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及学术流派

“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是以社会制度及其支持性文化理念的合生态化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支撑性政治与文化是当代生态环境难题的深层成因和根本性解决思路，即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的问题。^[1]

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当代生态环境难题所做的理论阐释，并构成几乎所有“绿色左翼”政治流派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虽然从词源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虽然在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但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却很难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二者的差异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比如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分别所做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大致划分为以90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出版的新著《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继续着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严苛批判；^[2]英国“绿色左翼”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2010年出版的新著《绿色左翼的兴起：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这是他继2005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力作；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与布鲁诺·科恩（Bruno Kern）合撰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2008）和英国“绿色左翼”的“海德科恩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等。国内近年出版了许多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比如陈学明的《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2）、康瑞华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1）、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等等。^[3]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偏重或偏爱，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仍没有摆脱“译介”“诠释”和“非批判性”的特征，不仅与欧美学者相比有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或“差距”，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相脱离或脱节的现象。

绿色工联主义或生态工联主义主要是用来描述绿色基尔特或可持续贸易运动的政治理论概念。大致而言，它希望达成工会及其工联主义传统比如直接行动和工作场所民主，与绿色运动及其实践比如公平贸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治合作，但却未必能够接受后者的社会激进变革要求与目标。但是，绿色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理论支派的意义在于，以杰夫·尚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为代表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实现“绿色劳工运动”和“生态无政府运动”（生态区域自治）在政治方法论与实践上的融合或结合，而劳丽·阿德金（Laurie E. Adkin）等学者，则更加关注在反资本主义总体实践中的“红绿”（左翼劳工运动与生态新社会运动）联盟。概括地说，“绿色工联主义”的理论要点包括如下三个：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规模、工业制度、技术或者劳工团结等具体因素。二是未来绿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分散和非工业的“社区”社会。而如果确是这样的话，服务于基层需要的非营利性工业及其劳动组织，就应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而不是需要废除的因素。三是在走向“生态无政府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理应成为相互尊重与支持的伙伴或政治联盟。

在“绿色工联主义”研究方面，杰夫·尚茨出版了他的新著《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观点》^[4]，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丹·雅科波维奇（Dan Jakopovich）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团结起来赢得胜利：劳工环境联盟”，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另一篇题为“绿色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综合/革新》2007年春季号（总43期）。毋庸讳言，绿色工联主义即使在欧美绿色运动大家庭中也不是一个主流性的派别，而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工团体与环境抗争活动的政治联合也不多见，而这在201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首届“中欧环境社会运动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受关注的话题。^[5]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试图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理论与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女性在现代家庭、社会中的从属性和受压迫地位，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或促动的严重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于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她（他）们更倾向于把当今世界描绘成一个由“资本主义父权制”主导的、由“南方、女性和自然”组成另一方的“三位一体”。玛丽·梅勒（Marry Mellor）、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等，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

近年来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方面，主要有尼亚姆·穆尔（Niamh Moore）的《变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2013）、潘迪（S. Pandey）的《女性主义的出现与世界重构》（2011）、格里塔·嘎德（Greta Gard）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2010）、艾瑞尔·萨勒主编的《生态足量与全球正义：女性论政治生态学》（2009）、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当物种相遇时》（2008）、玛蒂·黑尔（Marti Kheel）的《自然伦理：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观点》（2008）、巴巴拉·库克（Barbara Cook）的《妇女论自然：女性主义视角》（2007）、卡塔琳娜·莱帕内（Katarina Leppanen）的《埃琳·瓦格纳的警钟：战争间歇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2007）、玛丽·雷斯（Mary Ress）的《拉丁美洲的生态女性主义：来自边缘妇女的声音》（2006）、洛伦·科德（Lorraine Code）的《生态思考：关于知识源泉的政治》（2006），等等。^[6]在国内研究方面，尽管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有所增强^[7]，但系统的著述依然少见，代表性著作有吴琳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南宫梅芳的《生态女性主义》（2011）、袁玲红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2011）和杨海燕的《薇拉·凯瑟生态女性主义研究》（2006）等，而且，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8]，而不是一种社会与政治批判理论。

