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暗自的回忆

一

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不光是见到了她们：虽然维尔西洛夫不在家，但是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却坐在母亲那儿——她到底是个外人。我那宽宏大量的胸怀一下子有一半不见了。奇怪的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怎么会变得那么快，沙粒或一根发丝都足以把好的情绪驱散，而代之以坏的情绪。我觉得遗憾的是，我那些坏印象却没有那么快被驱散，虽然我是不爱记仇的。我进去的时候，忽然觉得母亲跟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好像很热烈的谈话立刻中断了。妹妹比我早片刻才下班回家，还没有从她的小屋子里走出来。

这个寓所共有三个房间。平常我们大家待的那个中间的房间或客厅是相当宽敞的，而且陈设得几乎很体面。里面有几张柔软的红沙发，不过已经磨蹭得破旧了（维尔西洛夫不喜欢用套子），铺着地毯，摆着几张桌子和用不着的茶几。右面是维尔西洛夫的房间，又窄又小，只有一扇窗；房间里面放着一张破书桌，书桌上乱堆着几本不用的书籍和被遗忘了的信件。书桌前面摆着一张也那么破旧的软圈椅，弹簧已经断了，弹簧的一个尖端向上突起着，维尔西洛夫常常因此呻吟、骂人。就在这个书斋里一张柔软的、也损坏了的沙发榻上给他铺上了被褥睡觉；他不喜欢自己的这个书斋，在里面似乎不做什么事，宁愿在客厅里接连闲坐几小时。客厅的左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母亲和妹妹就睡在这个小房间里。客厅是打走廊进去的，走廊尽头便是厨房的入口。里面住着厨娘卢克里雅。她做菜烧饭的时候，整个寓所弥漫着令人难受的烧焦的油味儿。由于从厨房里飘来的油烟，维尔西洛夫常常大声地诅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情他；我也非常讨厌这些气味，虽然这些气味没有飘进我的房间里去：我住在上面明亮的顶楼里，是打异常陡直的嘎吱作响的小楼梯上去的。我那里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扇半圆形的窗，极低的天花板，还有一张漆布面沙发榻，到夜里，卢克里雅在这张沙发榻上给我铺上了被褥，放了一个枕头，而其他家具只有两件，就是一张极普通的木桌和一把破洞累累的藤椅。

然而我们那里还留存着若干残迹，表明从前是舒适的；例如，客厅里有一盏很不错的瓷灯，墙上挂着一幅出色的巨幅版画——德累斯顿的圣母像，对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珍贵的照片——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青铜铸造的大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吊着一个很大的神龛，里面有几尊古老的祖传的神像，其中一尊神像（诸圣）上有宽大的、镀金的银质衣饰，那就是想要去典当的那尊神像，而在另一尊神像（圣母像）上有天鹅绒的、用珍珠绣的衣饰。那些神像前面都挂着油灯，每逢节日便点燃起来。维尔西洛夫对那些神像显然很冷淡，那是就其精神和宗教的意义而言。因为镀金的衣饰上反射出油灯的火光，他有时只是皱皱眉头，显然极力忍着，而且还轻轻地抱怨，说什么这对他的目力是有损害的，但到底没有阻止母亲点油灯。

我通常是默默无言地、愁眉苦脸地走进去的，同时眼睛望着角落里的某个地方，有时进去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我总是比这次早就回来了，饭给我端到楼上来的。现在我进去时，忽然说：“您好，妈妈。”以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不知怎的，由于害臊，这一回还是不能迫使自己去看她，而在屋子对面的尽头坐了下来，我很疲乏了，可是我没有觉得很疲乏。

“您这个粗野的人还是那么不懂礼貌，像从前一样走进来。”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埋怨我说；她从前也是尽骂我，在我和她之间这已成为习惯了。

“你好……”母亲回答道，因为我向她问好，她仿佛不知所措了。

“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她补充说，几乎局促不安起来，“汤怕有点凉了，肉饼我立刻叫人送来……”她本来急忙要站起来到厨房里去，也许整整一个月来，我还是头一次突然感到害臊，因为她急忙站起来要服侍我，虽然在这之前我自己曾经要求她服侍我。

“多谢，妈妈，我已经吃过饭了。假如我不妨碍您，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哎呀……那有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坐吧……”

“您放心，妈妈，我再也不会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粗暴无礼了。”我一下子干脆地回答道……

“哎呀，天哪，他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叫道，“索尼雅，亲爱的——难道你还是用您称呼他吗？他是什么人，要对他这么尊敬，而且你还是他的生身母亲呢！你瞧，你在他面前这么忸怩不安，真可耻！”

“我也会觉得很高兴的，假如妈妈，您用你称呼我。”

“哎呀……那好啊，我会这样称呼你的，”母亲慌忙说，“我……要知道不会永远……嗯，从今以后我就这样称呼你。”

她满脸绯红。她的容貌有时准是异常妩媚动人的……她的面相是忠厚老实的，但是没有一点傻气，稍微显得苍白、贫血。她两颊瘦削，甚至陷下去了，额上开始出现了深刻的皱纹，但眼边还没有皱纹，这双眼睛相当大，坦率无隐的，总是闪耀着温柔而安详的光芒，从第一天起就把我吸引住了。我也喜欢她脸上那丝毫没有忧愁或受了侮辱的神情；相反，她脸上的表情甚至会是愉快的，假如她不是那么常常惊慌不安的话；她有时完全虚惊一场，有时完全无缘无故地吓得从座位上直跳起来，或者恐惧地听人家讲一桩新闻，直到相信一切如常，平安无恙，她这才放下了心。既然“一切如常”，她就认为一切无恙。只要不变，只要不出新的乱子，甚至连令人庆幸的事也不要发生！……可以想象，她在儿童时代是受过惊吓的。除了她的眼睛，我也喜欢她那张鹅蛋脸，只要她的颧骨稍微小点，不但年轻时，甚至现在她也能称得上美人儿。现在她还不到三十九岁，但在那深褐色的头发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

