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老喜在大塔村有一个堂姨，一辈子就生了一个闺女。和薛老喜同岁。到了薛三喜出生的时候，那闺女已经六七岁了。
因为薛家孩子多，又都是挨肩儿，再加上日子能紧狭，薛家人就产生把薛三喜送给堂姨家做养子，一方面补齐了堂姨家的缺憾，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薛家的负担。薛家的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刻到了堂姨和堂姨夫的认同。
就这样，薛三喜两个月的时候，就被堂姨和堂姨夫抱到大塔村。
自然，堂姨和堂姨夫对薛三喜视如己出，平时吃喝穿戴总是先满足了他，然后再把“残羹剩饭”留给那个六七岁的姐姐。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薛家父母去世，薛老喜撑起门户不长时间，他看到康大功依仗多人多势重，呼风唤雨，心里就产生了把薛三喜抱回来以壮大薛家势力的念想。这时，薛三喜已经在堂姨家整十年了。
薛老喜没有明明白白的向堂姨家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向堂姨和堂姨夫说想弟弟了，抱回家几天亲热亲热再送回来。
堂姨和堂姨夫也没多想，每次就按照薛老喜的说法办。开始的时候，薛老喜也确实是那样抱回去几天，又有堂姨接回去。
后来，当堂姨又去接薛三喜回家的时候，谢老喜总是说让薛三喜在薛家再住几天，一再推拖薛三喜回家的日子。
一直到最后，薛老喜对堂姨说，是弟弟薛三喜不愿再回堂姨家了。
堂姨和堂姨夫百般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薛三喜留在了薛家。
当堂姨和堂姨夫悟出了事情的真相，自然是百感交集，心如刀绞。然而，这样的事情对于两位只有一个闺女的两个老实人来说实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半年的功夫，那个堂姨夫便撒手人间了。
大塔村和苏家屯村的人们说，那堂姨夫是活活被薛家兄弟们气死的。
那堂姨倒是命大，一直在闺女的照顾下顽强地生活着。那年，堂姨突然去世了，作为娘家的薛家人自然是要倾家出动参加本家老闺女葬礼的。
薛老喜兄弟三人此时已经分家门另家住了，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三人立刻集中在一起商量去行人情的事宜。那时农村行这种人情，了不起的礼钱是十块，少的两块钱都能说的过去。
三个人最后决定，有大哥薛老喜代表弟兄三个去参加堂姨的葬礼，薛老喜和薛二喜每人随礼钱四块，薛三喜因为有特殊的原因随礼钱六块，以显示当年堂姨和堂姨夫的十年养育之恩。
那天去行人情的路上，薛老喜想着不对劲儿，他认为自己作为大哥，无论如何也得比两个弟弟随的礼钱多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大样儿，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来。
那天到了堂姨家里去库屋添礼钱的时候，薛老喜坦然的先报了自己的名字，交了6块钱，然后又报了两个弟弟的姓名，又分别交了四块钱。
回家的路上，薛老喜满面春风，一来这个堂姨终于去世了，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自己伤害过的人，自己心里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二来，这个堂姨去世了，没有了这样的亲人，从此以后和娘家人的来往便会少之又少，至于当年行人情谁添了多少礼钱的事情便没有机会传回来了。
······
小时侯，要有一双胶鞋是需要提前两年向大人申请的。好一点的家庭，全家只有一双，下雨的时候谁出门谁穿。上学遇上下雨天，除了康素贞穿着胶鞋，其他人都赤巴脚，深秋的时候，赤脚坐在教室里冻得浑身打哆嗦。赤脚走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玻璃或者什么锐器把脚底板刺破流血了，从没有人怕过疼，也没有人去看过医生，就让它自己长好，小孩子之间谁也不笑话谁。
我的第一双胶鞋是上世纪1975年的夏天，父亲卖了几十斤的玉米买的。胶鞋买回来，每天早上起床，我都先看天有没有下雨的迹象，也怪，连着半月都是大晴天。
我恨不得把天戳个大窟窿。
那天中午，胶鞋依然在床头待命，我穿穿脱脱，脱脱又穿穿，还不过瘾。
说来也奇怪，那个夏天一直没有下雨，一直到了中秋，一下子阴雨连绵起来，父亲才把那一双胶鞋让我第一次穿上。
父亲己经歇晌，我用脸盆将灶火缸内的水起了五次倒进我小屋的地上，屋地立刻湿的下雨一般，我关住屋门穿上了胶鞋。
开始小心地踩踩湿地，后来走进屋中间的水坑，再后来，真的是美的什么都忘了，干脆在那水坑里跺起了脚，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四”，那“啪啪”的响声就是和赤巴脚儿走在水坑里的响声不一样，那脚的舒服和威力，就是和赤脚踩在泥地里的感觉不同。
“老主贵了！作摆嘞”！随着屋门开了一条缝，父亲将身子探进来严历的喝斥我。
我不得不把那一双新胶鞋脱下来交给父亲，他掂上就去了他的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