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的价值
- (英)理查德·道金斯
- 5476字
- 2021-04-02 09:29:41
02 给查尔斯王子的公开信
尊敬的查尔斯王子殿下:
您在里斯演讲中所说的内容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对于您的目标,我深表赞同;对于您的真诚,我也表示赞赏。但是,您对科学的敌意无疑无助于实现您的目标;而且您不恰当地对那些相互矛盾的“另类方法”不加区别地表示完全赞同,这肯定会影响别人对您的尊重——我认为您本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曾经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话,那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那句话我想告诉您:“我们当然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但也不能开放到导致脑子掉出来不再思考的程度。”
现在,我们来检视一下您秉持的那些“另类哲学观念”,您似乎喜欢它们胜过喜欢科学的理性。首先,您说直觉,即内心的智慧“自会带来好的结果,如同微风拂过树叶”。非常不幸,这取决于您选择的到底是谁的直觉。关于目标(如果不涉及方法的话),您的直觉与我的直觉完全一样,因此选择您的直觉,或者选择我的直觉,都没问题。我全心全意地支持您的目标:长期保护我们的行星及其多样而复杂的生物圈。
但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直觉,在那颗邪恶的心中的“本能的智慧”又是什么呢?当瓦格纳的微风拂过希特勒的扭曲的叶子时,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约克郡开膛手”(Yorkshire Ripper)也听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宗教指令——快去杀人!我们如何决定哪一种直觉的内在声音才是值得听从的?
这是一个困境,而且不是一个科学能解决的困境——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我也热切关注着保护世界环境的事业,我的热诚一点儿也不亚于您。尽管我也允许自己的情感影响我的目标,但是到了考量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依赖思考而不是依赖感觉。而且我这里所说的思考,只意味着科学思考,根本不存在更有效的方法。即使这样的方法真的存在,科学也早就将其吸收了。
其次,王子殿下,我认为您对“传统农业”或“有机农业”的天然程度的认识过于浪漫夸张了。农业从来都是“非天然”的。人类这个物种只不过是在大约10万年前才告别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10万年在进化尺度上是一个短到无法测量的时期。
小麦,无论是粗面还是精面,对于智人来说,都不是一种天然的食物。除了用于哺育孩子的母乳之外,乳制品也不是天然的。我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几乎都是“转基因”的——尽管可能是通过人工选择而不是通过人工制造的突变实现的,但最终结果是相似的。小麦籽粒原本是“转基因”的草籽,正如狮子狗是转基因的狼一样。您说人类在扮演上帝?事实上,人类已经扮演了很多个世纪的上帝了!
我们现在拥有的庞大的、数不胜数的人口是从农业革命之后开始的。如果没有农业,能够生存下去的人与今天的人口数量相比只是极小一部分。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农业(以及技术和医学)的产物。它远比被教皇定义为非天然的控制人口的方法更加不自然。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依靠农业提供的食物生存,而农业大部分都是非天然的。要说背离自然,我们在一万年前就已经背离自然了。
那么,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当我们需要保证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时,我们无法在不同类型的农业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不是。某些类型的农业比其他类型的农业更具破坏性,但是在决定采用哪种类型的农业时,乞灵于“天然”或者“直觉”是没有用的。您应该严肃而理性地(即科学地)研究各种证据。刀耕火种(顺便说一句,应该没有任何农业系统比刀耕火种更接近“传统”了)毁坏了原始森林;过度放牧(这也是“传统”社会所广泛采用的)导致了土壤侵蚀,使得肥沃的草原变成了荒芜的沙漠。再看看现代社会,只栽种单一作物、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对未来肯定不利,通过滥用抗生素促使牲畜快速长肉则更加糟糕。
现在,许多反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潜在风险的人歇斯底里,这种态度和行为会产生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那就是,它分散了我们对已经了解得相当透彻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掉的危险的注意力。耐药性细菌的进化是达尔文主义者在抗生素刚发明的时候就预见到的。然而不幸的是,警告的声音太小了,到现在更是已经被“转基因就是糟、转基因就是糟、转基因就是糟”的刺耳噪声淹没了!