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显然不满地瞥了她一眼。

“害怕这么一个胖孩子！你在他面前发抖啦！你真可笑，索菲雅；我对你说吧，你使我很生气！”

“哎呀！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现在何必这样对待他！您也许开玩笑吧，啊？”母亲发觉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脸上好像在微笑，就补了一句。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骂人有时确实不能当真，可是她微微一笑（只要她微微一笑），当然只对我母亲微微一笑，因为她非常喜欢我母亲的善良，她无疑已经看出，我母亲当时由于我那么听话而觉得很高兴了。

“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我当然不能不感到痛心，如果您无缘无故地责备人，而且偏巧是在我进来时说了以前从来没说过的‘妈妈，您好’这句话的时候。”我终于认为必须向她指出这点。

“您瞧！”她立刻火冒三丈，“他倒借此表起功来了？你一生中只这么一次有礼貌，难道要双膝跪在你面前不成？而且这算是什么礼貌！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尽往角落里张望？难道我不知道你常常怎样对她发脾气吗！你会对我说一句你好，可我给你包过襁褓，我是你的教母啊。”

不用说，我不屑作答。这当儿妹妹恰好走了进来，我赶快转过身去，对她说：

“丽莎，我今天见着瓦辛了，他向我问起了你。你认识他吗？”

“是的，去年在卢加认识的。”她十分随便地回答道，就挨着我坐下了，一边亲热地望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当我对她提起瓦辛的时候，她脸涨得绯红。妹妹是个淡黄发的女子，色泽很淡的淡黄发的女子，她的头发一点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可是眼睛和鹅蛋脸差不多活脱儿是她母亲。鼻子笔挺，不大，长得很端正；不过还有一个特点——脸上有细小的雀斑，母亲却完全没有。除了癯腴适中、身材高大和步态优雅以外，很少有维尔西洛夫的特点。她跟我丝毫没有相似之处；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

“我认识他们已经三个月了。”丽莎补了一句。

“你用他们[43]称呼瓦辛，丽莎？应该称他，而不应该称他们。对不起，妹妹，我现在替你纠正，我感到痛苦的是，他们根本不重视你的教养。”

“你在母亲面前说这种话是可耻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激动得满脸通红了。“你胡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忽视。”

“我根本没有提到我母亲什么，”我粗声粗气地辩护说，“您要知道，妈妈，我把丽莎看作是第二个您；是您把她教养成在品德和性格上都显得那么可爱，大概您自己过去就是这样，至今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我只就外表和举止的文雅来说，只就一切社交上那愚蠢的、不过是必要的礼节来说。我感到气愤只是由于维尔西洛夫听到你用他们，而不用他来称呼瓦辛，大概根本不会替你纠正的，——他那么高傲自大，对我们都漠不关心。这使我很气愤！”

“你自己就是一头小熊，却教人家要文雅。先生，以后可不许在你母亲面前提到‘维尔西洛夫’，我在场的时候，也不许提，——我可受不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眼睛闪出光芒来了。

“妈妈，我今天领到了薪水，五十卢布，请您收下吧，喏，给您！”

我走过去把钱交给了她；她立刻慌乱起来。

“哎呀，我真不知道怎样收这笔钱！”她说，仿佛怕碰到钱。我不明白了。

“别那么说，妈妈。如果你们俩把我认作一家人，儿子和哥哥，那么……”

“哎呀，我对不起你，阿尔卡其；我向你直说吧，我很怕你……”

她带着怯生生的、讨好的微笑说了这句话；我又不懂了，于是插嘴说：

“顺便说说，妈妈，今天法院要判决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跟索科尔斯基们的诉讼案，您知道吗？”

“哎呀，我知道！”她扬声叫道，吓得把两个手掌交叉地按在自己胸前（这是她的一种姿势）。

“今天？”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浑身哆嗦起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他对你说过吗？”她转身问母亲。

“唉，不，今天他没有提到那件事。整整一星期来我是那么害怕。哪怕官司打输了，我也要给他祷告，但愿不再牵肠挂肚，又能和往常一样。”

“他对您也没有提起过吧，妈妈！”我扬声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由此可见他的冷酷无情和高傲自大；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判决啦，怎样判决的？是谁告诉你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连忙问，向我扑了过来。“你说呀！”

“瞧，他来了！他也许会告诉你们的。”我听见他经过走廊的脚步声，便郑重地说，一边连忙在丽莎身边坐下来。

“哥哥，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跟妈妈过不去，对待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可要耐心点儿……”妹妹对我悄声说。

“我会耐心的，我会耐心的，我就是为此才回来的。”我握住了她的手。

丽莎很不信任地瞅了我一眼，她是对的。

二

他很满意地走了进来，他那么满意，认为无须隐瞒自己的心情。一般说来，他近来已经习惯于在我们面前丝毫不拘礼节地流露自己的心情，不仅暴露自己的坏脾气，甚至也暴露可笑之处，这正是每个人所惧怕的；同时他也充分地意识到对他的性格特点我们都会了解得很清楚的。照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说法，最近一年来他在衣着方面已经随便得多了：他总是穿得很体面，可是穿的都是旧衣服，而且毫不讲究。这倒是真的，他本来打算把内衣穿两天，母亲甚至因此感到了不快；她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牺牲。这些忠贞的妇女简直把这看作是他的舍己为人的行为。他老是戴着一顶宽边的柔软的黑帽子；当他在门口脱下帽子的时候，他那一绺绺极浓密的、但已经完全斑白的头发在他头上简直竖了起来。他脱下帽子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他的头发。

“你们好，大家都来啦；连他也来了？”还在前室里就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好像在责备我。

