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 张杰等
- 2627字
- 2020-07-09 15:57:34
第一节
走向上帝:大智而哲学修养更高的人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ев,1853—1900)于1853年1月1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地位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1820—1879)是莫斯科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是多卷本《俄国历史》的编撰者,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他的祖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是莫斯科经贸学校的神甫和法律教师。这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和学术氛围的家庭。祖父和父亲对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成长影响极大,祖父的宗教信仰、父亲的宏观历史观,都在小索洛维约夫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关于反基督的故事》中描绘的约翰长老形象,其实就是他神甫祖父的影子。弗·谢·索洛维约夫从父亲身上既传承了对知识的酷爱,对科学的执着,而且还学会了父亲“自己的历史世界观,自己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注”[1]。所有这一切均对弗·谢·索洛维约夫日后的完整哲学思想的构建和宗教文化批评观,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弗·谢·索洛维约夫在13岁至14岁间也曾经发生过信仰危机。他在11岁时进入莫斯科第五中学,许多非宗教的科学书籍引发了他那颗好奇的少年心,他的思想随之产生了变化,甚至还把圣像扔到窗外。他14岁那年就不愿再去教堂,整天沉湎于无神论,感兴趣唯物主义,并喜欢上社会主义思想。他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并获得金质奖章。同年(1869),弗·谢·索洛维约夫被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录取,但当时由于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很快就转入了物理—数学系学习。但最终因为他的兴趣并非在自然科学,就在大学三年级时通过考试,又转回历史—语文系,于1873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
可以说,莫斯科大学的学习时代是弗·谢·索洛维约夫精神发展的极为重要时期。虽然他性格孤僻,很少去听课,也几乎没有朋友,以至于他的同学回忆道:“索洛维约夫作为大学生是不存在的,在大学时期他也没有知心的朋友”,[2]然而,博览群书,主要是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的哲学书籍,使得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思想越来越自由,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信仰危机。“斯宾诺莎使得神再次返回索洛维约夫的世界观之中。”“研究康德,尤其是研究叔本华,使得索洛维约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3]后来,他还专门到莫斯科神学院旁听了一年课程。
走出信仰危机后的弗·谢·索洛维约夫,已经深刻认识到,知识与信仰决非对立,而是彼此共存的,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康德的思想拓展了他的思维空间,而叔本华的理论让他感受到了栩栩如生的上帝。此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著作,都成了弗·谢·索洛维约夫阅读和探讨的主要对象,其中,谢林的同一哲学给予他影响极大。他终于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论述中,看到了西方哲学的终结。他清楚地感受到,西方哲学把知识仅仅局限在现象世界,而难以揭示本质,从而扼杀了哲学研究本身。弗·谢·索洛维约夫曾经明确指出:“一切大思想家无不是真正的虔诚的教徒。实证科学之父培根的话是众所周知的,他说:小智而哲学修养不高者远离上帝,大智而哲学修养更高的人又会走向上帝”。[4]索洛维约夫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世界精神的万物统一的思想。
1874年11月24日,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通过答辩,同时他被莫斯科大学聘为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第二年6月,他到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他着迷于神秘主义和有关“索菲娅”的文献,对神秘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875年10月16日,弗·谢·索洛维约夫仿佛感到索菲娅本人在召唤他,因此突然去了埃及。在他的梦里,女神索菲娅是一位永恒的女性形象。索菲娅的神秘而迷人的外貌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创作的诗歌之中。1876年夏,弗·谢·索洛维约夫返回了莫斯科大学。1877年初,他来到圣彼得堡,在人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工作,同时在大学和高级女子讲习班讲课。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奠定其整个学说的重要著作:《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1877)、《神人论讲义》(《神人类讲座》的讲稿)(1878)、《抽象原理批判》(1877—1880)。1880年4月6日,他在圣彼得堡大学通过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19世纪80年代,弗·谢·索洛维约夫主要致力于政论作品的写作。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宗教和民族问题的作品,提出了“神权政治乌托邦”的社会理想。1880年3月28日,弗·谢·索洛维约夫发表公开讲演,既谴责了组织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意派,又呼吁根据基督教教义而去宽恕他们。因此,他被视为是替谋杀者辩护,而被驱逐出圣彼得堡,随后也辞去公职。弗·谢·索洛维约夫在19世纪8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生命的精神基础》(1882—1884)、《大争论与基督教政治》(1883)、《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1886)、《俄罗斯与宇宙教会》(1889)。
到了19世纪90年代,弗·谢·索洛维约夫又重新回归哲学创作,主要研究著述有《爱的意义》(1892—1894)、伦理学论文《善的证明——道德哲学》(1894—1897)、宗教哲学论文《上帝概念(维护斯宾诺莎哲学)》(1897),关于认知理论问题的三篇文章,后被收入他的第一部文集《理论哲学》(1897—1899)。从1891年起,弗·谢·索洛维约夫就开始主持编撰《布罗克塔乌斯和叶弗龙大百科词典》的哲学部分,他撰写了许多关于哲学和历史的词条(《印度哲学》《康德》《黑格尔》《孔德》等等),以及根据不同的哲学概念而写成的词条(《现实》《大自然》《意志的解放》等等)。1889年和1890年,他出版了关于伦理学的文章《自然的美》和《艺术的共性思维》。
1898年至1899年间,弗·谢·索洛维约夫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著述《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对话》。此时,他已经彻底抛弃了神权政治的乌托邦思想,并预言了世界未来的悲惨前景。弗·谢·索洛维约夫对世界未来悲惨的揭示,与他预感自己将面临的死亡有关。1900年7月31日,弗·谢·索洛维约夫死于莫斯科郊外乌斯科耶的П.Н.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家里,这位公爵是他的朋友С.Н.特鲁别茨科伊和Е.Н.特鲁别茨科伊的兄弟。他被埋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
[1] Мочульский.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Париж:УМСА-Press.1936.Т1.Детство и отрочество(1853—1869).
[2] Мочульский.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Париж:УМСА-Press.1936.Т2.Студенческие годы.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1869—1874).
[3] Там же.
[4] 徐风林:《索洛维约夫》,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