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一八五一年仲夏，安东尼·特罗洛普以英国邮政总署稽核的身份视察了英格兰威尔特郡的首府，大教堂城市索尔兹伯里。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在那儿的大教堂区内闲步时，构思出了《巴彻斯特养老院》。他说，“……整整有一小时，我站在索尔兹伯里的那座小桥上，使我心头满意地设想出了海拉姆养老院的所在地。诚然，在我写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曾经花费了我那么多心思的。”[1]次年七月，他开始写《巴彻斯特养老院》，这部小说在一八五五年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他立刻跻身于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等同时代杰出的小说家行列之中。此后十二年间，他继续写了五部“巴塞特”小说：《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博士》（1858）、《弗雷姆牧师公馆》（1861）、《阿林顿的小宅子》（1864）和《巴塞特郡最后纪事》（1867）。在这组总名为《巴塞特郡纪事》的小说中，如同著名的特罗洛普评论家迈克尔·萨德利尔所说的，除了《巴彻斯特大教堂》如作者最初的意图那样，是《巴彻斯特养老院》的续集以外，其他各部都各自成篇，不过它们全是以英格兰西南部那个假想的巴塞特郡和它的首府巴彻斯特为背景的。这组小说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教士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内部的尔虞我诈和倾轧争斗，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多种阴暗面，无怪《人人丛书》主编欧内斯特·里斯认为，《巴塞特郡纪事》代表着特罗洛普文艺创作的鼎盛时期。[2]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维多利亚初期文学的研究》一书里也认为，“巴塞特郡一组的那六部小说无可怀疑是他的主要成就……将一直给人研读下去，而且无疑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将再次大为风行。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小说文笔晓畅，对当时的典型人物作了真实得体、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一内在的优点，部分还由于这一事实：即这些小说会以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笔触，细腻而忠实地为未来的读者重现十九世纪英国的某些生活方面。”[3]近年来，不少学者和文艺评论家更从小说的结构上把《巴塞特郡纪事》和他后来创作的一组议会小说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提并论。哈利·瑟斯顿·佩克认为，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特罗洛普是同一时代的三位真正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作品里既没有一丝自然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一点繁琐主义的疵病”。[4]

安东尼·特罗洛普于一八一五年诞生在伦敦。父亲是一位相当有才干的律师，但是脾气乖张、恶劣，常常得罪他的当事人，所以业务每况愈下，在安东尼出生以后不久，只好放弃伦敦的住宅，到哈罗附近去经营农业，结果又失败了。安东尼七岁进入哈罗公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好走读，因而遭到了住读的富家子弟的耻笑和欺凌，甚至连教师也看不大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肮脏、无知的穷走读生。母亲弗朗西丝·米尔顿是汉普郡赫克菲尔德的牧师威廉·米尔顿的次女，生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她在协助丈夫经商失败以后，为了养家活口，在安东尼十六七岁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写了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通俗小说和游记。她的坚强和勤劳给了儿女们很大的影响。安东尼的长兄托马斯·阿道弗斯后来也成了小说家，写过不少作品。

一八三五年父亲故世，安东尼投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减费生，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经友人介绍，进入伦敦邮政总署当一名小职员。他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待遇很低，经常负债，又给同事们怂恿着打牌、饮酒、抽烟、结交女友，这给他招致了不少麻烦。然而另一方面，就在这一时期，他在一些友人的影响下，开始了有计划的读书，开始用法文和拉丁文翻译，开始研读贺拉斯和英国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他的想象力逐渐丰富起来，他甚至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要写一部小说！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们从《阿林顿的小宅子》中年轻的埃姆斯的故事里，就可以看到他本人这一时期生活的剪影。一八四一年，他被调往爱尔兰西部某地邮局任副稽核，生活逐渐安定，他结了婚，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开头十年，他写过三部小说，都不怎么成功，直到一八五五年《巴彻斯特养老院》出版后，他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注意。一八五七年《巴彻斯特大教堂》出版后，他进一步受到称誉，从而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

