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魏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帅的社会地位

与中原内地的豪帅势力不同，北魏六镇豪帅长期生活、活动于军镇体制之中，军镇体制对六镇豪帅的来源、形成、等级划分、社会关系、政治地位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军镇体制就是六镇豪帅群体的“世界”。军镇体制在管制六镇豪帅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六镇豪帅群体的政治行为、心理意识、文化素养等方方面面。六镇豪帅群体在受军镇体制束缚的同时，为自身利益不断维护军镇体制，也时刻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方面侵蚀、破坏着军镇体制。因此，要全面深入认识六镇豪帅的群体特征，就必然要将其放置在军镇体制中考察。本节拟结合北魏军镇体制，从六镇豪帅群体的来源、形成、种族文化、风尚、官爵、乡里关系等方面，考察其群体的社会地位。

一、六镇镇戍体系与六镇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的形成

在北魏道武帝征服后燕，将都城从盛乐迁到平城的过程中，游牧在漠南的拓跋鲜卑部落也大多迁到平城代地。原先臣属拓跋鲜卑的柔然部族，乘机频频南下漠南侵掠北边。北魏组织一次深入漠北的大规模北伐，往往需要全国性动员和征调物资，耗费巨大。北魏无法连年北伐漠北，只能在北边转入战略防御。从延和二年（433）至太平真君八年（447），北魏在漠南东西1500公里交通线上，沿阴山北麓陆续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六镇镇城采用了当时军事防御通行的套城模式，多为南北或东西两城套有子城等三城并列的规划，军镇官署、镇将宅邸多在子城，城外侧多筑有马面。因此，六镇镇城是属于具有军事职能的大型堡垒。六镇镇城虽能控制其周边地区，但存在“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的弱点。皇兴年间（467—471），北魏在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四镇西北方向修建长城，在其沿线附近修筑戍堡30余座。由此，孝文帝迁都前北魏在漠南形成了镇城、长城、戍堡梯次性防御体系。北魏定都平城后，与后秦、大夏、北燕、南朝等政权的兼并战争是其主要军事目标，加之六镇脆弱贫瘠的经济，使北魏无法在六镇长期屯驻大量军队。六镇城戍的少量守军，抵御小股柔然侵掠、控制漠南与云代交通尚可，要在漠南防御柔大规模入侵则毫无可能。

为填充守卫漠南草原除城戍以外的广阔空间，北魏将征服或主动归附的库莫奚、厍狄、宥连、侯莫陈、解如、袁纥、纥奚、纥突邻、贺兰、越勤等鲜卑、高车、匈奴、吐谷浑胡族部落迁至漠南。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神亨二年（429）北魏将征服的高车诸部30余万落迁至漠南，充当兵源和农牧业的主要生产者。如按1落5人计算，迁至六镇的高车部族达150余万。北魏道武帝时大力离散的部落，主要包括贺兰、独孤等对皇权构成较大威胁的世婚部落、跟随拓跋鲜卑迁徙到代地的内入诸姓、四方诸部及一些被北魏征服的胡族部落，被迁徙到漠南处于军镇管制的高车等胡族部落不在此列。游牧经济是漠南草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高车等胡族部落所放养的牲畜需要交换种畜，逐水草而居，定时轮换牧场。如将部落解散，按编户管理，不仅与高车等胡族部落的游牧经济形态不相符，而且其行政支出、日常管理，对北魏漠南的少量驻军乃至北魏国家来说都无法承受。北魏只能因地制宜，保存迁至漠南的高车等胡族部落组织。因此，六镇是以高车部落为主、胡族部落组织盛行的地区。

六镇镇戍体系的修筑和维护，主要是依靠对漠南高车等胡族部落人力和物力的征调。这使六镇镇戍体系所涵盖的地域，与北魏安置高车等胡族部落分布地域几乎重合。在六镇镇戍周边分布着大量高车等胡族部落和成千上万头牲畜。如六镇暴动中，无论是掀起暴乱的沃野镇高阙戍城旁的匈奴破六韩部，还是参加叛乱的怀朔镇匈奴破六韩部、万俟部、高车斛律部、叱列部等部落人数都在上万（户）之上。邻近河套的沃野镇是六镇粮食的主要产地，足够供给沃野镇戍驻军需要，还会有大量剩余。然而，《魏书》卷三八《刁雍传》记载，沃野镇每年所消耗的军粮，还需北魏从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四镇运屯谷五十万斛加以补充。五十万斛粮食够两万人食用一年。由此推知，北魏国家每年调运和沃野镇自身所产大部分粮食，应是被沃野镇周边数万落高车等胡族部落所消耗。粮食一直被各军镇镇将控制，粮仓大多集中在镇城附近。由此，粮食是北魏除漠南驻军之外，控制城戍周边数万高车等胡族部落的重要手段。镇城不仅是六镇的军事中心，也是北魏控制高车等胡族部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魏末年六镇暴动的叛军，集中力量攻打镇城的原因就在于此。

六镇兵役调发、农牧业生产，主要是由众多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组织。各自部落内部的事务与纠纷等六镇日常事项，也要由各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来处理。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虽是被军镇管制的主要对象，但仍是军镇体制运转维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由此，北魏国家和军镇必然要认可斛律、乜列、万俟、破六韩、鲜于、吐斤等众多胡族部落酋长的权威，其豪帅地位由此形成。因此，六镇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势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北魏国家维护军镇体制需要的结果。其群体对六镇重要事务也有相当影响。如北魏国家在镇将任用上，就要考虑一些势力强大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部落豪帅的态度。太武帝时高车部落豪帅以怀荒镇大将陆俟“严急，待下无恩”，要求还请前镇将郎孤，就得到了太武帝诏许。