他开始说俏皮话来挖苦我，这是他心情愉快的迹象之一。我当然置之不理。卢克里雅拿了一大袋买来的东西走进来了，她把那袋东西放在桌上。

“胜诉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官司打赢了，公爵们当然不敢上诉。现在是我的事了！我立刻去借一千卢布。索菲雅，你把活儿放下，别累坏了眼睛。丽莎，你下班回来啦？”

“是的，爸爸。”丽莎带着亲昵的神情回答道；她叫他爸爸，对这我无论如何不会心悦诚服的。

“你累了吗？”

“我累了。”

“你把工作辞掉吧，明天别去了；辞掉吧。”

“爸爸，我觉得这样会更糟。”

“我请求你……我非常不喜欢女人家去做事，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

“怎么可以不做事呢？叫女人不去做事！……”

“我知道，我知道，这话说得好极了，说得很对，我先表示赞同；可我主要是说手工活。您要知道，这似乎是儿童时代给我留下的一个痛苦的或者不如说错误的印象。在我还是个五六岁儿童的模糊的记忆里，想起得最多的是，——当然带着厌恶的心情，——围坐在一张选举教皇会议用的圆桌旁的一群严峻而冷酷的聪明女人们，桌上放着剪刀、料子、纸样和时装样片。大家评论，打扮，煞有介事地、慢慢地摇头，试样，计算，准备裁剪。所有这些温柔亲切的女人都那么爱我——忽然都变得不可接近了；我一淘气，她们立刻就会把我领出去。连我那可怜的保姆也一面拉着我的手，不理我的喊叫和拉扯，一面看得并且听得出神了，仿佛谛听着极乐鸟的啭鸣似的。这就是那些聪明女人们开始裁剪前那严肃而又一本正经的神气，——不知为什么甚至现在我想起来也很难受。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倒很喜欢裁剪！不论这是多么有贵族气派，可我还是更喜欢完全不做事的女人。你可别扯到自己身上去，索菲雅……你怎能这样！女人本来是一种强大的权力。不过这你也是知道的，索尼雅。您有什么意见，阿尔卡其·马卡罗维奇，您一定反对吧？”

“不，没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女人是一种强大的权力’这句话特别妙，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把这和工作联系起来？人没有钱，便不能不工作——您自己知道的。”

“可是现在够用了，”他转身对母亲说。她喜形于色（当他对我说话时，她浑身哆嗦了一下），“至少头几天可别让我看见你们做手工活，我为自己而请求你们。阿尔卡其，你是我们时代的青年，一定有点儿像社会主义者；嗯，你信不信，我的朋友，最喜欢游手好闲的，——这往往是劳动人民中间的人！”

“也许是喜欢休息，而不是游手好闲。”

“不，正是游手好闲，完全不做事；这就是他们的理想！我知道一个终生勤劳的人，虽然他不是平民；他是个相当有修养的人，并且有概括的能力。他一辈子，也许每天都专心致志地、非常快乐地幻想着完全游手好闲的生活，可以说，使理想达到绝对的境界——达到无限地自由自在，达到幻想和懒散地沉思默想的永久自由。就这样，直到他积劳成疾，因医治无效而死在医院里。我有时认真地打算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劳动的愉快当然是懒汉们出于善良的动机而编造出来的。这是上世纪末‘日内瓦思想’[44]里的一种思想。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前天我从报上剪下了一则广告，就是这一则（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一张小纸片），——这是那些懂得古典语文和数学、准备旅行、也准备住顶楼或任何地方的无穷的‘大学生们’当中的一个。请听：‘某女教师愿为投考任何学校（听我说，任何学校）者补课，并兼教算术，’——只有一行字，不过倒是古典语文！为投考学校者补课——那当然是补算术喽？不，她不过特别提到算术罢了。这纯粹是饥饿问题，这简直是穷困到了极点。正是这种无能是令人感动的。显然她从来不打算当教师，未必能够教什么课程。虽然她已经到了要投河自尽的地步，但还掏出仅有的一个卢布去登报，说她愿意给报考任何学校者补课，此外，她还兼教算术。在全世界，也在其他地方。[45]”

“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可要帮助她呀！她住在哪里？”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扬声说。

“唉，这样的人多得很哪！”他把地址塞入了口袋。“在这个袋里都是些小礼物——有给你的，丽莎；也有给您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索菲雅和我，我们都不爱吃甜的。大概，也有给你的，年轻人。我亲自到叶利谢耶夫和巴莱去买来的。就像卢克里雅所说的，我们都已经‘挨饿’得太久了。（注意：我们谁也没有挨过饿。）这里有葡萄、糖果、大鸭梨、草莓大馅饼；甚至还买来了上好的果子酒；也有胡桃。有趣的是，我从儿童时代到现在一直爱吃胡桃。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知道吧，我爱吃一种最普通的胡桃。丽莎像我；她也像松鼠似的爱咔吧咔吧嗑胡桃。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在对儿童时代的回忆中间，有时偶尔有片刻工夫想象着在树林里、在灌木丛中自己采集胡桃的情景，真是最令人神往的……差不多是秋天了，但是天气晴朗，有时空气十分清新，你躲藏在树林深处，无意中走入一座森林，闻到了一股树叶的芳香……我发觉您的眼神里含有同情的神色，阿尔卡其·马卡罗维奇？”

“我在儿童时代头几年也是在乡村度过的。”

“你好像是在莫斯科长大的……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您来莫斯科时，他住在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家里；这之前，他住在乡下您那已故的婶婶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夫娜家里。”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接茬说。

“索菲雅，这是钱，把它藏好。过几天他们答应借给我五千卢布。”

“这么说来，公爵们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吗？”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问。

“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

“我永远同情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同情你们一家人，我是你们家里的朋友；虽然公爵们对我都是陌生人，可我，真的，很可怜他们。您别生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不想分财产，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

“您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假如您开头就主张和他们平分，他们就会撤回诉讼的；现在当然已经晚了。不过我不敢判断……我这么说是因为死者在遗嘱里大概不会把他们遗漏的。”

