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

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迅速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个互相交错的复杂体系。从思想理论工作方面来说，教条主义、“左”的僵化的理论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到苏联解体，苏联思想理论斗争的轨迹是：戈氏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逐步排挤和取代了苏共传统的思想理论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过程在1988年6—7月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基本完成；1989年5—6月间，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戈氏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是戈氏政治上的顶峰，此后便开始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的思潮逐步取代戈氏的中派主义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有过传统派和中派妥协、反击“民主派”并一度占上风的事情，但总趋势是中派不断接受“民主派”的主张，向他们靠拢。“8·19”事变中，戈氏完全投靠“民主派”。事变宣告了中派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破产，更标志着苏共传统派思想遭到更加严重的挫折和失败。“8·19”之后，许多人不解，为什么像苏共这样有着90年左右历史、1800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在政治斗争中竟一下子溃不成军?为什么它的思想理论阵地竟如此迅速地为各种非马列主义流派所占领?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出现过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他们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列主义，而是把科学、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死的、脱离实际的、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教条。这是导致最终丧失社会主义阵地、马列主义阵地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而社会矛盾的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理论根源则是由于苏联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理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在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就过分地强调了社会的单一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片面地把社会的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性当成社会发展的动力。50年代初，斯大林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矛盾，但又认为这“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的地步，[1]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斯大林这个基本观点在长时间里在苏联占统治地位。至60年代，苏联许多著名哲学家如Φ·康斯坦丁诺夫、M·米丁、M·罗森塔尔等，还撰文论述苏联社会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把苏联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说成是“和谐辩证法”；有的学者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但不承认矛盾是发展的动因；从70年代起，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才逐渐占上风。但苏联官方理论只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并且认为非对抗性矛盾只是资本主义残余或国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影响造成的。

直至80年代初，波兰危机发生之后，这种传统的理论才开始受到挑战。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提醒全党注意，矛盾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安德罗波夫鼓励苏联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社会非对抗性矛盾的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并警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些矛盾的忽视可能会导致爆炸性的冲突发生。[2]尽管如此，在8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争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坚科等人还是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发表了他们的观点而受到批评。

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人们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研究深入一步。这种理论的来源仍是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单一性的观点、一致是动力的观点等。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如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干部中的特权、腐败现象同各阶层人民群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始终存在着的民族矛盾等。根据这种理论，不仅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而且，由于把党内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合理愿望、要求、主张，凡与官方的主张和观点不一致的东西统统当成异己的东西加以压制、打击而积累下更深刻的矛盾。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和30年代“肃反”中遗留下来的成堆成堆的冤案错案虽然在50年代以后一部分已经得到平反，并且也已事过半个世纪，但始终成为威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硬伤。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扩大化”与“社会单一性”“一致是动力”的理论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单一的、一致的，那么，凡是不一致的，不和谐的东西，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物了；对它们的压制、打击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最容易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僵化的理论维护着僵化的体制。例如，作为“社会单一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的论点，始终是苏联式的一党制的理论根据。以一党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政治体制早已无法容纳广泛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要求，更何况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苏联党不倾听实践的呼声，不愿认真思考一下60、70年代出现在苏联全国各地数量达几百个之多的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不公开的组织意味着什么?在苏联式的一党制和西方式的多党制之间是否还有第三种选择?他们只知道一味背诵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能够预测社会发展规律等断语，却不愿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怎么能保证这个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这个党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怎么还可能预见社会发展规律?尽管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政治体制多少有些改善，民主也多少有些扩大，但由于党内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同这个僵化的、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利益紧密相关，民主的推进、体制的改革一直受到阻挠，没有重大突破。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如果主要靠国家机器的力量来维持，那么，表面上的社会稳定实际上潜伏着很大的社会危机，一旦被“拧紧”的螺丝钉发生断裂，潜滋暗长着的民主的思潮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便会像洪水一般喷射出来，不可遏制。1970年，罗·麦德维杰夫曾发出警告：如果党内民主力量太弱，来自外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团体的压力以及来自反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离心力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不可收拾的无政府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事件可能会在我国发展，这种事件可能导致现行制度的崩溃，甚至导致苏联的分裂”。[3]历史不幸被言中。

二

苏联的解体，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长期未搞好，以至于发生危机。经济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则在于始终未能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市场的作用有过三落三起。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把它们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俄共（布）八大（1919年3月）通过的党纲。其中规定，“继续有计划地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准备取消货币”。但实际生活中说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犯了错误”，“前进得太远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中包括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列宁提出要把商业当作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的关键环节来抓，号召共产党人学会经商，做文明商人。当时一些思想很正统的人发牢骚说，我们坐牢的时候并没有人教我们做生意呀!而另一些人则已认为苏维埃经济是商品货币经济。