一八五九年年底，他从爱尔兰邮局奉调回到伦敦，在那儿一直工作到一八六七年九月才辞职。在这段时期里，他始终坚持业余写作。他的最出色的作品大都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邮局的工作相当繁忙，要不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超人的意志和精力，以及对写作的浓厚兴趣，这件事是一般人所不易做到的。离开邮局以后，他主编了三年《圣保罗杂志》。一八六八年，他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议会议员，但未获成功。一八七二年，他把伦敦郊区自己的住宅售却，和妻儿一起到澳大利亚去访问。此后他又去国外作过两次长途旅行，访问了南非和冰岛、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和埃及，写了一些游记，这和他的小说一样，文笔质朴隽永、诙谐流畅。一八八二年十月六日，他在伦敦中风去世。

特罗洛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毕生勤奋写作，一共发表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和五个短篇小说集。萨德利尔把他的作品分为十类。[5]第一类就是以巴塞特郡为背景的《巴塞特郡纪事》。第二类是他一八六三年开始写的六部议会小说，也称“帕利泽”小说（因小说的主人公帕利泽而得名）：《你能宽恕她吗？》（1864）、《爱尔兰议员菲尼亚斯·芬恩》（1869）、《尤斯塔斯钻石》（1873）、《菲尼亚斯的归来》（1874）、《首相》（1876）和《公爵的儿女》（1880）。这组小说是他后期的主要作品，反映了当时政界纷纭复杂的情况。如同在“巴塞特”小说中，作者感兴趣的是教士们的社会声誉而不是他们的信仰，在“帕利泽”小说中，他着重描写的是议会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女人对丈夫的雄心、职权等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对于历届内阁的政策与措施等只稍许点明了一下。

他的第三类作品是涉及生活方式与社会习俗的，如《三个小公务员》（1858）、《奥利农场》（1862）、《贝尔顿庄园》（1866）、《布尔汉普顿牧师》（1870）和《美国参议员》（1877）等。第四类是社会讽刺作品。如《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和《斯卡巴勒先生的家庭》（1883）。第五类是爱尔兰小说，一八四七年出版的《巴利克罗兰的麦克德莫特家》被认为是这类作品中较好的一部。第六类是作者到澳大利亚去游历和看望儿子所结的果实：澳大利亚小说共有两部：《甘戈伊尔的哈里·希思科特》（1874）和《约翰·卡尔迪盖特》（1879）。第七类是历史和传奇小说，如《尼娜·巴拉特卡》（1867）和《琳达·特雷塞尔》（1868）。第八类是心理分析小说，其中写得较为出色的有《堂兄亨利》（1879）和《沃特尔博士的学校》（1881）。第九类是一部写得很不成功的幻想小说《大限》（1882）。第十类是短篇小说，他把自己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这类小说亲自编选成五部短篇小说集。它们是：《世界各地的故事》（共二集，1861，1869）、《洛塔·施密特和其他的故事》（1867）、《编辑的故事》（1870）和《弗罗曼太太为什么要提高她的价格和其他的故事》（1882）等。此外，他还写了好多部游记、传记和一部谦逊、坦率的《自传》（1883）。《自传》在他逝世后一年才发表，一时给他的声誉带来了莫大的损害，然而今天读来，却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作品，不下于他的任何一部小说”。[6]

前面已经说过，作者是在索尔兹伯里的大教堂区内构思出《巴彻斯特养老院》的，可是养老院的原型实际上却是温切斯特的圣克劳斯养老院。《巴彻斯特养老院》的故事十分简单，主要叙说一个小牧师，一个性气平和的老人，因为是巴彻斯特主教的亲家，当上了教会附属的一所养老院的院长，工作清闲，俸禄优厚，甚至占去了养老院经费的一大半。巴彻斯特有个年轻的“改革家”，外科医生约翰·波尔德，他自命急公好义，这时候挺身而出，替养老院中的受施人主持公道，然而这个年轻医生的情人却是院长的爱女。等她知道以后，她始而对波尔德加以冷落，继而看到父亲遭到种种逼迫和打击，又亲自去向波尔德求情，于是在波尔德的客厅里演出了一幕风光旖旎、滑稽突梯的喜剧。波尔德禁不住情人的央告，终于屈服了，可是院长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还是辞去了职务，尽管他的大女婿教会会吏长和政府的检察长使出种种手段来加以阻挠。亨利·詹姆斯说，“《巴彻斯特养老院》是一篇清新可喜的故事，也是特罗洛普惯常提供给我们人物的种种景象的一个突出实例。你简直不可能设想出一个更微妙、更细小、更动人的主题了。它只是一个老人良心转变的历史。”[7]其实这部小说的含义远不止此。

