共同暗杀肯尼迪总统的计划。

当时，鲁比发现了珍妮佛，立即打电话请示。然后，他告诉罗斯克让珍妮去接受消除记忆的电击治疗，并威胁他们说，一旦消息泄露出去，他们的两个儿子就没命了。

1971年，珍妮佛在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的男士，她被告知全家已经受到监视，如果罗斯克不合作，他们一家包括孩子在内都要完蛋。

珍妮佛回家后询问丈夫，罗斯克说，这都是中情局的安排，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并叫她不要多问。

3个月后，罗斯克·怀特在工作时因电焊枪爆炸死亡。

罗斯克死后4年多，联邦调查局曾从他家里搜出许多与暗杀肯尼迪总统有关的照片和证据，其中奥斯瓦尔德拿着枪的照片被交到特别委员会，但后来都没了音信。

李奇·怀特说，1975年，有个自称是他父亲朋友的人来找他。那人告诉他说，罗斯克·怀特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杀手，暗杀了肯尼迪总统，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后来，李奇在家中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日记记录着从1957年开始，罗斯克进入中央情报局并在远东地区执行秘密任务的生活，他和奥斯瓦尔德的友情，暗杀肯尼迪的情况，以及他在谋杀总统之后担惊受怕的心情。此外，李奇还找到一个父亲留下的箱子，里面装着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罗斯克与奥斯瓦尔德在菲律宾及其他地方的合影照片。

与以前搜到的证据一样，珍妮佛和李奇提供的资料在联邦调查局后来的调查中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到底是谁下令杀死肯尼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也许从石油大王拜厄斯之子的一段话中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推测。拜厄斯生前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关系颇为密切，胡佛在肯尼迪遇刺后，曾给拜厄斯打过电话。1964年夏，拜厄斯的儿子曾在德尔查罗见过胡佛。他在1988年回忆说：“我父亲和胡佛等人一起吃饭，胡佛的情绪似乎很不好。有一次，我向他问了句肯尼迪遇刺的事，‘那真的是奥斯瓦尔德干的吗？’他先是盯着我看了一阵子，然后对我说，‘如果我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都告诉你，那对于美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制度都会因此而垮台。’他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如果世人想从联邦调查局在因特网上的《联邦调查局简史》一文中找一些答案，他们就会失望了：在这部书里，仅仅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一句“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

马丁·路德·金之死——以99年徒刑代替电椅

马丁·路德·金之死是美国政坛上另一个未解之迷。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他下榻的旅馆的房间阳台上遇刺。他的逝世引起了全美黑人大规模的抗议。联邦调查局奉命对此案进行调查并于两个月后将嫌疑人抓获。然而审判程序的一再延期以及审理过程中嫌疑人的反复翻供似乎都说明，案件并没有那么简单。

洛兰旅馆对面的枪声

1968年4月4日下午6时左右，马丁·路德·金和几名助手在下榻的洛兰旅馆306房间内进餐。他们慢慢地品尝着，不时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金始终不多语，似乎在聚精会神地考虑当晚将举行的集会。

晚饭后，金沉思着走到阳台上，把臂肘支在栏杆上面，凝望着远方的余晖，黑暗即将来临了。

突然，一声刺耳、清脆的枪声响起，金立刻挺直腰身，用手捂住自己的脖子，扬起充满愤怒的脸，慢慢地仰面倒下了。

几分钟后，一辆白色救护车疾驰而来，撕心裂肺的笛声划破长空。

可惜，为时已晚。下午7时零5分，医生宣布：由于子弹炸开了大动脉血管，切断了颈椎，金溘然长逝，死时不足40岁。

联邦调查局迅速来到了事发现场。房客查尔斯·史蒂芬斯告诉特工人员和警察说，他听到枪响后，打开自己房间门想探个究竟，正撞见一个男子跑过过道，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据史蒂芬斯描述，此人30多岁，身高5尺10寸左右，胖瘦适中，穿着一套深色衣服。

仅仅1个小时之后，全世界的电视屏幕都看到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雷厉风行的调查工作。4月5日凌晨，联邦调查局就正式宣布已掌握破案线索，并列举了罪证。

枪声来自洛兰旅馆对面的一家名叫贝西·布鲁尔的公寓。房东布鲁尔太太回忆说，4月4日下午3点15分，一个男子用约翰·维拉尔德的名字登记住宿，并要求安排一间正对着洛兰旅馆的房间。她租给这名男子公寓后部5-B号房间并收了一周的租金，但这名男子在晚上6点后就不见了。

与布鲁尔公寓相隔几扇门的卡尼普游艺场老板作证说，枪响后他立即走了出来，恰好看到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人沿街向南奔去，并在离出租公寓十步之遥的人行道上扔下一个包袱。不一会儿，那人便开着一辆白色“野马”牌的小汽车朝相反方向疾驰而去。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拣到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支雷明顿公司制造的760型“打猎能手”式步枪，还有一架望远镜和一个拉链式蓝色手提包。提包里装着洗漱用品，一条男短衬裤，两罐啤酒和一个标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约克枪械公司字样的纸袋，以及一支约克枪械公司售货发票，日期是1968年4月4日。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分局局长詹森立即派飞机把包袱送往华盛顿实验室鉴定。

嫌疑人浮出水面

马丁·路德·金被枪杀的噩耗像炸弹一样迅速在各地爆炸，全国46个城市的黑人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纷纷怒不可遏地涌上街头示威，要求逮捕凶手。上百栋房屋和商店被烧毁，不计其数的汽车被砸得面目全非，华盛顿的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悲愤的人们。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在4月5日下令，首都华盛顿市实施紧急状态，1万多名士兵被调到首都进行防卫。

