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果戈理的一封信

您在我的文章中看出我是一个怒气冲冲的人，您只说对了一部分：用这个形容词来表达我在阅读您的书时把我引进去的境界来说，还是过于软弱，过于温和了。可是，您断言，这是由于您对于崇拜您的才华的人发表了实际的、并非完全是谀扬的评语，这就完全不对了。不，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自尊心受到侮辱，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不语的，然而到得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也是难以使人沉默的。

不错，我曾经以一个和其祖国血缘相连的人用来爱祖国的希望、声誉、光荣以及爱祖国在其自觉、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的伟大领袖之一的全部热情爱过您。而您在失去得到这种爱的权利以后，至少，在暂时之间，无法保持心境的平衡，这您是有足够理由的。我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我的爱是对伟大才能的褒奖，而是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不论是您，还是我都没有亲自见过，而反过来说，这绝大多数人也从来不曾见过您。我没有能力使您稍微了解您的书在所有高尚的心灵里激起的愤慨，也没法使您稍微理解您的一切敌人，包括非文学方面的敌人——乞乞科夫们、罗士特来夫们、市长们……以及您熟知他们的姓名的文学上的敌人，当远远看到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所发出野蛮欢忭的叫喊。您亲自看到，甚至就是那些看来跟您的书气味相投的人，也从您那本书前退避开去，即使这本书是根据深刻而真诚的信念所写出来的，它还是必然会使读者产生同样的印象。假如大家（只除去少数人，我们应当把他们看看清楚，不要因为他们的恭维而高兴非凡）把这本书当作一种为了借上天的方式以求达到尘世的目的的巧妙的、但却粗野无礼的诡计，那么，在这一点上，只能归罪于您。这件事一点也不必奇怪，值得奇怪的倒是您觉得这是奇怪的事。我以为，这是因为您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深刻地了解俄罗斯，而您在那本荒唐无稽的书里想扮演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角色却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您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是因为多年以来您已经习惯于从您那美丽的远方来眺望俄罗斯；可是谁都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从远方来看我们竭力想要看清楚的那些事物更容易的了，因为在这个美丽的远方，您完全生活在一种与它隔绝的世界中、生活在自身之中、自己的内部或者生活在一群心境和您相同、而又无力反抗您的影响的单调的小圈子里。因此，您就不会发觉：俄罗斯看到它的得救之道不是在于神秘主义，不是在于禁欲主义，不是在于虔信主义，而是在于文明、开化和人道的进步之中。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教诲（这种教诲她已经听够了！），不是祈祷（她已经把它们背诵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埋没在污泥和垃圾中的人类的尊严的感情，争取那不是遵循教会的学说、而是依照常识与正义的权利和准则，并且严格地尽可能促使它们的实现。可是代替这一方面，俄罗斯却呈现这样一个国家的一种可怕的景象：在那里人们贩卖人口，甚至连一个美国农场主所狡猾地利用的、说得如此斩钉截铁的所谓黑人不是人那样的辩护都不必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称呼自己不是用名字，而是用绰号：万卡、瓦西卡、斯焦什卡、巴拉什卡；此外，在这个国家里，不但人格、名誉、财产都没有保障，甚至连治安秩序都没有，而只有各种各样的官贼和官盗的庞大的帮口！今天在俄罗斯最紧要的和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农奴制度，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去实行至少已经有的法律。关于这一点，甚至政府自己都感觉到了（政府深切知道，地主们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后者每年要把前者杀死多少人）。他们的那种优待白皮肤黑人的怯生生的、毫无效果的不彻底措施，还有用三梢皮鞭取代单梢皮鞭这种滑稽可笑的更迭，就是其明证。

这就是俄罗斯在其凄凉的睡梦中惊惶不安地思索着的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一个时候，一个伟大的作家通过他的奇妙艺术的和深刻真实的创作强大有力地促进俄罗斯的自觉，让俄罗斯有机会像在镜子里一样，看到了自己，——可是现在他却带着这本书而出现，他在这本书中借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导野蛮的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愤慨吗？……即使您有意要谋害我的性命，使我对您产生的仇恨也不会比这几行可耻的文字使我产生的仇恨更深……而且，您还要别人相信您的那本书的倾向是真诚的！不，如果您真正的充满基督的真理、而不是魔鬼的教义，——那时候在您的新书中就根本不会是这样的写法。您会对地主说，他的农奴是他的基督兄弟，既然是兄弟就不能是哥哥的奴仆，因此，他就应该给他们以自由，或者至少在享受农民的劳动成果时，尽可能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在自己的良心深处自觉地认识到过去在对待他们中自己的错误。

