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与个性

韦伯生于1864年。其父出身于德国西部一个纺织工厂主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律师，在俾斯麦（Bismark）统治时期出任“民族自由党”议员。其母很有修养并虔信宗教，具有丈夫所没有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兴趣。【47】韦伯在29岁以前基本上是与父母一起生活。其寓所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和柏林大学教授聚会之处。韦伯于1882年中学毕业，进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他19岁，到斯特拉斯堡接受一年法定的军事训练。1885年、1887和1888年，他几度回到军队参加短期军事操练。他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研习两年多后，于1886年通过法学考试，并继续在柏林研习。

他的独立学术工作是从法学和法律史领域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Business Organizations）（1889年）。论文考察了由若干人共同分担一个企业的成本、风险或利润的法律原则。论文完成后，韦伯开始进行取得法官或律师资格所要求的实习。在实习期间（同时他还是预备役军官），他开始身历其境地了解易北河以东省份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他开始研究法律制度——这项研究使他有资格成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这项研究的成果是《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影响》（Roman Agrarian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ublic and Private Law）（1891年）。韦伯考察了罗马社会土地测量的方法、各种地产所使用的名称以及现存罗马人论农业的著作，据此分析了罗马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在完成这项研究的同时，他作为柏林大学讲师，还要为讲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和商法备课。他还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广泛的调查，其结果是于1892年发表了一份900页的报告。他还调查了证券交易所的情况。他一身三任——正式讲师、政府机构的顾问和学术研究者，负担极其沉重。几年后他说，他曾“需要体验一种被工作压垮的感受”，无疑是指这一时期。1893年，他与玛丽安娜·施尼特格（Marianne Schnitger）结婚，终于告别了父母的寓所。1894年秋，他成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5年发表就职讲演，题为《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The National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1896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职位。

1897年秋，33岁的韦伯患病，被迫缩减工作量，乃至于最后中止正常的学术工作。有四年时间他疲惫不堪且烦躁不安，甚至轻微的娱乐也常常成为负担，以致这个表面精力充沛的人必须在窗前静坐几个小时凝视远方。最后才发现，旅游是他能享受的一种活动。这个时期，他主要住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将近四年后，他似乎逐渐康复，又开始大量阅读。所读的书中有些论述的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历史、组织结构和经济活动。这方面的文献显然为他日后研究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起点。【48】

韦伯的康复期大约从1901年开始。尽管病情屡有轻微的反复，但他已重新投入学术工作。1903年，他接受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的编辑职务。通过这项工作，他恢复了与学术界的接触。为了重新获得海德堡大学的聘任，他与校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最后他自觉不能胜任。1904年，他应邀访问美国，出席了在圣路易斯（St.Louis）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会。同年，他发表了恢复学术活动后的第一批成果，其中包括一篇方法论论文，一篇关于德国东部农业政策的论文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他已不能承担按部就班的学院工作，但海德堡大学在教育部的协助下，仍给予他经济优遇。1907年，他获得一笔遗产，使他得以结束不堪忍受的社交活动，从而专注于个人的研究。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繁重而浩大的科学研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一度担任海德堡军队医院的负责人。1918年，他担任前往凡尔赛签署停战协议的德国代表团的顾问，还担任过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是年夏，他曾在维也纳大学讲学。1919年，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聘书。1920年6月，他因肺炎而病故，享年56岁。

上述的生平简介，主要是关于韦伯的学术工作。但我们必须知道，他的一生处于非同一般的紧张状态，而换一个普通人的话就会毫无作为。他4岁时患脑膜炎，家庭环境具有刺激性，他嗜书如命，这一切使他自幼就脱离了同龄人，并抗拒老师按部就班的教育。他对父亲那种维多利亚式的自鸣得意和母亲那种强烈的虔信态度产生反感。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4岁便撰写历史论文，一年多后便养成了系统研究的习惯。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通过吸收和用批判的方式欣赏历史和哲学的著作，来测试自己迅速成长的智力。然而，当他18岁进入海德堡大学时，他很快就接受了德国大学生联谊会的生活方式：决斗、酗酒和粗俗的男女欢娱。他虽没有荒废学业，却从一个消瘦、退缩的少年变成一个体魄健壮、炫耀男子气的青年，以至他的母亲对他过分炫耀男子气而公开表示厌恶。