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统领下的部落民，是六镇兵役和经济活动的承担者，处于六镇社会的底层。他们与部落豪帅间的关系，不仅是统领与被统领的从属关系，也有拥戴与被拥戴的关系。高车等胡族部落酋长的地位，来自于其部落组织内部落民的支持，而非仅靠强力。在军镇无休止的征调，严重损害高车等胡族部落民的生存权益时，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为维持自身的酋长地位，就不能听命于军镇体制的管制，或向北魏国家申诉，或率部落逃亡或掀起叛乱。六镇众多胡族部落民与军镇官吏、军镇体制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往往就表现为以部落为依靠的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与北魏国家和军镇体制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军镇体制与六镇良家豪帅群体的来源及形成

六镇是在众多胡族部落组织的基础上，依靠北魏国家强力和军镇体制，形成的军事化“移民社会”。要稳固在六镇的统治，控制成千上万的胡族部落，北魏国家就需在六镇胡族部落豪帅之外，培植忠于北魏国家、能够维护军镇体制、管制胡族部落的豪帅势力。将熟悉六镇事务的军镇官吏定居在六镇，是北魏在六镇构筑统治基础的首选。据佐川英治所制《六镇镇将表》，从太武帝至孝明帝，可考镇将共63人。迁都前六镇镇将共29人，北魏宗室13人，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13人，两类出身的镇将占29人的89%。迁都后共34位六镇镇将，出身北魏宗室6人，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22人，两类出身的镇将占34人的82%。由此，迁都后六镇镇将人选出身，与迁都前没有多大改变。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和高门士族属于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具有处理军政事务的丰富经验，除镇守北边军镇外，北魏也需要将其任用在朝廷和其他地区以发挥作用。《魏书》《北史》对《六镇镇将表》中15位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担任镇将后的官职转任情况有明确记载，现列表1-1如下：

可见，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任镇将后，转任官职多为内地大州要郡长官或内朝、三省、禁卫系统要职乃至升任公卿，离开六镇或返回京师。其群体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使他们的籍贯、居住地主要集中在代地平城及迁都后的河南洛阳，不可能仅因任镇将就定居六镇。这是宗室元天赐、元尼须及勋贵于祚因贪污被免除镇将官职，能返回平城、洛阳居住的原因。因此，担任六镇镇将的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及高门士族，显然不在北魏国家选派定居六镇的军镇官吏之列。现将因父祖任军镇官职定居六镇的豪帅家族列表1-2如下：

从表1-2可知，因任官定居六镇的豪帅家族父祖所任军职，既包括镇将，也包括司马、军将、军主等军镇中下层官职。其中父祖为镇将的豪帅家族，出身主要是北魏统治集团中家世不高的部落酋帅和地方豪强。他们与北魏宗室、鲜卑勋贵、高门士族身份相差甚远，这是其家族被北魏国家选定定居六镇的主要原因。父祖任军镇中下层官职的豪帅家族地位也不高。如杨忠家族在其曾祖杨元寿任武川镇司马时徙居六镇，与其五世祖杨铉（杨元寿父）属于后燕降将，在北魏统治集团几乎没有地位有很大关系。马相祖父马闻德献文帝时因“翼成帝业”曾任南面俟利弗，至其父马伯丑时则仅任恒州主簿，在担任武川镇副拾遗（军主）时定居当地，政治地位的衰落是其家族定居六镇的原因。《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记载，宇文盛家族先祖是役属于鲜卑俟豆归部落的匈奴人，地位为“破野头”，类似于奴隶，这应是其曾祖父伊与敦以军主身份定居六镇的原因。由此可见，北魏主要是借任官六镇之机强令一些出身较低和家世衰落的军镇官吏定居当地。

仅让一些出身较低的六镇军镇官吏及其家属定居六镇，显然无法控制众多胡族部落。北魏前期能有效管理的地区，主要是以平城为核心的京畿代地，在中原汉族地区只能用宗主督护加以控制，对汉族豪强宗主实行羁縻统治。魏兰根所说六镇初置时“激发中原强宗子弟”戍守六镇的情况，依照当时北魏对中原的控制能力很难做到。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不断将征服的十六国统治阶层、大族豪强及大量胡汉民户强行迁徙到平城代地。至太武帝统一北方时，平城代地已有鲜卑、汉人、高车、匈奴、屠各、柔然、丁零、吐谷浑、西域人等各族人口一百余万。除少数豪强大族被纳入北魏统治集团外，大部分被当作计口授田的劳力。平城代地是北魏国家财政和经略北方的基地，出于保障代地农业生产能力的考虑，北魏不能将迁至代地的大部分胡汉农户再迁往漠南实边。从地理环境看，漠南六镇要比平城代地恶劣艰苦，也非北魏统治集团成员和内地民户所乐迁。北魏只能用国家力量强行将代地一些特定人群迁至六镇。现将从代地迁徙六镇的豪帅家族列表1-3如下：

从表1-3可知，北魏从代地徙居六镇的豪帅家族，出身分别是北魏初建时的部落大人、陆续投附的胡族部落酋长、父祖没有官职的代地下层豪帅、迁至代地的后燕、赫连夏、北燕、北凉乃至刘宋的降官豪帅等。出身于部落大人的豪帅家族仅有独孤、贺兰、贺拔、若干4家，史书对其家族在徙居六镇前的官爵和与北魏统治集团各群体的社会关系均无记载。可见，上列4家家世早已衰落。因此，北魏在将其家族迁徙六镇时，仅将其身份记载为“良家子”。独孤和贺兰两部在道武帝时就已被离散。为使独孤、贺兰等被解散部落的豪帅扎根六镇，如唐长孺先生所论，北魏需为其重组部落。重组部落所需的部落成员划分、部落聚居地选择、形成部落首领和部落成员间牢固的依附关系等环节，都需在北魏国家统筹下逐步形成。独孤信家族在文成帝时由其祖父独孤俟尼迁至六镇，至其父独孤库者时才具有领有部落的权力。不仅如此，北魏国家还要承办家产、田宅、牧场划分及迁徙开支等一系列事项。因此，北魏在六镇大规模重组部落不太现实。出于节省开支、豪帅徙居六镇后迅速适应当地环境的考虑，北魏将斛律金、厍狄干、厍狄回洛、厍狄业、厍狄盛、破六韩常、刘悦、刘亮、步大汗萨、娄昭、万俟普、可朱浑元、斛律羌举、王怀、厍狄昌、雷绍、尉迟真檀、乙弗库根、念贤、赵贵、韩果等先前陆续投附北魏，在北魏统治集团没有地位，但保有部落组织的部落酋长迁至六镇。此外，北魏还将侯渊、宇文虬、刘悦、侯景、独孤永业、葛荣、赵猛等父祖没有多大官位的代地下层豪帅迁徙至六镇。对一些势力较大的部落酋长，北魏给其群体世代享有“领民酋长”的政治地位，“世居莫北，家传酋长之官”。他们凭借其统领的部落以及北魏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和扶持，很快成为六镇社会中强大的豪帅势力。