为了平息众怒，政府在4月9日为马丁·路德·金举行了葬礼，并宣布这一天为全国哀悼日，国家机关下半旗致哀，为金举行全国性的祈祷。约翰逊总统责成联邦调查局迅速查明真相，将凶手及时捉拿归案。

联邦调查局命令所属各分局要优先安排马丁·路德·金被刺案的调查工作。不出几天，特工们便查明了包袱里的步枪、望远镜甚至啤酒罐的来源。

那支“雷明顿”牌步枪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海空军需商店购买的，购买者名叫哈威·斯塔尔沃·格拉特。他于1968年3月29日买了一支步枪，但在第二天，格拉特又来到商店，用第一支步枪换了包袱里发现的那支火力更大的“打猎能手”式步枪。据售货员说，格拉特曾解释换枪的理由：他哥哥要到威斯康星州猎鹿，所以需要一支穿透力更强的枪。联邦调查局向售货员询问了格拉特的体貌特征，证明与众人目击的嫌疑犯十分相符。

根据纸袋和约克公司的发票，特工人员找到出售望远镜的商店。一名售货员说，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当天下午4时左右把这副望远镜卖给了一名男子，此人的面貌特征也与特工人员掌握的情况吻合。而那两罐啤酒则是从密西西比亚的南黑文米诺商店出售的。

特工人员通过对孟菲斯各家饭店和汽车旅馆的调查，确定那辆白色“野马”牌汽车是1966年出厂的，且在1967年8月29日被一名叫哈威·斯塔尔沃·格拉特的人购走。这时，在亚特兰大市，警察找到了那辆被丢弃的小汽车，在车里发现两样东西：一本地图册，还有一张亚特兰大市街图，上面标出了马丁·路德·金的住址，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总部所在地也被人画了圈。

联邦调查局指纹检验室的技术专家将嫌疑人留在贝西·布鲁尔公寓里和汽车里的指纹进行仔细辨认，终于在联邦调查局“405，942G”号档案中找到了所吻合的指纹卡。卡片注明：“詹姆斯·厄尔·雷，1928年3月10日生，伊利诺斯州奥尔顿人。”

神秘的古巴人“劳尔”

詹姆斯·厄尔·雷中学未毕业就于1946年应征入伍，在联邦德国服役，后因“不适应服役要求”而提前退伍。1949年，他因企图盗窃一架打字机而被抓住，坐了3个月的牢。1952年，他因为抢劫出租车司机再一次被捕入狱。获释后，他又企图洗劫一家杂货铺，并被判刑20年。在服刑的13年中，雷数次企图逃跑，结果被增加刑期到48年。

雷虽然作案累累，但大多却笨拙可笑。雷曾在洛杉矶盗窃过一台打字机，携带逃跑时，自己的银行存折掉在地上，他停下来去拾存折，结果被抓获；他在圣路易斯逃避追捕时，躲进电梯间，但因一时疏忽，忘记关电梯门而被抓住；他在抢劫一家食品杂货店之后，驾车逃跑，在急转弯时，自己却被甩出车外……

联邦调查局虽然锁定了犯罪凶手，但詹姆斯·厄尔·雷依然是杳无踪影。联邦调查局猜测他已经逃往国外，于是特工们分散到各国驻美国大使馆查阅护照档案。经过两周的调查，在一个叫拉曼·施奈德的人的赴加拿大签证申请书中，发现了与雷的相貌极其相似的照片。

1968年6月8日，在伦敦机场候机厅，两名警察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从他身上搜出姓名为拉曼·施奈德的护照和一支子弹满膛的左轮手枪。通过指纹鉴定，联邦调查局很快就确定了这个拉曼·施奈德正是杀害金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

联邦调查局终于把杀害马丁·路德·金的凶手捉拿归案了。为此，联邦调查局先后投入了3014名特工人员，花费了140万美元，累计行程50万英里。

联邦调查局通过分析雷在原监狱中的服刑情况，解释了雷枪杀马丁·路德·金的动机：

詹姆斯·厄尔·雷在堪萨斯州莱文斯堡监狱服刑期间，曾拒绝转到荣誉监狱，因为那里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他还被怀疑在1960年的一次监狱暴动中参与杀害3名黑人。据与雷共同服刑的犯人说，雷曾表示，如果赏金优厚，他愿意去杀死马丁·路德·金。因为雷在报纸上看到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民权示威运动，感到十分不安。他痛恨马丁·路德·金和一切黑人。雷在狱中还对其他人透露，等他出狱后，打算“捞一大笔钱”。这笔钱来自一个“秘密的组织”。据他讲，该组织已出10万美元赏金，要杀死马丁·路德·金。

在人民不可抑制的愤懑和破获大案的欢呼中，1968年10月，孟菲斯法庭终于开始对詹姆斯·厄尔·雷进行审判。

在审判的前夕，《展望》杂志刊登了一篇由作家威廉·休伊撰写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詹姆斯·厄尔·雷在1967年8月越狱后至杀害金之前的经历，并完全推翻了对他单独策划作案的推测。休伊为了得到这些雷亲口所述的秘闻向他支付了4.7万美元。

詹姆斯·厄尔·雷说，他1967年越狱后，遇到一个名叫劳尔的古巴人。劳尔许诺给雷大笔钞票，并帮助他逃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是雷需要为自己完成一个大任务。