当时，英国国教教士一身兼任几个挂名差事，领上几份俸禄，或者侵吞前代留下的慈善基金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一时的就是温切斯特圣克劳斯养老院的丑闻。圣克劳斯养老院是亨利·德布卢瓦于一一五七年创办的，从一八〇八年起，院长是吉尔福德的第五代伯爵弗朗西斯·诺思牧师。他的父亲大主教在自己当首相的兄长的纵容、支持下，任人唯亲，把自己的亲戚故旧都安插在主教区里。诺思生活奢华，除了担任养老院院长外，同时还据有大教堂的一个圣职和两个教区牧师的职位，而他在那所养老院领取的俸禄，却远远超出了应该花在慈善用途上的经费。特罗洛普的这部小说就是以当时的这件事为蓝本的。不过，特罗洛普笔下的哈定牧师和吉尔福德伯爵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性情和善、诚实正直的老人，虽然人家“无法说他以前是一个勤勉的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8]。只是由于马虎大意，他才接下了一个当时并不稀奇的闲职，领取了一笔高得不合理的俸禄。在他认识到自己领取的俸禄高得不合理以后，他既不愿意强词夺理地进行辩护，也不愿意凭借什么卑劣的手段赖着不走。他陷在舆论对他提出的公正指摘和教会要求他效忠并维护教会的特权之间，于是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内心的是非感，便成为两者之间的战场。结果，他的辞职成为那种局面中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了。

特罗洛普塑造这么一个人物的用意，显然是想通过一个正直的人物卷进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下所面临的困境，来揭露并突出那种制度的丑恶，让人认识到那种制度的危害。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同时还看出了特罗洛普的矛盾的世界观。他目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丑恶现象，一方面真诚地认为英国社会多方面都需要改革，一方面不禁又对那些因为某种改革措施的实行而可能遭到损害、蒙受痛苦的人满怀同情。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他通过三个人物的塑造和刻画，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的三种相互抵触的思想。约翰·波尔德是他笔下的改革家，会吏长格伦雷博士是保守派的代表，而塞浦蒂麦斯·哈定牧师则是在这场冲突中受苦的小人物。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最大的同情是放在哈定牧师这个左右为难的人物身上，对老派的、保守的格伦雷博士和那个“自以为负有特殊的改革使命”的外科大夫约翰·波尔德则挖苦，嘲笑，不无微词。格伦雷博士坚持认为，一切教会收入都是神圣的，所以竭力反对岳父辞去院长的职务，同时还出面为院长打官司，但他并不能解除院长精神上的痛苦。我们从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竭力维护教会特权，以卫道士自居的教士的丑恶形象。至于约翰·波尔德，他对哈定先生一向很敬重，又热恋着他的小女儿，起初他相当天真地以为，在一个真正的强权社会里，地方上的一件不公正的行为只要通过中央的干涉，就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不会有所恶化；却没想到《朱庇特》（作者隐射当时的《泰晤士报》）捡起了养老院的问题，对院长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这时候，他对自己发起的这场运动已经欲罢不能，自身也成了更强有力的势力的牺牲者。特罗洛普对于他的人物由于自身的过失或估计错误而蒙受的苦难，特别敏感，对于当时左右国内政治舆论的报纸深感厌恶。在《自传》中，他曾经说，自己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既想要攻击教会经办的慈善事业中的弊端，又想要攻击报纸左右舆论的势力，这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这部小说却收到了十分满意的效果。