“假如他办事能干，把遗嘱写得像个应有的样子，那就不但不会把他们遗漏，而且一定还会把全部财产遗留给他们，只把我一个人遗漏罢了；可是现在法律保护了我——问题就解决了。我不能也不愿和他们分财产，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事情终于解决了。”

他甚至是恶狠狠地说这句话的，这种样子在他是罕见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不作声了。母亲有点儿忧心忡忡地垂下了眼睛：维尔西洛夫知道她赞成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意见。

“他忘不了在埃姆斯挨的一记耳光！”我暗自思忖。那封信克拉夫特交给了我，我就放入了口袋里；那封信假如落入了他手里，就会遭到悲惨的命运。我蓦地感觉到了，这一切还成了我的累赘；加上其他一切原因，这个念头当然惹我恼火了。

“阿尔卡其，我希望让你穿得好一点，我的朋友；你穿得不错，但是为了日后，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手艺很高的法国裁缝，这人非常和善，很有审美力。”

“我请您永远不要对我作这样的建议。”我忽然大声叫道。

“这是怎么啦？”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侮辱，可是我们根本不是那么意见一致的，相反，甚至我们是有分歧的，因为几天内，或是明天，我不再到公爵家里去，我认为那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你去跟他待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工作！”

“这样的想法是有失尊严的。”

“我可不明白；不过，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那就不要拿他的钱，只是每天要去。你会使他非常不快的；你要相信，他已经离不开你了……不过，随你的便……”

他显然很不高兴。

“您说不向他要钱，可是多亏您的关照，我今天已经干了可耻的事：您没有预先关照我，今天我已经向他要了一个月薪水。”

“那么你已经用了这些钱；可我，说真的，以为你不会向他要钱；可是你们现在都是多么精明啊！现在没有年轻人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

他很生气；我也十分愤怒。

“我必须跟您分财产……这是您逼我这样做的，——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顺便说说，索菲，你立刻把六十卢布还给阿尔卡其；可是你，我的朋友，不要因为急于算清账而生气。看你的脸色，我就猜到你心里作着什么打算，你需要……一笔流动资金……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脸上有什么表情，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母亲会告诉您这笔钱，然而我曾经请求过她。”我望着母亲，两眼炯炯发光。我无法形容，我是多么受委屈。

“阿尔卡沙，亲爱的，对不起，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说……”

“我的朋友，你别以为她会向我泄露你的秘密，”他转脸对我说，“何况她是一片好意——母亲不过想夸赞一下儿子的感情。可是你要相信，她不说，我也会猜到的，你是个资本家。你的一切秘密都在你那诚实的脸上表露出来了。他有‘自己的思想’，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让我们别谈我那诚实的脸，”我还是大声叫嚷，“我知道您常常看得很透彻，虽然在其他事情上，您是鼠目寸光的，——我对您的洞察力感到惊异。是的，我有‘自己的思想’。您所说的那件事当然是偶然的，我不怕说实话：我是有‘思想’的。我不怕，也不觉得害臊。”

“主要的是别害臊。”

“可我还是决不会告诉您的。”

“也就是说，你不屑为之。这大可不必，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的思想的实质；无论如何这是：

我将隐遁在旷野里[46]……

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我的想法是，他想要……成为一个罗特希尔德，或是诸如此类的人物。他妄自尊大。当然，他会宽宏大量地给我们生活费的，——也许不会给我，——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见不到他了。他宛如一弯新月——从云端里刚刚露一下，就沉下去了。”

我不觉怔了一下。当然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他虽然提到了罗特希尔德的名字，但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他怎么能如此明确地断定我的心思：跟他们断绝关系，远走高飞？他预先猜到了一切，并且预先就想用冷言冷语来嘲讽事实的悲剧性。他非常生气，这是毫无疑问的。

“妈妈！请您饶恕我发脾气，何况瞒过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本来是不可能的。”我佯装笑了起来，并竭力设法使一切哪怕只有片刻工夫都变成戏言。

“我亲爱的，你笑起来了，这是最好不过的。很难想象每个人靠一副笑脸甚至在外表上能博得人们多少好感。我绝不是开玩笑。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他老是表露出那么一副神态，仿佛他有一桩很重要的心事，甚至连他本人也因此感到害臊了。”

“我严肃地请您谦虚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可是必须彻底地说个清楚，免得日后再触及这个问题。你从莫斯科上我们这里来，目的是要立刻向我们进行反抗——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你的来意。至于说到你来的目的是想要设法使我们吃一惊，——现在我当然不谈这个。后来，你在我们这儿整整一个月来老是生我们的气，——然而你显然是个聪明的人，并且具有这样的品质，你是能够对那些由于自己的卑微而再也没法对人们进行报复的人嗤之以鼻的。你总是深居简出，其实你那副诚实的样子和那红润的脸颊显然都证明，你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大家的。他是个疑病患者，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我可不明白，他们现在为什么都是疑病患者。”

“假如您连我在哪里长大也不知道，——您怎么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是疑病患者？”

“啊，这就是谜底：你是因为我竟会忘记你在哪里长大而见怪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您别以为我很傻。妈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因为我笑起来了，刚才夸赞了我。让我们一起笑吧——何必这样坐着！要不要我来给你们讲讲关于我本人的一些可笑的事。何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根本不知道我的各种情况。”

我怒火中烧。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了；我一离开这个家，决不再回来，——所以在前一天对这一切我都不能忍受了。这样的结局是他逼出来的。

“假如这果真是可笑的，那当然是非常有趣的，”他说，目光锐利地向我投了一瞥，“你在你长大的地方变得有点儿粗野了，我的朋友，不过你还是相当有礼貌的。他今天很可爱，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终于把这个袋子解开了，那真是好极了。”