于是，雷遵照劳尔的吩咐，穿梭于各个城市，用不同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进过洛杉矶酒吧侍应生学校，在新奥尔良的舞蹈学校学习过，利用备用车胎的充气内胎运送过毒品，甚至还动过一次不大的整形手术。按照劳尔的命令，雷花了2000美元买了一辆“野马”牌汽车，并在蒙哥马利市买了一支“雷明顿”牌步枪。

雷严格地执行着劳尔的命令，他在1968年4月4日驾着白色“野马”来到了孟菲斯市，并租下了布鲁尔太太公寓的5-B号房间。这套公寓与浴室相连，从浴室窗口能清楚地看到洛兰旅馆的阳台，而这个阳台正是属于306号房间的。

休伊根据雷的叙述，走遍全国，一一证实文章中提及的每个姓名、地址和人物。他拜访了几乎所有与雷见过面的人，用磁带录下了他们的谈话。他确信，雷所告诉他的经历都是真实可靠的。只有一个人，休伊没有找到，这个人就是劳尔，因为连雷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主人的联系方式，始终都是劳尔向雷指示他应该出现的地方。

雷在洛兰旅馆对面的布鲁尔太太出租公寓租了一个房间，然后，劳尔来到这个房间并让雷下楼在车里等他。枪响片刻之后，劳尔匆匆地把装有步枪的口袋扔在人行道上，钻进汽车，躺在后座前的地板上，将自己连头带身子用垫子盖住，命令雷向市区北部驶去。途中劳尔自己下了车，从此便不见了。

休伊的文章得出了结论：马丁·路德·金的被害是密谋，而雷并不是单独作案。

人们对詹姆斯·厄尔·雷的说法将信将疑，向法院要求尽早开庭审理案件。经过6周的预审期，法院终于决定在1968年11月12日正式进行对雷的审判。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晚上，詹姆斯·厄尔·雷却突然宣布，他决定更换辩护律师。

孟菲斯司法部门解释说，这个决定完全是由雷本人作出的，没有任何人向他施加任何压力。然而，人们仍然对这个变故产生了很多疑问：新律师还得从头开始工作，熟悉侦查材料，进行核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又会像前一个律师一样耗费半年多的时间。如果雷真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受人指使，他为什么不尽快开庭使自己平冤昭雪？而且，雷所更换的是著名律师珀西·福尔曼，上千美元的律师费又是从何而来？

经过多次延期审判，最后开庭的日期终于确定在1969年3月10日。

但是，事情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新情况。

在开庭的前夜，孟菲斯司法当局宣布，公诉方和辩护方已达成协议：雷承认自己有罪，作为交换，他将不坐电椅，而是坐99年牢。

审判的当天，公诉人作了发言，他竭力要人们相信，雷是单独作案，他赞扬了被告“承认自己有罪”的配合态度，并慷慨地表示公诉方同意以99年徒刑代替电椅。

法官最后陈词说，法庭很满意雷终于诚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一切疑问都已揭晓——雷是惟一的凶手。陪审团一致通过被告与公诉方和辩护方皆认可的处置方法，即99年徒刑。

雷在被送进监狱后，没过多久就向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法庭提交上诉状。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在被人胁迫、诱骗下才认罪的。他请求法庭重新审理他的案件。但当局根本就不予理会。

“危险的进行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

1986年8月1日，《进步》杂志记者约翰·伊杰尔顿对雷进行了3个小时的采访。雷表示：如果将来查明，联邦调查局插手了杀害金的准备工作，他不会感到惊奇。在马丁·路德·金的身边就有很多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监视金并企图杀害他。当马丁·路德·金被害后，联邦调查局就急忙寻找像他这样的单独的替罪羊。

20世纪60年代，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随着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广泛深入地发展，民权运动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主要对象。早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就曾派遣特工在马丁·路德·金下榻的旅馆里安装窃听器，企图在“亲共产主义”和“性行为不端”这两个敏感问题上抓他的把柄。

联邦调查局指责马丁·路德·金的一些亲信是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还怀疑他从苏联特务那里得到了经费资助。从50年代在亚特兰大窃听金的电话后，联邦调查局一度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局长胡佛企图拉拢金为己所用，但遭到了金的拒绝。于是，对金的调查升级了。

联邦调查局把收集到的只言片语的材料拼凑起来，得出了结论：金是一个危险的进行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必须对他进行不间断地严密监视。他们得出此结论的惟一依据就是，金在一次演讲中声称自己“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金有两个朋友与左派组织有联系。

电话窃听没有找到金在政治上的把柄，善于以掌握名人隐私作为要挟手段的胡佛把目标转移到了金的私生活上。从华盛顿、纽约、密尔沃基、萨克拉门托到檀香山，仅仅从1964年1月5日起的17个月里，在金全国旅行途中所住宿的所有旅馆里，联邦调查局居然先后安装了15个窃听器，将金与同事的谈话以及与女人做爱的声音灌制成数十盘磁带。他们将磁带提供给新闻界和某些国会议员，并从中摘出一些，寄给金的妻子科雷塔，希冀可以导致金和妻子关系破裂，削弱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地位，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接着，联邦调查局又利用种种罪名将他十余次逮捕入狱，使他几乎坐遍了南方的所有监牢。联邦调查局似乎极其渴望让金从世界上消失。

在马丁·路德·金被害10年后，1978年国会对金被刺一案重新进行专门调查。收集的材料达数十万页，总结报告达800页，最终得出了金死于密谋的新结论，但却无法查明密谋的具体参加者。

