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和苏老二等人在那沟边扒沟崖儿，远远地看见林业队长康二功领着林业队的人从沟底走了上来。只有康二功空着手，其他的人都是两个人抬着一个大筐子。
当那一群人走近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都闻到了那一股甜丝丝的清香味儿，便不约而同的朝那路口跑去。我们看得真切，那群人共抬了三筐子“花红”，那是介于苹果和桃子中间的一种果子，个子比苹果和桃子小，早于苹果和桃子成熟，长成的时候也不发红，最多是发一点黄的颜色，那果子特别的脆甜，应该是最古老的一个物种。
那时候的人不懂科学，不知道嫁接和改良，就那样让它自然的生长，所以产量很低。
听老辈子的人说，那一沟的花红树是苏老二的老爷从南方带回来的树种。当花红果子成熟的时候，那香甜味儿都能把南坡的石头熏成甜的。
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伸长脖子朝那筐子里看，若是嘴合的不严，那口水是一定会流到地下的。我们谁也不敢在筐子里面拿一个花红，只是看着解解眼馋。
康二功把我们每个人都瞅了一遍，然后他用手在那一个筐子里捡来捡去，最后给我们每一个小孩子分了一个，还没等康二功走过去，我们都把他吞在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
一年又一年，那抬到西场里的花红也不知道都弄到那里去了。
小的时候看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面有一句台词叫“提篮小卖拾煤渣···”，那是真实的事情。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看不到像目前这一个社会里“垃圾堆”的样子，往往是在一个街道的尽头或者沟边儿，远离人们生活的偏僻处，人们都自觉不自觉的把生活的垃圾倒在某一个地方，那时不叫“垃圾堆”，叫“末子堆”。那“末子堆”增长的速度很慢，长年累月就是那样子。那堆上只有布条条儿，树枝树叶等，最多的是人们用过的煤渣。所以农村有很多地方就因为常年是“末子堆”而取名叫煤渣坡儿，煤渣场，煤渣沟，煤渣路，煤渣弯儿，煤渣谷堆·····。
苏家屯最大的一个“末子堆”就在东面“黑眼儿沟”的沟边。那一个地方相对其它地方坡度较缓一些，离街口最近。也不知道是从那一辈人开始的，人们便把“末子”从那个地方往那沟里面倒，那些“末子”便顺着那较缓的沟坡儿早都流到了沟底，沟底就是林业队经管着的“花红园”。
我和苏老二经常在那一个“末子堆”上，把别人家倒出来的煤渣里边没有烧透的煤块捡出来，高高兴兴地拿到自家又倒进“砸煤池”里进行第二次利用。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油漆叫“洋漆“，火柴叫“洋火儿“，做衣服用的布叫“洋布“，铁钉叫“洋钉儿“、煤油叫“洋油“，玻璃灯叫“洋灯“、香皂叫“洋姨子“，肥皂叫“洋碱“、母亲缝衣用的线和针叫“洋线“、“洋针”，吃饭用的铁碗叫“洋瓷碗“，糖块叫“洋糖“，就连南大路上栽那树也叫“洋槐树”等。
那是一段多么屈辱的历史呀！
记得很清楚，我和苏老二往往各自拿着一个“洋漆”桶，桶的大小和现在的“漆桶”差不多，是铁制的，很结实。一回只要能拾一桶“煤渣”都算是收获颇丰了。
那年秋天的下午，我和苏老二又偎趴在那沟边的煤渣坡儿上拾“煤渣”了，现在想起来很像影视里那些地质工程师在大山里寻找矿石的样子。我倆捡一块儿大一点的煤渣，就在身子下面的石头上磕磕，把每一块儿包在外面的煤渣磕的露出黑色的煤块儿，便放进自己的洋漆桶里。
我俩捡煤渣是很认真的，都有一种自私的，把身子周围的煤渣占为己有的感觉。所以，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就像是“鸡子刨食”的动作和频率，用手指在那煤渣堆上抠来抠去。开始的时候我俩的位置是平衡的，一会儿苏老二又摸到了我的下面，捡着捡着我的身子不由得朝下滑去，我嘴里一边吆喝着“唉唉唉唉唉唉····”，但身子下面的煤渣就像是一个个园钢珠子，我的身子就在那一个个“钢珠”上朝下滑动，一点儿也控制不住，并且像多诺米效应，一下子撞在了苏老二的身上。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一齐“哗哗啦啦”朝沟下滑去，滑着滑着我俩便在那坡儿上打滚儿，当我们的身子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又在那坡儿上翻筋头。