说到那一句话：“哎，你这张洗不干净的猪脸！”您是从一个什么罗士特来夫、一个什么梭巴开维奇口里听来的，您把它向世人传播，把它看作是有益于农民、教诲农民的一大发现吗？——他们所以不洗脸难道不是因为相信主人的话，不把自己当作人吗？还有，您从普希金的中篇小说中那个愚蠢的婆娘的那句话里[1]：不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都应当吃一顿板子，找到您的关于俄国民族的司法和惩罚制度的理想的观念。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常常是这样干的，虽然，更加频繁的是无罪的人挨揍，只要他拿不出钱来赎罪，而在这种场合，又有另一种俗谚：无罪的罪人！这样的一本书竟会是艰苦的内心过程、崇高的精神启示的结果！这不可能！或者是您生病了——那您得赶快就医，或者……我不把我的想法说到底！……

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想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洞的边沿上……您是将正教教会作为这一类教义的靠山，这一点我还能理解：教会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专制主义的帮凶，可是在这里您为什么去打扰基督呢？您在基督和一个什么教会——尤其是正教教会之间又找到了什么共同之点呢？基督第一个向人们传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并且通过殉教精神印证了和巩固了他的教义的真实性。这种教义只有在教会还没有举办起来，并且还没有当作正统精神原则的基础的时候，它才是人类的救星。教会是一种僧侣们的组织，因此他们只能是不平等的拥护者、权力的阿谀逢迎者、人与人之间博爱的敌人和迫害者，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是这样。可是基督教言的意义已经得到上一世纪哲学运动所揭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什么伏尔泰能够以讽刺为武器在欧洲扑灭宗教狂热和愚昧无知的火焰，当然，他是比您的一切神父、都主教、大牧首更是基督之子，基督的骨之骨，肉之肉！难道您不知道这件事吗？要知道，现在，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啦……因此，难道是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把俄国教会的丑恶的神父们放得比天主教神父们还高，真心实意地、发乎内心地歌颂这些人吗？就算是您不知道后者在从前的什么时候还干过一点什么事情，可是前者却除了充当世俗政权的仆从和奴隶之外，却是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好事；可是，难道您是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神父们是落在使俄国社会和俄国民众的普遍的蔑视之中吗？俄国的民众讲的是什么人的卑鄙无耻的故事？讲的就是关于神父、神父的老婆、神父的女儿以及神父的长工的故事。俄国的民众把什么人称作孬种，大肚种马？神父们……神父之在罗斯对所有俄国人来说，不就是饕餮、贪欲、下贱和无耻的化身吗？好像这一切，您都闻所未闻？真是奇怪之至！按照您的意见，俄国的民众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这真是谎话！宗教性的基础就是虔诚，崇敬，畏惧上帝。可是一个俄国人一面搔着身上的痒处，一面呼叫上帝的名字。俄国人是这样来议论圣像的：用得着，拿来祈祷，要是用不上，——拿来盖瓦罐。

请您再仔细地看看，您就会看到，他们在天性上本来是彻底无神论的民族。在他们的身上还有许多迷信，可是却并没有笃信宗教的痕迹。迷信会跟着文明的成就而消失，可是笃信宗教则是要和他们长久相伴。法兰西就是一个活的例子，在那里，就是到现在，在那些开明的、有教养的人中，还有许多真诚的天主教徒，在那里，许多人在背离了基督教之后还是顽强地崇奉某一种上帝。俄国人民就不是这样的；神秘的狂热不是他们的天性；对这一点来说，他们有太丰富的常识，智慧上的明朗与坚定，俄国人民历史命运前程远大，似乎也就在这里了。笃信宗教的精神甚至就在僧侣中间也并没有生根，因为只有几个以冷漠的禁欲主义的观照相标榜的例外的个别人物，是什么东西都证明不了的。我们的大多数的神父还只是以肥大的肚子、繁琐的教诲以及野蛮的无知见称。与其去责备他们宗教上的狭隘和狂热，倒不如去赞美他们的刻板的在信仰上的漠不关心。在我们这里，笃信宗教只见于那些分离教派的身上，他们就精神方面来说是和他的人民大众大相径庭的，而在人数上在人民面前又是那么微不足道。

