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韦伯的思想方向

1892年，韦伯在总结自己关于农业工人要求自立门户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提出了一个预示了他毕生工作一个主要内容的思想：

在中世纪，家庭共同体能延续许多世代，譬如，城市中的商人世家。人们在这种生活中终其一生。姑表兄妹、姑嫂婆媳都同吃同住。而今天，人们愿意自立门户，自食其力，脱离父母的家庭，脱离亲缘联系。现在的问题是，从现代生活条件的发展情况看，对于个人来说，所渴望的经济独立愈益难以实现，甚至到晚年都实现不了。【90】

这种个人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个人利益的单纯追求。诚然，每个人都独立于其大家庭而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也在审视判断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他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赚钱机器在行动。韦伯认为，经济利益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是，关于经济行为的观念也是一种动力，它与经济利益同时起作用。

在韦伯对证券交易所的调查中，这种观念的重要性表现比较明显。按部就班地管理经济业务不仅仅是经济环境和自身利益的要求。就追求自身利益而言，从事边际利润投机以谋取暴利的人，和利用证券交易所来保护自己免受意外的价格波动伤害的商人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人的发展方向不同。边际投机者往往成为追求投机利润的赌徒，而最优秀的商人往往会成为追求经常性利润的战略家。二者在社会交往方面也不同。投机者在交易所的活动中通常是一只“孤狼”。商人则通常与和自己相似的人合伙，由某种共同的见解联系在一起，即便在市场上彼此竞争，但在业务处理上相互信任。因此，韦伯逐渐对作为一个地位团体的成员、而非孤立个人的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兴趣。想要影响交易所这样复杂机制的运作，这种处理商业业务的观念只能出自于具有共同伦理的商人阶级。对业务行为的有效调控最终取决于该集团的目标一致，不论是在一个排他的协会中（如英国）还是在没有这种组织的情况下（如汉萨同盟城市）。在这些社会环境中有一种固有的“无意识的意向”。【91】资本雄厚、对市场有职业兴趣的商人有一种排斥“局外人”的天然倾向。后者不是行家，既无资本又无知识，因而往往强调市场的变化无常。【92】显然，商业理性和相互信赖的伦理观，涉及经济利益的直接要求之外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能促进经济利益。而且只有在这些观念成为一个集团的属性时，才能对证券交易所产生某种作用。因此，韦伯既然强调观念对于理解经济行为的重要性，又强调这些观念的社会基础——如果它们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某种作用的话。

对这两点的强调在韦伯关于容克的分析中也很明显。由于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德国东部农业的商业化乃是大势所趋。但是，地主们不是将自己改造成农业资本家，而是执著于旧日贵族的宗法思想和社会权利。韦伯认为，只要容克还在利用自己固有的政治特权来支撑他们岌岌可危的经济地位，他们就是国家利益的虚假代表。韦伯从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特别谴责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为其庄园雇用外国农业工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在外表上又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超级爱国主义。【93】

韦伯抨击容克的理由与他抨击工业家的理由是相同的。他抨击工业家用取得地产和封号来掩盖自己的中产阶级出身。贵族实际上已变成农业资本家，现在正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谋取经济利益。在韦伯看来，这种贵族和已经成为“贵族化”地主的工业家一样不诚实。

这些带感情色彩的评价是很重要的。韦伯断定，容克和工业家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完全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产物。【94】他还确信，他们所作的选择是有害的。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农业工人似乎比地主和工业家更值得尊敬：

我们希望培养和鼓励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个人责任心，高尚的追求，对人类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哪怕这种追求用最原始的形式表现。我们希望尽我们最大力量创造一个外部环境，帮助人们在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及其苦难中，维护人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愿意为民族保留下去那些肉体和情感的美好品质。【95】

农业工人不顾经济损失要求人格独立，体现了这种“高尚的追求”。而农业资本家的贵族虚荣心则与此背道而驰。

当然，韦伯的政治评价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对个人自主和19世纪自由主义遗产的强调。我在前面提到，韦伯在说明农业工人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时，谈到家庭共同体的破裂。在论及容克时，对个人行为的社会基础的强调则更加醒目。韦伯在1892年关于易北河以东劳工问题的报告结尾处，强调了容克在政治上的正面贡献。这一观点在报刊上受到各方面的评论，促使韦伯作了如下的辩驳：