特罗洛普在该书第十五章里通过对所谓道学博士和舆论先生的嘲讽，攻击了卡莱尔和狄更斯。这给本书招来了不少批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廷克认为，“这些攻击并没有给故事情节增添什么……本可以大笔一挥，完全删去的”[9]。查·珀·斯诺也说，“他对卡莱尔（悲观主义者、道学博士）和狄更斯（舆论先生）试图进行的诙谐的抨击，到今天都使人感到不安。”[10]其实特罗洛普这里是想向读者表明自己对创作的看法。他认为同时代的这两位大作家在对待道德问题时都走向极端，道学博士没有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善良的事是完美无疵的，也没有多少邪恶的事里绝对没有一点儿善良的种子”[11]。特罗洛普坚决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不问一个人的意图是什么，没有什么行为尽善尽美或者恶劣透顶。因此，他拒绝把社会上的邪恶全归到少数品德极为恶劣的人身上。特罗洛普对狄更斯作品的研读是很不全面的。在他看来，狄更斯描绘的道德画面往往过于简单化，许多人物不是极端善良，就是极端恶劣，仿佛社会上的种种罪恶主要是由于别的恶棍造成的。我们且不去探讨他对这两位作家的攻击多么片面，多么不正确。显而易见，他这里只是借题发挥，道出他自己的创作观点而已。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鲁丝·阿普罗伯茨教授所说：“有些读者觉得那两则模仿嘲弄的文字从艺术上讲是使人不快的，因而出于好意只去评价这本书的那些写得好的部分，这样便放过了一点。且不论这些文字写得成功不成功——不论它们是出色的，还是得当的模仿——它们完全是有作用的。特罗洛普是在利用一些反面文章来说明他自己所要写的作品。”[12]

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优秀小说，都是通过种种特殊事件的集中，来取得一种恰当的、持久的普遍性。小说家倘若把对一个特殊问题的调查研究，安排在一个确切的历史时期，就会有力地促使人们从道德方面去进行思考，甚至会超越那个问题的范围。就这一点来说，《巴彻斯特养老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读者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教会慈善机构的改革可能毫不在意，对英国国教可能也毫不在意，但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在那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制度下遭受的痛苦折磨，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特罗洛普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阿伯丁联合政府执政的时期，约翰·拉塞尔刚开始实行对教会的改革，而公众正在对教会中出现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调查，这些都被作者通过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反映出来。他在书中所讥诮的《修道院保管法案》，[13]实在就是一八五三年议会进行辩论的《在某种情况下恢复人身自由法案》，而他在第七章和第十六章里对议会中政党采取的策略的讽刺，也很深入透彻。特罗洛普就是如此密切地注视着当时的大事，以及推动那些大事的思潮与动机的，他的目的在于道出绝对的实情，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虽然《巴彻斯特养老院》是他的早期作品，它却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特罗洛普继《巴彻斯特养老院》之后又写的五部“巴塞特”小说中，除《巴彻斯特大教堂》外，都不像这部这么切合当时的时事，所以《养老院》实在是一部含义深远的政治小说，鲜明而敏锐地剖析了自己的时代，提出了一些社会与道德问题，在远远超出大教堂镇市巴彻斯特的范围以外引起了反响。萨德利尔称特罗洛普为“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是有其道理的。亨利·詹姆斯说，“我提到《巴彻斯特养老院》，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使他赢得了声誉，还因为许多人全认为它和《巴彻斯特大教堂》一起，是他的才华最最焕发的作品。”[14]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说，“《巴彻斯特养老院》是一部令人喜爱的书。它具有最优秀的英国小说的特点，以一种文质彬彬的方式引人入胜。”[15]不过美国作家詹姆斯·奥斯本等却认为，《巴彻斯特养老院》由于是“巴塞特”小说的第一部，所以给人的印象最为清新，但是假如只读一部特罗洛普的作品的话，那么那一部应该是《巴彻斯特大教堂》。[16]