宇文泰、邸珍、王勇、舆珍、常善、贾显度、王盟、王光、王德、耿豪、韩贤、韩轨、段荣、史遵、孙腾、云荣等豪帅家族均出身于十六国统治阶层，除云荣曾祖那勿黎曾任赫连夏七兵尚书（正二品）外，其他人父祖在原政权所任官职都不高。据表1-3所列宇文泰高祖宇文陵为后燕驸马都尉（从四品上）、孙腾祖父孙通为北凉中书舍人（从六品上）、史宁曾祖史豫为北凉临松令（正七品）、段荣祖父段信史书仅载仕于北凉沮渠氏。邸珍、王勇、舆珍、常善、贾显度、王盟、王光、王德、韩贤、韩轨、耿豪等人父祖在后燕、北燕所任官职均不见记载。可知，上述豪帅家族大多属于原十六国统治集团的中下层。北魏在灭掉十六国政权后，常将其统治集团成员和豪帅举宗整族迁至代地。如王盟出自乐浪遂城王氏，在北魏灭掉北燕时被举宗迁到代地。王盟和遂城王氏其他支脉均将祖先追溯为曾任前燕太宰的王波，在遂城王氏墓志中王波官爵均被记为“燕仪同三司武邑公”。王盟家族在其父王罴时迁到武川。王罴父祖辈自王波以下，高祖、曾祖、祖父官职不见记载，仅其父王珍为北魏黄门侍郎。乐浪遂城王氏留在代地的王祯一支，则是世代官宦相继。其家族自王波以下，高祖礼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曾祖定国库部给事中、河内太守、博平男；祖唐成广武将军、东宫侍郎、合肥子；父光祖宁远将军、徐州长史、淮阳太守、晋阳男；王祯则以员外散骑侍郎起家任官，随孝文帝南迁洛阳。显而易见，王祯支迁到代地后的政治地位要高于王罴支。又如宇文泰先祖为昌黎南匈奴部落，世代为部落大人。宇文部除宇文泰家族外，还有宇文福、宇文测等家族。《周书》卷一《文帝本纪上》载，宇文泰曾祖宇文陵是在北魏围攻中山、宇文陵追随后燕主慕容宝与魏军决战失败后，才率甲骑五百归降北魏。《魏书》卷四四《宇文福传》、《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则没有记载两家族先祖抵抗北魏的经历。宇文福祖父宇文活拨曾任后燕唐郡内史、辽东公，与宇文陵所任驸马都尉、玄菟公，在官爵上几乎相当。然而，宇文活拨入魏后却被北魏朝廷授予“第一客”的政治优待。北魏一般授予第一客（上客、上宾）从三品下及之上的官爵。宇文测家族先祖入魏后，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驎、父永，官位显达。其祖父宇文骐僶曾任平北将军（从二品上）、营州刺史，父宇文永曾任假节、镇远将军（正四品下）、武川镇将，显然宇文测家族入魏后地位显赫，应是在降魏时被授予“第一客”的待遇的。能够被授予“第一客”待遇的，通常是主动降魏或是对北魏征服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少数官员和豪帅。由此推知，宇文福、宇文测两家族应是在北魏灭后燕的过程中主动降魏的，而非如宇文陵势穷而降。宇文泰家族从其曾祖宇文陵入魏后，官职政治地位较低，最终被强行迁至六镇，与其对北魏国家灭后燕之际顽抗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王盟家族被迁往武川镇的原因也应与此相同。将地位不高的十六国降官豪帅以“良家子”身份迁至六镇，既能体现北魏国家对其群体降附行为的认可，又能减轻北魏供养代地降附人口的压力；更可通过军镇的军事管制，将其及所统领的部属变成在六镇统治的核心力量。《周书》记载宇文泰高祖宇文陵、史宁祖父史灌“随例”迁往六镇中的“随例”，应是指北魏国家一直有将被迫降附北魏、在北魏统治集团没有多大政治地位的原十六国政权中下层官吏和豪帅，授以“良家子”身份强行戍守六镇的惯制。

总之，被北魏国家从代地迁到六镇的豪帅家世并不高。《北史》卷一六《广阳王深传》记载北魏末年掀起六镇暴乱的豪帅家世时，说“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应是元深为说服北魏朝廷改镇为州，而有意抬高六镇豪帅的家世地位。除去以罪犯身份迁徙到六镇的豪帅家族外，出于在六镇培植核心统治力量的考虑，北魏国家对出身为中下层军镇官吏、权势早已衰落的部落大人、没有地位的部落酋长、代地下层豪帅、被迫投降北魏的后燕、赫连夏、北燕、北凉中下层降官等几类豪帅家族，均给以“良家子”的清白出身，即良家豪帅。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功曹史、省事、外兵使、统军、别将、军主、队主、戍将等军镇大小官吏均由其群体家族担任。这使良家豪帅大多具有部落酋长和军镇官吏的双重身份，成为六镇最有权势的豪帅群体。