这种清高超脱和激烈参与的矛盾，在韦伯关于自己前途的考虑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即将结束学业时，他愈益感到在经济上依赖父亲所受到的压制。在为从事学术工作做准备时，他首先希望能够尽快独立。但是，他也表明了另一种情感：

我十分清楚，我绝不会离开从事实际工作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而在学术工作中则不那么有把握……

因此，在获得第一个学术职务前，他曾一度申请在不莱梅市政府获得一个司法职务，因为他“极其渴望从事一项实际工作”。虽然他在27岁时便享有学者的声誉，在29岁时辉煌的学术生涯的前景已经展现出来，但是他仍这样写道：

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研究对于我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我十分需要那种正在从事实际活动的感觉，我希望这一教职的工作能够满足我的这种需要……【49】

韦伯选择了学术工作，但他担任一个正规的学术职务只有五年（1893—1897）。33岁时，他因患严重的精神疾病而被迫放弃工作，尽管他付出坚韧的努力，但只能维持半日工作。他于1901年略为康复后，偶尔也试图返回学院生活。但是，他妻子描述他在临终前接受慕尼黑大学教职的情况时说，他有意使自己陷于精神不安的状态。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韦伯的意志力状况的哀婉证明，更是一个他长期病残的明确证据，尽管他有数量惊人的学术成果。

渴望从事实际工作而又无力履行一个学院职务，这仅仅是韦伯生平中许多特有的矛盾之一。虽然他是一个热忱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但他一度曾想移民。1903年，在与海德堡大学进行交涉时，他出国旅行6次。此事不仅表明，对于韦伯来说正式中止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多么困难，而且也表明，他是如何用旅行来逃避他所热爱的国家。虽然他不能就范于学院的常规，但是他却在偶尔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师伦理和一种超难度的教学法。虽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要求在教学中排除政治价值判断，但是他在讲演时却慷慨激昂，显示了一种要求公正的偏执。虽然他对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极其多愁善感，但是他的人生观却以谋求权力为中心。虽然他不能从事他所向往的实际工作，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军役，但是他自认为命定是参与政治生活和具有军人素质的人。在思考权力问题时，韦伯是客观的、超凡脱俗的，但是他毕生坚持他所归属的德意志帝国中的那个阶级的许多传统信念。他关注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在自己的私人事务上则遵循一种严格的清教伦理。

韦伯的写作风格就反映出上述的诸多矛盾。为了避免简单的陈述句，他不仅使用长句和复句，而且加上修饰限定语和漫议。这不仅仅是这位学识渊博的德国学者所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法——在他看来，对无限复杂的事实做任何概括都是危险的。这种对修饰语和从句的熟练运用也是一种简练明快地写作和讲话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震怒的上苍”赋予他“一种不可压制的直率天性”。【50】韦伯对政治的参与也显露了同样的矛盾。他在政治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场大胆而明确。他的文章包含着对政治家角色的十分现实的评估。但是涉及他本人的政治参与问题时，就没有那么果断了。1918年，他曾有机会被提名参加国民会议的选举。但是，他拒绝以他的名义做出任何努力，结果未获提名。一年后，他的妻子向他暗示，国家依然会召唤他。他回答说：“是啊，我感觉似乎生活还在某方面压制着我。”【51】这种暗示和回答以及韦伯的行为，只能说明他不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除非让他扮演重要领袖或国家要人的角色。简言之，他始终努力成为一个既具有行动家活力的学者，又具有学者严格道德和超脱态度的行动家。

从这种努力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德国社会潮流的某种反映。如果托克维尔（Tocqueville）能够说他自己作为一个贵族、自由的爱好者，也能平静地看待本阶级的衰落，并清晰地看到在民主潮流的兴起中自由所面临的危险，那么韦伯也可以说，作为生于19世纪后期德国一个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孤狼”（Lone wolf），他既看到在一个强权国家兴起时自由主义的衰落，又看到在现代社会官僚化的过程中个人所受到的威胁。韦伯目睹了俾斯麦完成的德国统一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运动政治影响的实际消失。因此，他逐步确信，伟大的目标只有通过强权政治才能实现。此后，他在考察政治事务时从不抱有幻想，而把政治视为不同信仰和不同利益的人及集团的斗争，其结局总是取决于赢方所获得的权力资源、赢方更有效地使用权力的能力。也许，这种观点是德国自由主义对俾斯麦强权方针的共鸣所激发出来的。但是，韦伯之所以固执此见则是由于他本人热切地希望行动，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信念。