再者,正如我预料的结果,如果转基因灾难的可怕预言未能变成现实,那么到时候失望(并大大放松)的情绪必定会四处蔓延,进而转变为对其他实际风险的忽视。我们今天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会不会变成一个可怕的“狼来了”的故事?很有可能。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真的能够把农业变成“天然”的,就算我们真的能够养成对天然方式的某种本能的亲善,天然就一定是一个好的样本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细细思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认为生态系统是平衡和谐的,组成生态系统的各物种相互依存。这正是我们说那些破坏雨林的商业公司罪恶滔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人们对于达尔文主义有一个很普遍的误解。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达尔文之前写下的诗句是正确的。大自然确实是弱肉强食的。与许多人所希望相信的截然不同,作用于每一个物种的自然选择并不钟爱长期利益。相反,它钟爱的是短期收益。现在的伐木者、捕鲸人和其他为了眼前的贪欲而挥霍未来的逐利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重复所有野生生物30亿年来所做的一切。
难怪赫胥黎在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上形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当然,赫胥黎的批评并不是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批判事实。然而,正因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事实,我们与自私和剥削的天性做斗争才显得更加重要。只有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任何其他动植物都做不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发达到了能够看清楚未来并谋划长远计划的程度(毫无疑问,是对达尔文式的短期利益的自然选择催生了现代人的大脑)。自然选择就像一个只能向上攀爬的机器人,尽管这会使它被困在某座微不足道的山丘顶上。自然选择没有下山的机制,或者说没有穿过峡谷到达高山的另一侧的缓坡的机制。自然不会深谋远虑,也没有什么机制来警告追求当前的自私收益将会导致物种的灭绝——事实上,99%曾经存在过的物种到现在都已经灭绝了。
人类的大脑在整个进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够看到峡谷对面并设想出免于灭绝、继续向远方的高地前进的办法。长远的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保护地球的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生事物,甚至可以说是“异类”。它只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未来”是进化过程中的新发明。它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我们必须利用所有的科学手段去保护它。
以下这个要点听起来也许有点儿悖谬:如果我们想把地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停止听取来自“自然”的建议。“自然”是追求达尔文式的短期利益的投机者。达尔文自己就说过:“对于自然笨拙、浪费、粗陋且极其残忍的作品,魔鬼的牧师又能写些什么呢?”
当然,这无疑令人有些沮丧,从来没有法律规定,事实必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射杀报告坏消息的信使——在这里,科学就是信使。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儿,就选择另一种世界观,那就更加无意义了。更何况,科学绝不是只会令人沮丧的。当然,科学也不是傲慢的“万事通先生”。任何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都会对您所引用的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怀有好感:“唯一的智慧就是自知无知。”除了这种自觉之外,还有什么能驱使我们不停地探索?
王子殿下,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如果您拒斥科学,您将失去太多太多。我一直在尝试写出科学奇迹的诗意,但在这里我想冒昧地向您推荐一本其他人写的书,那就是由已故的卡尔·萨根撰写的《魔鬼出没的世界》。我还特别提醒您注意这本书的副标题——“科学,黑暗中的烛光”(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写在后面
关于写给查尔斯王子的这封信,我在这里应该指出,它涉及一个重要原则——谨慎。查尔斯王子说,当新的、以往从未尝试过的技术出现时,我们应该适当地保守一点儿。这个观点当然不能说错。如果某个事物是未经证实的,我们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尤其是它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时,那我们确实应该谨慎一些,这是理所当然之举。正是基于这种谨慎原则,我们会要求药物(哪怕是非常有希望的抗癌药)在上市之前,必须先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审查。这种风险规避的“安全坝”有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高得没有必要,例如癌症晚期患者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恰好有某种试验性药物也许能够救他们一命,但是有关当局仍然以该药物没有获批为名,禁止他们使用。很显然,临终病人对“安全”的看法可能与常人截然不同。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很难否认谨慎原则的意义,但前提是,这个原则要与科学创新能够带来的巨大收益适当权衡。