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

洛克比空难——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斗争

围绕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终于在3年后结束，犯罪嫌疑人在利比亚落网。然而利比亚却拒绝将他们引渡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这起案件事隔12年后终于在荷兰开庭审理。两名嫌犯一名被判终身监禁，一名无罪释放。这一判决结果引起了空难死难者家属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空难被各国政府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致命的山姆森牌行李箱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次班机从联邦德国法兰克福途经伦敦飞往纽约。当天下午7点03分，当客机飞抵苏格兰洛克比小镇上空时，一个行李箱突然爆炸，将机身炸出个窟窿，飞机上259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188名美国乘客。

飞机爆炸后的碎片落到了洛克比的民房、街道等地方，引发了民宅及瓦斯管起火，导致11名洛克比居民无辜丧生。

至此，洛克比空难共造成270人死亡。

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以及技术人员立即赶到失事现场洛克比，把通讯设备装置起来，寻找生还者。联邦调查局化验室的专家也赶到苏格兰与当地警察一起进行搜索证据，以便追缉犯人。

专家看到现场情形之后，马上就判断出飞机是由于炸弹爆炸才坠毁的。因为调查人员在现场找到一块残缺不全的飞机机舱，上面有许多凹下去的地方，这就表明机舱当时曾受到威力强大的爆炸物品的冲击。由此探员们断定，飞机是由于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专家们在找回的几万件飞机残骸和乘客的行李物件中逐个进行检查，利用各种仪器对这些飞机碎片进行分析、模拟和鉴定，最后，一块标号为AVE4041的金属托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块金属板被炸得凹凸不平，从它的断裂截面可以判断出，炸弹首先是在这个盘中爆炸的，而这个金属托盘正是钉在机舱装行李的地方。由此调查人员得到了突破性的线索：炸弹并不是存放在一般的货舱里，而是在乘客行李舱里爆炸的。

爆破专家还在其他的金属托盘残骸上发现了一块小塑胶片，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确认这块塑胶片是日本制造东芝牌收音机上的线路板，型号是东芝RT8016或RT8026。经过模拟试验，联邦调查局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炸药就藏在这种便携式的收音机中。接着，探员们又从一小片烧得几近炭黑的脆纸片上隐约看到了英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说明书字样。这表明，这台收音机是在中东销售的。

由于这个发现，联邦调查局马上想起这可能与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有关。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在联邦调查局逮捕的几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员的行李内也发现有爆炸物品，而那些炸药就藏在日本制造的东芝收音机里。

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探员们还在离洛克比55公里的范围内搜索出27个箱子的碎片。经鉴定，这些碎片均来自同一个山姆森牌的咖啡色行李箱。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山姆森厂的资料，他们在1985～1988年间一共生产了2300个这一型号的行李箱，且全部销往中东地区。

根据掌握的情况，调查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了巴勒斯坦。

联邦调查局把目标对准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PFLP-GC）的黎巴嫩成员塔尔布，他曾因恐怖活动在瑞典坐过牢。

瑞典警方配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阿布·塔尔布。塔尔布是巴勒斯坦恐怖小组的得力干将，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频繁地制造恐怖爆炸事件，是维也纳和罗马机场袭击事件的参与者，并于1986年在卡拉奇劫持了一架美国飞机。警察在塔尔布家的一本日历上发现，在1988年12月21日那一数字周围被划上了一个圈。经调查探员们还发现，塔尔布在洛克比爆炸前几星期曾到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马耳他的一个联络点。但在审查中，塔尔布矢口否认他与洛克比事件有任何牵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炸弹是由伊朗提供的，行动是由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执行的，经贝鲁特转运到贝尔格勒，再通过旅游客车运抵法兰克福机场。理由是：1988年7月美国的一艘军舰在波斯湾上空意外地将一架伊朗客机击落，造成290人死亡。伊朗方面一直在策划报复，就雇用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来炸毁美国的飞机。

美国情报和安全部官员不得不又重新回到对物证的分析上，他们在实验场上用模型搭建成一个与失事飞机相似的行李舱，在行李舱内装满行李，再用遥控器把行李舱内的炸弹引爆，从炸出来的行李碎片中来分析结果。经过试验，调查员认定是一枚装在小型收音机里的14盎司塑胶炸弹致使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炸毁的。

根据这一线索，联邦调查局打算从衣服用品的破损情形来分析炸弹究竟被放置在哪一个行李箱里。不多久，一件写有“马耳他贸易公司”字样的蓝色儿童宽松连体裤、儿童外衣和一件带有“誉克”商标的花格呢裤引起了探员们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件“潘微儿”牌的睡衣、两件衬衣、一件格子呢外套和一把雨伞也不太寻常，因为它们除了嵌有收录机碎片、使用说明书碎片外，还都嵌有棕色硬壳行李箱的隔板碎片。专家们断定：这7件衣服和雨伞是与收音机一起放在爆炸的行李箱内的。

泛美103航班的行李清单显示：12月21日共有111件行李袋被运上飞机。在进货格内，有一个手写的X号，编号为“90009”的行李袋，当天13:07进入计算机档案。另一张打印的工作单表明，这袋行李曾通过“206”号装卸台。这只行李袋是从马耳他航空公司的KM180航班上卸下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泛美103航班的旅客名单中，没有一个人是从马耳他来的。

种种线索使调查小组把目光集中到了马耳他。通过积极调查，联邦调查局与苏格兰警方找到了衣服制造厂商以及出售的店家。最后他们查出，与炸弹在同一手提箱里的衣服都是在马耳他岛的一家叫玛丽斯的服装店购买的。