三、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帅的鲜卑化

六镇豪帅长期生活在军镇体制管理下的部落组织之中，在种族文化上呈现出明显的鲜卑化特征。如高欢家族自其祖父高谥徙居怀朔镇后，至高欢时已“习其俗，遂同鲜卑”。高车部落豪帅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歌，用的就是鲜卑语。梁御原为匈奴族，其父祖因官北边定居武川镇后，就将姓氏由梁姓改为鲜卑姓氏纥豆陵氏。六镇豪帅在北魏六镇时形成的鲜卑化意识，对其日后的政治行为影响很大。如高欢在拥立孝武帝即位时，就采用了代北鲜卑西郊祭天的制度。《北史》卷五《魏孝武帝本纪》：“（中兴二年，532）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高欢建立东魏后，就将六镇时军镇体制中的胡人当兵、汉人耕织的胡汉分治意识，作为建军、处理胡汉关系的基本原则，“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宇文泰在西魏向关陇各派势力赐鲜卑胡姓，其想法很可能源于六镇豪帅通过改胡姓，适应部落组织鲜卑化形成同一组织群体的惯例。孝文帝迁都后，生活在军镇体制下部落组织中的六镇豪帅群体继续保持着鲜卑化。这使其群体根本没有实现由边地豪帅向士族门阀转变的社会环境。

种族文化的鲜卑化，加之军镇体制“少年不得从师”的限制，六镇豪帅普遍没有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动力和机会。在六镇豪帅中仅有寥寥几人有一定文化素养。如念贤“颇涉书史”、侯莫陈凯“颇好经史”、王基“颇读书”，且大多处于“颇好”“颇涉”的低层次。六镇豪帅仅贺拔岳、雷绍两人有游学经历。贺拔岳曾为太学生，其能够取得太学生的资格，与北魏朝廷对少数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六镇良家豪帅的优待有很大关系。而雷绍则是在没有经过军镇官员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到内地游学，后因北魏“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的严格管制，被迫放弃外出游学回家侍养母亲。在没有外来儒生传学、本地没有学习汉族文化的条件，又不能去内地游学的情况下，六镇豪帅的文化水平绝大多数处于“好读书而不存章句”“不知书”的低水平。

种族文化的鲜卑化、部落组织的生活环境、文化修养上的低层次，加之世代从军的前途，使绝大多数六镇豪帅，如宇文洛生、杨忠、耿豪、李虎、贺拔岳、贺拔胜、独孤信、王德、雷绍、厍狄昌、侯莫陈崇、韩果、贺拔允、梁御、王勇、娄昭、王怀、独孤永业、厍狄干、可朱天元、万俟普、厍狄盛、斛律羌举、莫多娄贷文、斛律金、侯景、窦泰、万俟洛、破六韩常、皮景和等人普遍在少年时就养成了胡人的骁勇尚武、善于骑射之风。尚武之风及未来从军的职业需要，使六镇豪帅更为喜好研读所谓的“兵书”。如刘亮“君子读书马上，清谈剑端，独运六奇，专精三略”。窦泰“历寻经史，不为章句之业，偏持三略六韬，好览穰苴孙子。上下若飞，驱驰成画，舍矢如破，命的必中”。厍狄回洛“舍放史之轻文，习摸睽之重略。射隼高墉，安假玄妻之叹；前禽不失，足感孟德之情”。在北魏后期门阀体制影响下，“重文轻武”是中原汉地社会推崇的主流风尚。文化素养的低下、对尚武风尚的追求、对兵书的喜好，只能使六镇豪帅边地豪帅的形象愈发浓厚，落后于“时代潮流”，无法通过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融入士族行列。

六镇豪帅的尚武之风，在其群体社会交往中则表现为豪侠之风。如宇文肱“任侠有气干”，宇文洛生“少任侠”，贺拔胜、贺拔岳、贺拔允兄弟三人并以“豪侠知名”，侯莫陈顺“少豪侠”，尉景“颇有侠气”，窦泰“少以剑气有闻，长以侠烈标誉”，徐显秀“关下豪杰，尽慕侠风，边地少年，同归壮概”。由此，豪侠之风是六镇豪帅群体交往的价值标准。《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豪侠之风使六镇豪帅群体在彼此交往上，具有轻财重义的特征。如宇文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贺拔胜“性又通率，重义轻财”，贺拔岳“爱施好士”，李虎“轻财重义，雅尚名节”。这一点也是六镇豪帅能够交往结合的基础。如宇文洛生“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高欢“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豪侠之风使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在六镇豪帅的交往中显得不是很重要。如高欢在怀朔镇时仅官拜函使，属于最低级的军镇小吏，在地位上明显低于与其交往的侯景、蔡儁、司马子如诸人。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高欢与他们成为好友。如《南史》卷八〇《贼臣·侯景传》：“始魏相高欢微时，与景甚相友好。”《北齐书》卷一九《蔡儁传》：“儁豪爽有胆气，高祖微时，深相亲附。”《北齐书》卷一八《司马子如传》：“子如少机警，有口辩，好交游豪杰，与高祖相结托，分义甚深。”

六镇豪帅在交往中的豪杰、豪侠之风，与门阀士族重家世、门第的交往原则相反，这使六镇豪帅不可能为门阀士族所接受。六镇特有空阔的地理环境和部落组织游动性的特点，使六镇豪帅的豪侠之风影响较广，由此形成了六镇豪帅跨军镇、跨地区的交往圈。《北齐书》卷一《神武帝本纪上》：“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可见，在以怀朔豪帅高欢为中心的豪侠交往圈中，除侯景、尉景、蔡儁、孙腾、娄昭为本镇豪帅外，贾显智居住在沃野镇、司马子如为代地云中、刘贵为肆州秀荣。可知，六镇豪帅交往地域范围，大体集中在六镇、南邻的代地，远至胡族部落酋长分布较多的并肆地区。这一方面是北魏末年六镇豪帅能与代地乃至并肆胡汉豪帅结成地域性军事政治集团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六镇豪帅无法接近中原内地胡汉士族门阀的交往圈，是其群体在北魏始终处于北边豪帅的重要原因。