《巴彻斯特养老院》出版后两年，它的续集《巴彻斯特大教堂》问世了。在《养老院》的最后一章里，作者告诉我们，老主教已经到了八十高龄，“大概会像火花消灭那样，渐渐地、平静地悠然而逝”。在《大教堂》的第一章里，主教卧病在床，即将去世。大家全都认为他的儿子会吏长格伦雷博士具备种种必要的条件，大概会接替父亲出任主教。但主教要由唐宁街的政治家们指定，而当时的政府正摇摇欲坠。如果老主教在政府更迭前死去，那么格伦雷博士就会获得主教的职位；如果老主教长期弥留下去，政府一倒，那么会吏长继任主教的机会就失去了。会吏长很爱他的父亲，可是他又是一个渴望权力、高傲自负的人，很想当上主教。这时候，他守在父亲的床边，内心巴望父亲快点死去。接着，他又省悟过来，连忙跪下恳求上帝宽恕自己。作者在这里把人性中的这种矛盾自私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讥讽得十分犀利而又丝毫不露着意的痕迹。最后，老主教死了，会吏长赶着发了一份电报往唐宁街，然而内阁已经垮台。美国特罗洛普作品研究会的创始人爱德华·牛顿认为，同时代的任何其他小说，就连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也不例外，没有哪一部的第一章写得比《巴彻斯特大教堂》更为出色的。查·珀·斯诺在他著的《特罗洛普：他的生平和他的艺术》一书中以《在主教的床边》为题单写了一章。他说，“《巴彻斯特大教堂》比特罗洛普的任何其他小说都更为深入一层，更为波澜壮阔，吸引住了更多的读者，并且更为持久地受人欢迎……它具有所有小说中最精辟有力的第一章，写得那么平静，语气那么真实。”[17]

特罗洛普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英国教派纷争趋于激烈的时期，巴麦斯顿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于一八五五年二月上台执政（第一章中提到的政府更迭，正是指此）。巴麦斯顿虽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可是他的女婿沙夫茨伯里勋爵却是全国低教派的领袖，而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也比较同情低教派。因而，低教派的势力一时大盛，可是正如欧文·贾德威克教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会》一书中所说的：“低教派始终没有获胜。不过有一个时期，他们是势力很大的。那就是在一八五五年以后。”[18]《巴彻斯特大教堂》正写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日子。巴麦斯顿执政的十年里，提名委派了十多名主教，他们大部分是低教派教士，然而这些人多半不学无术，所以特罗洛普笔下的普劳迪主教夫妇似乎倒证实了贾德威克教授的结论，即“巴麦斯顿执政的十年，不断加强了低教派的势力，但是却降低了他们的声誉”。[19]

《巴彻斯特大教堂》如同特罗洛普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切合当时时事的一部政治小说。作者在书中描写的主教区内格伦雷派和普劳迪派的激烈冲突和斗争，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英国国教在一个迅速的、不可避免的改革时期的动荡不安状况。那时，英国国教内部正酝酿着重大的改革。首相罗伯特·庇尔爵士于一八三五年成立了国教教务委员会，目的在于通过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加强国教教会。高教派的巴彻斯特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教会改革时期，但是在老主教去世以后，随着低教派新主教和他的妻子与家庭牧师的到来，危机出现了。我们不难看出，在第一卷中，革新的“威胁”最为强烈。会吏长致电唐宁街，报纸上就新主教的人选展开了议论，普劳迪主教夫妇来到巴彻斯特，以及斯洛普故意发表了那篇讲道文，从而引起了“战争”（第一卷第六章）。教士们在“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出喜剧。他们为了在大教堂里宣讲的那篇讲道文，竟然准备进行殊死的战斗，他们的争端虽然可能是严肃的，但作者喜剧性的夸张却使我们无法一本正经地去看待它们。这出喜剧的最高潮就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叙说的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对立的各派聚到了一起，“女主教”第一次遭到了挫折。那张直冲向前的沙发“绊住了她的花边裙裾，把她的装饰品简直不知带走了多少”，这件事还暗示出推动沙发的伯蒂·斯坦霍普和靠在沙发上的马德琳这姐弟俩往后要在巴彻斯特造成的喜剧性大破坏。这一卷里同时还告诉我们，斯洛普先生为了满足他的“雄心壮志”，正在加紧对主教区的控制。当作者把他和阿拉宾的战斗嘲弄地比作古希腊英雄“阿伽门农和阿基里斯的愤怒”时，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使那场战斗看来倒像青蛙和老鼠的战争了。[20]