调查小组立即赶往玛丽斯服装店。通过那些棕白相间的衣服残片，店主立刻认出这是从他这儿出售的睡袍上掉落下来的。另外根据他的描述，这名顾客所购买的物品竟然和山姆森牌行李箱内的衣物完全吻合。店主回忆说：在1988年12月的时候，有一个操着很重的利比亚口音的人到他店里来买了许多衣服，这个人在买衣服的时候很奇怪，他对尺寸大小、形状、颜色全都不在乎，只关心所购物品的数量。在进一步的了解后，联邦调查局探员从该服装店店员那里获悉，这名顾客是个利比亚人，年龄看上去50多岁，衣着讲究，身高1米65左右。联邦调查局化验室根据店员的描述把此人的相貌特征绘制了出来。

在店员对嫌疑人的照片认真辨认之后，联邦调查局终于查到了那个在玛丽斯服装店购物的顾客的姓名：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并发现麦格拉希是在1988年12月20日下午5点半去买衣服的，和他同去的还有当地的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拉曼·费马。在对费马的调查中，探员们查获了一本至关重要的日记，其内容证明了正是费马利用职务之便将麦格拉希的爆炸箱送上泛美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的。

此时，联邦调查局又在那堆衣服和用品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在一件被炸坏的衬衫上面，他们找到了一块手指甲大小的绿色电路板，而这块电路板残片与一种MST-13炸弹定时器极其相似。联邦调查局把一枚从利比亚支持的多哥恐怖组织处缴获的塑胶定时炸弹的电路板与之相对照，发现电路板后面有几个字被刮掉了。经仔细辨认，“MEBO”四个字母出现在探员们面前。

MEBO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电子侦查设备的瑞士公司，其主要客户之一就是利比亚的军事和安全部门。该公司的老板证实：1985～1986年间有一位利比亚官员购买了20枚MST-13型号的炸弹。

“难产”的审判

1991年11月，美英两国通过意大利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利比亚递交了对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和拉曼·费马的起诉书和通缉令。但是，利比亚政府虽然拘留了两名嫌疑犯，却拒绝把他们引渡到美国交给联邦调查局。

1992年，安理会通过“731号决议”，要求利比亚立即配合洛克比空难案的国际调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同意将两名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案的利比亚人交给法庭审判，但条件是必须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亲自处理。

不得已，安理会又通过了“748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必须在该年4月15日前交出涉嫌制造民航客机爆炸案的人员，否则将切断利比亚同外界的空中往来，并对利比亚实行航空和武器禁运及降低外交规格等制裁措施。但是，利比亚仍然置若罔闻。

4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实行了武器禁运，并禁止利比亚的航空旅行。之后的两年，安理会还通过新的决议冻结利比亚资产，并禁止成员国向利比亚出口某些石油设备。

1996年6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不顾联合国禁令乘飞机到达开罗，出席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美国政府立即联合其他国家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封锁。期间，利比亚政府多次向联合国申诉，由于国际制裁和限制，利比亚已经损失了235亿美元，并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但是，他们仍旧坚持对两名嫌疑人的审判必须在英美以外的第三国进行。

经过国际社会的不懈调停，美国、英国和利比亚终于就洛克比空难的审理地点、方式和程序等问题达成一致，同意按照苏格兰法律，由苏格兰法官组成特别法庭在荷兰开庭审理此案。

审判于2000年5月3日开庭。审判地点设在距阿姆斯特丹约50公里的前美国军事基地宰斯特军营。由于此案事隔11年半，又涉及50多个国家、1.5万多名证人及20余万件证物，使审理工作一度十分混乱。法庭为使辩护方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不得不推迟了审讯。

洛克比空难案最终在2001年1月31日进行了最后的审判。法庭判定被告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因策划炸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犯有杀人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另一名被告拉曼·费马无罪释放。

判决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指责此案的审判结果是在美英两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他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判决，而非司法判决。卡扎菲还要求彻底解除联合国对其实施的国际制裁，并赔偿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洛克比空难死难者家属也对判决结果极为不满，并责成律师团就该案向利比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利比亚政府赔偿100亿美元。他们认为，法庭之所以作出这个判决，背后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秘密交易，各国政府早已抛开了对死去的270个亡灵的追悼，把空难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269个人为1个人陪葬

联邦调查局刚刚从审判中抽身，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更加难以处理，因为它涉及了自己的同城兄弟——中央情报局。

2001年中，英国记者约翰·爱生顿推出了关于洛克比空难的调查报告《被隐瞒的洛克比丑闻》。文中称，这起事件的凶手是中东的贩毒集团，他们炸毁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中情局与毒品贩子之间的肮脏交易。

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经和中东的毒品贩子达成协议，默许贩毒分子将毒品运至美国，以换取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

而毒贩炸毁泛美103航班的原因，则是为了杀死一个叫做查尔斯·麦克基的美国人。麦克基是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得知中央情报局与中东毒品贩子的肮脏交易后，立即乘坐班机飞回华盛顿，打算向政府举报这一情况。

中东的贩毒分子雇用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为他们完成这一邪恶的任务。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首领曾派炸弹制造专家克莱西塞特在前东德制造了5枚专门用于引爆客机的气压炸弹，其中的两枚都是安装在东芝收音机里。在洛克比空难发生后，虽然其中3枚炸弹都被找到，但是第二枚“东芝收音机炸弹”却一直没有找到，而这枚炸弹正安放在一位乘坐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的美籍黎巴嫩人的行李箱里。

在事实面前，空难调查委员会却将有关方面的证据隐瞒起来。比如，在坠毁现场找到的一件印有黎巴嫩真主党标志的T恤衫，它被认为是与破案有关的重要物品之一，但是官方始终不承认有过这样一件T恤衫。另外，在空难现场还发现了几大捆美钞和两大包海洛因，这些都可以成为印证洛克比空难与中东毒品罪犯有关的重要证据。

