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最权威的评价——从斯大林模式到中国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飞跃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在发展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且继续扩大和少数官员腐败严重，且得不到有效遏制两大问题。

产生这两大问题除实践经验不足，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原因之外，还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有两种以一定的社会势力为基础的社会思潮，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种是把斯大林模式那种一党高度集权、个人专权视为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把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视为经济运行常规，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视为社会发展的常态。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社会思潮在少数权贵维护其既得利益的需要上形成了结合点，成了他们的工具。

不用体现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相关的中央全会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逐步地削弱和消除上述两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就不能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在描述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高潮”中，以一种不少人熟悉、但并不喜欢的文风断定，“中国在21世纪初发生了一小股反斯大林的杂音和噪音。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唱反调，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使中国走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道路”。[1]作者提醒人们，“这是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2]

评价斯大林就是评价其功过。功也好，过也好，集中的体现还是体制问题。书中就是把斯大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3]

中国共产党人对之怎么评价？作者说，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贯对斯大林的评价”[4]，但引用和附录的却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篇文章和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一部分批语。作者应该想到，以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部分论断可以代表中共的“一贯”评价吗？

书中附录的毛泽东同志的几段批语能体现我党“评价”的“一贯”、哪怕是毛泽东同志本人“评价”的“一贯”吗？就是书中引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批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的同时，也批评斯大林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都搞光，对“反革命”抓一个杀一个，“把农民挖得很苦”等都并非枝节问题上的错误，该不该算到这个“一贯”中呢？

正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以苏联为鉴”，提出处理社会经济政治建设中各种关系有别于苏联的方针政策，标志着我党在对待斯大林模式问题上方针性的态度。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开始，到60年代在国内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的“文化大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中国比苏联走得更远，也更加理论化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正是斯大林模式的恶性发展和破产，对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该不该算到这个“一贯”中呢？

书中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我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重要总结。而正是这个历史性决议，深刻地总结了“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我们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教训，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这个历史性结论该不该算到这个“一贯”中呢？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在同其谈话中，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方针，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还以沉重的口吻谈到斯大林时期在领土问题上“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6]。这个历史性谈话该不该算到这个“一贯”中呢？

……

可见，以党和个别领导人某一时期的部分论断代表我党“一贯”的“评价”，是非历史的，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我党及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评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情景，依据新的历史经验，说法是有区别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真正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内容比这本书叙述的要广泛得多，丰富得多，全面、系统得多。

那么，依据什么作为“评价”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标准呢？唯一的标准不是“言论”，而是“实践”，是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离开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去谈“评价”，是无法得出合乎实际、合乎道理的结论的。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最受世界瞩目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创立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又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说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就表明：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7]，要重新思考体制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又说：“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这里把苏联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权威的“评价”。

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后者相对前者，其特色和优点主要是：

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上，第一，中国模式放弃了斯大林的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乌托邦理念和道路，摆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实实在在地把“发展”当成“硬道理”和“第一要务”，发展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同时重视政治的保证作用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第二，从单一的公有制、且越大越公越好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搞私有化。第三，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防止“市场万能主义”的影响，重视“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上，中国既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也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以及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基层自治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先后在党的权威文献上庄严申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国家宪法，强调人的尊严和体面生活；把政治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巨大进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斯大林体制下曾经发生的无视人权、践踏民主、漠视法制，甚至滥杀无辜的不文明理念、行为、体制划清了界限。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绝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用人的头盖骨作酒杯，喝下的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苦酒和毒酒。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上，苏联模式的经济关系，在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指导下，不同世界接轨；文化上更是要紧锁国门，“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军事上和政治上则是搞对外扩张，直至争霸世界。所谓“政治上扩张”，指的是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把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中国模式的对外关系是一种闪烁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光辉的对外关系，它在世界大国中独树一帜，是深得人心的对外关系。它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互赢，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在这种总方针之下，中国在文化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注重吸取国外文明成果；在经济上通过参加WTO同世界经济接轨；在军事上一贯诚恳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在政治上不仅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且一再坦诚忠告把中国当成榜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现代化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切不可照搬别国做法。这里体现的不光是政策、策略，不仅是一个文明大国的风范，而且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体制上，中国模式从斯大林模式的以个人崇拜为主要特征、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文化一元主义、思想垄断主义转向倡导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又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中共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据笔者观察，这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其精粹是“和而不同”，是“中庸”（中—“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庸—“平常”），是讲“平衡”，即注重协调、整合、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其主要体现是中共近年来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方针政策。

上述观点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共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对改革开放经验“十个结合”的总结[9]，而“十个结合”的中心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取得的。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否定斯大林模式曾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只是不赞成把它当成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把任何对这个体制、模式的改革视为“反马”“非马”“杂音”“噪音”“是想重演苏联剧变的悲剧”。实际上，苏联悲剧的发生，既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思维、方针、政策造成的，也是其前几任的体制改良始终没有实现模式转变的结果。这才是苏联的历史事实。

任何体制和模式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无论时间、条件和地点普遍适用的。“中国模式”还不能说已经成熟，其中一些理念提出的时间还不长，理论、原则与实际还有距离。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任重道远。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我们要继续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十月革命后开始的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力图解决但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主要是处理好四对关系（矛盾），即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协调发展、有效遏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势头，解决好干群关系、官民关系，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有力抑制、逐步清除腐败现象。我们只有处理好这几对关系，才能真正完成从斯大林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但能否实现这个根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消除斯大林模式的痼疾，切实保障广大党员、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些民主的良好条件。

（原文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

[1]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第5页。

[2] 同上书，第4页。

[3] 同上书，第3页。

[4] 同上书，第7页。

[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第293页。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9]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