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墨的隐身
上世纪初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画大师们,在基础训练阶段就深厚地积累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西学东渐时又经历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当时还没有基础不好的“艺术大师”们加入忽悠,也没有跟随世人人云亦云。他们能够自我学习和分辨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深刻地认识到东西方绘画各自的优劣。到艺术成熟时期,作品既能明显地反应出扎实的笔墨传统,又能结合个性特征和那个时代特殊的奋发精神,创造出全新的艺术面貌。那一时期大家辈出,成就斐然,出现了如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李可染、林风眠等一大批绘画大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长的一代优秀艺术家们,有的继承了扎实的笔墨传统,有的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写实主义训练,有的合二为一而有所侧重,创造性十分明显。如石鲁、黄胄、赖少其等等。这两代艺术家的出生时间主要集中在1890前后到1930之前,姑且称之为“现代艺术家”。此前,传统功夫更加深厚,笔墨功夫更加精熟的黄宾虹,同样与时俱进,深入研究西方绘画理论和作品内在结构,将其融入自己的画法,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
这些现代中国画大师们的作品及其著述反映出基本的共同点至少有两点:一是对待笔墨问题高度重视,对笔墨的观察、传承、研究、领会、运用均极为深入;二是对待表达方式和形式问题高度创新,作品个性十分突出。
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传统中国绘画的发展极为缓慢,只有傅抱石、石鲁、李可染等当时力图创新,但少被人接受。一个明显的案例是,据张仃讲,李可染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课时,没有学生愿意听他的课。当时素描好的学生进油画系,差点的进雕塑系和版画系,最差的进中国画系和实用美术系。考生的文化成绩普遍不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改革开放之后成长的艺术家们,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基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限制,普遍存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不足,对艺术发展历程和整体性缺乏了解,视野不够广大等问题。绝大多数艺术家直接接受了5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西方古典主义素描和写实主义教育,由于早期颇具才华,在改革开放后大众美学认识能力普遍低下,传播渠道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以西方古典主义素描画得细和画得像的能力迅速赢得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欣赏,进而很快拥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占据了艺术作品和观念传播的主导地位。当时,吴冠中斥之为“开倒车”。
事情随后立即转化,在面对改革开放之后代扑面而来的西方各类现代思想,一些艺术家们又如饥似渴地跟随现代主义、后现代、现代后、波普、装置主义等等西方思想潮流,在缺乏牢固传统文化根基的情况下,如车轮一般旋转,快速地开展各种艺术试验。以艺术展览化和传播暴力化为支撑,在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来年间,以艺术圈为先导的社会出现片面西化的倾向。之后,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使社会美学教育进一步被弱化,含蓄、内敛、有深度的中国文化传统被广泛轻视。
到21世纪初,这样的文化表现方式达到极致,在传统美育能力和传统审美话语权彻底缺位,粗陋和表面化的美学认知成为主导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典雅的文脉传统基于强大的生命力,很快被大众重视。比如,二王、唐人、赵孟頫书法和宋元、四王绘画等古典主义传统被重新作为书画学习的典范。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一方面,从传播时段和路径看,微弱的文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由老一辈艺术家和学者小范围传递,或者在对传统较为敏锐,又接受过现代教育一代年轻人中隔代传递。虽然传递能力十分微弱,但随着当时年轻一代的逐步成熟,已开始在当代社会引领传统缓慢恢复。只是,在当时老的老,少的少,且不占据主流传播渠道的情况下,无力改变当时的主流审美认知;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变迁看,传统文脉并未在中国人内心完全断绝,随着年龄的增加,视野和阅历的扩大,认识能力和经济能力的增强,最有消费实力和眼光的一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的心理追求日益强烈,传统艺术消费日益增长,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绘画的视角转变和中国绘画本身的发展。21世纪初开始兴盛的中国拍卖行业,推动了这一状况的发展。
虽然在中国的当下已不再像中国传统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以极为敏锐和精微的方式,通过“物”去看“人”坚定、广大而丰富的内在世界。但是,一旦梳理历史则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不仅有像中国书画艺术那样,有经受过历史检验的客观物质形式存在,而且,中国传统有一种直通内在本质,有着极高文化内涵和极其复杂的技术标准;中国传统有一种恒定、独立而又自成体系的学问和方法,并不会因此前一段时间的轻视而毁灭。她,只是暂时退到了幕后。
众所周知,评判一种艺术的高低,既要看其技术难度,又要看其创造性。只有在一定技术难度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才有价值,否则三岁小孩天真浪漫的涂鸦之作就会赛过大师手笔。对于中国绘画,尤其是中国文人绘画而言,所谓的“技术”问题最主要就是笔墨。因为中国传统中的笔墨不仅包括使用毛笔的技巧、墨色的丰富性,以及对二者的有效掌控和通过观察笔墨能看到那个中国画家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人们常常惊讶于小孩子们书画作品的单纯和自然,是因为孩子们在自心干扰和障碍较少的情况下,能够遵守符合规则的用笔和用墨方式开展书写和绘画,孩子们的作品往往还能看到强大的生命力和不矫揉造作的笔性。但是,孩子们的技术还远远不够熟练,技法也远远不够丰富。随着成长,在有可能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同时,孩子们也不断受到世俗风气的污染,真诚而单纯的气质逐渐消逝,规范的笔墨方法逐渐丢掉,渐渐沦为十分普通,甚至小气、庸俗,乃至恶俗的人,书画作品会直接反应这个“人”。这种“伤仲永”的情况屡屡发生,令人扼腕。
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现状正是如此。很多人在年轻时就丢掉笔墨这一基本追求和原则,未能深入介入和笔墨内涵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化,开展有深度的学习及研究,长期以来以“技法”或者“技术”这个词简单地替代“笔墨”。艺术的深刻性和眼光甚至落后于日本、韩国一些对中国文化有研究的学者。在地位日益提升,名誉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只知自我,遗忘历史,抛弃了根本。在一些“伪艺术家”的推波助澜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深刻地理解和使用“笔墨”这个传统词汇,包括那些披着“传统”外衣的人们。而且,在笔墨基础不够扎实的情况下,就过早地开始了对“创造”的追求。下面观点可以看出,深入传统,解决基本线条问题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一、李可染自述,学习素描用了2年,学习线条花了10年;二、陆俨少认为,深入传统至少需要20年,走出传统也需要20年。这些天才画家尚且如此,那么在心境浮躁、技法笨拙、胸襟狭隘的时代影响下,究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功夫就更难说了。
在深入中国传统难度很大,中国整体社会环境忽略传统多年的情况下,真正能得到传统滋养,坚持深入传统的概率于是变得很低,也就更不敢对最后能了悟传统的概率做出判断了。所以,当代中国能够对后来者进行提醒的人其实已经很少。在身边的艺术圈无人提醒的情况下,于是遗忘了中国书画优劣的评判应该是通过“笔墨基础”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的综合衡量才能展开。而这样的评判与衡量,更难的是具备历史性的眼光。我们知道,只有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才会有价值,否则就只是小孩子的游戏。因此,对“笔墨”和“创造”的认知应该从历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