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杜立德和达尔文

我希望我可以吹嘘说，我孩童时在东非的生活经历点燃了我对博物学，特别是人类进化历史的兴趣。可惜的是，这并非事实。我进入科学殿堂的时间相当晚，而且我是通过阅读接触科学的。

我7岁就被送入了一所寄宿学校，所以你可以尽情想象我的童年生活多接近一首田园牧歌。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读完了小学、中学，经历与一般同龄男孩别无二致。这其实相当不错了（当然也有一些悲剧性的例外，但我在学校里并没有怎么被人欺凌过）。我的学业很优秀，最终使得我进入了牛津大学，在一个从少年逐渐成长为成人的人看来，牛津大学就是我的雅典。我的家庭生活才真正是田园牧歌式的，我们先是住在肯尼亚，然后搬到马拉维，接着又搬回了英国，住在牛津郡的家庭农场里。我们不是特别富裕，但也不至于太过贫穷。我们没有电视，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因为我父母有其他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他们也许是对的，我家有很多书。

孩童时期高强度的阅读，可能会使一个人终生受用，也可能有利于提高他日后的写作技巧。对我来说，我怀疑自己最终成为一名动物学家，可能源于一本儿童文学著作的启发：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写的《怪医杜立德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Doctor Dolittle）。这本书和它的后续版本，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不能说是这些书直接引导我走入科学殿堂的，但是在当时的我眼中，杜立德医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也是一位永远保持着旺盛好奇心的思想家。早在我熟知这些术语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我提高自我意识的榜样。

约翰·杜立德是一位杰出的乡村医生，原先治人，后来转为专治动物。他有一只名叫波利尼西亚的鹦鹉，鹦鹉教会了医生讲动物的语言。整个怪医杜立德系列十几本书都围绕着这个技能展开。一般的儿童文学书籍（包括今天的哈利·波特系列）都把超自然力量作为解决难题的“万灵丹”，与此不同，休·洛夫廷则严格地只允许现实发生一种变化，就像科幻小说一样。这唯一的变化就是，杜立德医生能够与动物说话，所有其他情节都由此生发而来。当他被任命为西非梵蒂波王国的邮政部部长后，他就招募候鸟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高速的“航空”邮件服务——小鸟负责寄送又小又轻的信件，而大鹳负责寄送包裹。当他的船需要加快速度超过邪恶的奴隶贩子戴维·博恩斯的船时，成千上万的海鸥用翅膀为他的船鼓风——讲到这里，任何孩子的想象力都会大增！当他进入与贩奴船对射的范围内时，一只燕子用它极高的视力帮助他瞄准，使他的大炮拥有了人类不可企及的准确性。当一名男子被谋杀时，杜立德医生说服法官允许被告的斗牛犬作为唯一可以证明无罪的证人出庭（在此之前，杜立德与法官的狗进行了对话，使得法官相信他确实能够翻译动物的语言，因为法官的狗对他透露了一些关于法官的尴尬的秘密，而那些秘密是只有那只狗才有可能得知的）。

由于拥有与动物交谈的能力，杜立德医生完成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壮举，导致他的敌人经常误认为他拥有超自然力量。后来，杜立德医生被关进了非洲的一个水牢，他的敌人不给他任何吃的，试图通过这种手法令他屈服，但是杜立德医生变得更胖、更快乐了。成千上万的小老鼠为他带来了食物（每一只小老鼠衔一点儿）。他甚至还用核桃壳中的水和肥皂碎片洗脸、剃须。他的敌人对这种情况非常惊惧，于是把这一切归结为巫术，但是读这本书的人是知情的，而且能够给出简单合理的解释。同样有益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这些书传递给了小读者。杜立德医生的能力看起来很像巫术，坏人也认为那就是巫术，但它其实有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

很多孩子都有能力去想象，如果一个魔法师（或仙女、圣母、上帝）来帮助自己，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我在孩童时的梦想是拥有与动物交谈的能力，将它们组织起来反抗人类对它们的不公正行为（在热爱动物的母亲和杜立德医生的影响下，我自小就有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精神）。杜立德医生在我身上播下了一颗种子——反对我们现在所称的“物种歧视”（人类因为是人类而理应优于所有其他动物）。例如，反堕胎主义者就是不折不扣的物种歧视者，他们冲击施行堕胎手术的诊所、谋杀仁心仁术的医生。那些反堕胎主义者口口声声地指责堕胎医生“谋杀！”，回家后却大快朵颐地享受牛排晚餐。读《怪医杜立德历险记》长大的孩子，不可能犯这种双重标准的错误。

