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乌利茨卡娅与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风貌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深化，女性文学在俄罗斯大规模出现，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态势。直至21世纪，俄罗斯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出现了“女性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加入了一贯由男性作家占主导的俄罗斯文学界，并逐渐成为主流作家。正如批评家尼古拉·克利莫托维奇所说：“俄语书面语在各种风格和体裁中都已经全面女性化了。”^[1]在俄罗斯文学界，一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广受大众读者的欢迎，诸如乌利茨卡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泰娅、托卡列娃等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她们笔下的优秀作品在俄罗斯本土以及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认可与好评，很多文学研究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些女性作家及其创作，并将她们作为俄罗斯文学中女性主义写作的典型个案进行研究。

一、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文学

谈到当今俄罗斯文学界“女性化”趋势出现的原因，我们自然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去分析：从外因来看，俄罗斯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当然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密不可分。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有所不同，女性主义在最初产生时并不是以一种文艺思潮的身份出现，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我们现在所说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与18世纪西方的妇女运动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当初西方的妇女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相关理论，甚至不会有女性文学的蓬勃兴起。

与西方妇女运动相继交错发展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女性主义的酝酿与确立时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在革命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思想先进的妇女代表。为了维护广大女性的利益，她们公开提出女子应该享有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和地位的主张。她们明确指出，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享有教育权、就业权和选举权。

因为在这些女性主义者看来，教育权与人类生存能力息息相关，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就能获得就业时所需的基本技能。就业后的女性可以保持经济独立，也只有经济独立的女性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从而进一步摆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和限制。与此同时，这些进步妇女代表认为，女性必须要通过获得选举权来取得与男性相平等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以便在制定相关制度时为女性维护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时的妇女运动倡导者在相关著述中对整个男权社会及其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抨击，并且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当时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比如，英国女作家、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英国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之屈从地位》等，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女权主义著作。作者在著作中全面介绍和分析了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呼吁广大妇女应该为争取平等权利做出抗争和努力，相关论述对当时的男权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也为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简而言之，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之前的西方妇女运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方面。

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调独立自主和个人主观体验主张的存在主义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当时的文艺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女权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一边继续抨击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一边开始分析和挖掘女性受制于男权社会的根源，并主要从女性自身方面来进行深刻反思，甚至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克服和改变女性自身弱点的大胆设想，这种思考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十分具有开创性。谈到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我们应该首要提到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法国的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她们均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锋。伍尔芙的女性主义批评观主要集中在《自己的一间屋》和《三个畿尼》两部著作中。在前一本书中，伍尔芙指出，一个女作家要想写小说（或者想做任何事情），就必需要拥有金钱，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带锁的房间。因为在她看来，“从象征的意义上讲，五百磅给人思索的权力，而门上的锁则意味着可以沉思默想。”^[2]作者还在其中进一步分析了女性受制于男性的客观原因和源于女性自身的思想根源，并倡导女性应该争取拥有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力。在后一本书中，作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的性别是根据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眼光和视角来定义的，女性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为了突显男性的战争意识和英雄气概。基于上述认识，伍尔芙倡导建立一套女性的话语，并且要求重新修正对女性作家文学作品的评价。波伏娃的《第二性》奠定了她在西方女权主义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这部著作还被后人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波伏娃在该著作中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她认为，既然在男人眼中女人天生就地位卑下，就应当受制于男权社会，那么女人就无须对男人抱有同情。女人应当以自信的状态正确估价自己作为女性应有的存在价值。波伏娃还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被看做反面的，第二位的。女人和男人的不平等并非由两性生理差异所导致，而是由社会性别差异造成。在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在社会中形成的。在此基础上，波伏娃大胆地提出女性应该享有自由生育的权利，并向中性化过渡的观点。总之，波伏娃的《第二性》对20世纪60年代乃至之后的女权主义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时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酝酿最终被正式确立下来。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都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极争取妇女的选举权、经济平等和生育自主权。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后。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这次浪潮就是以这本著作为起跑线的。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千百万美国家庭妇女的无名痛苦，并主张妇女应当突破传统角色的局限，争取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还有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代表作《性别政治》）、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代表作《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国妇女》）、伊莱恩·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等。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受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较大，并且大多作品具有较强的社会政治色彩。她们反对用传统的男性文化中心观念看待女性、女性作家及女性作品，提倡发掘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这些著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评论界的地位。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直至今日，由于受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是在视角上、方法上和内容上都逐渐趋向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特点。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从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角度研究女性问题。另外，女性主义批评不再拘泥于文学本身，而尝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值得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者并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味寻找和研究两性之间的对立状态、挖掘两性差异的根源，而是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如何缩小两性差别，以至让我们的社会最终走向两性和谐相处的状态。