四、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帅的官爵及政治地位

良家豪帅是北魏六镇统治的核心力量。元深曾认为北魏后期六镇豪帅任官的级别很低，“征镇驱使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军主是军镇内统军作战的基层武官，是良家豪帅在军镇内担任的最普遍官职。军主是与良家豪帅在军镇所拥武力和地位相对应的官职，无所谓高低。孝文帝迁都前，豪帅杨忠高祖杨元寿、贾显度父贾道监曾分任武川镇司马、沃野镇长史。司马、长史是军镇分掌兵权、政务的长吏。孝文帝迁都后，豪帅孙腾、侯景、常安成分任镇户曹史、镇外兵史、统军。怀朔镇将所加将军号在正三品之上，作为军府僚佐，两人的官品应为正七品下，高于军主。统军为太和十七年（493）北魏为加强改善军事征讨和镇戍体制所设的重要统兵僚佐，所加军号不低于从五品，地位在镇将之下军主之上。可见，迁都后良家豪帅仍担任掌握军镇实权的高级官吏。北魏为抑制其势力，将镇将、副将、监军等军镇最高层主官，交由宗室勋贵及高门士族担任。然而，他们在六镇没有根基实力，一旦北魏国家政局混乱或军事力量衰落，对良家豪帅就难以控制。这是正光四年（523）怀荒镇民因饥荒暴动，辱杀镇将于景的原因。

军镇体制内不设中正，六镇良家豪帅无法通过中正品第任官。尚武少文的良家豪帅只能通过北魏朝廷征选的特殊途径，担任中下品级的禁卫武官。如侯莫陈崇父侯莫陈兴任殿中将军（正八品上）、羽林监（正六品下）。然而，禁卫武官系统领军将军等高级官职，大多由鲜卑勋贵所垄断。这使良家豪帅无法通过任中下级禁卫武官，跻身于北魏统治集团上层，反映在任官上则是六镇豪帅家族任官品级呈世代下降趋势。如斛律金家族在其四世祖倍侯利迁到怀朔镇后，其祖父憣地斤任殿中尚书（正二品中）、父亲大那瑰为光禄大夫（正三品）、其兄斛律平以殿中将军起家（正八品上），在六镇暴动前仅升至襄威将军（从六品上），斛律金自身仅任没有品级的军主。李虎祖父李熙徙居六镇时为金门镇将，其父李天锡降为中下级武官镇幢主，至李虎时无官。王光其家族迁至六镇后，四世皆无任官记载。迁都后，胡汉门阀士族把持选举，“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作为北魏中央军、禁卫军主要兵源的十余万南迁代人升迁十分困难，“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霑预”。朝中地位不如南迁代人的六镇良家豪帅，想要继续担任中下层禁卫官职则更为困难。

北魏授予爵位的主要对象，是北魏宗室及姻亲、鲜卑勋贵、宦官、汉族士族、归附的降臣、立有功勋的重要官员。因此，迁徙六镇前仅有斛律金、宇文泰、梁御、娄昭、高欢、赵贵、潘乐、贺拔胜等少数豪帅父祖，被北魏赐以五等爵位。其中，赵贵、梁御、娄昭父祖因军功、事功被赐以临晋子、定阳侯、真定侯。斛律金、高欢、宇文泰父祖获得公、侯爵位，主要是北魏出于安抚笼络降臣的需要。如斛律金高祖倍侯利因斛律部是北边势力最大的高车部落之一，被北魏赐予仅次于王爵的孟都公。然而，对十六国政权投附的豪帅，北魏一般不会赐予公爵，如宇文泰高祖宇文陵由后燕投降北魏时的爵位是玄菟公，北魏国家将其爵位降为安定侯。孝文帝爵位改革前，五等爵所加将军号等级最低在六品下。如上文所述，迁徙六镇后，良家豪帅群体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就已边缘化，其群体所担任的官职，主要是以军镇官吏及中低级的禁卫武官职为主，很少达到六品。这使其群体大多不在北魏赐予爵位的行列。这是上列豪帅除潘乐父潘永因“有技艺”袭爵广宗男外，斛律金、宇文泰、梁御、娄昭、高欢、赵贵等豪帅家族的爵位继承，在徙居六镇后史书缺载的重要原因。在担任军主等无品军职的众多良家豪帅中，仅有贺拔胜祖父尔逗因在献文帝时，“茹茹数为寇，北边患之。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前后以八十数，悉知虏之倚伏。后虽有寇至，不能为害”的突出战功，被赐爵龙城男。这说明徙居六镇后，众多良家豪帅要凭有限的军功，被赐予最低等爵位已十分困难。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开建五等”的爵位改革，使无论是被封开国爵还是被赐散爵，其前提均需是六品及以上的国家职官。这对任官多低于六品的众良家豪帅来说，几乎无法通过获得爵位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总之，徙居六镇后，良家豪帅家族无法通过任官授爵提高其政治地位。这使李虎、贺拔胜、赵贵、王怀、厍狄昌、高欢、万俟洛、侯莫陈顺、韩轨等大多数六镇良家豪帅，不同于洛阳贪图享乐颓废的胡汉门阀士族，他们一直有借政局变动改变自身地位的志向。这是史书在描绘北魏末年六镇良家豪帅时多用“有澄清天下之志”“少有志操”“心存拯乱，志在扶危”等词的原因。

