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耕读与漫游（1069—1078）
就现存作品看，能确切系年的秦观的最早作品是创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浮山赋》，当时他是二十一岁。从这时开始到元丰元年（1078）这十年间，秦观的生活基本上以居家耕读与到附近都市漫游为主。青年时的秦观，绝非我们今天心目中那位文弱多情的词人。他喜读兵家书，理想高远，慨然有献身疆埸，报效国家之宏图大志。他曾对挚友陈师道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熙宁五年，他二十四岁时，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称赞郭子仪在回纥重兵包围之中，“虽锋无镆铘之锐，而势有泰山之压”，兵不血刃，创建奇功，抒写了一个青年文士对这位国家重臣的敬佩与羡慕之情。元丰初年，当史称忠义之臣的曾孝序调守边防之时，年轻的诗人又作诗相赠，“丹青傥不渝，与子同裳衣”（《寄曾逢原》），表达了诗人希望从军立功，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作为一个年轻的布衣文人，秦观能如此关心国家大事，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有壮志，还得寻找实现这一志愿的途径。读书入仕，是所有封建文人标准的人生模式，秦观也不例外。因此，秦观的耕读，基本上以读书求仕为目的。元丰元年，三十岁的秦观第一次入京应举。途中访苏轼于徐州，并与陈师道结识。过南京（今河南商丘）时，携李公择书访苏辙。夏天到达京师，遇钱节，相得甚欢。次年，在《送钱秀才序》中，秦观这样描写他们二人的交往：
去年夏，余始与钱节遇于京师，一见握手相狎侮，不顾忌讳，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节数辰辄一来就，语笑终日去。或遂与俱出，遨游饮食而归；或阙然不见至数浃日，莫卜所诣。大衢支径，卒相觏逢，辄嫚骂索酒不肯已。因登楼，纵酒狂醉，各驰驴去，亦不相辞谢。异日复然，率以为常。
豪纵壮浪之态，跃然纸上，仿佛可以触摸到那颗跳动的心。其人性情，何其真率自然！不幸的是，秋试落第，他只能失意东归。参寥子作诗慰之，苏轼有和作，并有书相抚慰。这次应举失利，对他有相当的打击，初尝仕途艰难，自会对他年轻的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秦观自至和二年（1055）入小学，至熙宁四年（1071），年方二十三岁。在十六年寒窗苦读中，除了四书五经、佛老哲学及一些兵家书外，主要是学习诗赋。熙宁四年之后，受科举罢诗赋试经义论策的影响，他把学习的重点转到以经义论策为主。科举政策的改变，很可能是导致秦观应举失利的一大原因。但这一政策的改变，虽然推迟了他入仕的时间，却给了他熟练掌握多种文体的机会。秦观家居高邮城东四十多里的武宁乡，家境并不富裕，只有“敝庐数间”，“薄田百亩”，若无横祸大事，惟自足而已。因此，秦观年轻时曾从事过一定的田间劳动。耕读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这期间，他写了不少田园诗和闲适诗，既写春耕秋收的艰辛，也涉及官吏催租气焰逼人以及农户困顿可怜，还有表现农村生活安闲恬适、自得其乐以及莫名闲愁闲闷的，诗风淡雅清丽。如《纳凉》一诗，用自然清新的语言，写闲雅恬适的情致，颇有追步陶渊明的迹象。
耕读应举之暇，秦观还常到附近的扬州、楚州等地游赏。这其中，有一次漫游对他很重要：熙宁九年（1076）与孙觉（字莘老）、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之汤泉，得诗三十首、赋一篇。秦观这次游历，是与参寥、孙莘老相约同行的。孙莘老和参寥这两个人，都是与秦观关系密切且十分重要的师友。参寥与之为方外交，历时很久，其人与苏轼、曾肇（字子开）等当时文士有广泛交游，时时向他们推荐秦观诗文，为之延誉。孙莘老跟秦观有亲友关系，又是黄庭坚的岳父（外舅），本人也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与这些当时知名人士的交往，对激扬作者声名无疑是很有好处的。在漫游历阳时，三位文士彼此唱和，相互砥砺，写了大量的纪游诗，提高了秦观的诗艺。像“草隐月崖垂凤尾，风生阴穴带龙腥”（《和孙莘老游龙洞》），“宿鸟水干迎晓闹，乱帆天际受风忙”（《次韵子瞻赠金山宝觉大师》），都从不同角度摄下了大自然的美景，表达了诗人的愉悦心情。但漫游并不全是乐观的，有时也会遇到烦恼。《次韵参寥莘老》诗中有些笔墨颇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相似，“我垣既已颓，我栋又以挠。岂无一木支，横力难与较”，即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困顿与无奈。这些作品，无论是旅途见闻，还是登览感怀，都写得十分清新明丽，时有尖新之句，醒人耳目。只是作品数量不多，而且多为和韵之作，未能完全显示诗人独特的个性与诗风，只能算是其诗歌的发轫时期。
与诗相比，秦观这时的词作却颇有一些新气象。各处游赏之时，或兴艳思，或有艳遇，或忆内，或怀人，或起千古幽怀，或寄意尘世之表。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多，但题材多样，不以男女恋情为主，显示出作者在词的题材上勇于开拓的气概。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表现男女之情的作品，虽然在总体风格上仍是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但脱去了前人浓艳绮丽的习气，代之以清新妩丽之笔调，写艳情终有品格，淡语有味，浅语有致，已显示出专主情致与抒情深婉的风格特征。偶尔，秦观也用高邮一带的方言俚语写俗艳之情，虽不免狎邪，刻画形象却也生动，表现出词人向民间学习的积极态度。在扬州刘太尉家与一妓相遇，缱绻有情，赋《御街行》以见意；故乡村落中男女相悦相怨，以《品令》二首加以表现，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男女恋情之外，秦观此时还有一些词作明显表现出突破词作传统题材的特色。在高邮家居时，作《行香子》“树绕村庄”描绘农村风光，游览广陵、镇江等地时，赋《望海潮》“星分斗牛”写扬州之繁华富裕，抒怀古之幽情，以《长相思》“铁瓮城高”绘镇江之壮丽，起贫士之悲怀。苏轼乌台诗案发后，词人作《满庭芳》“红蓼花繁”词，寄超尘出世之思。这些都在题材上突破了五代小词的格局，表现出词人大胆创新的一面，与当时新声慢词兴盛的风尚相一致。虽然某些尝试还不能说十分成功，但都能做到格律娴熟、音韵和谐、情景交融、意象交炼。在开拓词的题材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也为后来词人熟练地运用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艺术技巧，奠定了基础。
作诗填词之外，秦观还有一些辞赋，写得也有特色。秦观作赋，或许也是因为科举的原因。赋是一种韵文，与诗词较为接近。秦观早年写诗兼及作赋。通过作赋，他训练了对仗押韵和炼句炼意、安排布局的基本功。秦观对自己要求很高，力求斗难斗巧斗新，因此在辞赋方面也获得了很深的造诣。代表作除上面提到的《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外，还有为纪念苏轼在徐州抗洪成功而作的《黄楼赋》。当时苏轼初任徐州太守，即遇特大洪灾，他亲自率领全城军民加固堤防。水退之后，苏轼建黄楼于城东，请秦观作赋。秦观在应举失利回乡之后，作成寄呈，深得苏轼赞许，说是“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明人胡应麟也评价说：“此赋颇得仲宣步骤，宋人殊不多见。”也就是说，他的辞赋继承了屈原、宋玉和王粲的传统，与北宋的散文赋风格不完全一样。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选《黄楼赋》进行分析，他赋则不得不割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