面对这样的质问，美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深入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始终保持缄默。

李文和蒙冤——“麦卡锡主义”借尸还魂

众议员考克斯抛出的《考克斯报告》声称，在以往的20年里，中国多次窃取美国机密技术。以此报告为依据，联邦调查局采用窃听、诱供和逼供等违法手段对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结果证明，所有指控都属子虚乌有。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这起“窃取核机密”的重大“间谍”案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才得知此事。

“美国最敏感的核机密”

1996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所谓“中国可能自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窃取核武器设计机密”时，将怀疑目标锁定在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身上。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就对李文和进行了长达5年的监视与调查，窃听他的电话，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从而使李文和蒙受了5年的不白之冤。

李文和本应在1999年12月从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及核技术实验室退休。但是，联邦调查局以“向中国泄露有关W-88核弹头机密”的罪名，对李文和展开了调查，实验室也立即将他辞退。然而，经过数月的调查，对他的“间谍活动”指控始终难以成立。无奈之下，联邦大陪审团在2000年12月10日以“非法”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计算机“下载机密资料”、违反安全规定等59项罪名对李文和正式提出起诉，李文和随即被捕，法庭调查开始。如果这59项罪名全部成立，李文和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联邦法官詹姆斯·帕克透露了部分内情。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政府对李文和提出的指控中的关键部分有言过其实之嫌，而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中更有作伪证的行为。帕克表示，政府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据不能使他相信李文和犯有“间谍罪”。

帕克说，政府将李文和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计算机中下载的资料称为“美国最敏感的核机密”，是美国核武器计划“王冠顶上的明珠”，而事实是否如此令人怀疑。有证据表明，李文和下载的资料不过是些普通的秘密数据而已，绝不象政府渲染得那么重要。

帕克还说，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联邦调查局一名密探所说的李文和欺骗另一名科学家，利用他的电脑获得较高的权限来下载绝密数据的证词完全是假的，目前这名密探已经向法庭承认自己作了伪证。帕克说，联邦调查局所说的李文和曾经在国外寻找工作的证词也纯属捏造。

李文和，你遇上大麻烦了

1994年4月，联邦调查局已“嗅”到了苗头，下令阿尔伯克基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着手调查“核机密泄露”事件。但此后3年间，接手这起“间谍案”的特工根本不知道李文和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对中央情报局（CIA）的文件一无所知——文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华裔科学家熟悉W-88核弹头的原理，并涉嫌泄露有关机密。1997年12月，联邦调查局把“监视镜头”聚焦到了包括李文和及其夫人希尔维亚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嫌疑者”。但1999年3月——接到命令后的15个月，阿尔伯克基的官员才懒洋洋地捡起了这一案件，并顺便挑了个“替罪羔羊”——李文和。

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披露，联邦调查局1999年3月盘问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时，不仅曾误导他，令他以为自己未能通过能源部的测谎实验，还威胁要将他送上电椅处死、伤害其家人并毁掉他全家的名誉，从而逼他承认有把美国的核武器机密交给中国的非法行为。

联邦调查局探员曾威胁李文和，假如他不认罪就会因被控窃密而被处死。根据传媒所得的盘问记录，联邦调查局探员曾“提醒”李文和，在20世纪50年代，被指控替苏联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卢森堡夫妇便是死在电椅上的。在一次对话中，联邦调查局探员说：“李文和！你知道卢森堡夫妇是谁吗？”接着又说：“他们是惟一在窃密案中不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人。你知道他们的遭遇吗？政府把他们送上了电椅！”

在另一次对话中，联邦调查局探员又恫吓说：“李文和！你遇上大麻烦了。”李氏只能回答：“我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受害者，我是无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又多次告诉李文和，全政府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李氏回答：“我已无话可说了。若他们硬要把我收监，悉听尊便。”

联邦调查局也不得不承认曾以死刑威胁李文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为政府指控李文和辩护的同时，不得不指出“联邦特工曾以死刑威胁李文和是过分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后知后觉”

自李文和“间谍案”立案侦查后，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个别特工负责调查，而且他们还不是专职——有时，他们还得忙于一些诸如抢劫之类的案件。在阿尔伯克基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人员看来，李文和案与那些“小打小闹”的案件没有什么区别。

1996年12月，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最初派往阿尔伯克基“协助”调查李文和案的两名特工都是刚刚出道的新手。一名检察官后来描述自己与第一名特工合作时的情况说：“与他合作，简直就像赶着一头死驴推车。”而另一名检察官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他简直就是一个废物。”然而，这一案件被“死驴”和“废物”胡乱对付长达数月，华盛顿高级官员居然毫不知情。

为了“指证”李文和确实犯有“向中国提供核机密”的所谓“间谍罪”，有关部门需要提供李文和发送机密的“邮件封面”的影印件。但是，要获得影印件而又不“侵犯隐私权”，调查者需得到上级的批准。单单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例行公事程序，调查者居然等了整整3个月！

当然，与联邦调查局对待能源部“间谍”报告的态度相比，这种“工作拖沓”的陋习简直不足挂齿。能源部是李文和案的始作俑者。1995年，能源部的前反情报处主任诺托拉·特鲁洛克单凭一个叫“志趣相投的分析小组”（KSAG）的所谓报告，就将李文和拣出来作为审查的间谍对象，并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有关“李文和犯有间谍罪”的材料。但就是如此一份关系整个案件的重要“报告”，参与案件调查的官员和特工居然不屑一顾，想当然地就把“间谍罪”等59条罪名扣在了李文和的头上！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直到1998年年底才得知，下属在调查一个叫做李文和的华裔科学家——此时，李文和案已经展开调查有1年多了。而1996年调查李文和“邮件封面”的命令，居然全是由他的下属一手操作的！