可是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却拧紧了眉头；她甚至没有回过头来听他的话，继续解着那个袋子，把一些小礼物放在端来的盘子上。母亲也十分困惑地坐着，她心里当然明白，并且预感到我们之间情况不妙。妹妹又碰了一下我的臂肘。

三

“我简直想把一切都告诉您，”我态度极随便地开腔了，“讲讲一个父亲怎样初次和他那可爱的儿子见面；这事就发生在‘你长大的那个地方’……”

“我的朋友，这不会……无聊吗？你要知道：所有体裁……[47]”

“您别皱肩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根本没有像您所想的那个意思。我正是要使大家发笑。”

“上帝会听到你的话的，我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你不愿让我们大家今天晚上扫兴。”他好像故作姿态，随便地、又慢又不清楚地说。

“您当然是从我的脸色上猜出我爱你们的吧？”

“是呀，多多少少是从你的脸色上猜出来的。”

“嗯，可我早已从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脸色上猜出来了，她是爱我的。您可别那么凶恶地看我，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最好笑笑！最好笑笑！”

她忽然朝我倏地转过身来，目光锐利地把我打量了半晌。

“你可要当心！”她用指头点点威胁我，但是说得那么严肃，好像和我那笨拙的玩笑毫无关系，而是对另一件事提出的警告：“你是不是想要干？”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难道您不记得咱们初次是怎样见面的？”

“我确实忘记了，我的朋友，我打心底里觉得对不起你。我只记得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妈妈，您记不记得，您怎样到我长大的那个村庄上去过，大概是在我六七岁以前，主要的是您当真什么时候到那个村庄上去过？或者这不过是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怎样初次在那里见到了您？我早就想问您这件事，可是一再拖延；现在是时候了。”

“可不是，阿尔卡什卡，可不是！是呀，我到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夫娜家里去做过三次客。第一次去，你才一岁；第二次去，你已经四岁了；后来是在你过了六岁那一年去的。”

“对呀，我一个月来就想问您这件事。”

回忆很快地涌上了母亲的心头，使得她满脸绯红，伤心地问我：

“那么阿尔卡什卡，难道你还记得我到那里去的情形吗？”

“我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您脸上的那种表情却使我终生难忘。此外，还让我知道了您就是我的母亲。我现在像在梦中一样看见这个村庄，我甚至忘记了我的保姆。我还稍微记得这个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夫娜，只是因为她患牙痛，脸上老是包扎着纱布。我还记得屋旁有几棵大树，好像是菩提树，而强烈的阳光有时照进了敞开着的窗子，庭前花圃里鲜花盛开；我也记得那条小径；可是妈妈，只是有一个时刻我清楚地记得您，那就是有一次在当地的教堂里举行圣餐礼，您把我举起来接受圣餐，吻圣杯；这是在夏天，有只鸽子飞过了圆顶，从这个窗子飞到那个窗子……”

“天哪！这真是这样，”母亲双手一拍说，“那只鸽子我也完全记得。你在圣杯前面猝然一振，叫道：‘鸽子，鸽子！’”

“您的脸或脸上的表情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了，所以五年后在莫斯科我立刻就认出了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对我说您是我的母亲。当我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才把我从安德罗尼科夫家带走了；我在他们家里安静而快乐地接连住了五年，直到我被带走。他们那个公家的宅子以致极细琐的事我都记得，我也记得那些太太们和姑娘们，现在她们像在这里的人一样都老了，我也记得全家人和安德罗尼科夫本人，以及他怎样亲自把全部粮食、家禽、鲈鱼和小猪装在蒲包里从城里运来，吃饭时，他代替他那位总是骄傲自大的夫人给我们盛汤，我们整桌的人常常取笑这件事，是他带的头。在那里小姐们教我法语，可是我最喜欢克雷洛夫的寓言，我背熟了好多篇，每天径直走到他的小书斋里去，向安德罗尼科夫朗诵一篇，不管他有事没事。嗯，就是由于一篇寓言，我跟您相识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看出，您这才开始记起来。”

“我记起一件事来，我亲爱的，就是你当时对我讲了……一篇寓言，或者好像是《智慧的痛苦》里的？可你的记忆力真不错！”

“记忆力！可不是吗！我一辈子只记得了这一件事。”

“很好，很好，我亲爱的，你甚至把我唤醒了。”

他甚至还微微一笑，母亲和妹妹立刻也跟着他莞尔而笑。相互的信任恢复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把小礼物摆在桌上，坐到角落里后，却继续用令人不快的锐利目光打量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继续往下说，“有一天早晨，我儿童时代的朋友，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突然来找我了。在我一生中，她总是突如其来的，就像她上戏院去一样。她带我坐上一辆轿式马车，把我送到了一个贵族的家里，这是一座豪华的寓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时您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她的一所空房子里，这所房子是她从前向您买下的；当时她自己侨居在国外。我总是穿着短上衣；可是这一次却忽然给我穿上一件漂亮的蓝色常礼服和讲究的内衣。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为我折腾了一整天，给我买了许多东西；我总是在那些空房间里穿来穿去，照照所有镜子。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就是这样在寓所里溜达，忽然，完全无意地走进您的书斋里去了。头一天我刚被送来的时候就看见您了，是在楼梯上看见您的，只有一眨眼工夫。您正好下楼去，要坐马车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您一个人来到了莫斯科，您已经很久没有来了，而且逗留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到处都要您去住，您差不多不住在家里。您碰到了我和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只拖长声调：‘啊’地叫了一声！连站也没有站定。”

“他是怀着特殊的爱来描写的。”维尔西洛夫对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说；她掉转身去不答理。