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在六镇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控制其群体对北魏国家维护六镇的统治至关重要。北魏前期在禁卫军中专门设有高车羽林郎将（从四品上）、高车虎贲将军（从四品下）、高车虎贲司马（从五品下）、高车虎贲将（从五品下）、高车羽林郎（从五品下）、高车虎贲（从六品下）等高车羽林、虎贲系统武官。被选任为高车羽林、虎贲的，大多是在六镇势力强大的斛律部等少数高车部落豪帅子弟。对高车部落豪帅来说，一方面，子弟被朝廷选任为羽林、虎贲，意味着获得了与士族子弟大致相当的起家官（从六品下），有利于提高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派子弟充当羽林虎贲，实际上也是确立了其群体与北魏的质任关系。因此，高车羽林虎贲职位是联系北魏国家和六镇高车部落豪帅的重要纽带。《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破六韩常……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拔陵”为掀起六镇暴乱的匈奴酋帅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既然能够任命拥有万余人的部落酋长破六韩孔雀为自己部下，无疑破六韩拔陵应是比孔雀有更大势力的豪帅，而史书对破六韩拔陵身份记载，则是被沃野镇高阙戍主统辖下的“镇民”。破六韩拔陵叛军将领的怀朔镇匈奴豪帅万俟受洛干，《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将其身份直接记载为“费也头”，即处于军镇最底层从事畜牧生产的牧子。由此可知，匈奴等其他胡族部落酋帅，即使在六镇拥有很强的武力，北魏国家也不会授予其官爵。北魏国家单独向斛律部等少数势力强大的高车部落豪帅授以官爵，无疑会在同处于军镇管制下的众多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间，产生政治地位和身份上的悬殊差距，分化、减弱其群体对北魏国家和军镇统治的抵制立场和反抗力量。迁都洛阳后，羽林虎贲系统已不被北魏国家所重视，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后职员令》中，高车羽林系统官职除保留正六品下的虎贲中郎将和羽林监外，其他官职均被取消。这一官制上的变化，实际切断了北魏朝廷与六镇高车部落豪帅的政治联系，降低了其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对北魏国家及军镇体制的服从程度，使其与众多普通没有官职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部落豪帅，具备了共同反抗军镇体制和北魏国家的政治基础。

总之，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定姓族、改官制的汉化改革，对六镇豪帅群体政治地位影响是有差别的，不能一概而论。对北魏在六镇的统治支柱、担任军镇官吏的良家豪帅而言，迁都洛阳等一系列汉化改革并没有降低其在军镇内的政治地位，但也使其群体无法借官爵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跻身于门阀士族行列，加大了其群体与北魏朝廷、核心统治集团的疏离和隔阂。对北魏国家着意拉拢的少数势力强大的高车胡族部落豪帅而言，官制汉化改革意味着其群体在北魏国家和军镇之内政治地位的剧降，从而使其群体能与众多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高车、匈奴胡族部落豪帅相联合，在北魏末年掀起反抗军镇体制的六镇暴动。

五、军镇改州与六镇豪帅的乡里关系

军镇体制是北魏前期为镇抚征服的胡族部落等地方豪帅、控制各战略要地普遍施行的行政制度。军镇虽比州郡有便于集中军力镇抚当地等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北边军镇运转相当程度上均需依赖北魏国家的物资供应，维持北边军镇运转，一直是北魏财政和编户小农的沉重负担。被管制的胡族部落与军镇官吏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无法调和，叛乱和逃亡令北魏国家和军镇疲于应付。军镇各社会阶层世代被束缚在军镇体制之内，在文化、心理、专长、价值取向上，无法适应由鲜卑化向汉化转型的北魏国家需求，与门阀化的统治集团差距也越来越大，进而使军镇地区落后于内地州郡。然而，各军镇却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是能增加北魏国家编户人口和赋役收入、推行均田和三长制的重点地区。由此，军镇改州是北魏国家从游牧向农耕、从鲜卑向汉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据严耕望考证，北魏军镇共有93个，范围遍及东北、北边、河北、河东、关陇、南边等广大区域。从太和十一年（487）至十六年（492）北魏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镇改州。太和十一年雍城镇改歧州、统万镇改夏州、广阿镇改钜鹿郡、三县镇改班州、陕城镇改陕州、鲁阳镇改荆州。太和十二年蒲城镇改汾州、仇池镇改梁州、吐京镇于改汾州。太和十三年长安镇并入雍州。太和十四年凉州镇改名姑臧镇旋并入凉州。太和十五年杏城镇改置东秦州。太和十六年枹罕镇改河州。太和中和龙镇并入营州、云中镇并入朔州、上邽镇并入秦州、李润镇改置华州冯翊郡。另外，善无、灵丘、广昌、绛城、乐陵、平原、枋头、骆谷、瑕邱、虎牢、沘阳、梁国、东阳、临济、悬瓠、彭城、梁城、郯城、团城等镇在太和时被撤废。以上改并废置军镇共38个，占北魏军镇总数的40%。其中有15个军镇改并为州，太和年间州级行政区划调整共涉及30个州（镇）。由此可见，军镇改州是太和年间北魏地方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部分。

太和时的改州军镇遍及河东、河北、河西、关陇、河南，但占地规模最广、在北魏军镇体系中地位最重要的六镇，却不在军镇改州行列之内，至北魏末六镇已成为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时任尚书令的李崇、广阳王元深先后上书北魏朝廷，要求将六镇改立为州，极力阐明六镇改镇为州关系到国家安危，“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然而，北魏朝廷均以“旧典难革”为由没有采纳。直至正光五年（524）六镇暴动后，北魏朝廷才宣布六镇改州。从太和时大规模军镇改州到六镇暴动前30余年中，六镇一直不在北魏国家军镇改州考虑的范围内。即使面临统治崩溃的危险，北魏国家也不允许六镇改州，这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北魏末年最高统治集团的昏聩麻木。与进行军镇改州的军镇相比，太和年间六镇仍然是高车等胡族部落组织占主导地位的胡化地区，不具备推行三长制、建立乡里组织的条件。六镇处于漠南草原地带，游牧经济一直是六镇的主要经济形式，农业在六镇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大，六镇并不具备设立州郡的经济基础。太和年间柔然仍具备发动数万骑兵南下漠南，突入代地抢掠的实力，北魏仍需用军镇体制管制、动员高车等胡族部落抵御柔然入侵。由此，受社会组织、经济、军事等方面制约，六镇根本无法在太和年间进行军镇改州。