在第二卷中，一场对抗运动组织起来——阿拉宾先生登场了。这一卷的故事从巴彻斯特移到了它的郊区，到了普勒姆斯特德和圣埃沃尔德牧师公馆，到了厄拉索恩。在厄拉索恩，我们见到了极端保守的索恩姐弟，他们仿佛是一个垂死的世界中令人发噱的幸存者。另一方面在巴彻斯特，故事由格伦雷派和普劳迪派的争夺，转入了普劳迪夫人和斯洛普的火并，结果普劳迪夫人在主教的卧室里击败了他。[21]在第一卷中，作者初步提出了一个前提：不如人意的变化似乎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到了第三卷中，作者扭转了这个前提。前八章的故事全发生在厄拉索恩。通过厄拉索恩运动会那个封建的喜剧场面，我们对索恩姐弟有了新的看法，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可笑的老冬烘人物，而是古老的巴彻斯特依然富有生命力的那种种习俗价值的代表。他们的园游会和第一卷中普劳迪夫人的招待会遥相呼应。就在这次园游会上，内罗尼“夫人”把那些外来的人彻底打垮了。最后，就在厄拉索恩，索恩小姐把那对虽不年轻、却忸怩不安的情人（指阿拉宾和爱莉娜）撮合到了一起。于是传统的价值和宽厚仁慈的作风重新有了生气，而这些正是假借改革为名的斯洛普本来威胁说要装上历史的“垃圾车”的。

特罗洛普像在后来的议会小说里那样，在书中还幽默而风趣地揭露了当时盛行的裙带政治，即由夫人、情妇或女儿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怪现象。我们看到，在巴彻斯特这个表面上由男子统治的教士社会里，女子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普劳迪夫人驾驭着主教，奎瓦富太太支配着她的丈夫，夏洛特·斯坦霍普左右着父亲，就连格伦雷太太也以一种相当巧妙的方式控制着会吏长。由于这些女人，再加上内罗尼“夫人”、爱莉娜·哈定、索恩小姐等，故事便变得错综复杂，风云时起。普劳迪夫人本来对家庭牧师斯洛普显然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不过特罗洛普只含蓄地透了那么一点消息。等斯洛普迷恋上内罗尼“夫人”以后，普劳迪夫人竟然情不自禁地满怀妒意，从而引起了她和斯洛普的第一次冲突。

查·珀·斯诺说，“狭义来看，《巴彻斯特大教堂》并不像《巴彻斯特养老院》那么有情节。在早期写了几部小说以后，特罗洛普不大为他的故事情节操心。他说他无法想到情节，不过这主要是他故作谦虚。他知道自己适合创作的那种小说，没有紧凑的情节反而会更加令人满意。”[22]斯诺又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平时总运用日常朴实的素材洋洋洒洒、细致入微地创造出一大篇故事来，促使我们一页页读下去。这是他喜欢对现实作出种种幻想这一习惯给我们留下的一宗遗产。”[23]我们在这里且不来探讨他对故事的情节在意不在意，我们看到，他对人物形象的刻划和心理分析却是十分细腻、非常成功的，而他笔下最出色、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就是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普劳迪夫人。美国作家詹姆斯·奥斯本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位如此真实，如此荒唐可笑的人物。[24]特罗洛普自己也说，“在写《巴彻斯特大教堂》时，我感到轻松愉快。主教和普劳迪夫人对我说来，都是真实的，就和会吏长的烦恼与斯洛普先生的恋爱一样。”[25]

除此之外，在小说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维舍·内罗尼“夫人”，也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有趣人物。从表面上看，她最软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然而实际上她却是小说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她的姿色、她的机智对男人说来是致命的。她为人冷酷无情、玩世不恭、毫无操守，但是如同作者相当沉痛地所说的，“机灵聪明的人行为往往十分不检，而那些一向规行矩步的人，却往往迟钝乏味，这是不是很可惋惜的呢？”[26]《巴彻斯特大教堂》的读者，倘使读了她在普劳迪夫人招待会上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她在厄拉索恩瞪眼回望德库西夫人的那副神气，而不暗自好笑地原谅了她，那么他一定是“迟钝乏味”的。再说，如果“夫人”坏得出了格，她往往也好得异乎寻常。门第、等级、社会习俗等她全不放在眼里，而她的放浪形骸，却几乎总能揭露出隐藏在社会表面现象下的真情实况。事实上，作者正是借她的嘴，借她的行为嬉笑怒骂地鞭挞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丑恶心理。她撕开画皮，道破了斯洛普的虚伪，说出了他的欲念和野心。她还指出了阿拉宾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向往，实际上一手成全了他和爱莉娜的婚姻。