“我像此刻看到您一样，看到了您当时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这九年中，您苍老得非常快，快得惊人，没有从前那样的风度了，恕我直言。不过您那时已经三十七岁了，可您甚至叫我看得被迷住了。您的头发多么令人惊奇，几乎完全是乌黑发亮的，没有一丝白发；唇髭和连鬓胡子简直像珠宝饰物，——我无法用别的字眼来形容：脸是没有光泽的、白皙的，不是像现在那样病态的苍白，而是像现在您的女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样，——不久前我荣幸地见到了她；一双炯炯发光的乌黑眼睛，牙齿闪闪发亮，尤其是当您笑的时候。我进去时，您把我打量了一下，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我当时不大有识别能力，您的笑只是使我感到高兴罢了。那天早晨您穿了一件深藏青的天鹅绒上衣，颈脖上系了一条紫红色围巾，穿了一件很漂亮的、镶着阿朗松[48]花边的衬衫，手里拿着一本簿子，站在镜子前面，在那里练习和朗诵恰茨基[49]的最后的一句独白，尤其是最后的一声喊叫：

我要马车，马车！”

“哎呀，天哪！”维尔西洛夫大声叫道，“他说的倒是真的！因为日列伊科病了，我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维托夫托娃家的家庭舞台上扮演过恰茨基，虽然我当时逗留在莫斯科的时间是短暂的。”

“难道您忘记了吗？”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不禁笑起来了。

“他提醒了我！说真的，我当时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几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当时我们还那么年轻……当时大家都那么热烈地期待着……我当时在莫斯科真想不到遇见了那么多……可你继续往下说吧，我亲爱的，你这一次做得很好，你这么详细地提醒了我……”

“我站在那里看着您，忽然叫了起来：‘哟，多好啊，活脱儿是个恰茨基！’您忽然向我转过身来，问道：‘难道你认识恰茨基吗？’——而您坐到一张沙发上，喝起咖啡来了，心情非常好，——我真想热烈地吻您几下。于是我告诉您，说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大家都读着很多书，小姐们都背熟了许多诗篇，她们之间演过《智慧的痛苦》里的几幕戏；上星期每天晚上大家都聚在一起朗诵《猎人笔记》[50]；我还说我最喜欢克雷洛夫的寓言，背得滚瓜烂熟了。您叫我背诵了一篇，我就向您背诵了《挑剔的待嫁姑娘》：

一个待嫁姑娘要想挑个新郎。”

“对呀，对呀，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维尔西洛夫又喊叫起来，“可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很清楚地想起你来了：当时你是个这么可爱的孩子，甚至是个十分伶俐的孩子，我敢向你发誓，这九年中你也变了。”

于是大家，连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本人也在内，都放声大笑起来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显然在开玩笑，因为我说了他显得苍老了这句意含讽刺的话，他就向我“报复”。大家都兴高采烈；而且妙语横生。

“我朗诵时，您在微笑，可我还没有念到一半，您就把我打断了，按了一下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去请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立刻就跑来了，脸上显得那么快乐，虽然前一天我看见过她，但现在差不多不认识她了。我当着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的面又开始背诵《待嫁姑娘》，出色地背完了，连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也露出笑意，可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甚至还喝彩叫好。您热情地说，如果我背《蜻蜓与蚂蚁》那还不稀奇，因为一个懂事了的、在我那样年纪的男孩子本来就会背得一字不差的，可我背诵的却是这篇寓言：

一个待嫁姑娘要想挑个新郎，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罪过。

您听，他怎么说：‘这本来算不上什么罪过！’总而言之，您是非常赞赏的。可是您忽然跟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说起法国话来了，她立刻拧紧了眉头，向您反驳起来，甚至神情显得很激昂；可是，因为如果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忽然想要干什么，是不能反对他的，所以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急忙把我带到自己屋子里去了：她在那里给我重新洗脸，洗手，更换内衣，抹上香膏，甚至还给我卷头发。后来到晚上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连我也意想不到，带着我坐上一辆轿式马车走了。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上戏院里去看维托夫托娃家的业余演出；蜡烛、枝形吊灯架，贵太太们、军人们、将军们、姑娘们，帷幕、一排排椅子，——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在后面的一排里占了一个最普通的座位，让我坐在她旁边。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儿童，但是我并不东张西望，心里发紧地等候着戏上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您出场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高兴得掉下泪来，——为什么，由于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流下欢乐的泪水？——后来，这九年中我记起来，总觉得很奇怪！我心里发紧地观看着这出喜剧；在这出戏里我当然只知道她对他变了心，那些愚蠢的、抵不上他的一个脚趾的人们都嘲笑他。当他在舞会上朗诵的时候，我明白他受了侮辱和委屈，他指责所有这些可怜的人，但他是伟大的，伟大的！当然，在安德罗尼科夫家里的排练有助于我的理解，然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应该归功于您的演技！我还是头一次看戏！散场时，恰茨基喊叫‘我要马车，马车’的时候（您令人奇怪地叫起来），我从椅子上直蹦起来，跟全场观众一起鼓起掌来，并一个劲儿地喝彩叫好！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一刹那间，好像有一枚别针在我背后‘腰部下面’扎了一下，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狠狠地拧了我一下，我却没有发觉！不用说，《智慧的痛苦》演完后，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立刻就带我回家去了。‘你不应该留在这里跳舞，只是因为你，我才不留下来，’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一路上在马车里对我嘀咕。我整夜说着梦话，第二天十点钟我已经站在书斋门口了，但书斋的门虚掩着：有人坐在您那里，您和他们正在谈事务；后来您忽然坐马车走了，整整一天不在家，直到深夜才回来——这样，我就没有见到过您！我当时想告诉您什么——我当然忘记了，那时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但是我非常热烈地希望见到您，尽可能快地见到您。第二天早晨，还只有八点钟光景，您就去找谢尔布霍夫：当时您为了还债，刚卖掉在图拉省的田庄，但手头还令人羡慕地剩下了一大笔钱，所以您当时就上莫斯科去了，在这以前您因为害怕债主，本来是不敢去的。只有谢尔布霍夫这个粗暴无礼的人，他也是债主之一，不答应减半还债的办法。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甚至不回答我的问题：‘你不必问，后天我送你到寄宿学校去；你准备一下，把自己的练习簿带去，书籍也收拾一下，你自己要学会怎样在箱子里装东西，先生，你长大了可不能做一个不勤劳的人。’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这三天里您对我这个那个啰啰唆唆说了一大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把我这个爱您的、天真烂漫的孩子送到了图沙尔的寄宿学校就算完事了。虽然看来我们那次的见面是一件愚蠢不过的事，可您信不信，后来，过了半年光景，我竟然想从图沙尔的学校里逃到您那儿去！”

