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论并序[1]
兵非脆也，谷非殚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战论》焉。
河北视天下[2]，犹珠玑也[3]；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
相贯[4]；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5]，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是六郡之师，严饰护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6]，循河之南[7]，东尽海，西叩洛[8]，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9]，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彻于帝居[11]，周秦单师[11]，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12]，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财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征徭不常，无以膏齐民，无以接四夷。礼乐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条章，不能备具。是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为安乎？
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处荣逸，为家治具，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马刓弱，而未尝为之简帖整饰，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疾战。此宿败之师也，何为而不北乎！是不搜练之过者，其败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筑垒未干，公囊已虚。此不责实科食之过，其败二也。夫战辄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于我矣。此赏厚之过，其败三也。夫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菜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夫大将将兵，柄不得专，恩臣诘责，第来挥之，至如堂然将阵，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13]，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佯，愰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
元和时，天子急太平，严约以律下，常团兵数十万以诛蔡[14]，天下干耗，四岁然后能取，此盖五败不去也。长庆初，盗据子孙[15]，悉来走命，是内地无事，天子宽禁厚恩，与人休息。未几而燕、赵甚乱[16]，引师起将，五败益甚，登坛注意之臣，死窜且不暇，复焉能加威于反虏哉。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汗，以为万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古之政有不善，士传言，庶人谤。发是论者，亦且将书于谤木，传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1]此文约作于大和八年（834），时杜牧在扬州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为掌书记。此文《资治通鉴》卷244大和七年（833）曾节引。
[2]河北：指河北道，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
[3]犹珠玑：《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言河北不资天下所产以为富。”
[4]：高峻貌。
[5]河东：唐方镇名，指太原军，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盟津：指河阳军，治所在河阳（今河南孟州西南）。滑台：指义成军，治所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滑县城）。大梁：指宣武军，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彭城：指武宁军，治所在徐州（今属江苏）。东平：指天平军，治所在山东东平东。
[6]淮：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
[7]河：指黄河。
[8]洛：洛河。
[9]咸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咸阳东北二十里。
[11]帝居：指京都长安。
[11]周秦：代指唐朝。
[12]吴越、荆楚：吴越，古代江浙一带称吴越。荆楚，古楚国。
[13]偃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偃月、鱼丽，皆阵名。偃月阵，中军偃居其中，张两角向前。”《左传》：“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14]蔡：指蔡州，此代指淮西镇。元和九年（814）十月后，唐宪宗曾派兵讨伐淮西镇。
[15]盗据子孙句：指穆宗长庆时，朝廷讨伐燕、赵，两地藩镇首领来归顺朝廷。
[16]燕、赵甚乱：指长庆时幽州朱克融、镇州王廷凑复反叛之事。
杜牧对历朝政治、军事等治乱大事素极关心，颇有研究，故在本文中分析河北在国家中的犹如四肢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又进一步指出当时军政上存在的五种导致失败的严重弊病，提出“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这一分析论述颇能针砭时弊，表现出诗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卓越才识。文章最后的一段话，乃借古以讽今，实际上表明了诗人作此文的讽戒目的，从中亦可见诗人关注国家大事，以除弊兴利挽救国家颓败之势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认为“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此文与这一时期撰写的《罪言》、《守论》、《原十六卫》等文一样，都是诗人实践自己这种主张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