我不打算絮絮叨叨谈论您那俄国民众同他们的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赞歌。我要直言不讳说：这种赞歌不会在随便什么人那里引来同情，甚至反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在倾向上和您非常接近的人们的眼里把您贬低。说到我个人，我听凭您的良心去斟酌是否去欣赏专制政体的神圣的美（这种政体既安适、又有益），只不过您得继续有分寸地从您那美丽的远方来观照：太近了，这个政体就不那么美丽和安全了……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当一个欧洲人，尤其是一个天主教徒，被宗教情绪控制的时候，他就会成为邪恶的政权的揭发者，正像那揭发了地上的无法无天的专横的犹太人的先知一样。可是在我们这里事情却是相反：一个人（甚至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患上精神病医生叫作religiosa mania[2]的疾病，那么他立刻就会对地上的上帝比天上的烧更多的香。甚至还会做得更为过头一点，要是没看到这会败坏他在社会中的名声，真会让地上的上帝为了他曲尽犬马之劳而奖励他……我们俄国人，真是骗子的兄弟！……

我还记得，在您的那本书里，您是当作一个伟大而无可争辩的真理而斩钉截铁地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肯定有害。对这一点，我应当怎样对您说呢？如果您在把这意见写到纸上去的时候您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愿您的拜占庭上帝原谅您的拜占庭思想。然而，也许，您会说：“就算我犯了错误，我的一切思想都是谎言，可是为什么要剥夺我的犯错误的权利，不相信我犯错误是出于真诚呢？”因为——我来回答您，——这一类倾向在俄国早就不是新鲜事。甚至在不怎么长久之前，已经由布拉巧克[3]以及他的一伙人所尽情发挥过了。当然，在您的书里，要比他们的著作更多智慧，甚至是才华（虽然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在其中都并不十分丰富），但是因此他们却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彻底性发挥他们和您共同的教义，大胆地达到它的最终结论，把一切都奉献给拜占庭上帝，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撒旦，可是您却打算在拜占庭上帝和撒旦的面前同时上香点烛，这样您就落入矛盾之中，例如，您捍卫普希金、捍卫文学和戏剧，只要您还要保持那种首尾一贯的正直之心，那么，按照您的观点看来，所有这一切一点都不能拯救灵魂，只能大大促使灵魂的毁灭……谁的头脑能够容纳这样的意见：说果戈理同布拉巧克是一道同风的呢？您未免把自己在俄国公众的舆论中的地位放得过于高，以致俄国公众不能相信您这一类信念是真诚的。凡是在傻瓜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可能在天才的人眼里也是如此。有一些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您这本书是神经错乱到近于彻底疯狂状态的结果。可是他们很快放弃了这种结论，——很清楚，这本书的写成，不是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也许，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从其中可以看到联系，从漫不经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种深思熟虑，在对当政掌权者的歌颂之中称心如意地安排了虔诚的作者的尘世上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彼得堡传播开这样的一种传闻，您写这本书，其目的似乎是要充当皇太孙[4]的太傅。还在这以前，您给乌瓦罗夫的那封信，在彼得堡早就为大家所知道，在信中，您忧心忡忡说，您那关于俄国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曲解，接着，您对自己以前的作品表示了不满，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将能获得沙皇的满意的时候，到那时候，您才会对这些作品感到满意。现在，您自己来下判断吧：您这本书使得您在公众眼里，降低了您不仅作为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个人的身价，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据我所知道的，您看来并不完全了解俄国的读者公众。读者公众的性格取决于俄国的社会情势。在这个社会中，一种新锐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决到外部来，但是，它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所压迫，它找不到出路，结果就导致苦闷、忧郁、冷漠。只有单单在文学中，尽管有鞑靼式的检查，还保留有生命和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在文学上这样容易获得成就。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在我们这里早就使肩章上的金银线和五光十色的制服黯然失色。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任何一种所谓自由倾向，甚至即使是才能贫乏的人的，都特别受到大家普遍的关注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不管是真诚地还是不真诚地，把自己奉献给正教、专制政治、国粹的伟大的才能，他们的名声立刻就会下降的缘故。普希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不过是写了两三首忠于君皇的诗，并且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他就突然失去民众的爱戴！如果您真的认为您的书之所以垮台，不是由于它的恶劣的倾向，而是由于您似乎向大家和每个人说出了尖锐的真理，那您就大大地错了。就算是这样，您对于写作上的同行可以这样设想，可是您怎么可以将读者公众归到这一个范畴里去呢？难道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里您向读者公众所诉说的还不够尖锐，真理和才华还更少，真相还不够辛辣吗？旧派人物的确对您恼恨得要发疯，然而《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并不因此而消灭，可是您那本最新的书却可耻地钻进地底下去了。读者公众在这里是正确的：他们把俄国作家看成是他们的唯一的领袖，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正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因此他们总是准备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这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存在一种清新的、健康的感觉，尽管它还处在萌芽状态之中，而同时，这也证明：这个社会是大有前途的。如果您爱俄罗斯，您就应当同我一起庆幸您的那本书的垮台！