除了道德哲学之外，杜立德医生还引导我领会了，要理解进化，不能仅从进化本身入手，还要先理解一个前提：动物的连续性中人类物种的非唯一性。为了这个目的，达尔文本人也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和《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这两本书都致力于缩小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鸿沟。达尔文为维多利亚的成年读者所做的，也正是杜立德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孩子们（至少是我这个小男孩）所做的。后来，当我读到了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海志》（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之后，我发现达尔文和杜立德医生有许多相似之处。杜立德医生头上戴的高高的大礼帽，身上穿的苏格兰衣裙，以及他所驾驶的那艘船的样式（他的驾船技术太过糟糕，经常失事），都让他简直像“达尔文再世”。除了形似，他们还很神似。他们都对大自然无比热爱、都对所有生物充满了温情和关怀、都拥有渊博的博物学知识，而且都会在笔记本上用草图描摹在异国他乡发现的各种令人啧啧称奇的生物和矿石……很显然，如果杜立德医生和“贝格尔号”上的哲学家曾经在南美洲或波普西皮托尔的浮岛（那是板块构造留下的影子）上相遇过，他们肯定会成为最好的兄弟。杜立德医生所画的“拉拉扯扯羊”（Pushmi-Pullyu，一种有两个头、每个头上都长角的羚羊），在同时代人眼中并不比年轻的达尔文发现的化石和标本更令人难以置信。当杜立德医生需要横跨非洲的一个峡谷时，一群猴子为他搭成了一座动物之桥。达尔文对此不会陌生，因为他也在巴西观察过蚂蚁搭成的动物之桥。达尔文后来还发现，蚁群中存在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习惯：宰杀“奴隶”。同时他也像杜立德医生一样，极力反对人类的奴隶制，这种立场明显超前于他的时代。这也是唯一会令这两位温和的博物学家勃然大怒的事情。达尔文为此还与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船长争执了一番。

所有儿童文学作品中，最令人孩子们震撼的其中一个场面发生在《杜立德医生的邮局》一书中：一个名为祖赞娜的西非女子，在丈夫被万恶的奴隶贩子戴维·博恩斯抓走后，划着一艘小小的独木舟，孤身一人闯进了茫茫大海，最终在耗尽了力气、流干了眼泪后，不得不放弃。正当她怀抱木桨黯然神伤之际，杜立德医生发现了她。一开始，祖赞娜不肯搭理这位善良的医生，因为她以为所有白人都像戴维·博恩斯那样邪恶入骨。但是，杜立德医生设法赢得了祖赞娜的信任，然后发动了一场追逐战，在一群动物的热情帮助下，战胜了那个奴隶贩子，救出了祖赞娜的丈夫。但在今天，休·洛夫廷的书却被一些假装圣洁的公共图书馆馆员禁止儿童借阅了。他们说休·洛夫廷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讽刺！从表面上看，这种指控似乎有点儿道理——例如，杜立德医生画的非洲人像的臀部总是非常大。乔里金奇王国的继承人布姆波王子沉迷于童话故事，一方面强调自己是一个极有魅力的王子，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黑脸会吓倒日后要通过亲吻唤醒的睡美人，所以拼命说服了杜立德医生，帮助他把脸变成白色。放在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吹毛求疵者确实可以说这里有一些不太好的意识。但是不要忘记，休·洛夫廷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根本就是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种后见之明的眼光下，达尔文也难逃种族主义的指责，就像所有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一样，尽管他实际上对奴隶制深恶痛绝。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这种以“今日之心度往昔之腹”的做法。我们还应该检视一下一些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所谓准则。到底哪一种“主义”将会受到未来几代人的谴责？肯定是物种（歧视）主义。毫无疑问，休·洛夫廷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这种莫须有的种族主义倾向。

杜立德医生勇于“破坏偶像”的精神也与达尔文类似。他们两人都是科学家，都在不断地对所谓的古老智慧和传统知识提出质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这种特有的精神气质，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动物的“知心人”。质疑权威的习惯是一本书或一位老师可以送给一个年轻科学家最宝贵的礼物。不要不加辨别地接受别人告诉你的东西——你得有自己的思考。我相信，我的童年阅读经历为我日后爱上达尔文打下了基础。在长大成人后，研究达尔文成了我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