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辛弃疾其人其词，二十世纪都被推向至尊地位。这除了辛氏自身特殊成就外，恐怕与“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意识颇有些牵连。因为两个命题——爱国词人与爱国词，几乎已成为另类禁区，任何人都未敢说一个“不”字，而且爱国与豪放二者之间，一经画上等号，也就更加什么都不需要说了。两顶桂冠——爱国词人与豪放派领袖，皆二十世纪所创制。给辛弃疾戴上，究竟合适与不合适，这一问题目前也许还无法说清，但与之相关，所出现某些具体问题，诸如只看表层，不看深层，或者只看一面，不看两面等等，我以为还是应当检讨的。

这本小册子，专说辛词。无意于“不”字上做文章，有些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解决。为此，即将辛氏经历以及歌词创作，依据先后次序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南归后第一个十年；

二、南归后第二个十年；

三、置散投闲的两个十年；

四、起废进用的最后五年。

并且准备论说两个问题，以表达观感：

第一，安乐大计与安乐窝；

第二，稼轩佳处与稼轩体。

四个阶段，以作品为例证，剖析体制，剖露心迹，展示其人其词之面目及本色。两个问题，在这一基础之上，进一步将论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安乐大计与安乐窝。这是依据敌我双方情势所提出的论题。辛氏当时，宋金对峙，已成定局。敌占中原，“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我居大江之南。各有天下之半。但是，谁也吃不掉谁，只是于和与战各采取不同策略罢了。辛氏《美芹十论》，对此情势曾有精确的分析与论列。

对于辛弃疾来说，无论为着“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或者“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目标明确，其所依附亦十分明确，那就是朝廷。南归之前，聚众起义，乃中原之民叛虏队伍中之一支；但即时“纳款于朝”，成为一名愚忠之臣。南归之后，十年乃至十年之后，仍积极进取。而进取，就须做官。正如吴世昌所说：功名热度高到万分。“醉中醒后，直嚷着要做官”。“不但自己想做官，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亲戚都做大官”。同时，吴氏并指出：这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虽然是这样到处嚷着要做官，然而我们并不觉得他卑鄙”。因为“稼轩他真想做官，血管里翻腾着的每一个白血球都想吞噬金兵，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有奔出来的力量要和金人拼个你死我活”（《辛弃疾传记》）。这就是其内心奥秘，可谓真能知稼轩者也。

而对于朝廷来说，辛弃疾只不过是一名归正军官而已。奉表南来，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并特补右承务郎，应已是十分礼遇。据辛氏之见，当时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但辛氏则以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最高统治者既“一于持重以为成谋”，于对峙双方采取“从而应之”策略（参见《美芹十论》），对辛氏之“壮岁英概”又曾“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说明，在某种情况下，亦并非不思进取。只是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首先保得住眼前的半壁江山。

因此，在此特定环境，所谓恢复大计，亦即变成为安乐大计。稼轩仕宦二十年，由小官吏而方面大员，入登九卿，出节使，率幕府，举足轻重。但其文才武略，却只能于营造安乐窝时派上用场。哪里需要哪里去。无论为公，或者为私，亦无论为功名，或者为富贵，作为一名愚忠之臣，都甚是尽力尽心。

为公方面，包括“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宋史·孝宗本纪》）以及“兴学校以柔人心”（参见《宋会要》“选举”一七之三及《止斋文集》十九《桂阳军乞画一状》）、创飞虎以防盗贼（《宋史》本传）等，此外，并曾于滁州创建奠枕楼、繁雄馆，以与民同乐（同上），可见都有那么一套。这是大安乐窝。而为私方面，营造小安乐窝，一样非常用心机。例如带湖居第，从选址、绘图，动土、兴造，上梁、落成，一直到请人撰文为记，整个过程，都曾精心策划。这些是南归后第二个十年所做的事。为公方面，堂堂正正，理由十分充分。

为私方面，亦有其依据。所撰《新居上梁文》，可为参考。文曰：

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孰若安居之乐？一年种谷，十年种木，君子常有静退之心。久矣倦游，兹焉卜筑。稼轩居士，生长西北，仕宦东南，顷列郎星，继联卿月，两分帅阃，三驾使轺。不特风霜之手欲龟，亦恐名利之发将鹤。欲得置锥之地，遂营环堵之宫。虽在城邑阛阓之中，独出车马嚣尘之外。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亦将东阡西陌，混渔樵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梦寐少年之鞍马，沉酣古人之诗书。虽云富贵逼人，自觉林泉邀我。望物外逍遥之趣，吾亦爱吾庐；语人间奔竞之流，卿自用卿法。始扶修楝，庸庆抛梁：