我并非不是带着若干自满的感情告诉您：我觉得，我是稍为了解俄国的读者公众的。您的那本书使我担心：它可能对政府当局、对审查制度产生很坏的影响，但决不会对公众起什么影响。当彼得堡散布一种传说，说是政府打算把您的书印刷好几千本，并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我的朋友们都因而垂头丧气；可是当时我却对他们说，不管怎么样，这本书不会取得成功，人们很快就会把它忘却。实际也的确是这样，今天大家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大家的文章都提到它，而不是由于书的本身。的确，在一个俄国人身上，尽管还不发达，但是其真理的本能却是深刻的。

您的改宗，也许，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您这种把关于改宗的事情昭告公众都知晓，——这却是最大的不幸。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天真而善良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已经理解，随便在哪里祈祷都是一样的，只有那种在其心胸中从来没有基督或者已经把基督丢失掉的人，才会到耶路撒冷去寻找基督。凡是看到别人的痛苦，他也感到痛苦，看到别人受到压迫而感同身受的人，在他的心胸里就有基督，他没有必要再步行到耶路撒冷去。您所宣扬的温顺，首先并不新鲜，第二，一方面显示您的极度的骄傲，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您的人的尊严的最为可耻的屈辱。这种要做到某种抽象的完美、在温顺上高出于任何人之上的想法，可能就是骄傲或者智力低弱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形下，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伪善、假仁假义、中国作风。何况，在您的书里，您放纵自己不但卑劣而肆无忌惮地谈论别人（这不过是不礼貌而已），而且还如此这般谈到自己——这就已经是丑恶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打了近邻的耳光，激起了愤怒，那么一个人如果打了自己的耳光，就只会激起轻蔑了。不，您只是受到了蒙蔽，而不是受到什么启迪；您既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的精神，也不理解其形式。从您的书里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基督教教义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病态的恐惧！

而且，这算是哪一种语言，哪一种文句？“今日众人均变为尘芥与褴褛。”——难道您以为，说众人来代替每一个——这就是用圣经体来表达了吗？一个人把整个身心都投在虚谎里，那么智慧和天才就会弃他而去，——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真理。如果您在您的书上不放您的名字，如果您把这本书中谈到您本人是一个作家的段落都删去，那么，什么人还会想到，这种不干不净、浮夸的单词和文句竟是《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作者的作品呢？

