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危机肇始

自1980年以来，福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广泛且影响深远的改革。改革固然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困局，却在社会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点燃了福利国家危机的导火索。其中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状况是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自改革以来持续扩大。在美国，如果加上资本带来的收益，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例自1980年已经翻了一番，大致从10%提高到2009年之前的20%以上；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其收入比例从1980年至今更是增加了两倍，大致从4%左右提高到2009年之前的10%以上（见图1-6）。更有甚者，财富总量的前0.01%的人群——大概有16000个家庭，平均收入超过2400万美元——其收入比例自1980年以来翻了两番，从1%涨到了将近5%。^[1]企业首席执行官和一般工人的工资比，从福利国家改革前的30扩大到2000年之后的300。^[2]对此，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联邦政府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感到忧虑。他认为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获收入占比的大幅上升，带来的是更高比例的产出可以转化为利润，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产率增速。这些趋势的累积效应导致美国很可能正在迈向‘唐顿庄园式经济体’（Downton Abbey economy）。”^[3]

资料来源：“Who Exactly are the 1%？” , Economist, Feb. 20th-26th, 2012.

如果把视界扩展到福利国家的主要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成员国即当今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而那些贫富差距没有扩大的国家，除法国外都属于OECD中的后发国家，并非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见图1-7）

然而，比起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却能始终维持在不致造成社会失序和动荡的范围内。数据表明，拉美的基尼系数自1980年以来始终保持在0.5以上^[4]，尼日利亚近年的基尼系数也接近0.5，南非甚至超过0.6^[5]。而福利国家的基尼系数尽管上升，总体却始终保持在0.4以内。^[6]

资料来源：Provisional data from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Database（www.oecd.org/els/social/inequality）。

旨在维护社会平等的福利国家改革，却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福利危机。原因何在？比起其他一些地区，为什么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又不致扩大到出现社会动荡的程度？

传统观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改革是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市场化改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就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特征便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复燃和对政府扩张的逆反应。^[7]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创始人彼得·霍尔（PeterHall）就把英国80年代初开始的福利国家改革称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实验”，并将其主导下的改革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崩溃”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再私有化。^[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也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视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胜利。^[9]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普雷斯顿（PeterPreston）也将福利国家的改革视为新右派的重新崛起和市场化进程的重新扩张。^[10]

以上主流观点似乎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即改革的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贫富差距的扩大程度却是有限的呢？可见，传统观点并不能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甚至传统观点背后隐藏的理论逻辑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就连支持政府干预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也认为市场不是导致不平等的终极原因。^[11]既然用市场化或私有化解释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方法存疑，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他希冀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重新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在保证市场自由运转的前提下，同时强调政府对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从而继续改进并完善福利国家。

可是，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第三条道路”，分析的基本对象都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且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子。如果说市场化是自由主义及其衍生品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那么“第三条道路”就是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的混合衍生品。因此，“第三条道路”的分析路径和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化观点并无二致。西方福利国家改革，似乎都是在“左”和“右”的意识形态路线之间摇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斡旋。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调适，似乎成为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不二法门。

[1] “For Richer,For Poorer”,Economist,Oct.13th-19th,2012.

[2]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彐年版，第216页。

[3] 劳伦斯·萨默斯：《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FT中文网，2014年2月19日。

[4] “Gini Back in the Bottle”,Economist,Oct.13th-19th,2012.

[5] “Gini Out of the Bottle”,Economist,Jan.26th-Feb.1st,2013.

[6] OECD Forum on Tackling Inequality:“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What Drives It and How Can Policy Tackle It?”,Paris,May 2,2011,p.8.

[7]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8] 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凤、叶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20和132页。

[9] 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ter 12.

[10] 彼得·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四章。

[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联合早报网，201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