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收音机讲故事

听收音机讲故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似乎可以算是老掉牙的古董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坐在收音机旁，认真倾听那些绘声绘色读出来的小说，或者是电影录音，通过自己的想象把语音变成画面，来还原故事的完整面目。可是自从有了电视、网上视频之后，我几乎就不再打开收音机了（除了开车的时候）。

然而开车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多的。每天上下班、接送女儿上下学，在车上就会度过一个多小时。此外，每星期接送女儿参加各种活动（钢琴课、小提琴课、青少年交响乐队等），也会在车上消磨四五个小时。在这些时间里，收音机就成了我们的最佳伴侣。我们最喜欢的电台是本地的古典音乐（Classic Music）台，主持人对古典音乐和音乐家的了解非常深入，经常妙语连珠，而音乐本身又是那么动人心弦，让我们百听不厌。有时遇到特别心仪的曲子，要下车了还舍不得离开。

另外一个电台就是National Public Radio（NPR）。虽然直接翻译成中文是“国家公共电台”，但其实国家一点都没有参与电台的运营或内容，全部是民间维持的（Listener Supported）。这个电台每天的不同时段都有固定的栏目，我们最喜欢的是周六的“Wait Wait don’t Tell Me”和周日的讲故事栏目。前者是每周要闻总结，通过邀请名人前来参加小测验，回答与新闻有关之问题的方式展开。主持人不仅对本周的新闻了如指掌（发生在各个领域的：政界、商界、文体界等），而且极尽幽默风趣讽刺挖苦之能事，一一挖掘每一条新闻的可笑之处。节目通常请两到三位名人同时前来回答问题，答对最多者获得奖励。曾经出场的名人有奥巴马夫人和比尔·盖茨的夫人，也有演艺界的明星，等等。这些嘉宾也不怕出丑，答不出的问题自己杜撰答案瞎猜一通，惹得听众哈哈大笑，我们常常在车里也笑得前仰后合。

而星期日的讲故事栏目则让我产生回到童年的感觉。其中一个节目叫“The Vinyl Café”，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嗓音苍老，从世界各地征集故事，然后栩栩如生地讲述它们，把听众带进故事的情境之中。这些故事有的如主持人的嗓音一般古老，有的离奇离谱，有的现实真切，但不管如何，都很耐听，有强烈的幽默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并能留有回味。另外一个节目是由被选上的故事撰写者自己讲述，故事必须真实并且发生在自己身上，任何杜撰的故事都不能入选。这些故事大多短小精悍，引人入胜，且有很强的震撼力。比如有一个故事是我几个月前听的，但至今难忘。

讲故事者是一个黑人，这是在听到他描述自己上小学时全校只有一个白人的时候推论出来的，因为他口音纯正而且我在收音机里看不见他的肤色。而那个白人就是他们学校的女校长。故事一开始就描述了女校长的威严，任何学生看到女校长走进自己的教室都会紧张发抖，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同时他也描述了女校长随和友好的一面，比如在教室外面如走廊、饭厅里与学生和老师交谈聊天，等等。学校的每一间教室正面的墙上都挂着一幅画像，那就是《耶稣受难图》。全身赤裸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头微微下垂，鲜血顺着钉住的手脚往下流。画上的耶稣当然是一个白人（可见讲故事的人叙述的是多年之前的往事，那应该还是美国种族隔离的时代）。学生每天都被要求看着这幅画像，祈祷并感谢上帝。女校长在学校里经常鼓励学生要努力自强，今后成为社会的栋梁。但是，当时是小学生之一的故事讲述者，每次看到画上的白人耶稣时，总是感到自己身为黑人低人一等，而且白人耶稣似乎与自己也没有什么共同点，无法把自己的祈祷变成现实。有一天他就问白人女校长：“为什么耶稣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女校长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过了几天，他正在上课的时候，女校长敲门走进了他们的教室，神情严肃。大家都很害怕，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女校长看了他们一分钟，什么也没说，随后自己搬了一张板凳到黑板下面，慢慢站了上去。小板凳在她微胖的身子下吱吱作响，大家都屏住呼吸，大气不出。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把挂在墙上的耶稣像取了下来。然后，她走出教室的门，把一张新的画像挂了上去。大家一看，那张画仍然是《耶稣受难图》，但不同的是，这个耶稣是一个黑人。