在太和年间大规模军镇改州过程中，北魏国家对六镇军镇体制的管理并没有因此减弱。如孝明帝在正光五年（524）改六镇为州诏书中就说，“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腑，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不能被改镇为州，意味着六镇豪帅没有“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的仕宦权力，无法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他地军镇每一次改州，都是对六镇豪帅群体心理的强烈冲击，只会增加对北魏朝廷的不满和隔阂。如因此引发六镇豪帅掀起反抗军镇体制的大规模暴乱，柔然趁机突进漠南抢掠，进而引发全国性动荡，则非北魏朝廷所能承受。因此，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前不得不亲自巡视六镇。“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孝文帝巡视六镇，说明北魏最高统治集团对六镇豪帅等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有清楚认识，也意识到迁都后六镇对北魏国家安危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孝文帝不可能放松六镇军镇体制，只能采取一些安抚和象征性的举措，来缓和六镇各群体对北魏朝廷的不满。《魏书》卷七下《孝文帝本纪下》记载，要享受“终身给其廪粟”“赐粟十斛”“听一身还乡”等北魏朝廷对镇民的优待，年龄均至少要达到70岁。六镇自然环境恶劣，兵役负担沉重，极少有镇民寿命能达到上述年限。孝文帝巡行安抚六镇的举措，对经济上普遍贫困、政治上满腹怨气的六镇豪帅镇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由此，上文所引北魏朝廷一再拒绝六镇改州的缘由“旧典难革”，应是指孝文帝时所确定的六镇军镇体制不得改州的做法。

为缓解六镇社会矛盾，景明四年（503）宣武帝派源怀巡视六镇。源怀至六镇后赈给贫乏、考论殿最、受理民怨、惩处豪强、罢黜贪官等措施，并没有触动军镇体制，相反还提出了处理六镇社会矛盾、增修城戍等巩固军镇体制的诸多建议，多被北魏朝廷采纳。由此，对军镇体制的强化和修补，是北魏后期国家处理六镇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则。这使六镇经济、政治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在北魏后期成为北方最为贫困、腐败、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正光五年（524）六镇暴动后，八月为化解北边军镇各阶层对北魏朝廷的反抗情绪，孝明帝不得不下诏废除州镇军籍。六镇叛乱虽因军镇体制而起，但北魏朝廷颁布悉免为民、镇改为州的诏书，却弥平不了遍及北边军镇的叛乱。其原因在于军镇体制的僵硬强化，早已使六镇社会问题丛生。掌握六镇军政权力的良家豪帅，与众多没有地位权力的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空前激化，远非一张“迟来”的诏书所能解决。对众多参与叛乱的高车等部落豪帅镇民而言，迟来的编户身份和州郡制已没有任何意义。

六镇是北魏下诏宣布改镇为州、废除军籍的主要地区。负责在六镇推行军镇改州的主要官员，是郦道元和熟悉北边六镇事务、指挥与六镇叛军作战的统帅李崇。李崇在云代的时间，是从正光五年五月被任命为大都督率广阳王元渊等中央军北讨开始，至十月因其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被坐免官、征还朝廷为止。因此，郦道元赴六镇进行军镇改州，应是在诏书颁布的正光五年八月至十月李崇被征回洛阳之间。六镇军镇改州的结果，《北史》卷二七《郦道元传》记载为“会诸镇叛，不果而还”。《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对怀朔、武川两镇改镇为州的结果有明确记载，怀朔镇改为朔州，领郡5、县13。怀朔镇原辖区改为4郡11县：大安郡领狄那、捍殊2县；广宁郡领石门、中川2县，石门县因附近的西汉石门障塞得名；太平郡领太平、太清、永宁3县；附化郡领附化、息泽、五原、广牧4县；五原县因有西汉五原县故城得名。武川镇改为神武郡领尖山、殊颓2县，归朔州管辖，殊颓县以树颓水得名。由此，至少怀朔、武川两镇是郦道元按照其《北史》本传所载“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的做法，切实进行了改镇为州。

六镇暴动初起之时沃野、柔玄、抚冥、怀荒等镇很快陷落，其次是武川，最后是怀朔镇城于孝昌元年（525）三月陷落。正光五年（524）五月武川镇陷落后，贺拔度拔、贺拔胜、宇文肱、宇文泰、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等一大批武川良家豪帅逃至怀朔，与怀朔镇豪帅在怀朔镇将杨钧指挥下，共同坚守怀朔镇城，直至怀朔镇城陷落被叛军虏获。因此，怀朔镇是武川、怀朔等六镇良家豪帅与北魏军镇官吏集聚，共同抵抗六镇叛军的核心据点。此时六镇中具备推行军镇改州条件的，只能是尚在北魏控制下的怀朔镇。对良家豪帅而言，自身所在军镇如被改为州郡，即可获得用来标示自家出身的郡望乡里，获得国家认可的良家身份；担任改置的州郡县官吏，更能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武川镇虽也被叛军攻陷，但武川镇豪帅是防守怀朔镇、抵抗六镇叛军的重要势力，明显要强于沃野等其他四镇豪帅。北魏朝廷要在六镇继续与叛军作战，就要笼络住武川镇豪帅，就需将武川镇改为州郡。由于武川镇豪帅城陷寄居怀朔镇的处境，如将武川镇改州，很可能招致势力最大的怀朔镇豪帅及其他诸镇豪帅的不满，已陷落的其他诸镇豪帅也可以此为例纷纷要求改州，引发混乱。因此，武川镇只能降级改为郡。这是《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记载郦道元六镇改州的结果时，仅记载怀朔镇改为朔州、武川镇改为朔州下辖的神武郡，沃野等其他四镇没有改州的原因所在。相关正史在记载六镇良家豪帅的籍贯时，对怀朔、武川两镇良家豪帅其籍贯多记至改镇为州后的所属郡县、沃野等其他四镇豪帅籍贯仅记为原所属军镇的原因也在于此。军镇改州涉及人口统计、户籍变更、身份转换、辖地划分、官员任命、官署改并、官吏任命等诸多繁杂事务。据《娄叡墓志》记载，怀朔镇豪帅娄叡籍贯为太安狄那汗殊里，可知，怀朔镇改州进程中的行政区划设置已推进到乡里层级。然而，六镇暴动后六镇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恒代而北，尽为丘墟”，怀朔镇时刻面临被叛军攻陷的危险，且郦道元能进行军镇改州的时间仅有两月，因此，郦道元在怀朔、武川两镇推行的军镇改州应当是没有完成，而非学界以往认为的根本没有推行。