KSAG的所谓报告“依据”是：虽然中国近几年来核武器研制进展突飞猛进，但“中国若单凭自己核科学家的力量是根本完不成三级跳的，因此，这里必定有美国技术在助威”。核科学家李文和曾专门到过中国大陆，与中国核科学家进行过研讨与交流，加之他还有“接触、下载和转移绝密情报的便利条件，完全有可能将美国最尖端的核武器技术资料透露给中国”。

就这样，这份主观臆测的报告使李文和成了诸多“怀疑对象”中的重点，联邦调查局“毫不质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能源部的结论。至此，李文和案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联邦调查局在审理此案中所表现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令全国蒙羞”，更让人们联想到前不久联邦调查局丢失武器、电脑乃至机密信息等内部管理不善的问题。8月13日，司法部终于还给了李文和清白，“批评”联邦调查局玩忽职守，制造冤假错案。联邦调查局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真正陷入了被动，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考克斯报告》：“第一流的间谍故事”

联邦调查局调查李文和的重要依据正是众议员考克斯等人于1999年5月25日抛出的《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商业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委员会报告》（简称为《考克斯报告》）。该报告声称，以往20年里，中国多次窃取美国机密技术。它罗列了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十大罪状”，几乎涉及核技术、导弹技术、空间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发动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所有高科技领域。在考克斯等人的眼中，中国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高科技成果都是从美国的保险箱里偷来的。

《考克斯报告》把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这种正常的学术活动说成是“窃取”技术情报，把发表在公开出版物甚至国际互联网上的东西说成是“秘密”。报告充满了“可能”“或许”“大概”一类字眼，含糊其词，蒙骗世人。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政治家们为了在新时期寻找一个替代苏联的敌人，正在试图将中国拖入这一角色。文章说，如今已不是冷战时代，当今的中国也不是昨日的苏联，将中国“妖魔化”是可怕的。文章援引众议员德赖尔的话说，有些人想利用“核盗窃”一事“制造一个冷战的敌人”，“这是大错特错”。

《纽约时报》评述说，《考克斯报告》是个“一流的间谍故事”，它讲述的故事“离奇复杂”，“这个案子就像一部缺少最后几页的惊险小说一样，有头无尾”。

在能源部下属的国家试验室工作的华裔科技人员最近向能源部长理查森递交了一份材料，列举了自2002年3月少数政客炒作“核间谍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歧视亚裔科技人员的事件。理查森说，对亚裔美国人的怀疑，是“出于种族主义”。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百人会”也批评了少数议员借所谓“核间谍案”散布歧视华人的谬论。

追踪绿河杀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连环杀人案

上世纪80年代初，西雅图南郊的绿河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连续有49名妇女遇害。联邦调查局为此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并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然而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们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对其进行指控，只好将其释放。直到20年后，依赖DNA技术，联邦调查局终于能够锁定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至此，这名凶手给社会制造的恐怖才算真正终结。

49具冰冷的尸体

绿河是西雅图南郊的一条美丽清澈的河流。它静静地流淌，一如西雅图人们的生活，祥和，宁静。谁都不会想到，一起令人震惊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连环杀人案会在这里发生。绿河从此不再安宁。

那还是在1982年8月的一天，41岁的罗伯特跳上他的橡皮艇，沿着绿河向西雅图的郊外划去。突然，罗伯特发现清澈的绿河河底有一双恐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罗伯特仔细一瞧，只见水底的石头中夹着一名黑人少女，双目圆睁。更令他恐怖的是，离这具黑人尸体半米远的石缝里也夹着一个半裸的白人少女。惊恐万分的他立即向警方报了案。赶到现场调查的联邦调查局随即又在离河边不远的草丛中发现了第三具女尸。经过鉴定，联邦调查局认为3人都是被人扼死的。当地警方认为，作案的是一名连环杀手，并称之为“绿河杀手”。此后，凶手仍然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警方名单上的遇害人数在不断增加，最后竟达到49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被勒死的。这49名妇女大多为妓女，或是离家出走的少女。她们大多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或是在廉价的汽车旅馆中卖淫以换取吸毒资金时失踪，最后变成绿河河畔或其他地区的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警方虽然极力侦查，却一直找不到凶手。

迟到20年的抓捕

近20年过去了，凶手一直逍遥法外，于是，关于凶手的传言越来越邪乎。互联网出现后，一些网迷专门设立了“绿河疑案”网站，将49名有名有姓的被害妇女的照片全部公开，同时利用网站收集相关线索。当地两名记者还曾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寻找绿河杀手》。

里奇韦曾被控于1980年将车停在西雅图塔柯玛机场附近的荒凉地区，使车内的一名妓女窒息。《寻找绿河杀手》一书指出，里奇韦当时宣称，他出了钱，但这名妓女不仅没有好好地为他服务，还咬了他，他一气之下，才将那个妓女关在车里的。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有人见到里奇韦的汽车在发现尸体的几个现场附近出现过，还有人证实他曾与其他失踪妇女见过面。但联邦调查局并不能仅凭这些证据就将里奇韦送上法庭。里奇韦的朋友都叫他“G·R”，因为这两个字母不但是里奇韦名字的缩写，也是这起骇人听闻的连续杀人案发现尸体的地点绿河（Green River）的缩写。里奇韦与妻子及爱犬住在西雅图南边的市郊，他是金沃斯卡车公司的夜班油漆工。1969年里奇韦高中毕业不久后，便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一直干到被捕前。他的邻居们认为里奇韦多话、整洁、注重细节，他的同事觉得他个性怪异，甚至有点神经质。