随着我俩身子的下落，那煤渣坡儿上掀起一阵阵的尘土。等我俩掉到了沟底，睁眼儿相对一看，两个人早已成了土人，手里都还掂着那个洋漆桶，但桶里拾的煤渣连一块儿也都没有了。
忽然，一阵“花红”的香甜钻进我们的鼻孔，我俩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见我们的头顶上还摇曳着挂有花红的树枝，好长的时间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那几个发黄的花红就在我俩的眼前晃来晃去，我的嘴里就要流口水了，当意识到那几个花红用牙咬开肯定是很鲜美的味道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动就是要站起身来把那树枝拉下来，把那一个果实摘下，但我们两个都试图站起来的时候，却因为身体的疼痛而没有站起身。
世上是有“为嘴伤身”一说的。无论身上怎样的疼痛也挡不住嘴馋所激发的动力，片刻地整理了思绪和姿势，我俩双手按着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当伸出的两只手就要接触到那一个花红的时候，忽然听到空中有一个人严厉声音：“那是队里的花红”。
我们两个人连忙抬头朝空中看去，看见康二功站在那一个“天窑”的门前朝下看着我俩。
“黑眼沟”的东边的崖壁，忽然在那花红园的上面朝外突出了一部分，那一部分形似大海里的一个“岛屿”，不知道是谁家在那突出一部分的崖壁上开出了一条小路，在小路一个恰到好处位置的崖壁上开凿了一个窑洞，看起来开凿窑洞的人是很有毅力的，他一直把那一个小“岛屿”的左右两边挖通，也不知道又从那一代开始，人们把那窑洞叫“天窑”了。
“天窑”高高地悬挂在峭壁上，既神秘又有趣，就像是一个“世外桃园”，又像是一座静静的“天宫”。尤其到了夏秋两季，左右通透，凉风习习，在那里边睡个午觉，或者过一个夏夜就是天大的享受，是非常具有诗情画意的。
康二功当上了林业队长，他把“黑眼沟”果园那一部分的上端和下端用树枝做成了结结实实的篱笆，那一个“天窑”居中在果园里就成了瞭望果园的一个“桥头堡”。站在窑洞的左右两门边，沟上沟下，园里园外的动静一览无余。
康二功又在那一条小路的另一端安上了一个木门，并且上了锁。平时那个“天窑”别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他在那里面休养和工作。现在想来，那个“天窑”就是康二功的专有办公室。
肯定是我俩向沟下滚动的时候都惊动了他，他站在那里已经看我们多时了，当我俩伸手要摘那花红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天窑”的门边吆喝。
我和苏老二连忙缩回了已经伸出的胳膊，相互看了一下，就乖乖的朝外走。走了好长时间才走到那树枝扎成的篱笆跟前。
我们看见那篱笆扎得很结实，一边开了一个扎满圪针的小门，门上锁着一个“将军不下马”的铁锁。我俩正在犹豫，这时康二功已经来到了那一个篱笆处，他慢腾腾地将铁锁打开，我和苏老二一前一后地走出了那香甜四溢的果园。
几十年来，我总想：为啥那时我和苏老二那样结实呢？为啥我们从七八十米的高度滚下来都没有伤筋动骨呢？为啥掉到沟底不哭着喊着等着大人去了再起来呢？为什么不到医院里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呢？难道我们都不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不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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