上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对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传统的俄罗斯女性文学历史也为其奠定了基础。俄罗斯的女性文学大约有两百年历史，比女性文学在西欧诸国的出现要晚得多。在有关古代和18、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叙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女性作家的名字。主要由男性作家构成的、成果辉煌的俄罗斯文学并没有给女性作家腾出一片足够的空间，一些俄罗斯男性作家甚至还不时表现出对从事创作的女性同胞们的蔑视。和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作家一样，俄罗斯女性作家进入文学创作之路的过程是艰辛的，她们所面对的阻拦是来自多方面的——家庭、社会，甚至是自身。然而，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雨磨砺，俄罗斯女性文学最终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历史。俄罗斯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文学概念的真正接受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前后。改革之前，在苏联文艺界出现了诸如“女士文学”“婆娘文学”等对女性文学的定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俄罗斯开始接受并正确认识“女性文学”。我国学者陈方在其专著《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中指出，“对于俄罗斯的女性文学批评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从头开始创建自己的关于女性文学及批评的诸多概念，而是把这些已有的概念运用到自己的批评之中，服务于自己的文学。当代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已经把女性主义、女性文学、女性的主体性、女性意识等概念运用到了自己的写作之中，甚至作为自己的一种文学立场，如玛莎·阿尔巴托娃、玛丽娜·帕列依、斯维特兰娜·瓦西连科；尼娜·加勃里埃良、伊丽娜·萨夫金娜、玛利亚·米哈伊洛娃、阿娜斯塔西亚·格拉乔娃、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等女性文学批评家也在从事着研究和普及女性主义文学概念的工作，在最新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女性文学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予以专门论述。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进，女性文学也许会成为俄罗斯文艺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3]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和概括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俄罗斯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接受、运用与实践。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存在女性文学，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现象。在俄罗斯，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已经被正式提出，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尽管如此，有关女性文学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如何界定女性文学就是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这个话题不仅在俄罗斯具有争议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综合考察20世纪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俄罗斯本土对女性文学的接纳与实践，我们发现，“女性文学”是一个意义含混、内容庞杂的概念范畴，评论界对该概念的界定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以作品表现对象和创作题材为划分依据，将一切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均视为“女性文学”。这种观点认为，“女性文学”就是以女性为写作对象，描写女性的外在形象和日常生活，反映女性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等。一些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往往将触及女性生活（典型的如厨房、卧室等场所的生活）的文学作品视为“女性文学”，上述场所虽然是女性接触较多的，但是以此来认识“女性文学”尚值得商榷，因为现代女性的生活已不局囿于以上范围，并且其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另外，一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符合女性的真实面貌。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并不能真正触及女性文学的本质属性；第二，以性别意识为依据，将自觉地以女性性别身份去表现女性特殊的性别意识的文学作品视为“女性文学”。这种观点认为，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保持“我是女性”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从女性角度和立场出发，通过展现和描写性别与权力关系等来挑战男性中心文化下的霸权政治、经济与文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女性主体文学。换而言之，“女性”不仅是一种创作身份，更是一种创作态度和立场。因此，女性文学应该是“把与世抗辩作为写作姿态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改变了，并且还在改变着女性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传统中的‘次’类位置：它对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体现出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立场。”^[4]此类观点具有较明显的女权主义性质。应该注意的是，当今有不少关于女性文学的观点都失去了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理论家关注的重心由两性对抗转向两性差异互补和两性和谐。第三，以创作主体的性别为依据，将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女性文学”。这种划分相对便捷，它将男性的写作排除在外，认为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淡化的女性意识，或以女性无意识或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5]俄罗斯女性主义学者塔基亚娜·罗文斯卡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女性文学就是女性写作的文学，它以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同时存在为前提，把思考并解决与女性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为主要目的。”^[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将女性文学代指出自女性之手的所有文学作品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在他们看来，女性作家很可能不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指导进行创作，甚至还会刻意摒除女性主体意识。事实上，上述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几乎很小，因为一个女性作家很难以男性立场或中性立场进行创作，就像男性作家不可能像女性作家那样进行创作一样。虽然也有不少作家力图在创作中掩盖某种性别意识，但仍然很难做到完全摆脱性别身份对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早期女性文学还未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女性作家会极力模仿男性作家的创作笔法，即使这样也很难完全摆脱作为女性作家的创作视角、评价态度乃至语言上的种种习惯。俄罗斯女性主义批评家尼娜·加勃里埃良认为，“女性文学就是女性书写的文学。在既定的文化类型中，‘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语中包含着一些评价成分和一整套隐形的符号体系，而并不仅仅表示性别的差异。”^[7]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女性文学就是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其中既包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为立场，将挑战男性霸权话语为目标的文学作品，也包括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女性意识、或在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下创作出来的女性文学作品。

二、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创作情况简介

在当今俄罗斯文学界，女性文学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出自女性作家笔下的很多作品都在俄罗斯文坛颇具影响，不少作品还得到大众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作品不论从主题上，还是从创作手法上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下面我们尝试从作品的创作主题、女性人物形象和创作手法三个方面入手，选取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将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共性做出大致概括，以便与乌利茨卡娅小说创作风格特色作一对照。

1．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创作主题

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创作内容异常丰富、复杂，充分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整体看来，其创作主题主要有三个：生存、死亡和爱情。

1）生存主题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呈现出异常动荡和混乱的面貌，人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很多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揭露苏联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比如，有些作家试图通过作品发泄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如拉斯普京的《失火记》，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有些作家对苏联社会进行讽刺、嘲笑、谩骂，此类作品或否定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奥库拉瓦的《被取消的演出》），或进一步丑化苏维埃制度，竭力渲染这个制度下社会的黑暗以及生活的反常和痛苦（如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8]、阿佐利斯基的《笼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擅长通过对琐碎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表现生存主题。与男性作家不同，女性作家并没有把主人公放在较宏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经历某些惊涛骇浪般的事件，而是将他们放入有限的空间，“在爱情关系、家庭琐事等平常生活中发现可怕的因素”。^[9]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涉及生存主题的女性文学作品描写了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女性在应对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下的艰难状态，单身母亲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艰辛，女性面临的难以解决的温饱问题以及窘迫的居住环境，女性在恶劣生存状态下的绝望情绪等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是书写生存主题的重要代表作家，她毫无掩饰地，甚至露骨地将恶劣的生存环境、阴郁的生活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展现在读者面前。一切丑恶、肮脏、恐怖的因素毫无禁忌地被作家一一展现，相关描写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其小说《生活的阴影》（«Тень жизни »）、《午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自己的小圈子》（«Свой круг»）等，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得不到丈夫的爱，她们或遭受冷漠的对待，或面对残酷的背叛，正如《生活的阴影》中主人公冉尼娅所说：“人的生活不那么简单，生活还有隐蔽、顽强繁衍兽性的一面，那里集中了可恶的、丑陋的东西。”^[10]