实行工业化时期，联共（布）发动了“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在1929年开始的“大转变”中，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起过重大积极作用的市场经济再次被当成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此时发生了斯大林等人同布哈林等人关于市场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观点时，说布哈林提议的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是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斯大林把“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解释为：粮价、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说“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4]在理论界里，此时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进入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的阶段，市场、价值规律不再起作用了。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标志着苏联对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认识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书中肯定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商品生产也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斯大林在书中也给后人留下了长期起作用的教条，即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主要是由于还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对立的；价值规律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只起影响作用，等等。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了人们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视野。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的《苏共纲领》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大约过了一年，苏联发生了历时近两年的对“利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利别尔曼建议的核心思想是利润刺激，但涉及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大讨论中破除了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的教条；破除了计划与市场不相容的观念，而承认后者是前者的补充。60年代后半期，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匈牙利推行新经济体制，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人们对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提出了使企业成为独立生产者，必须承认劳动力也是商品等观点，对苏联的传统经济模式提出了更为严重的挑战，加上苏联在推行新经济体制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苏联领导集团和理论界于是发起规模很大的对“市场社会主义”批判。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垄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阻挠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手段：“市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的必要性”，而“指令性规划在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中具有主导作用”；“市场社会主义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竞争是必要的”，而竞争是和社会主义客观不相容的经济发展形式；因此，它“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则——按劳分配”，因为竞争要造成一些企业的倒闭和劳动者的失业，等等。[5]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其传统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从而也使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下来。

市场作用在苏联的三落三起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化教条。尽管每次“起”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着客观真理靠近一步，但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没有能根本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使苏联长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直至80年代初，95％左右的产品的价格仍然由国家规定，95％左右的物资仍由国家调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的僵化，造成体制的僵化，阻碍着体制改革的进行，从而使苏联经济缺乏动力和活力，导致停滞和危机。经济上的停滞和危机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丧失信心，实际上为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潮、观点的滋长和泛滥提供了市场。最后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方针政策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崩溃，陷入了“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境地，导致苏联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既是以一党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僵化的政治体制的解体，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排斥和限制市场作用、以行政管理手段维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

三

苏联经济搞不好还不仅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甚至首先不是体制问题，而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受到其对外政策战略极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对外政策战略所决定。苏联对外政策战略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从列宁时期的推进世界革命战略，国际主义的对外关系基本政策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政策”和“实行进攻性阶级斗争战略”——即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其间变化不小。但在决定苏联对外战略的主观因素中，也存在几个几十年里一脉相承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其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各个时期在不同程度上要考虑其“国际主义义务”。除列宁之外，历届最主要领导人有谁能算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但即使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苏联推行的是纯粹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熟悉情况的美国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也承认苏联除了“俄罗斯色彩”外，还有“共产党的色彩”。其二，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不能不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阴谋，警惕战争的危险。斯大林之所以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其三，苏联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传统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斯大林开始，在苏对外政策战略上，越来越鲜明地打上沙皇的扩张主义传统的印记。其四，苏联是世界大国。上述因素加上大国的地位使其比一般国家更多地想要在国际社会起作用。在当今世界如此尖锐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赛中，它更不可能甘于寂寞，安于国内事务，除非它病入膏肓，一蹶不振。

除上述因素外，我们特别要谈到共运史上不甚科学的、陈旧的论断对苏联外交战略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所以实行咄咄逼人的“进攻性阶级斗争战略”，同他们长期以来用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看待两种制度不无关系。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看成是绝对互相排斥和全面对立；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绝对的优越、不间断的社会进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的腐朽，是不断深化的危机，不能如实地估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情况。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适应世界上的新形势”，但同时又说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的稳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苏共二十五大重申二十四大的判断，进而强调关于“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僵化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加上苏联在经济、军事上一度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勃列日涅夫踌躇满志地宣称，苏联“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阶级斗争战略”，并随时作为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准备。70年代后半期苏联接连不断地对外扩张，就是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然而，苏联跃上军事强国的顶峰之时，也是其经济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之日。

其称雄、争霸天下的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表现在：第一，这种战略使苏联长期（从2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身不由己地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果说，20—30年代斯大林实行“优先”战略是必要的话，那么在苏联宣布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苏联人继续宣称“甲类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依然是适用的”则只有作别的解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战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1/4、机械工业部门的70％产值是军事工业，这个数字很说明问题。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军用与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长期是一条腿太粗，一条腿太细，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中。第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苏联长期执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第四，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使苏联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据统计，苏联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15％（1982年），苏联60％的优秀科学技术人才以及大量精良的技术设备集中于军事部门。这当然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的。第五，苏联的“优先”发展战略要求国民经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阻碍着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第六，根据苏联的对外战略，它到处要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从而给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每年花在阿富汗、越南、古巴等国的开支竟达近百亿美元。