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半。

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

抛梁南，小山排闼送晴岚。绕林乌鹊栖枝稳，一枕薰风睡正酣。

抛梁北，京路尘昏断消息。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

抛梁上，虎豹九关名莫向。且须天女散天花，时至维摩小方丈。

抛梁下，鸡酒何时入邻舍。只今居士有新茶，要辑轩窗看多嫁。

伏愿上梁之后，早收尘迹，自乐余年。鬼神呵禁不祥，伏腊倍承日给。座多佳客，日悦芳尊。

远离奔竞，逃入林泉，亦逃亡之法。当然，其中还有某些具体理由。诸如京路尘暗、虎豹当关、倦游久矣、欲击无力等等。总之，乃进中之退。这是另一个为私方面。两个方面，为公，为私，为功名，为富贵，合在一起，这就是辛稼轩。

然而，两个十年过去，由大安乐窝到小安乐窝。在大安乐窝不安乐，到了小安乐窝，又将如何？由于辛氏所考虑的，还是进与退这一关节问题，因此，二十年间，百万、千万一样买不到“安乐”二字。这也正是辛稼轩。

二十三岁南归，六十八岁去世。为官二十年，退隐二十年。直到最后五年，“深自觉昨非今是”，并且羡慕安乐窝中的泰和汤。对于富贵、功名，不知是否真正参透？人生天地间，苍茫独立者，往往显得十分渺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相信辛稼轩最终能够明白自己的位置。这也正是辛弃疾研究所应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稼轩佳处与稼轩体。这是就后世尤其是今日对辛词的理解所提出的论题。以为须由体制入手，方才能够探知其佳处。拙文《论稼轩体》所探讨的着重于作品自身。这里所说，除作品外，并及评论。

九百年来，说辛者众。择其要者，大致以下三个方面：

（一）性情与品格，或者体质与骨骼。主要是内容，看其由何种原料合成。这是辛词成就的根本所在。如曰：

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之气，一寄之于词。（周在浚《借荆堂词话》，《词苑丛谈》卷四引）

稼轩晚来卜筑奇狮，专工长短句，累五百首有奇。但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绝不作娘子态。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毛晋《稼轩词跋》）

辛、刘并称，实则辛高于刘。辛以真性情发清雄之思，足以唤起四座，别开境界，虽疏犷不掩其乱头粗服之美。学者徒作壮语以为雄，而不能得一清字，则仅袭其犷，似刘而不似辛矣。大抵清主于性灵，雄主于笔力。无其清者，不必偏学其雄也。（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二）

（二）形貌与神理，或者皮毛与肌理。主要是形式，看其如何构建，包括外形式与内形式。这是辛词存在的具体体现。如曰：

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范开《稼轩词序》）

世称词之豪迈者，动曰苏、辛。不知稼轩词自有两派，当分别观之。如《金缕曲》之“听我三章约”、“甚矣吾衰矣”二首及《沁园春》、《水调歌头》诸作，诚不免一意迅驰，专用骄兵。若《祝英台近》之“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摸鱼儿》发端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结语之“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百字令》之“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水龙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满江红》之“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汉宫春》之“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皆独茧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轹张、王。宗之者固仅袭皮毛，诋之者未分肌理也。（邓廷祯《双砚斋词话》）

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入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项踵。（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

稼轩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同上）

（三）有意与无意，或者渐悟与顿悟。主要是方法，看其如何进行创作。这是辛词创造的过程。如曰：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深浅，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文□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挥毫未竟而客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尝有作之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范开《稼轩词序》）

观其才气俊迈，虽似乎奋笔而成，然岳珂《桯史》记弃疾自诵《贺新凉》、《永遇乐》二词，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谓《贺新凉》词首尾二腔，语句相似，《永遇乐》词用事太多。弃疾乃自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云云，则未始不由苦思得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