至于说到我个人，我要向您重复说一遍：您认为我的文章只是由于您把我看作您的批评家之一于是加以评论使我感到愤慨而所作的表示，您这是完全错了。假如仅只是这一件事使我发怒，那么我只会对这一点作出不满的反应，而对其他一切都会表现得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可是这却是事实：您对您的崇拜者的评论糟上加糟。我理解有时候有必要对一个笨蛋猛击一掌，这个蠢东西对我的恭维和欢呼只会把我弄得可笑，但是这种事要真做到可并不容易，因为，依照某种人道原则来看，甚至就是对付那种虚伪的爱情，若是以仇怨来报答，也总是不妥的。然而您所指出的人物，纵使不是以才智卓越著称，到底也不会是愚不可及的人。这些人在激赏您的作品时，说不定，他们所表现的惊叹会远过于对这些作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是不管如何，他们对您的热诚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和崇高的动机，您根本不应该把他们出卖给他们和您的共同的敌人，而且还要指责他们别有用心地歪曲您的作品的意义。当然，您是受到您那本书的主要思想的迷惑才这样做的，而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可是维雅赛姆斯基，这个贵族社会的公爵，文学中的奴才，却发挥了您的思想，对您的一些崇拜者（从而，也特别对我）发表文章进行私人告密[5]。他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感谢您，您把他这个拙劣的押韵编诗匠抬高成为伟大的诗人，我记得，好像是为了他的那首“委顿的、好像在地上拖着走的诗”[6]。所有这一切都并不妥当。至于您是否只不过等待时机，到了那时，您会给您的才能的崇拜者以公正（您怀着一种骄傲的谦逊给过您的敌人以公正），这我就不知道：我不能，是的，我承认，我也不想知道。在我的面前就是您的书，可是这不是您的意图：我读了您的书，而且读了一百遍，除了其中原来有的，我还是不能从其中找到别的什么东西，而其中原来有的东西，却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我的灵魂。

如果让我尽情抒发我的感情，这封信很快就会变成一本厚厚的大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就这个题目写信给您，虽然我心里渴望这样做，虽然您也曾在刊物上公开声言，只要所指的是一点真理，所有的人都有权不拘礼节地给您写信。居住在俄罗斯，我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当地的“施彼金们”[7]拆看别人的信件不光是为了个人的畅快，还出于职务上的责任，为了告密。今年夏天开始的肺病把我驱赶到了外国，同时从N[8]把您写给我的信转到萨尔茨堡来，而我今天就要同安年科夫一起从萨尔茨堡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到巴黎去。这封出乎意外地收到的您的来信使我有机会向您倾吐由于您那本书在我的心里所郁积下来的一切反对您的话。我不会吞吞吐吐，我不会故弄玄虚，这不是我的天性。就让您或者让时间本身向我证明，我对于您的结论是错误的。我对此首先感到高兴，而决不会对我向您讲过的话感到后悔。在这里涉及的不是关于我的或者您的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不但比我、甚至比您还要远远高得多的事物：在这里问题涉及的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罗斯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最后的结论：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的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的往昔的新作来赎取这本书出版带来的沉重罪过。

新历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于萨尔茨堡。
（选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思考题】

1．根据《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两文，结合《尼古拉·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粹》，你认为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评价先后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试与看过的朋友讨论这些变化。

2．结合你读过的中外古今文学评论，谈谈你对别林斯基文学评论特色的理解，并将你的理解与赫尔岑的回忆录和柏林的论述相对照，看看其中差异何在。

3．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哪些是人人皆可获得的客观知识？哪些是别林斯基借用他人的现成理论？哪些是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或俄国文学的独特阐述？哪些显示了别林斯基独立的理论总结？哪些属于他的道德评判？哪些是这些元素的综合？

4．在上述三题思考讨论的基础上，指出你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怎样的。你本人平时是如何解读和批评作家作品的？

【拓展阅读】

1．《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2．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巴金、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3．以塞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 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的第三章里，上尉的太太在解决一个军曹与婆娘的争吵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2] 拉丁文：宗教狂。

[3] 布拉巧克（1800—1876），《灯塔》杂志的主编人。

[4] 皇太孙，即指亚历山大三世，当时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二世还是皇太子身份。

[5] 这里是指维雅赛姆斯基的《雅寿科夫——果戈理》（刊《圣彼得堡通报》，1847年，第90—91页）。维雅赛姆斯基认为果戈理的这本书对于从一切借果戈理之名以掩盖其暴露根本秩序的人是“需要的”。别林斯基在这里公正地认为，这几乎是对他而发的私人告密。

[6] 别林斯基在这里引用的是果戈理《与友人书简》中《俄国诗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一章中的一句：“……维雅赛姆斯基这首渗透着辛辣的和令人压抑的俄罗斯的忧虑的滞重的、好像在地上拖着走似的诗。”

[7] 施彼金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邮政局长。

[8] 据考证，“N”系指涅克拉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