我支持谨慎原则,但是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离题讨论一下若干当代政治问题。通常来说,我会避免在书中讨论最热门的时髦话题,因为我担心在未来修订再版时会遇到“时代错置”的情况。例如,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本来都可能成为杰作,可惜却被政治潮流逆转所累,而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种潮流了。不幸的是,2016年发生的事件,使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两个事件是,英国全民公决脱欧,以及美国决定退出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好在,这两个事件的后果不太可能是短期性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谈一下2016年的政治,而且相信不用为此道歉。
2016年,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未能顶住保守党后座议员的压力,决定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民公决。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晚些时候,当英国政府不得不组织一大堆律师和公职人员分析脱欧的行政成本和法律成本后,它的影响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在付诸公投之前,业内专家能够畅所欲言,提供专业信息和建议,然后经由议会展开充分辩论、内阁进行深入讨论,那么留在欧盟无疑将成为不二之选。难道这不是一个不适于全民公投的议题吗?更何况,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还口口声声地告诉选民,不用相信专家(“因为作为选民的你们就是专家!”)。这样真的行吗?这些政客在动手术割阑尾时难道不相信外科医生吗?在乘坐飞机旅行时难道不相信专业飞行员吗?就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被交到了完全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普通选民手上。要知道,有些选民在投票之前心里想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东西,“改变一下也不错嘛”“是的呀,我就是喜欢原来蓝色封皮的护照,不喜欢欧盟的紫色封皮护照”。
英国的脱欧公投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它的深远影响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宪法性变革,对于这种变革,谨慎原则理应发挥作用。在美国,如果要对宪法进行修正,那么首先必须由参众两院以2/3多数通过,然后还必须得到3/4以上的州立法机构批准。有人说,这个要求有点过高了,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强调谨慎原则是合理的。相比之下,戴维·卡梅伦发动的这次全民公决,却只需要多数通过,而且选民也只能对一个简单的“是/不是”问题做出选择。他难道从来没有想过,如此重大的宪法性改革应该采用2/3多数决定制度吗?或者,至少也得有60%的选民通过吧?又或者,不是应该设定某个最低投票参与率,以保证如此重大的宪法性变革不会由全体选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决定吗?他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是不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比如在两个星期之后再来一次,以保证选民严肃对待自己的选票?又或者,在一年后再举行全民公决,那时脱欧的后果和代价肯定会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不,不,不,全都不!卡梅伦所要求的一切,就是在一个简单的“是/不是”选择中,有50%多的人投下支持自己的一票。要知道,在投票日前后,民间调查结果时刻都在变化。据说,在英国普通法硕果仅存的若干法条中,其中有一条就规定“不得让白痴进入议会”(no idiot should be admitted to parliament)。
我还想要指出,谨慎原则的应用应该明智而适当,过犹不及,查尔斯王子对于科学的食品生产加工业怀有不必要的敌意,就是一个例子。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有人认为,美国对修改宪法设定的“门槛”太高了。从英美两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对于那些有长远影响的重大决策,比如修改宪法,政治领域中适用谨慎原则的位置,应该定位于英美两国中间的某个适当的点上。
既然我将对谨慎原则的探讨放在了一封写给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的信的后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历史遗迹,即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又该怎样应用谨慎原则呢?当然,英国的世袭君主也是英国教会的首领。英国国王的众多头衔中有一个就是“信仰的捍卫者”。这个头衔的含义,任何人都不可能搞错,那只能是指保卫某种宗教,反对与它敌对的宗教或教派。毫无疑问,最初授予英国国王这个头衔时,没有人想过,王位继承人长大后可能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虽然英国国王曾经拥有的独裁权力随风而逝了,但其仍然拥有咨询建议权(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这方面的经验可谓举世无双,因为在她座下来来去去的首相已经不止15位了)。在极端情况下,英国国王还可以行使解散议会的宪法权力,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危机并带来不稳定的、有害的结果。即使不考虑这些,现在英国也有许多人认为继续维持世袭君主制是没有道理的,有些人甚至主张世袭君主制应该体面地结束——在可预见的将来,让它随着当前在位的女王的离世而消失。当然,我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与那些热切的英国共和主义者交谈时,我都会提及谨慎原则。在英国,君主制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而不倒,为民众做出了不少贡献。如果它消失了,我们将用什么东西去填补空白?通过Facebook进行投票来选出一个国家元首?选王室游艇上“辣妹与小贝”吗?毫无疑问,除了像我这样觍着脸说着精英主义的俏皮话之外,肯定还有更好的选择。曾几何时,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2016年之前,那时的美国告诉我们,高贵的民主理想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