2）死亡主题

俄罗斯女性文学研究者纳塔利娅·伊万诺娃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死亡是当代女性作家重要的创作主题，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比死亡更要可怕。”^[11]的确，自20世纪80、90年代起，许多俄罗斯女性作家都通过作品来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思索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死亡主题在女性文学作品中被广泛涉及。有学者发现，“我们可以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对死亡主题的偏爱……比如《死亡基因》《安魂曲》《忏悔的日子，或曰等待世界末日》《死后还有咖啡吗》等等”。^[12]

在死亡主题的作品中，女性作家一般先将主人公放入冷漠、纠结、残酷的生存环境，然后极力渲染他们对未来的绝望情绪，最后将这种情绪引向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全盘否定，即引向死亡。我们能在作品中看到各种形式的死亡，包括自杀、他杀和各种意外身亡等。比如在尼·戈尔兰诺娃（Н．Горланова）的短篇小说《一个活得很累的当代人与其心灵的对话》（«Бесед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утомленного жизнью，со своей душой»）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厌世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面对生活的贫困不堪，心中常常产生自杀的想法。她不断地徘徊于生与死之间，难以作出抉择，最后终因生活中连连出现的“麻烦”而崩溃，“要坍塌的屋顶”和“一连几天没有热水”^[13]这两件并不致命的事情，在女主人公那里有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再也不能忍受烦恼重重、琐碎艰辛的生活，最终服下了安眠药。小说的尾声部分令人意外，女主人公并没有死去，而是重新回到以往的生活。这种结局并没有让读者感到丝毫轻松，因为女主人公的生活没有得到任何改变，阴郁的情绪最终未能散去，这种生活确实比死亡更加可怕。又如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济娜的选择》（«Выбор Зины»）中，主人公济娜为保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存而杀害了亲生儿子。侥幸存活的三母女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两个女儿对病患的母亲冷酷无情，其中一个女儿塔玛拉也在战争中抛弃了自己的骨肉。显然，女主人公已经变成行尸走肉，是没有灵魂的可怕的躯壳。

除自杀和他杀之外，意外身亡也是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常给主人公设定的结局。比如，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漂亮的纽拉》（«Нюра прекрасная»）中，女主人公纽拉就死于一场不可预见的车祸。纽拉的丈夫幻想和其他女人寻欢作乐，所以他总也无法摆脱希望妻子死掉的念头。该小说从纽拉的葬礼开始，首先交待出一个已经完结的生命。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死神最终光顾了纽拉，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作品的叙述语调中感受到任何遗憾与怜悯的情绪，也许在作者看来，死亡才是主人公的最佳选择，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与上述几部小说相类似的死亡主题小说还有不少，比如，玛格丽特·莎拉波娃（М．В．Шарапова）的《恐怖的太空梦》（«Пугающие 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ны»）、玛丽娜·帕列依（М．А．Палей）的《叶夫格莎和安努什卡》（«Евгеша и Аннушка»）等。这些作家都将创作焦点放在女性的生死命运上，其中不少作品都将死亡描绘成终止女性痛苦的唯一方式，死亡作为一种几乎人人惧怕的生命结局，在此类作品中被渲染出极其灰暗和哀伤的悲剧色彩，读者在这种氛围下感受到的是生命之沉重，生存之艰辛以及令人走投无路的残酷和冷漠。阅读小说之后，人们难免会对女主人公产生怜悯和同情，在感叹现实的残酷和人物的悲惨命运之后，人们必须在恐惧和震撼中寻找一股力量，重新燃起对生命的信念。由此看来，小说中流露出的同情感不但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还能在净化后坚定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在上文中我们谈过，很多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都把对生活和生命的悲观情绪引向死亡，并在小说中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由于死亡本身所具有的毁灭性、必然性和不可知性，使得人们对其抱有恐惧心理，死亡也因此具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当代女性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是有所区别的，女作家们除了善于表现死亡的恐怖（上述几部小说为较典型的例子），还会表现死亡的强大和神秘。在此类作品中，女作家常常对死亡展开充分想象，她们试图探索死亡神秘的边缘，借此引发人们对死亡的思考，甚至颠覆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坚定人们对永恒的信念与追求。比如在托尔斯泰娅的小说《坐在金色的廊檐下……》（«На золотом крыльце сидели..．»）中，死亡和死亡后的世界被描绘成美好的童话，作为生命轮回的开始，死亡让生命变得永恒和不朽。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孩子，向我们讲述了她经历巴沙叔叔死亡的故事。孩子从小就相信“人是不会死的，只有小鸟才会死去”^[14]，所以面对巴沙叔叔的死，小主人公并不能接受现实，她拒绝接受巴沙叔叔的死亡，让自己活在童真的想法中。作者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一系列纷繁而美丽的想象，使得巴沙叔叔的死亡显得并不可怕。人们在阅读这些想象的时候，仿佛也进入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作者借助孩童的视角，对巴沙叔叔死后的世界作出特殊处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死亡的联想。有些评论认为，类似的小说会传达出这样一种面对“死亡”的特殊理念，即我们应该“承认生命中有各种不快，各种悲伤，但是，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内心不受外部世界的侵犯，只有这样才能在死后让自己的生命进入轮回，对陌生而可怕的世界转过头去。”^[15]