她的弟弟伯蒂·斯坦霍普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人物。亨利·詹姆斯说，“特罗洛普进入他的人物的那种方式，不可能有一个比他对伯蒂·斯坦霍普的描画更出色的例子了。伯蒂是他塑造的一个讨人欢喜的人物。”[27]当他问主教，“您早先不是一位主教吧？”“在巴彻斯特这儿有不少工作得做吗？”或是跪在地上答应“飞快赶到仙女们的织布机那儿去”修补普劳迪夫人的衣服时，那种温文尔雅而又玩世不恭的神气真令人捧腹。英国评论家罗宾·吉尔摩认为，就是这种场面，就是这种人物，使《巴彻斯特大教堂》成为这么一部重要的喜剧性小说的。[28]特罗洛普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时代，他自己的社会，所以由史学家看来，他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书最真实地描绘了他的时代。

最后，关于《巴彻斯特大教堂》，还有一点想要简括地说明一下。英国国教初期因袭了大量天主教的仪式和制度，十七世纪在清教徒的冲击下，好些旧制都被废弃。一八三二年，议会通过了改革选举法的法令，土地贵族的势力被工业资产阶级进一步削弱。国教教会内部代表贵族利益的一些保守分子，在牛津大学教授普西、纽曼、基布尔等的领导下发动了恢复旧制的高教运动，又称牛津运动，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另一派人则反对过高地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所以称为低教派。他们的观点比较倾向于清教徒，反对倾向于天主教，不赞成高教派倡导的恢复旧制，主张简化仪式。普劳迪主教和他的妻子全属于低教派，不过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主教是辉格党所谓的老式的、在教义问题上思想开明的低教派教徒。他的妻子则属于较新的较为严格的低教派（又称福音派）。在特罗洛普的笔下，主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教会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因此在政治上很可利用。普劳迪夫人则坚守着福音的教义，认为《圣经》是至尊无上的，遵守“安息日”也十分重要。在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六年，这一派教徒曾经发起运动，要限制星期日的商业活动和娱乐活动。

前面已经说过，《养老院》和《大教堂》都是政治小说。也许有人会问，故事内容明明写的是英国国教教会，与英国政治似乎无关，何以要这么说。我们知道英国的教会原来是天主教的一支，一五三三年教士会议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授意下，宣布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首领，第二年又正式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教会，于是自成一派，所以英国当时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29]英王也就是教会的首领。教会的事务、教会的改革、主教的提名等，都是由政府和议会决定的。例如在《大教堂》的第一章里，老主教去世以后，新主教的人选就是由唐宁街决定的，普劳迪主教事实上就是作者虚构的巴麦斯顿首相提升的一名主教，而养老院经费的支配，也是通过议会立法来决定的。此外，国教的主教们在议会上议院中还占有三十个席位。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英国国教教会是和政党政治分不开的。

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兴盛时期，教士、律师、医师这三种所谓有学识的职业中的成员，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纪事》，尤其是第一部《养老院》和第二部《大教堂》，都是切合当时时事来写的。因此，从广义来看，他所讽刺的教会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担任挂名差事、领取干薪、领取高薪、教士们之间的倾轧争斗，以及“夫人”政治等，不都是当时英国官场中常见的现象吗？作者写的虽是巴彻斯特主教区，事实上却勾勒出了当时英国中上层阶级社会的生活画面。在那个社会上，我们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热衷权力、追求名利的格伦雷，玩弄权术、居心叵测的斯洛普，自命急公好义、刚正无私的波尔德和过着清苦生活、内心却向往着一切美好事物的阿拉宾，以及直接插手丈夫公务、左右丈夫一切决定的普劳迪夫人。

特罗洛普在做邮政总署稽核时，经常骑马到乡间各处去视察，对于英格兰西南部乡间的风土人情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他的工作的性质使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而他又是一位善于分析人性的敏锐观察家。查·珀·斯诺说，他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可以既从外表又从内心看透他所注视着的每一个人……他既有洞察力，又善于体会别人的情感，这两者异常和谐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30]在《自传》里，特罗洛普自己说：“我一向希望‘从地球上劈下一大块陆地来’，让男男女女在上面行走，就像他们在我们中行走这样——并没有较多的美德，也没有夸大了的卑劣行径——这样我的读者可以看到一些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而不觉得自己给领着走到了神明与恶魔当中。”[31]这就是特罗洛普在塑造他小说中一些不朽的人物时尽力想做到的。因此，他特别喜欢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霍桑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所说的一席话。霍桑说：