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对大地主表示特别的感激。我的观点是，在历史上，大地主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时也为国家尽了力。……我首先认为，这种恰如其分的认可不应针对个人，即应针对这些个人所构成的社会组织。……【96】

这种社会组织曾经是普鲁士社会的保护伞。地主曾构成一个真正的贵族阶级，他们可以依赖依附农民缴纳的租金而生活，从而能够投身政治和军事活动。农民也和容克一样受益于庄园的农业收获。俭朴的传统生活和容克统治阶级的责任信念，往往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剥削。但是，韦伯明确指出，这些具有权力意识的人，父权宗法作风和观念是很严厉的，他们都是喜怒无常的小暴君。他们的附庸工人虽然没有遭到彻底的经济剥削，却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97】当然，这种生活方式是自成一体的。容克的经济制度、他们作为政治与军事贵族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权威主义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韦伯一再指出，他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成员绝无偏爱德国东部地主的理由。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适应性和思想趣味，是与东部欧洲边境严酷的生存斗争环境相一致的。在那种环境下，容克形成了普鲁士传统的世界形象，这种形象“如同扳道工那样决定了受利益机制驱动的行为的轨道。”【98】

从以上对韦伯早期社会经济调查的评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进化论者的集体主义，肯定观念和个人的重要性，又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个人行为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农业工人的个人主义或容克的家长制观念等思想观念，不可能完全用这些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环境来加以解释。但是，他在承认观念的相对独立性时，并没有否认或轻视政治经济利益对观念发展的影响。他早期的研究已经蕴含着他在1904年发表的《新教伦理》所表述的下列观点：

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在对文化和历史作出因果解释时用片面的唯灵论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两种解释都有合理性，但是，如果其中任何一种不是作为一项研究的辅助解释，而是作为结论，那么在寻求历史真理方面，二者同样几乎无所成就。【99】

显然，韦伯希望这两种研究思路都受到应有的注意。但是，在韦伯的著作中，除了含糊地提到“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利益直接支配人的行为”【100】外，从未全面论述观念和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与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性这一观点。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必须做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指引韦伯研究工作方向的一般表述，令人高兴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泽（Otto Hintze）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表述：

不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宗教生活中，一切人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行为的第一推动力通常都来自实际利益，即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精神利益给这些实际利益插上翅膀，赋予后者一种精神意义，并为之辩护。人不能仅靠面包生活。人希望在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时问心无愧。而且，只有在人确信自己追求生活利益是为了高于纯粹利己的目的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没有这种“精神羽翼”的利益只能跛行。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当观念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时，观念才能获得成功。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象没有充分表达出利益和观念的这种特殊关联。在这种意象里，“意识形态”很快就丧失了现实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模式有一个缺陷：它是静态的，尽管它试图描述出（社会的）动态转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时，上层建筑并没有随之而转变成相应的形式；相反地，上层建筑与整个社会一起分崩离析。我认为，更恰当的意象应该是利益和观念的中轴坐标意象。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凡是在人们活跃地追求利益的地方，意识形态就会得到发展并且赋予这些利益以意义，支持它们和为它们辩护。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同实际利益一样“真实”，因为生活过程表现为行动，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从而是行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之，凡是在观念想要征服世界时，它们就需要借助实际利益的杠杆，虽然观念往往会转移或贬抑这些利益的原本目的……【101】（黑体系引者之意。）

这种二元论是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回顾他的早期研究，人们能够发现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现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正是由于他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感到失望，使他去探索他所珍视的价值起源。身为一位个人主义者，韦伯力图揭示农业工人的个人主义的历史起源——这些农业工人宁愿从事不稳定的季节劳动，也不要有保障的人身依附状态。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研究了英国和汉萨同盟城市的证券经纪人的集体主义和理性。这些经纪人给自己规定了一种行业道德，这种做法与韦伯的同胞对贵族风尚的迷恋形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