乌利茨卡娅也是一位对死亡有独特认识的女作家。她在长篇小说《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中就传达出对死亡的想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呈现死亡的状态，即小说中所说的“中间世界”和“第三种状态”。“中间世界”和“第三种状态”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叶莲娜能够感受到的。叶莲娜自小体弱多病，中年后记忆力也出现严重问题，要靠笔记本记录自己的行为才能帮助记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她患上了一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病症。正是因为这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叶莲娜才可以体验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梦境，更不是现实。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是一种意识在生与死之间的游离状态，是人的意识临近消失前的不自觉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主人公对死亡的潜意识的想象。作者透过主人公在“中间世界”中所能体验到的“第三种状态”传达出对死亡的认知和想象，正像作者在题记中所写的：“真理在死亡一边”^[16]。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主人公从小到大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即身体的死亡是注定的，它并不能因为人的恐惧就不发生，当坦然看待并接受死亡时，死亡就不再可怕，因为所谓的死亡只不过是人的肉体的消亡，人的态度和精神是永恒的、不可剥夺的。因此，乌利茨卡娅笔下的死亡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这种虔诚的信念能使人们以一种更加平和、积极和愉快的心情面对生命和生活。

3）爱情主题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家向来钟爱的创作主题。也许是源于性别差异，爱情在女性的情感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重要程度要高于男性。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也更加偏爱书写爱情主题，她们更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对爱情的感悟与认知，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并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能够找到生命的支持”。^[17]

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也毫不例外地将爱情主题视为她们创作的重要源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是，新时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更多地体现了当下俄罗斯女性的特殊情感状况，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要么是缺失爱情，要么是面对不完满的爱情结局，要么是对爱情无所适从或无法把握。总之，她们的爱情总是和自己的理想相背离，女作家们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个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爱情相互矛盾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娅就是一位擅长书写爱情主题的当代作家之一，她的不少作品都将主人公终其一生的命运和他们的爱情变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奥科尔维里河》（«Река Оккервиль»）、《最爱的女人》（«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爱还是不爱》（«Любишь- не любишь»）、《索尼娅》（«Соня»）等）等。爱情对于其笔下很多主人公来说或是昙花一现般短暂，或是伴随着痛苦和失望。“单身女性或男性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幻想的破灭，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18]小说《索尼娅》就是诠释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作者交待女主人公索尼娅是一个长相丑陋、憨厚的女孩，在生活中她时常成为周围人讽刺、戏弄的对象。但是她为人善良、质朴，天性单纯、真诚，周围人可以托付她做很多事情，她从不嫌弃。作者还向读者交待，索尼娅始终执着地相信世界上存在美好的爱情，所以她对爱情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她对爱情的执着成为了他人戏弄的把柄：一个名叫阿达的女孩以一个男人的口吻杜撰出一份情书给索尼娅。收到情书后的索尼娅不可自拔地陷入他人编造的爱情幻影之中。虚假的爱情游戏持续了多年，直到有一天，当索尼娅奋不顾身地想去挽救深陷炮火之中的“恋人”时，才发现自己所钟情的对象并不存在，之前一切对爱情的美好感受都化成泡影。小说的结尾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作者将爱情比作“烧不掉的小白鸽”^[19]，象征着爱情之不朽。如此一来，作者通过讲述一个看似荒诞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在社会群体中常被忽视的平凡而孤独的女性形象。小说具有象征意味的结局透露出主人公对爱情的认知以及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

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在俄罗斯女性文学作品中，特别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性爱内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大量出现，这一特点被很多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发现和讨论。该现象的出现具有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在苏联时期，由于受到文学审查制度的限制和人们传统观念的束缚，性爱话题几乎是文学创作领域的禁忌，那时的女性文学作品中丝毫没有关于性的描写，更没有表现女性欲望的展现。随着苏维埃政权的逐步瓦解，文学审查制度也随之放宽，同时，俄罗斯开始接受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身体理论在内的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俄罗斯女性作家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俄罗斯女性作家开始通过身体叙事，以各种方式或明或暗地与男性中心文化传统进行对话和抗争，试图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女性在新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身份，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意识。瓦·纳尔比科娃（В．С．Нарбикова）、尼·戈尔兰诺娃（Н．В．Горланова）、斯·瓦西连科（С．В．Василенко）、柳·乌利茨卡娅等都是女性身体、生理欲望和生理经验描写的代表作家。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将其独有的各种生理体验写入文本中，颠覆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留给人们的性感、美丽的单一形象，还原她们以真实和完整的面貌。当然，过度的性爱描写会使文学作品难以摆脱世俗化和市场化的嫌疑。一些学者认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文学界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文学作品被较大限度地商品化，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能够吸引读者的元素，其中“色情描写似乎成为招揽读者的重要手段。性爱描写一时作为一种‘添加剂’而为相当多作家所使用。”^[2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俄罗斯女性小说在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在国内外文艺理论的双重交叉影响下，开始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俄罗斯女性小说在数量上大量增多，其规模和成就超越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俄罗斯女性小说从创作内容和写作手法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以爱情主题为创作主要内容的小说中，有关女性的身体描写及其生理欲望的展现与当代俄罗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女性作家似乎发现了一个她们认识自己的欲望和身体，甚至认知自我的一个新领域，她们把那些被认为是不能书写的、不能公之于众的隐秘内容表现出来，把纯粹的自我感受用自己的笔叙述出来。”^[21]