说来奇怪，我个人特别爱好的一类作品，和我自己所写的截然不同。倘使我遇见和我自己类似的作品，我不相信我能把它们读完。你读过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吗？他的小说正配我的胃口——紧凑、充实，是凭借了牛肉的力量和啤酒的灵感写成的，而且十分真实，就好像一个巨人从地球上劈下了一大块陆地来，把它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所有的居民全从事着自己的日常工作，根本不觉得有人在观看自己。那些书正和牛排一样，是地道的英国货。[32]

从霍桑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点。第一，特罗洛普的现实主义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第二，他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些比民族性更广泛、更深远的东西，因为它们最终是来源于对人类的一种透彻、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我想这两点对于理解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他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特罗洛普的作品在他逝世后十年里，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八八三年他的《自传》出版后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自传》中谈到了小说的写作，把它比作补鞋。这种对自己经历的坦率、谦逊的态度，使人们没有能对他的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他说他总在清早上班以前花三小时创作，对着表每一刻钟写出两百五十个字。这样从六点工作到九点，才到邮政总署去上班。遇到因公出差或外出旅行，他在车上船中也是如此。这给他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他这样写作，只能算是一个机械般的、毫无灵感的著书匠，他的作品必然是枯燥乏味的。殊不知他早年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喜欢在脑子里就他周围那些熟悉的人和事酝酿和编造故事，这后来就成了他创作的源泉，所以他的故事和人物其实都是在头脑里构思了许久，才形诸笔墨的。当他清晨坐到书桌前面时，他的头脑像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充满了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他进行的构思创作实际上大半已经完成，要做的只是拿起笔杆来，把填满脑子的场面、情节、对白和思想有条有理地写出来而已。倘若不是如此，那么他的小说必然会杂乱无章，人物的塑造也必然会前后矛盾，可是尽管他并不怎么注重小说的结构，他的作品却大都自然流畅，脉络清晰，丝毫没有牵强造作之处，人物往往从青年写到老年，前后一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形貌特征。如果不是精心构思、塑造，这是绝不可能办到的。

特罗洛普的作品湮没无闻了一个时期以后，到本世纪初才重新引起了一些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的重视。美国小说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就曾先后三次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起初他很不喜欢特罗洛普的作品，后来经过反复仔细地阅读，认为特罗洛普既不是一个伤感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漫画家，他知道并使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中十之八九真实的事，并且使自己尽力摆脱所有异想天开的虚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萨德利尔的著名的《特罗洛普评传》（1927）出版以前，特罗洛普作品的“复兴”已经增加了势头。到三十年代，他开始“享有他的第二个兴旺时期”。英美学者和评论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了他的作品，从各方面写出了大量评论文章。广大读者也对他的作品愈来愈感兴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作品更盛极一时，风行英美。在一九四七年的《英国书讯杂志》上，编者写道，特罗洛普是“现在受到最广泛阅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之一”。[33]文学史家埃文斯说，他的作品“是许多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防空洞里的读物”。[34]由于这一点，有人便说英国人在战争时期阅读特罗洛普，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和怀旧。查·珀·斯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就在哈罗德·麦克米伦[35]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北非不同的地点重读特罗洛普的作品时，美国学者布思教授和他的一派人正在美国洛杉矶开始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特罗洛普研究工作。这可不是什么怀旧。”[36]

七十年代以来，他的作品第三次在西方又受到了广泛的阅读与欢迎。英国广播公司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曾根据“巴塞特”小说编制了广播剧。探讨和评论他作品的著述也愈来愈多。诚如有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倘使像《巴彻斯特养老院》这样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经受了八十多年的冲击还能够存在下来，没有被这些岁月中出版了而又遭到遗忘的数十万种其他小说所取代……那么这部小说肯定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有其不朽之处的。”[37]至于这些不朽之处是什么，还是请读者自己从《养老院》和《大教堂》这两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去鉴赏和玩味吧。

主万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