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简要评论

综上所述，一方面，生态文化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既表现为已难以在数量上做出准确统计的学理性出版著述，也体现为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逐渐成长起来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某些分支学科上，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与文明转型理论，我国的研究已做到非常近距离地接近或追踪国际前沿。另一方面，十分明显的是，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或“厚此薄彼”现象。一是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不均衡。就“深绿、红绿、浅绿”三大流派来说，学界显然更多地集中于“浅绿”层面，而就某一理论流派内部比如“深绿”来说，对“生态哲学/伦理”的关注要远高于其他分支方面。二是各自学科视野内研究与整体性考量之间的不均衡。与具体性学术流派的蓬勃发展相比，对于生态文化理论整体的严肃性概括与批判性分析非常少见。即便是像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和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这样的综合性著作，也明显是囿于政治学理论视域。三是国内外研究之间的不均衡。我国对生态文化理论的关注不仅起步较晚，而且更多局限于个别议题领域（比如“红绿”理论流派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对于国外其他学术流派的进展则缺乏充分跟踪（比如“浅绿”理论流派中的环境公民与绿色国家理论）。

随着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本身的不断成长与分化，任何一个（批）学者都已很难企望和实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描述与归纳，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可以做出某种特定视角下的审视与思考。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出的“生态文化理论”的两个方面界定——“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就有了一种切实而可行的方法论意义：即在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与生态文明创建的层面来理解与审视我们的生态文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着眼于主要学术流派所构成的理论架构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系”。或者说，它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有利于文化绿色变革与文明创新的构型。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深绿”与“红绿”之间围绕着“个体”/“社会”的变革焦点之间的方向侧重之分，和“深绿”“红绿”与“浅绿”之间围绕着“激进”/“渐进”的变革战略之间的生态主义/环境主义之别。就前者来说，个体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变和（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生态主义重建，并非是简单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相应地，任何一方看起来的极端性言辞其实并不构成对另一方的否定或解构；就后者来说，文明与文化层面上的变革终究是一种渐进而缓慢的代际性变迁，因而我们决不能奢想一夜之间可以建成一种生态文明或其他文明，相应地，无论是“深绿”还是“红绿”都更多地具有一种背景参照或“地平线兆示”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的现实革新性行动将会失去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三大生态文化理论取向不仅代表着或契合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三个可能性向度，而且本身构成了一个彼此呼应、互为支撑的整体。甚至可以说，只有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生态文化理论构型，才能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生态化革新的理想环境或土壤。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深生态学”能够成为任何一个现实性社会中的主导性原则，同样也很难想象，实践“超越个体的生态学”可以实质性变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现实性社会。

另一方面，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着力于人类社会现代文明亟待启始与推进的结构性重建，也就是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或实践指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与城市文明经过数个世纪的不断扩张之后，虽然还很难说已经“日薄西山”——因为我们至少从表面上更多看到的是它的世界性繁荣甚或霸权，但已清晰地凸显出其社会非正义和环境不可持续的消极一面。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探寻之后，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道路。这一事实意味着，一是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甚至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角色（同时在主体自觉或权力的意义上），因而，随之回归的绝不可能只是我们昔日作为天朝大国的威严。二是社会主义中国将长期处于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或环境。封闭孤立的中国当然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但简单选择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中国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更具挑战性的是，封闭孤立的中国也许可以保持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尽管也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然生态破坏），而迅速引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中国，几乎无法避免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一度极为严重的中东部地区城市雾霾天气和全国性地下水污染，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性福祉甚或存亡的警报。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唯一现实的是走向一种绿色的未来，而生态文化理论就是我们走向绿色未来的救赎箴言或“福音”。就此而言，无论是生态美学还是绿色国家理论，它们的第一要务都是唤起当代社会中相应主体的生态化行动意愿或责任，而不简单是一种绿色理念或文化理论学科。

当然，生态文化理论并不是现实性的经济、政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观点，精神的批判不能代替物质的批判。应该说，这一在很大程度上被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所继承的看法并没有过时，戴维·佩珀在其晚期的著述中对于过度强调价值文化变革作用的唯物主义批评仍是非常中肯的^[1]。而且，当下的所有生态文化理论家都还难以明确回答，一种必须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绿色社会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路径产生——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忠告是，至少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不太可能是一种和平的、民主的和渐进的道路。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生态文化理论的力量是无关紧要的或微不足道的。这不仅在于，正如许多绿色左翼理论家所指出的^[2]，资本主义本身同时是一种强大的文化体系与力量，而在成功地解构这种文化体系与力量之前，我们很难消除甚或挑战作为一种经济与制度体系的资本主义；而且还在于，人类文明或文化的发展确已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节点：只有通过文化的质变或升迁——创建一种生态文化与文明，我们才能实现现代文明甚或人类文明本身的（自我）拯救。倘若如此，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就不再只是一种“上层建筑”，而是成为关系人类文明未来的“基础建设”。

[1] 戴维·佩珀：“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载郇庆治主编：《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18页。

[2] 比如，从卢卡奇、葛兰西开始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在内的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