在“绿河疑案”中，由于被害者大多是妓女，所以有的女特工便装扮成妓女，引诱杀手露面。1982年年底，里奇韦曾主动接近一名这样的“妓女”，但他当时并没有起杀机，所以在关了两周后被释放。1984年，一个名叫玛丽·马尔瓦尔的女孩遇害身亡后，联邦调查局将目标锁定在里奇韦身上，并对他进行了首次审讯。里奇韦相当狡猾，19年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认为他是此案凶手，可是他竟然通过了两次测谎器测验。联邦调查局还于1987年搜查过里奇韦的住宅，并采集了他的唾液和头发样本。可是，由于受当时侦破手段的限制，联邦调查局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最后还是把里奇韦释放了。

1984年，令人毛骨悚然的“绿河系列杀人案”被媒体炒得火热之时，联邦调查局组织10多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成立了一支专案小组，全力追查这个杀害49名妓女及离家出走少女的凶手。特工人员尽了全力，耗费了大量经费，但该案仍是一团迷雾，调查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就连高层司法官员都认为，“绿河疑案”极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谜底，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快20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专案小组于20世纪90年代初宣布解散，只留几个“看守”。到后来，连“看守”人员也只剩下了华盛顿州金恩郡的汤姆·简森探员一人。简森从接手这起案子时便坚信，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侦破该案的难度在不断加大，但这么多起谋杀案，犯罪分子的手段再高超，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因此该案也就有侦破的希望。

2000年，联邦调查局利用DNA技术检验了里奇韦的唾液样本，确认他的DNA与最早发现的3具尸体上残留的凶手精液的DNA相吻合。那么，毫无疑问，凶手必是里奇韦无疑。2001年11月30日，里奇韦下班后回到家里，他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啤酒想小酌一番。早已藏身在室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冲上前，一举将其擒获。

是结束的时候了

里奇韦在被捕后，一直拒不认罪，同警方僵持达两年之久。最后，检察官与里奇韦之间达成“控辩交易”，里奇韦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配合警方调查取证，法院则承诺对他减轻处罚，留他一条性命。

2003年12月18日，华盛顿州金县高等法院对里奇韦作出判决，判处他48个终身监禁。里奇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法官里查德·琼斯在宣读判决时说：“现在该是结束你给我们的社会制造恐怖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我们的社会摆脱‘绿河谋杀案’从而恢复宁静生活的时候了。”

里奇韦在法庭上默默地听取了受害者家属的愤怒控诉，偶尔点头表示承认，时而还挤出几滴眼泪。他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他说：“我为杀死这些年轻姑娘道歉。我对那些没有找到尸首的姑娘感到抱歉，愿她们安息……我为给这么多家庭造成如此巨大的痛苦表示歉意。”

加里·里奇韦看上去毫不起眼，个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呢？在谈到犯罪动机时他供认，杀害这些妇女的原因是他仇视女性。

1970年8月，正在当兵服役的里奇韦和第一个妻子结婚，之前他们认识和恋爱了好几年。在服役期间，里奇韦曾经被派遣到菲律宾，耐不住寂寞的他开始在那里寻花问柳。1971年，里奇韦终于熬出了头，退役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不料迎接他的竟然是一纸离婚协议书。原来，在他被派到外国服役期间，他的妻子另结新欢。经过一年左右痛苦的拉锯战，里奇韦和他妻子终于在1972年1月14日达成离婚协议。后来，里奇韦咒骂说，他的第一任妻子堕落成了下贱的“婊子”。从此，在里奇韦的内心里，开始埋下仇视女人的种子。

从1971年8月开始，里奇韦重操旧业，在一家卡车公司做油漆工。1972年，里奇韦同他的第二任妻子相遇，1973年两人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后来对警察说，里奇韦喜欢在户外做爱并有性虐待倾向。里奇韦经常在夜里外出，有时候回来时身上有土和湿泥。在他们婚姻的后期，里奇韦晚上回来得越来越晚，而且没有合理的理由。当他们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里奇韦喜欢突然隐藏起来，然后在她背后突然大声喊着跳出来吓唬她，而且经常练习悄无声息地走路。后来他们关系越来越不好，1980年7月开始分居，1981年5月27日离婚。以后，里奇韦陆陆续续结交了一些妇女，但都好景不长。

此后，里奇韦开始把魔爪伸向与他素昧平生的女子，其中多是妓女、吸毒者、年轻的离家出走者和流落街头的妇女。里奇韦于2003年11月5日在法庭上供认：“我想尽可能多地杀死我认为是妓女的女人，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专门找妓女下手，因为我恨她们，而且我也不想花钱买乐。再说，哄骗她们上我的车也很容易。我还知道我杀死她们后，没有人会去为她们报案。”

在40多位被害女性中，有18人还不到18岁，12人在18岁到20岁之间。里奇韦先是与受害者发生关系，然后将其残忍地勒死。心理变态的里奇韦认为，这样一来，这些女人就再也不能抛弃自己了，自己就能永远地占有她们了。

在法庭上，里奇韦冷酷地说：“在大多数案子中，我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就把她们杀了，现在连她们长什么样，我也记不清了。”那些受害者的亲属听着里奇韦的供述，想起失去的亲人，禁不住泪流满面，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