社会生态学作为一个“红绿”生态政治社会理论与运动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里·布克金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于2006年夏的辞世也使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布克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建了这一哲学政治理论。《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和《自由生态学》等，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植根于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统治性的等级制政治与社会体制，而正是后者导致了现代社会对一种“增长或是死亡”哲学的无条件接受。在它看来，一方面，除了那些纯粹的自然灾难，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其经济、种族、文化和性别冲突的根源。默里·布克金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人类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很难通过个体性行动比如道德性的消费合作实现，而必须借助于基于激进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和集体行动。

近年来“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对他著述的进一步编辑出版及其相关评述，比如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编辑的《社会生态学与生态公社主义》（2007），二是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会生态学家的新著述，比如戴维·赖特（David Wright）等编辑的《社会生态学：将我们的生态理解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与星球》（2011）^[9]。但总起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像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编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那样的围绕社会生态学理论本身的全面争论性作品。而且，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学术活动上，作为其大本营的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似乎都在强化着与位于挪威的“选择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杂志《公社主义：理性社会国际学报》的联系。在国内方面，最早的著作应是丁鸿富等著的《社会生态学》（1987），而最富成果的研究机构则是王国聘领导的南京林业大学社会生态学研究中心（江苏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许多博士生、硕士生以此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等也开展了一些零散性研究。

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是用来描述和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诸多新型社会运动形式的理论术语或流派。它的基本假设是，西方发达国家正随着非工业主导经济结构的出现而进入一个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后现代政治时代，而这些新型社会抗议/追求运动的兴起，不过是这种代际变化中的公众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实践层面上，它涵盖了所有的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团体运动和劳工运动等的新型社会运动形式，比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少数种族权利运动、第三世界团结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区域自治/分离运动，等等。至少到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及其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支，而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形式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一个被普遍认为的重要转型时期。可以说，进入21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就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背景下展开的。

从研究内容上说，笔者曾从国内政治动员、跨国政治动员、地方性政治动员、反全球化政治动员四个层面详细概括了“生态新社会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而这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是对世界各国环境运动的比较（个例）研究，二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抗议与正义运动的研究，三是对环境运动相关议题领域的研究，四是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10]这方面最新出版的著作包括凯特·戴维斯（Kate Davies）的《美国环境健康运动的兴起》（2013）、戴维·施劳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的《界定环境正义：理论、运动和自然》（2009）、蒂莫西·多伊尔（Timothy Doyle）的《多数与少数世界中的环境运动》（2004）^[11]，等等。就国内而言，学界对欧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新左翼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等议题上^[12]，对狭义生态环境运动的阐述分析并不非常充分。

[1] 郇庆治：“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127—139页。

[2]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3] 刘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才智》2012年第2期，第223—224页；张笑扬：“近30年来国内学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3期，第43—50页。

[4] Jeff Shantz, Green Syndicalism:An Alternative Red/Green Vision（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2）.

[5] 周珂主编：《中欧气候变化与社会生态运动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6] 郇庆治：“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 《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第133—139页。

[7] 王溪桥：“中国大陆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 《新西部》（理论版）2011年第8期，第108—110页；贾靓：“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53—57页；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25—30页。

[8] 比如，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和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等。

[9] David Wright, Catherine Camden-Pratt and Stuart Hill（eds. ）, Social Ecology:Applying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to Our Lives and Our Planet（Stroud, England:Hawthorn Press,2011）.

[10] 郇庆治：“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载《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370页。

[11] Kate Davies, The Rise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 David Schlosberg,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Tomothy Doyl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Majority and Minority Worlds:A Global Perspective（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

[12] 刘颖：《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陆海燕：《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政治变革》，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岳世平：“当代西方环境运动述评”, 《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9页；权伟太、王宏伟：“‘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及其在‘9·11’事件后的发展”, 《国际论坛》2003年第2期，第14—20页；赵林：“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述评”, 《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第4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