正史文献记载北魏末年六镇豪帅关系时，常用“乡里”“乡亲”“乡旧”“乡闾”等词汇。如高欢在动员六镇降户起兵讨伐尔朱氏时就说，“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由此，对被北魏强行迁到河北就食的六镇豪帅镇民而言，虽然地位不同，但他们都拥有家乡为六镇的共同心理意识，是身在河北异地的同乡。《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记载，怀朔镇匈奴部落豪帅万俟普其子万俟洛“骑射过人，为乡闾所伏”。“乡闾”应是指其所领部落。由此，乡里应是指六镇豪帅在势力影响范围内，所领部落及依附他的势单镇民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六镇暴动后，数十万镇民的大迁徙，基本上是以众多六镇豪帅统领的乡里为单位进行的，如赵贵“率乡里避难南迁”、史遵“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六镇豪帅与其统率的部落成员及依附镇民之间的乡里关系十分牢固，并不会因频繁的迁徙和战乱而解体。如武川镇豪帅宇文肱先是率乡里在与六镇叛军作战，被北魏强迁徙到河北后，又率乡里加入鲜于修礼、葛荣领导的叛军。宇文肱定州战死后，其乡里就由其子宇文洛生统领。然而，单个豪帅所率领的乡里共同体，无法应对愈发残酷的战事和迁徙。在军镇体制影响下，同一军镇豪帅根据同乡关系，很快组成以有势力威望的豪帅为核心，其他豪帅听从其调遣的豪帅联合体。如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独孤信等武川豪帅就推贺拔度拔与宇文肱为首领，与攻打武川的六镇叛军作战。侯景、孙腾、蔡儁、尉景、段荣等怀朔豪帅则推举高欢为首领。由此，乡里是将六镇部落组织、势单镇民、各个豪帅势力联合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纽带。这是六镇镇民被北魏强行迁到河北后，良家豪帅与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能暂时联合成六镇军事集团、屡次掀起叛乱、击溃北魏军队的重要原因。但以乡里为地域范围形成的六镇军事集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各豪帅往往根据自身所统领乡里共同体的利益安危，决定其军事政治行动，这使集团内部政令行动十分混乱。各豪帅乡里共同体首领的地位，来自于对其所属部落的统领和对依附镇民的人身控制，而非六镇军事集团首领的赐予。这使六镇军事集团首领对各豪帅的控制力十分有限。乡里关系会使本军镇内豪帅的关系比与其他军镇豪帅的关系密切，这使六镇各军镇豪帅之间有很大的排他性。这些是造成六镇军事集团结构松散，号令不行，在消灭尔朱氏集团、控制北魏朝廷后，武川、怀朔两镇豪帅因争夺权益，最终兵戎相向、各自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

六、余论：六镇地域特性、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帅的关系

六镇是在北魏国家强力和军镇体制下形成的胡族部落移民社会。与实行州郡制的中原内地乃至其他地区军镇相比，部落化、鲜卑化、军事化是六镇社会的地域特性。高车、匈奴、鲜卑等胡族部落组织，是六镇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镇城是六镇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高车等众多胡族部落则围绕镇城城戍呈点状分布。六镇社会秩序主要由军镇内拥有强力、部落组织及依附民的豪帅势力所控制。六镇豪帅世代生活在军镇体制管制下的部落及部落化的社会组织之内，鲜卑化是其种族文化特征。六镇豪帅分为具有“良家子”身份、担任军镇官职、掌握军政权力的良家豪帅；承担兵源赋役调发，以被征服者身份强行被北魏国家迁至六镇的高车等众多胡族部落豪帅。良家豪帅虽是北魏国家在六镇统治的核心力量，但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地位出身并不高。这是其群体徙居六镇后官爵不高、无法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实现士族化、进入门阀体系的重要原因。北魏后期，六镇的地域特性使六镇非但不是军镇改州的对象，相反是军镇体制维持乃至强化的地区。这使六镇良家豪帅无法获得清白出身，提高自身政治地位，与北魏朝廷矛盾隔阂日深。僵化的军镇体制，使六镇在北魏后期成为社会矛盾最严重的地区。良家豪帅既是军镇体制强化的受害者，也是北魏国家在六镇强化军镇体制的主要执行者，而众多没有地位权力的高车、匈奴等胡族部落豪帅则是军镇体制强化的承受者，两类豪帅之间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导致六镇暴动。六镇暴动迫使北魏国家在六镇推行军镇改州，怀朔、武川为主的六镇良家豪帅获得了标识清白身份的郡望和籍贯。乡里对军镇体制束缚下的六镇豪帅而言，是其自身所居处及势力影响所及的空间和范围、是家乡为六镇的共同心理意识，是各镇豪帅、镇民、部落实现政治联合的纽带。北魏末年六镇暴动、军镇改州，实际上是促使六镇社会结构瓦解、六镇豪帅在六镇范围内实现军事和政治聚合、作为主导中国北方政局走向的军事政治势力登上北朝政治舞台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