“你讲得非常好，你讲得那么生动，一切我都想起来了，”维尔西洛夫毫不含糊地说，“你所说的事情里面使我感到诧异的主要是，某些令人奇怪的细节是那么丰富，比方说，关于我的债务。你不要谈这些细节中有点儿不体面的方面，我可不明白，你甚至是怎样搜集到这些细节的？”

“这些细节？我怎样搜集到的吗？我再说一遍，在这九年中我所干的只是搜集关于您的情况。”

“搜集那些令人奇怪的自白和令人奇怪地消磨时间的情况！”

他斜躺在圈椅里，翻了个身，甚至轻轻地打了个哈欠，——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嗯，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我怎样想从图沙尔的学校里逃到您那儿去？”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许他说，阻止他，把他撵走。”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大声叫道。

“不能，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维尔西洛夫俨然回答她，“阿尔卡其显然有什么打算，所以一定要让他说完。让他说好了！他说出来，就不再去想了，对于他主要的是不再去想。我亲爱的，你开始讲你的新的故事吧，也就是讲我只称它为新的那个故事；放心吧，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四

“我逃跑了，也就是说我想逃到您那儿去，这是很简单的。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您可记得，图沙尔在我进校两星期后给您写了一封信，——有过没有？后来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把这封信给我看过，这封信也是在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的信件里发现的。图沙尔忽然想起来了，他向我收的钱太少了，在信上带着‘自尊感’向您声明，在他的学校里读书的都是公爵和枢密官们的孩子，他认为收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是会降低学校声誉的，除非增加学费。”

“我亲爱的，你可以……”

“哦，不要紧，不要紧，”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过稍微提一下图沙尔。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过了两星期，您从县里给他写了回信，断然拒绝了。我记得，他当时怎样满脸通红走进我们的教室里来了。他是个个子很矮小、身体很结实的法国人，四十五来岁，确是巴黎人，不用说，是鞋匠出身，但是从无法追忆的时候起，就在莫斯科当专职法语教师，甚至还有了官衔，因此他认为非常光荣，——他不是一个学识深湛的人。他一共只有我们六个学生；其中确有一个莫斯科枢密官的侄子。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他那儿，多半受他夫人的监督。她是个很会装模作样的太太，某个俄国小官吏的女儿。我在这两星期里对同学们大摆架子，我以我的那件蓝色的常礼服和我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自夸，他们问：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姓维尔西洛夫，——我丝毫也不觉得害臊，正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的缘故。”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几乎用威胁的声调叫道。相反，母亲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她显然要我继续讲下去。

“这个图沙尔……现在我当真记起来了，他是个那么矮小、心情浮躁的人，”维尔西洛夫从牙缝里含糊地说，“但当时人家向我介绍时说他为人极好……”

“这个图沙尔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了，走到我们那张大橡木桌跟前来了，我们六个人全都坐在桌旁背诵功课，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叫我把我的簿子带走。”

“‘你的位子不在这里，而在那边。’他向我指指前室里左边的一间小屋，那里放着一张普通的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沙发，——完全像现在楼上我那间明亮的小房间里的一样。我诧异地走到了那里，心里很害怕：从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粗暴过。半小时后，图沙尔从教室里走出去了，我开始跟同学们互使眼色，相对而笑；他们当然是在嘲笑我，可我却没有想到这点，还以为我们发笑，是因为我们都很高兴。这当儿图沙尔恰好闯进来了，一把抓住我那一绺竖起的头发，把我拖走了。”

“‘你不能跟贵族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你出身卑贱，和仆役一样！’”

“他重重地揍了一下我那红润而又丰满的脸颊。他立刻觉得这很有趣，又揍了我一下，再揍了我一下。我号啕大哭起来，我大为惊讶。我坐了整整一小时，用双手掩住了脸，哭个不停。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那样并不凶恶的人，一个外国人，甚至为俄国农民的解放而高兴过，怎么会揍像我这样的一个傻孩子。可我只是感到诧异，并不觉得受辱；我还不会感到受辱。我觉得我有点儿淘气，只要我改过，人家会饶恕我的，我们又会忽然快乐起来，到院子里去玩，往后日子会过得再好不过的。”

“我的朋友，只要我知道，那就……”维尔西洛夫拖长声调地说，脸上浮出了感到有点儿累乏的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微笑。“不过这个图沙尔真是个坏蛋！可我还不失望，不管怎么样，你到底会尽力原谅我们这一切的，我们又会过得再好不过的。”

他简直打起哈欠来了。

“我并不责怪您，根本不责怪您，您要相信，我不埋怨图沙尔！”我叫道，有点儿茫然了。“他大约揍了我两个月。我记得，我总是想方设法使他息怒，急奔过去吻他的手，一边吻他的手，一边哭个不停。同学们都嘲笑我，瞧不起我，因为图沙尔有时开始把我当作仆人使唤，他穿衣的时候叫我给他拿衣服。这时我那奴才的本能对我大有用处：我竭力讨好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受辱，因为对这我还一点儿不懂，甚至至今还感到诧异：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傻，竟会不懂我跟他们是完全不平等的。的确，同学们当时已经对我作了许多解释，说这个学校是很好的。结果图沙尔更喜欢用膝盖在背后踢我，比打耳光次数更多；半年后，有时甚至喜欢我了。尽管如此，每月总要揍我一顿，提醒提醒我，使我不要忘乎所以。不久，他就让我也和其他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起玩耍，但是整整两年半中，图沙尔一次也没有忘记过我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是经常把我当作仆人使唤，虽然次数不多，可我却认为他是在提醒我。”