积数百年经验，前人评论，已是十分周至。三个方面，未能概括全部，而就今日说辛而论，与之相比，似乎并无太大超越。我所说体制，基本上亦在形貌与神理所包括范围之内。三个方面，相对而言，应以第二个方面最能体现稼轩佳处。当然，其余两个方面，对于认识佳处，亦颇有助益。辛氏生活道路以及创作经历，皆甚为曲折。其形貌与神理，于发展、变化过程不断发展、变化，似不易把握。但我以为，只要细心阅读，用心领悟，并善用前人经验，还是能够探知其佳处的。

大致说来，辛弃疾于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以及第二个十年，两个十年内想着功名，当然也包括富贵，其才力主要用于营造大安乐窝与小安乐窝，歌词创作既不专注，也不怎么出色。尤其前十年，所作《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满江红》（鹏翼垂空）、《念奴娇》（我来吊古）、《千秋岁》（塞垣秋草）诸篇什，除了体现其壮声英概以外，可能与人事有关。因为所歌咏对象——赵介庵（德庄）及史致道（正志），一为宣祖皇帝之八世孙，一为建康府统帅，二者对其仕途发展都非常要紧。所谓英雄语，只是一般豪言壮语，并非稼轩所独有，仍未清楚其面目。后十年，情况变化，思维方式变化，其面目才逐渐呈现出来。例如：前十年说进取，进就是进，不留余地；后十年说进取，进之外，还可以退，可于退中求进。因此，于后十年，无论英雄语，或者妩媚语，都非同一般。若干篇什，能够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则更加动人心魄。经过两个十年，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佳处渐显，本色渐露，但这仅仅是稼轩体形成的准备过程，辛稼轩之真正成为辛稼轩，还得等待此后另外两个十年。

南归后，两个十年过去，辛弃疾被迫置闲投散，在小安乐窝度过另外两个十年。这是两个很不安乐的十年，一切都处在极端矛盾当中。如果说，在生活道路上经过进与退的磨炼，其思维方式越来越多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那么，作为陶写之具，其所作歌词由于展示变化，也就更加富有姿彩。例如：前此之二十年，有正有反，有反有正，一切仍以常规为主；后此之二十年，亦正亦反，亦反亦正，甚至于无正无反，完全不顾常规。这就是辛稼轩之所以成为辛稼轩的一种形式体现。

所谓形式体现，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一种排列与组合，互相矛盾之两个对立面的排列与组合。例如：刚与柔，动与静，大与小，严肃与滑稽等等。就辛词创作经历看，前后两个二十年，排列组合的不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就是说，前此二十年，因所遇见问题似乎并不太复杂，笼统地说，无非金印之大与小问题，其有关排列与组合，大都依此推进。例如《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以张良佐汉故事勉励同僚。由古说到今，由别人说到自己，说到自己之“不堪带减腰围”，说穿了，就是一种怨恨，怨恨自己官做得不够大，未能如张良般“一编书是帝王师”。其大与小之对比，相当明确。至此后之二十年，金印丧失，衣冠挂起，思想问题增多。不仅现世之功名富贵，而且还有过去与未来。大量篇什依据胸中所牢笼，排列组合都很不一般。与前此二十年相比，除了对立面组别之多与少以外，组合结果，奇险与非奇险，也是一个重要差别。例如《沁园春》（老子平生），针对邸报谓其“以病挂冠”一事，发了一大通议论。举凡进退亲冤以及去就爱憎等等，一一罗列，几乎将人世间所有互相矛盾的对立面，都搬将出来。并且依据一般、特殊之不同情况，加以组合，令人应接不暇。其所表达观感或者牢骚，就并不那么单一。而《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先是有关壮事的罗列，诸如连营吹角、沙场点兵乃至拓弓飞马的征战场面，都极其壮观，并且以君王之事与生前身后之名声对举，将诸般壮事推至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却将一切推翻。由壮之极，一变而成为悲之极。这就是一种奇险的组合。当然，这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进行，而非静止不变，这就是稼轩佳处。

拙文论稼轩体，谓之乃多组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所构成的一个奇险的统一体（《词体结构论简说》），代表我对于辛词的总观感，因将其看作探寻奥秘的门径，希望能引起世人的注意。

辛弃疾其人其词，两个问题已如上述，但只是粗略轮廓。以下四个阶段，将进一步加以论列。所选歌词作品六十有余，目的在于提示例证。辛词世界，莫测高深。见仁见智，见智见仁，未当自以为是，一切以作品为准。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教正。

辛巳秋分于濠上之赤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