综上所述，在苏联的经济衰退中，其对外战略起着重要作用；而对外关系理论观点上的僵化，对其推行这个对外战略起着一定的影响。

四

苏联是在民族矛盾的总爆发、民族分立的巨大浪潮中解体的。民族关系恶化到这个地步，与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理论上的简单化和教条化不无关系。民族问题上理论的简单化和教条化集中地反映在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进而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片面地强调民族融合的趋势。这就掩盖着实际存在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性。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人民”的概念，他不顾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民族问题，竟称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6]11年之后，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宣称，“我们在总结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英雄业绩时，可以完全有根据这么说：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7]苏联学者说得更过头，“民族纠纷，一切形式的民族不平等和压迫都已经成为过去，旧的民族界限已经消失”。[8]

教条主义不是面对事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有时达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在民族问题上，他们的理论同事实相距是多么远。事实是，正当他们在虚幻的业绩中自我陶醉的时候，在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正在逐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于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地出现各种民族组织，如“吉尔吉斯民族解放委员会”（1963年）、“乌克兰民族阵线”（1964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1972年）、“立陶宛全国人民阵线”、“亚美尼亚民族统一党”（1974年）、“争取拉脱维亚独立组织”（1978年）等等。80年代以来这类组织更是遍布全国。当然，70年代以后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在大量的民族矛盾面前还是正视现实的。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的提法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如7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融合”这个词悄悄从官方文件中消失了，而更多地用“民族接近”的提法；但他们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仍是远远不足的。这使他们拿不出合乎实际的官方理论，更谈不上有逐步妥善地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等到他感叹“给我找个没有民族问题的国家，我一定到那儿去”时，已经太晚了。

民族问题上简单化的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压制和批判。他们把民族主义的根源，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残余”。[9]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10]“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病—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11]在苏联，民族主义一直受到无情的打击，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政治上就不得翻身。据统计，在苏联的“国事犯罪”中，约有3/4是因“民族主义”入狱的。

列宁曾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众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从不发达国家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后一种趋势已占居主导地位，也必须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第一种趋势事实上的存在并一再表现出来。然而脱离实际的苏联官方民族理论并不承认第一种趋势中某种合理性，只看到后一种趋势，而且把它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打击和压制，当然更谈不上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导致苏联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理论根源。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教条式的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某些原理和观点，固守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甚至是扭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思想理论根源的重要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讲，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戈氏上台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泛滥，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苏联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教条主义的特点、表现方式、危害及其命运，苏联的解体向人们提供了无产阶级掌权条件下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教训。

教条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貌似革命，实则保守、落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苍白无力的理论，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只能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中，互相比较中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同时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蓬勃的科学理论。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僵死的教义；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他们统统地给戴上“姓修”“姓机”“姓资”的帽子。他们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的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很快就败下阵来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鉴于苏联东欧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革命导师们从事理论斗争、并且取得胜利，依靠的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所拥护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教条主义是脱离群众的理论。他们把马列主义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共产党的党性同人民性割裂开来。他们滔滔不绝地背诵着一套一套的马列主义词句，却忘了马列主义起码的常识，如果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不为群众所接受，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用的。失去民心，更是失去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社会主义阵地。鉴于苏联东欧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前，共产党的理论靠什么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欢迎?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在于同实践相结合。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脱离实际的、时时处处可以套用的灵丹妙药，他们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他们的理论并不想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而只想接受上级的检验（唯上）、“本本”的检验（唯书）。鉴于苏联东欧的教训，我们很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总结一下高度集权体制下思想理论工作和理论队伍建设的教训。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要说失败，那就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是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失败。如果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话，那就是不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将从苏东的惨重的教训中，进一步摆脱苏联教条的束缚，更加稳健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原文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4期。）

[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页。

[2] 〔苏〕安德罗波夫：《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共产党人》杂志1983年第3期。

[3] 〔苏〕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

[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92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国家民委政研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7] 同上书，第343页。

[8] 〔苏〕T·Ю·布尔莫斯特洛沃依主编：《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列宁格勒大学1984年俄文版，第13—14页。

[9]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卷。

[10] 〔苏〕C·A·巴格拉莫夫：《思想斗争中的民族问题》，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2年俄文版，第22页。

[11] 〔苏〕Ю·A·奇若夫：《在现代条件下宣传国际主义思想，克服民族主义残余》，《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