2．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皮格马利翁的男人颇为独特。他本是塞浦路斯的国王，也是位极其出色的雕刻家。因为不满女人身上各式各样的劣性和恶习，皮格马利翁选取象牙为材料，精心塑造了一个纯洁无瑕、美丽绝伦的女郎。象牙女郎塑成之后，皮格马利翁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最终爱到为之疯狂的地步。在爱神阿芙洛狄忒的祭奠上，皮格马利翁虔诚地向爱神祈求，希望爱神将这个美丽无瑕的象牙女郎赐给他做妻子。阿芙洛狄忒被他的虔诚和痴迷所感动，满足了他的心愿。于是，这个本来冷冰冰的象牙女郎因爱神的恩赐获得了生命，随后便与皮格马利翁结婚，并为他生儿育女。

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在今天的文化中成为一个只要对艺术对象执着地追求，便会产生艺术感应的代名词。甚至人们在心理学领域还借用皮格马利翁的名字，将“期待效应”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用来解释只要对某件事物怀着强烈的期待，那么所期待的事物就会出现的心理效应。由此可见，“皮格马利翁”形象被赋予熟为人知的象征意义。然而，“象牙女郎”的象征意义却比较单一和片面，她大多被认为是“完美女性”的代言人。其实，“象牙女郎”所具有的隐喻意义十分值得我们注意。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象牙女郎”是一个外表美丽，性情温顺，沉默无语的女性，这种女性形象明显带有男性中心文化的色彩，在她身上凝聚着男性对完美女性的追求，她不仅为皮格马利翁所热爱，也为许多男性所欣赏并渴望拥有。

受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中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象牙女郎身上特有的品质和价值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男性认定的“理想女性”之典范。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赋予女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为爱情和家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一个女人是否存在价值，主要看她对丈夫是否忠贞，对子女是否慈爱，是否愿意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代价，来成就男人的幸福，最终换取家庭和婚姻的和睦与安定。要知道，婚姻与家庭的安定是男人生活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纵观中外文学史，“象牙女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很多女性形象也具有上述“理想女性”之特质。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开始，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优美妇女形象涌现出来。普希金在其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塔吉雅娜成为俄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代表和典范，可以说，普希金之后的很多俄国经典作家笔下女性形象都是以“塔吉雅娜”为创作模板，在其基础上进行补充或丰富，如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罗亭》中的娜塔莉娅、《前夜》中的叶莲娜、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薇拉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符合作家心目中女性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她们都具有外表美丽、内心温柔的特质，是典型的“理想女性”形象。自19世纪末开始直至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笔下的女性形象逐渐丰富和完整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气质较为张扬、个性较为复杂的女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白痴》中的阿娜斯塔西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什卡、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复活》中的卡秋莎等），不过，她们毕竟是男性作家的创作产物，难以摆脱男性视角下产生的对女性的误读或偏见。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年轻时的她是一个光鲜亮丽、天性活泼、为人善良、热情的女孩，并且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她失去了年轻时的灵气和光彩。小说结尾向读者交待，娜塔莎嫁给了皮埃尔，为他生儿育女，每天操持家务，精神生活变得贫乏。现实主义的结局寄托了托尔斯泰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全部理想，这样的结局难免引起我们的思考，即女性拥有充实的精神生活与为家庭付出精力是否能够达到和谐，这个问题是托尔斯泰本人无法解决的，即使今天的我们也仍然没能找到化解矛盾的答案。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女人，如何在精神上不断地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价值……甚至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未必能处理好这一问题，怎么理解女性的真正解放……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22]

纵观19世纪直至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妇女的画廊”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几乎都出于男性作家之笔，他们塑造的女性都是男性欣赏和期待的，要么是美丽温柔的女子，要么是勇于献身的拯救者，这迎合了男性的审美兴趣，所以具有男性中心文化的特征。即使有一部分女性形象比较丰满，具有较为张扬的气质和复杂的性格，甚至拥有反叛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她们所坚持和追求的东西要么无疾而终，要么就是以悲惨或哀伤的结局告终，她们被深深地打上了“男性话语”的烙印。也就是说，即使男性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他们也始终无法诠释出真实的女性形象，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来对女性的各种经验进行描述，而女性并不希望由男性代替自己发言，她们需要以自己的角度和方式来展现真实的自我。

俄罗斯女性文学历史并不像西方那样受人瞩目，也没有像西方女性文学那样塑造出类似于伊丽莎白^[23]、简·爱^[24]、斯佳丽^[25]等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这主要因为，成果辉煌的俄罗斯文学史几乎是男性作家的天下，长期以来女性作家始终处于文学界的边缘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艺思潮相互交替和交锋。在自身传统和外来文艺思潮的双重推动下，俄罗斯女性文学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扬，女性文学开始蓬勃兴起。从总体上看，在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人们期待和欣赏的“理想女性”，不再是天使和女神的化身，这些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女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以及她们对真实女性的诠释。