德国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对个人价值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在18世纪后期德国古典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人文知识和人格培养的关心，一直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该阶级在政治上（尤其是在1848年和俾斯麦统治下）遭受的失败，对于这种文化心理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德国统一以及官僚、军人和容克取得支配权，人们也能看到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被披上一层人道主义的薄纱。而服从上级、自我克制、对属下恩威并施的家长作风，则常常被美化成荣誉、良心和为国家服务等。韦伯的朋友和同事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一针见血地指出：

德国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体……从这一面看，有大量的浪漫主义和高尚的理想主义的遗风；而从另一面看，则是一种几近犬儒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任何理想、任何道德都漠不关心。但是，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把这两种因素令人惊异地结合起来的倾向，即把浪漫变得粗野和把犬儒主义浪漫化。【52】

于是，有教养者的强权取向与有权势者的人道取向混合起来。结果是，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对人格价值的感情评估；在个人选择上具有最高道义决定的严格性；在政治事务上则“既粗野又浪漫”。

韦伯也体现了这种观点的气质。他的妻子在传记中写道，他毕生都表现出非凡的对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其他人人生观的微妙色调和含义的理解力。那些离经叛道者，如革命诗人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和自由派君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向他寻求咨询和指导。每逢在节宴和婚丧上与朋友亲属相聚时，韦伯总是用揭示每个人的人生各自具有的更大意义，来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温情。在军事训练和国外旅行时，他都表现出很善于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来讲话，交谈时带有一种人情味，还不时地插科打诨。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不能积极地参与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如他自己一再说的，不敢向别人袒露自己的感情。他在坚持严格的道德和思想准则时是极其痛苦而艰难的，表面上只是苛求自己，而实际上必然暗含着对他人的指责。在韦伯一生中有不少迹象表明，他的人性主要表现在他的专业和政治兴趣之外的私人交往上，而他在学术和政治事务中所奉行的严格准则，反而使他不能积极地参与他有意追求的活动。

韦伯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权力取向的二元性，除去心理学意义之外，对于韦伯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社会历史学家具有重大的影响。这种二元视角是德国自由主义的普遍特征。它在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史》中表现得最充分。蒙森剥去了古代世界的人道主义光环，一方面写出一部现实主义的集团冲突历史，另一方面则把恺撒（Caesar）颂扬为政治家风度和理性的人格化身。但是，如果说蒙森敢于使用19世纪政党斗争的语言来解释罗马史，那么韦伯则是把这种二元性转换成一种社会意象和一套社会范畴，用以进行世界范围的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比较研究。

关于这项学术工作的道德层面，我仍须多说几句。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关注西方文明中理性主义的发展。他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其缘起的复杂性，而且揭示了其成就的不稳定性。毫无疑问，他对理性和自由事业的深刻信仰，指导了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他的研究结论也是十分明确的，即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韦伯是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毕生的工作都是为了在彻底理解人的非理性之后来捍卫人的理性。同样，韦伯也是为了在充分探究启蒙运动遗产的历史前提之后来捍卫这份伟大的遗产。这种探究使他产生了身临险境的悲剧意识。当被问到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时，他回答道：“我想知道我脚下的根基有多大。”【53】出于这种优越感，他往往表现出赤裸裸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这不仅是接受当时传统流行观念的结果，也是接受日耳曼人负有保卫西方文明不受俄国威胁的历史使命的观念的结果。【54】但是，韦伯在持有这种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致力对非欧洲文化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些文化的基本构想是言之成理的，具有各自的价值。

本书将从考察韦伯早期的调查入手，因为韦伯在这些调查中确定了他毕生学术工作的课题。韦伯的研究工作直接触及了世纪交替之际德意志帝国面临的种种疑难。韦伯最卓越的成就是，他完全投入到德国社会的这些问题中，但又超越了它们的局限性，把它们视为世界整体发展中的插曲。这种投入与超脱的结合则是韦伯性格矛盾和思想矛盾的又一体现。这些矛盾既毁了他的生活又使他焕发出异乎寻常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