“我逃跑了，就是说开头两个月过去后，又过了五个月，我竟想逃跑了。一般地说，我一辈子要拿定主意时总是踌躇不决的。当我盖上被子躺在床上的时候，立刻就想念起您来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只想念您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原因何在。我甚至也梦见了您。主要的是，我老是狂热地幻想着您会突然走进来，于是我急奔到您身边，您就带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带我到自己家里那个书斋里去了，我们又一起上戏院去看戏，等等。主要的是我们不再分离——这是最重要的！早晨我一醒来，同学们忽然又开始嘲弄我，瞧不起我；其中的一个同学简直揍起我来，强迫我替他穿靴子；他用不堪入耳的话骂我，特别卖力地向我说明我的出身，让大家取乐。等到图沙尔本人终于来了的时候，我开始不能容忍了。我觉得在这里他们决不会饶恕我的，——我慢慢地明白了，他们不能饶恕我的是什么，我有什么过错！我终于决定逃跑。我整整两个月来一心想逃跑，后来终于下定了决心；当时是九月份。等到全体同学星期六都回家去过礼拜天，我偷偷地收拾了一些最必需的用品，小心地打了个包袱；我身边有两个卢布。我想等到天黑就走，我心想：‘下楼后，一出门口就走。’上哪里去呢？我知道安德罗尼科夫已经被调到彼得堡去了，我决定去找在阿尔巴特街上的法纳里奥托娃的房子；‘在什么地方走一夜，或者坐一宵，早晨到那所房子的院子里去问人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在哪儿？假如不在莫斯科，他住在哪个城市里，或住在哪个国家里？人家一定会告诉我的。于是我离去，到别的地方再去问人家：要到某个城市去，应该朝哪个城关走，我一出城关就走，走。我会走的；夜里我会在某处的灌木丛里歇宿，只吃面包，两卢布面包是够我吃许多时候的。’可是那天星期六我怎么也跑不掉；只得等到第二天，即等到星期天，凑巧那个星期天图沙尔带着妻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整座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阿加菲雅两个人。我异常苦恼地等待天黑，我记得我坐在大厅的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街道，望着那些木头房子和稀稀落落的行人。图沙尔住在偏僻的地方，从窗子里也看得见城关：是不是那个城关？——我仿佛看见了。那么嫣红的太阳落下去了，天气是那么寒冷，凛冽的寒风完全和今天一样，沙土滚滚。天色终于全黑了；我站在神像前祈祷起来，不过是匆匆忙忙的，我心里很急；我拿了包袱，蹑手蹑脚地从我们那条嘎吱作响的楼梯上走下去，生怕阿加菲雅在厨房里听见我的声音。门已经上了锁，我打开了门，蓦地——夜幕在我面前显得漆黑一片，宛如一个无限危险的、未知的世界，风把我头上的制帽吹落了。我本想走出去；在人行道的那边传来了一个行人嘶哑的、喝醉了的怒骂声。我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就悄悄地走回来了，悄悄地走到了楼上，又悄悄地脱了衣服，放好包袱，就伏在上面，没掉一滴眼泪，只是万念俱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打从那个时刻起，我就思索起来了！打从那个时刻起，我就意识到我不仅是个奴才，而且还是个懦夫，我那真正的、正确的转变这才开始了！”

“打从那个时刻起，我就永远把你看透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从座位上蓦地直蹦起来，甚至是那么出人意料，以致我措手不及。“你不但当时是个奴才，现在也是个奴才，你奴才成性！为什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送你去学制鞋？叫你学手艺甚至也是为你好！谁会为你向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作更多的请求，或提出更大的要求？你的生身父亲马卡尔·伊万内奇不是请求，几乎是要求，让你们，他的孩子们，不要脱离卑贱的等级。他栽培你到大学，并且依靠他，你获得了权利，可你却不加珍惜。你瞧，孩子们惹他一下，他竟发誓要向人类报复……你真是个坏东西！”

说真的，这番话使我很震惊。我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望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

“的确，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对我说的话都是从来没有说过的，”我终于毅然决然地转身对维尔西洛夫说，“是的，我当真是这样的一个奴才，所以我怎么也不能仅仅因为维尔西洛夫没有送我去学制鞋而感到满意，甚至连‘权利’也打动不了我的心；却说把整个维尔西洛夫给我，把父亲给我……这就是我的要求——怎么不是一个奴才呢？妈妈，您那一次独自到图沙尔的学校里去看我，我当时怎样接待您，这一切在我心坎里已经搁置八年了；可是现在我没有工夫谈这个。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不会让我讲的。到明天，妈妈，我也许还会跟您相见。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是啊，假如我还是奴才气十足，甚至不能容忍妻子还活着可以再娶一个妻子这样的事，那又怎么样呢？要知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埃姆斯差点儿发生这样的事！妈妈，假如丈夫明天要另娶一个女人，而您不愿再跟他共同生活，那您就会想起您有一个儿子，他答应永远做个孝顺儿子；您可要想到我，咱们一块儿走，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么他，要么我，’您愿意吗？我并不要您马上回答，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是不能立刻答复的……”

可我没有把话说完，首先是因为我情绪激昂，不知所措了。母亲脸色惨白，她的嗓音似乎哑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声音很响地说了许多话，以致我甚至弄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她还用拳头两次猛揍我的肩膀。我只记得她喊叫着，说我的话是“假的，在卑鄙的心灵里孕育出来的，用指头掏出来的”。维尔西洛夫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态度很严肃，笑也不笑。我上楼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当我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妹妹用责备的目光向我投了最后的一瞥；她在后面带着严厉的神情对我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