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共性特征。首先，从外貌上看，她们几乎不再符合人们传统思维模式中对“女性美”的定义，很多女性人物都不具有天使般的面孔和婀娜多姿的身材，反之，她们不是长相丑陋，就是身材粗壮，完全颠覆了人们关于女性漂亮和柔美的印象。比如，托尔斯泰娅在其小说《索尼娅》中这样描述女主人公的外表：“她的头简直就像一匹马的脑袋……胸部又扁又平，两条腿很粗壮，就像是从别人的身体上移植过来的，两只脚还向里撇着。”乌利茨卡娅笔下的索尼奇卡也是位其貌不扬的女性，她“鼻子长得鼓鼓囊囊，像个大鸭梨，细高个子，宽肩膀，干瘦的双腿，坐平的扁屁股”^[26]。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克谢妮亚的女儿》（«Дочь Ксени»）中靠卖淫为生的女人也没有天生丽质的美貌：“她没戴头巾，看上去是个老实的女人，身材又矮又胖，可看起来也不像个摔跤手——有些妇女会很像摔跤手，她们有宽肩膀和粗脖子，有狭窄的臀部、又短又粗的小腿和细细的脚踝。”^[27]叶莲娜·塔拉索娃（Е．Г．Тарасова）在其短篇小说《不记恨的女人》（«Не помнящая зла»）中更加露骨地描绘了女主人公丑陋无比的病态外表：“她脖子上有一道血淋淋的疤痕，很长的疤痕，脚上布满了肿胀的血管……满口净是发黑的牙齿。她永远不会在变型的、红松果一般的脸上露出笑容。”^[28]有些作家并没有直接描述女主人公丑陋的外貌，甚至很少提及她们的外貌，但是她们都从侧面交待这些女性由于不美丽的外表而被人排斥的生活处境，诸如“大家从见到我第一眼时，就不喜欢我”^[29]，“在她的少女时代，没有人认为她是漂亮的”^[30]，“她时常为自己的外貌而伤心”^[31]等等。总之，我们在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中有关女性人物外貌描写及相关交待中，很难发现她们美丽和温柔的特质。女作家塑造出这样一系列非天使般的女性群像以消解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的“崇高”，还原女性以真实的面貌，换言之，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不可能都像想象中一般美丽动人，特别是那些平凡的“小人物”女性，她们在经历生活中的重重琐事之后，在承载命运中的种种变数和灾难之后，丧失温文尔雅的气质是真实与合理的，正如一位俄罗斯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说，“她们是当代世界中的悲剧形象，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从她们身上经过。”^[32]

其次，从精神层面来看，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越来越强调个性的彰显，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存在感的认定，与传统文化中种种对女性的认知进行对抗和交锋，她们以更加完整、坚定、独立的面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要数“新亚马逊女人”^[33]了。我们之所以说这类女性形象最引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在她们身上聚集了当代女性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强烈对抗力量。“新亚马逊女人”本是一个俄罗斯女性主义文学小组的名称。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界，女性文学作品遭到了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男人们有形无形地贬低与歧视。为了反抗作为男性沙文主义牺牲品的命运，一些女性作家自发组成了女性主义文学团体，并共同搜集和出版一些曾经被拒绝的文学作品。女作家们之所以将这个小组的名称定为“新亚马逊女人”是有其深刻含义的。这里所说的“新亚马逊女人”是针对古希腊神话中骁勇善战、坚定无畏的亚马逊女战士而说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亚马逊女战士非常勇猛，并且富有进攻精神，她们善于在马背上作战，精于骑射，战斗甚至成了她们用以谋生的工具。这些女人不只负责保卫国家，还入侵邻国。有关亚马逊女战士的故事一直是古希腊艺术家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涉及亚马逊部族的古希腊图画或雕刻中，很多都是亚马逊女人的战斗场景。相应地，“新亚马逊女人”也继承了上述亚马逊女战士的不少特质，虽然在现代生活中她们不再像古希腊神话中那些女战士一样面临战争，也不必负责管理国家，但是她们沿袭了那种狂热的反抗精神和进攻精神，只不过她们反抗和进攻的对象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男性中心文化下人们对女性的认知。谈到这类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我们首先会发现，很多女性主人公都对权力充满欲望，具有强烈的进攻特性。如紧紧控制住自己爱人的尼娜^[34]、决意要在日常生活中驯服自己丈夫的卓雅^[35]、对孩子异常冷漠并操控孩子自由的母亲格鲁兹亚娜^[36]、在遭遇生活变故之后相互贬损和侮辱的母女俩安娜和阿廖娜^[37]、在丈夫死后倍感快乐和轻松的“我”^[38]、由于相貌丑陋和身患疾病而对世界充满报复心理和仇恨情结的女人^[39]等等。上述女性形象丧失了很多女性特质，与人们传统印象中温柔、贤惠的女人相去甚远。在生活中她们不再以被动的角色出现，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充满着操控和进攻的欲望，成为让旁人望而生畏的“女霸道”“女希特勒”“凶恶的女人”式的人物。

如果说上述“新亚马逊女人”集中体现了当代俄罗斯女性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强烈对抗，那么与之不同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就显得平和、内敛了许多。有学者认为，“人们心中关于女性的概念以及女性气质的模式，是一代又一代慢慢地形成的，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性别的社会形成、对于人的行为模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性格内敛、立场和缓的女性形象则相对更易博得读者的认同。”^[40]这类女性形象和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女性似乎区别不大，但是她们却具有传统女性所没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特别是精神上的丰富和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作家在这类小说中所营造的氛围相对缓和，矛盾冲突也不那么激烈。比如乌利茨卡娅的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就为我们创作出了一幅和谐的世界图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美狄娅具备很多俄罗斯传统女性的美德，诸如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热爱家庭生活、珍爱亲人、具有虔诚的宗教感等等。作者特意将女主人公的名字取作美狄娅，是为了让人们联想到希腊神话中那个充满爱与激情的原型，并引导人们对这两个形象进行对照和思考。乌莉茨卡娅笔下的美狄娅在面对丈夫的背叛与生活中各种混乱不堪时总能够找到让内心平静的力量，完全摆脱了传统神话中美狄娅极端狂妄的愤怒性情，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反美狄娅”形象（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对“反美狄娅”形象及其塑造方法进行详尽分析），作家以现实世界为背景，赋予美狄娅内心独立与平静的能力，使人们读后感悟到人（特别是女人）在经历生活中的变故和不幸之后还能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是多么重要。除了美狄娅之外，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性格内敛的女性形象，如乌利茨卡娅另一部小说《索尼奇卡》中的同名女主人公、托卡列娃中篇小说《你在，我在，他在》（«Я есть．Ты есть．Он есть»）中的安娜等等。总之，这类女性形象身上散发出许多俄罗斯传统女性身上的特质，她们保留了自古以来女性所具有的奉献精神和虔诚的宗教感，忠于爱情和家庭，内心善良。从这点来看，她们与俄罗斯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并无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类女性的意识深处开始萌发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反抗，不过她们的反抗并不像“新亚马逊女人”那样强烈和明显，而是倾向以一种比较含蓄和隐秘的方式进行。我们认为，这种写作策略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当代女性，特别是“小人物”女性所面临的生活是复杂、艰难和无奈的，在重重压力的逼迫下，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相对和缓且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生活的难题，才是人们所希望的结局。因此，与走向极端的“新亚马逊女人”相比，普通读者可能更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种能够保持内心独立和平静的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集中反映了当代俄罗斯女性在观念、思想和意识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思想和性格上都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女性有着本质差别。由于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现代女性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繁重的工作，繁琐的家庭事务以及来自家人的压力等等。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也给她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她们不得不去参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或活动，这无形也是一项繁重的压力。在上述种种压力之下，当代女性开始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寻求摆脱被动命运的方法，这一主题被女性作家生动且真实地反映在作品中。虽然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属于不同的类型（有相对极端的“新亚马逊女人”，也有相对和缓的“反美狄娅女人”），但是这些形象无疑都反映了当代女性在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意识和追求内心独立与自由的向往，所以她们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3．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主要创作手法