就这样，女校长在那一天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走过去，亲自把三十多间教室里的《白人耶稣受难图》取下来，换上《黑人耶稣受难图》。坐在每一间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都经历了与讲述者同样的震撼。从此以后，在所有学生的心里，耶稣就变成了一个黑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校长为什么没有委派其他人来做这件事，也没有在非上课时间悄悄地把画像换了？讲述者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上过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堂课。

另外一个故事是最近听到的，当时在车里眼泪就禁不住打转。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年轻女孩，看不见肤色容貌，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能推断出女孩是美籍伊朗人。故事从她在伊朗的一次面试开始，那是她6岁时的入学面试，身穿穆斯林服装的女士一边问一边记录，问题包括“家里有没有有线电视”“有没有去过美国”，等等。事实上女孩的家里非常西化，父母也从来不禁止她看各种电视节目，但她不敢说，因为她妈妈警告过，如果她如实说的话，她就不能被录取上学了。在伊朗生活的时期，女孩坦言她一直过着“双重生活”（Double Life），就是在家里一套，在外面一套。一开始她非常不适应，尤其是每天在学校都被要求说一百遍“美国人该死”（Death to America），她的亲姨妈（母亲的妹妹）就住在美国，那不是咒她姨妈吗？

后来她们全家在她9岁的时候移民美国，她才发现每个人都有自由，都可以发表任何言论，不再需要双重生活，因此感觉无比轻松；原来在伊朗生活的经历也慢慢从记忆中消退。二十多年后（2009年）当她再次踏上伊朗的土地时，一闻到空气中的石油味儿，所有的记忆才翻江倒海般地泛了上来。她再次回到双重生活的状态，白天穿上穆斯林服饰在外面与别人交往时小心翼翼，晚上回到家就换上裙子、高跟鞋与好友去地下舞厅喝酒跳舞。她也观察到伊朗的民主进程，因为那一年正好进行总统换届选举。她发现整个选举过程看起来十分民主，甚至与美国的总统大选没有太大差异。从选举前对结果的访谈预测的公布，到选举时在电视里实况播出选举票数，其透明公开程度都让她十分兴奋。但没想到在确定原来的伊朗总统已获得2/3多数选票时，电视屏幕突然变黑，然后就出现了一朵玫瑰，从此定格。

第二天，国内电视停播，互联网上不去，电话也没有信号。她和家人只能通过非法渠道从国外的媒体上获得消息，得知全国各地抗议选举舞弊的活动已经达到高峰，警察通过子弹和催泪弹攻击市民，她如果上街的话，也将面临生命危险。此时，她在美国的母亲为她购买了返美的机票。她躲在外公居住的22层高的市中心公寓里，目睹窗外抗议的民众，听到各种呼叫声的时候，心里直感到内疚。她想，她小学时的伊朗朋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认命向独裁者投降，要么上街直面献出生命的威胁。而她却可以有“逃离”这些的第三个安全的选择。三个星期后，她终于拿到了机票。在出关时，她拿出了伊朗护照给警察检查，不料警察大喊一声，问道：“你的美国护照呢？”（她的伊朗护照上没有美国签证，被警察看出来了）她不知是凶是吉，就乖乖地拿出了美国护照。警察接过护照，沉默地看了一分钟，然后眼睛湿润地看着她说，“你真是个幸运儿”。

收音机里播出的这些由当事人亲自讲述的精彩故事，对我的震撼绝不亚于通过影视或多媒体表现出来的。口述的故事甚至给我更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自己去完成对影像的构造，因而在大脑里会有更深刻的加工，记忆会更长久。

如此看来，不仅讲故事不会变成消失的艺术，收音机也永远不会过时，至少对我是如此。

2014年1月于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