20世纪80、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政治生活的骤然变化影响到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发展与走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文学界面临着言论自由、审查制度放松、文学逐渐商品化以及外来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冲击。因此，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原则逐渐向复杂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这种趋势特别体现在文学的创作手法上。具体谈到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创作手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不少女性作家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失去了指导地位，甚至被许多人抛弃。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涌入俄罗斯，各种文学理论被先后引进，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尤其在这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热”的现象。后现代主义理论引入俄罗斯后被很多作家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他们创作的实验性色彩越来越浓，有些作品怪诞离奇的程度甚至令人费解。不过，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俄罗斯的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俄罗斯本国文学传统和社会生活与西方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在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的不断变化下，西方纯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原则并没有被俄罗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作为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写作手法之一为作家们所运用。不少作家广泛使用仿作、反讽、解构、游戏经典、拼贴等写作手法，女性作家也不例外，例如纳尔比科娃的作品《地狱即是，是即狱地》（«Ад как Да，аД ка дА»）、托尔斯泰娅的作品《魔术师》（«Факир»）和《野猫精》（«Кысь»）、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格鲁兹娜娅》、乌利茨卡娅的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瓦西连科的系列短篇小说《小傻瓜》（«Дурочка»）等。事实上，对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来说，我们很难将一部作品简单地定性为后现代主义风格之作，正像俄罗斯学者利波维茨基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很多手法早就被不同流派的作家吸收和借用，这些人当中包括带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感伤主义等倾向的作家。”^[41]总之，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并未被俄罗斯全盘接受，但是它对包括女性小说在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女性小说中最为突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对经典文学的戏拟和解构，女性文学创作手法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很多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历来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俄罗斯作家总是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习惯遵循“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即使我们已经很难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作家说教的言辞，但是他们始终难以摆脱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习惯与传统。其实，这恰好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难以被俄罗斯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换而言之，这也是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差别所在。曾经有学者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则出现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它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也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所不同。因此，它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完全适应，也不大可能被大多数具有另一种社会意识的群众所普遍接受。其次，俄罗斯文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俄罗斯作家历来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某些一时接受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尽管在意识层面上想要抛弃这个传统，但是在无意识层面上仍然不由自主地按照这个传统行事，摆脱不了它的‘纠缠’，这就为这些人比较容易地改变态度，甚至最后脱离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可能。”^[4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语境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认为，这里的“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俄罗斯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如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等等）。如今的“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文学界对它的看法不一，相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不过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如今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经常不断发展的，并且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吸收着其他流派，诸如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造手法，并对其加以新的诠释的现实主义。这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应该反映当代俄罗斯的时代特点、当代俄罗斯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等。

具体谈到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性质，我们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中所表现的现实通常是生活的阴暗面，女作家们更加偏爱描写现实生活的恐怖、残酷、压抑和扭曲等，毫无粉饰地将生活的消极面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比如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晚时分》《生活的阴影》，戈尔兰诺娃的《一个活得很累的当代人与其心灵的对话》等等，这些作品毫无例外都是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女性的悲惨命运和其窘迫不堪的家庭生活。

第二，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重视对女性心理现实的展现。作品中出现女性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不少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梦境、书信、日记等也出现在这类作品当中。比如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的部分章节、阿尔巴托娃（М．Арбатова）的小说《今年我四十岁》（«Мне сорок лет»）、托卡列娃的《第一次尝试》、谢尔巴科娃的《情人大军》（«Армия любовников»）等，这些作品（或作品中的某些部分）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深刻展现女主人公在情感、思想和心理方面的状态和变化，带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

第三，在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中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空间。封闭空间，特别是医院和筒子楼成为女性作家首要选取的艺术表现环境。筒子楼是生活在底层女人的居住场所，筒子楼里的公共厨房更是女人的天下，女作家选取这样的场所作为故事展开的艺术空间以表现当代俄罗斯女性的现实生活是很容易理解的，相关作品有托尔斯泰娅的《火焰与灰尘》（«Огонь и пыль»）、阿尔巴托娃的《今年我四十岁》、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晚时分》、乌利茨卡娅的《布罗尼卡》（«Бронька»）等。至于医院，我们则需要作出进一步阐释。医院（或者病房）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崇高性质在当代女性小说中被弱化，甚至被消解。在以往正统的苏联社会主流话语语境下，医院或病房一般被描写为英雄层出不穷的场所，他们以一种竭尽全力与死亡和病魔作斗争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与此不同的是，当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病房成为了牢房的化身。正如美国学者海伦娜·戈西罗（Helena Goscilo）所论述的那样：“像监狱一样的病房通过各种手段被展现出来。住院接受治疗就意味着饱受煎熬或者完全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内，……就意味着承载巨大的压力。病房里难熬的治疗过程使时间在无形中被拉长，在那个狭小的监狱般的病房里，时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的轮廓和意义。……另外，医院建立的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医护人员在专业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在患者面前具有不可逾越的绝对权威。”^[43]当代俄罗斯女作家更加重视医院或病房所具有的与女人的生育、流产以及生死密切相关的特性，她们通过对这种独特空间下女性经验的相关描写来展现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相关作品有瓦西连科的《塔玛拉女皇》（«Царица Тамара»）、帕列依的《失踪者病房》（«Отделение пропаших»）、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等）。

再次，许多俄罗斯女性小说具有自然主义性质。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偏爱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的身体、欲望和生理经验等，这是女性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比如在乌利茨卡娅的长篇小说《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和《您忠实的舒里克》中，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自己的圈子》和《夜晚时分》中，在纳尔比科娃的小说《日月星辰之光的平衡》（«Равновесие света дневных и ночных звед»）中都有关于女性生理欲望、生理经验和女性身体的描述。这些描写充分体现了当代俄罗斯女作家对女性自我存在感的认定与强调。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俄罗斯的接受情况，并且从创作主题、女性人物形象和创作手法三个方面较为宏观地介绍了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创作情况。乌利茨卡娅在同时代俄罗斯女性作家中是较为出色的一位，她的小说除了具有上述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共性特征之外，还拥有独特的魅力。下面我们先对乌利茨卡娅的创作情况及其相关研究现状作一考察。

[1] Климонтович Н．О поголовной женской грамотности，«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05，3，1．http：//www.ng.ru/style/2005-03-01/12_woman.html

[2]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选自《伍尔芙随笔全集》，乔继堂等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889014.html

[3]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4]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5] 任一鸣：《女性文学宏观研究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第103页。

[6] Ровенская Т．Опыт нов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а：“Медея и ее дети”Л．Улицкой и“Маленькая Грозная”Л．Петрушевской．// Адам и Ева：Альманах гендерной истории，2001，2，-162 с.

[7] Габрииэлян Н．Ева-это значит“жизнь”：проблем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96，4，-31с.

[8] 该小说也被译为《审讯桌》。

[9] Лейдерман 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в 3-х кн．Кн.3：В конце века（1986—1990-е годы）．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Москва，2001，-83 с.

[10] ［俄］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生活的阴影》，乌兰汗译，载孙美玲编选：《莫斯科女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

[11] Иванова Н．Неопалимый голубок：“Пошлость”как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Знамя»，1991，6.http：// magazines.russ.ru/znamia/dom/ivanova/ivano006.html

[12]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13] Горланова Н．Бесед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утомленного жизнью，со своей душой．http：//tululu.ru/read62822/

[14] Толстая Т．На золотом крыльце сидели..．http：//lib.rus.ec/b/349406/read

[15] Вайль П．и Генис А．Городок в табкерке．Проза Т．Толстой，«Звезда»，1990，8，-147 с.，参见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16] Улицкая Л.：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Эксмо，Москва，2008．

[17]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7页。

[18]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19] Толстая Т．Соня．http：//lib.rus.ec/b/56053/read（本书中所引用的该小说片段均出于此，后文不再另行说明。——作者注）

[20] 张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140页。

[21]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2] 徐稚芳：《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23]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

[24] 夏洛蒂《简·爱》的主人公。

[25] 米切尔《飘》的主人公。

[26] Улицкая Л.：Сонечка．http：//lib.rus.ec/b/57688/read（本书中所引用的该小说片段均出于此，后文不再另行说明。——作者注）

[27]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Л．Дочь Ксени．http：//www.fidel-kastro.ru/petrushevskaia/petruschewskaya_kak_zwetok.htm#5

[28] Тарасова Е．Не помнящая зла．http：//www.a-z.ru/women_cd1/html/ne_pomnaschaa_zla.htm

[29]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Л．Свой круг．http：//lib.rus.ec/b/42559/read

[30] Улицкая Л.：Бронька．http：//lib.rus.ec/b/271998/read（本书中所引用的该小说片段均出于此，后文不再另行说明。——作者注）

[31] Улицкая Л.：Медея и ее дети．Эксмо，-Москва，2008．http：//lib.rus.ec/b/61896/read（本书中所引用的该小说片段均出于此，后文不再另行说明。——作者注）

[32] Василенко С．Новые Амазонки．Сборник．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Москва，1991，-83 с.

[33] Василенко С．Новые Амазонки．Сборник．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Москва，1991，-83 с.

[34] 托尔斯泰娅《诗人与缪斯》（«Поэт и муза»）的主人公。

[35] 托尔斯泰娅《猎猛犸》（«Охота на мамонта»）的主人公。

[36]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格鲁兹亚娜》（«Маленькая Грозная»）的主人公。

[37]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夜晚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的主人公。

[38] 纳巴特尼科娃《说吧，玛利亚》（«Говори，Мария»）的主人公。

[39] 塔拉索娃《不记仇的女人》（«Не помнящая зла»）的主人公。

[40] 陈方：《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41]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сегодня，Знамя，2002，5．http：//magazines.russ.ru/znamia/2002/5/lipov.html

[42] 张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43] Helena Gosci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