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角助名

在张明山先生18岁时，他的作品风格已经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了。作品的形制已经不再是十厘米的小摆设了。

这时，他的作品形象已经是后人所熟悉的样式了，高度由30厘米到40厘米，人物写实功力深厚，形象逼真，色彩写实而雅致。

此时，他的名声也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力了，不仅在天津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北京甚至南方都有很大的知名度，而天津地方特有的语言文化，也用“泥人张”先生来称呼他，这也是天津父老送他的一个“艺号”了。

这时，他的作品不再由父亲销售，而是采取了例来画家的闲云野鹤的生存方式。在家中将书房命名为“溯古斋”，在斋中作画、塑像。此时所做的塑像数量并不多，其中大多也是送与朋友的，并不销售。偶有慕名前来的客人，则有固定润格，价格不菲，也不还价。

在市面上的文房店、画店，也有购入一两件，既可陈设展示，也可加价销售。这两种松散的销售方式，是当时作品销售的主渠道，但也是有可观的收入的。

在当时，用声名鹊起来形容张明山成名的状态，一点儿也不为过。在那个基本还没有宣传媒体，全凭口碑传播的年代，18岁便声名远扬，实是令人惊奇。

这种名声的广泛传播，不得不说，这得益于当时的天津在文化上的特别之处，既是商贾云集之地，又是东西文化交流、工业金融兴盛之所。

除此背景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推手，便是当时各地演出的戏曲名角了。

在当时，对这些戏曲名角的追捧、推崇，是一项共同的重要文化生活，而且，还有许多人以模仿学习为乐，也就是票友。所以这些名角儿，每到一地演出，往往热闹非凡，他们的演出便成为城市中的文化焦点了。

我父亲和我讲，张明山、张玉亭都爱看戏，他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差不多是上午创作、画画或是做泥塑，下午便去茶馆喝茶聊天，然后便接着去看戏了。在喝茶、看戏时，便在手中用泥土捏出感兴趣的人物形象，后来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后不好意思或走开，他们还特意将衣袖做宽，在袖中用泥做小像，所以又有袖中捏像之说。就这样，他们生活得很规律也很自在。

这种工作方式，开始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但久而久之，张明山袖筒藏泥，袖里捏像的故事如神话般到处传开了。

关于张明山如何去戏馆捏像，这方面的零星材料，过去大小报纸的记载是很多的。1947年2月20日在《大公报》的“天津人物志”纪念张明山的文章中曾这样描写他：“……至其如何工作？不过在观戏时，即以台上角色，权当模特儿，端详相貌，别取特征，于人不知不觉中，袖中暗地摹索。一剧未终，而伶工像成；归而敷粉涂色，衬以衣冠，即能丝毫不爽。”“宋金元雕塑艺术，虽各具神妙，但触手成像，酷肖逼真者，则唯有天津泥人张氏。”

张明山和众多的京剧名角儿都有过接触互动，这些京剧名角儿也着实帮他扬了名。

最早的便是京剧名家余三胜了。

这位余三胜先生，是京剧形成初期的演员，工老生，在道光咸丰年间和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梨园三鼎甲”，代表剧目为《黄鹤楼》《捉放曹》等，而之所以艺名为余三胜，是来源于其额头上的三道皱纹，清晰明显，演出时在人物的情绪塑造上富有表现力，故人称“余三胜”。

这位余先生，有一年来天津演出，一时间，其演出成为坊间的一个重要话题，人人皆慕名求票，望一睹真容，但是，毕竟戏票有限，不能各尽人意。

此时，便有商家应时应景，推出了以余三胜先生为内容的肖像画和泥塑肖像，这些文创产品在今日仍可见其踪迹，作为艺术衍生品的一种，利用原生艺术品的美学特征、文化元素等，对原生艺术品解读和重构，从而形成新的功能与美学价值。

近年来，以历史文化积淀为根基的博物馆频频推出类似别出心裁的文创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在产品价值的创造上也相当成功。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朕知道了”纸胶带，以其霸气、幽默的方式，集文物知识与时尚趣味于一身，形成独特性，一时风靡海峡两岸。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朝珠耳机，创意则是将朝珠这一清代宫廷特有的物品与现代时尚产品相结合，佩戴时外观为整圈朝珠，肩部两侧延伸出入耳式耳机，底部为插口接头，体现出复古、时尚、实用的特点。

这些都是将历史文化与现代实用功能相结合的成功文创产品，通过这样的重组和转换，文创产品拥有了新的附加价值。

而用电影中的形象、印制的海报、出版的画册图书，如果制作为模型手办、布偶玩具，也许一样会成为影迷的珍藏品。我的儿子特别喜欢电影《星球大战》，虽然只在影院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买的相关书籍和玩具，其花销已是电影票的数百倍。以一个文化产品的衍生品作为盈利的重点，已是现代文化品经营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在清代，有些商家早已对此驾轻就熟了。当年余三胜的肖像画和泥塑肖像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戏曲衍生品，与现在的文创产品别无二致。我个人认为，除了肖像权保护不如当今之外，其余经营心机、作品品质、社会影响、经济收入，都值得当今从业者学习。

这些肖像、塑像，推出之后，因其作者水平不一，一时也成为画师塑师的演武场，天津公众的评论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逞口舌、直抒胸臆的机会。在茶馆中，在聚会中，总会听得到谁谁的画像或作像，真像，而另一人则驳之，那你是没见过谁谁谁的，现在就在哪家画店放着，那才叫像。

而此时18岁的张明山，也应一个画店的朋友之邀，应景做了一尊余三胜戏装像。他发现，市井上的画像、塑像，都很突出地描画了余先生额头的三道皱纹，于是他偏要与众不同的性情又显现出来了。他专程看了余先生的演出之后，在作品中，偏偏淡化了这众人皆知的人物特征，而采取对人物骨骼的把控，对人物面部五官的描画，尤其是情绪神态的描绘，刻画塑造了一尊“余三胜戏装像”。

这情绪神态的描绘说来简单，却很要功力。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前面有一个熟悉的朋友在走路，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身体轮廓和走路的动态，便一下认出了他。这种对人物整体感觉的把握能力，非一般画师可比，而在后代雕塑家中，也少有所见。

但这对善于评论、眼界高调的天津民众来讲，可是不会漏掉的佳作，作品摆出之后，一时众口皆赞，其风头甚至超过了余先生的演出。天津市民对优秀的人物，绝对的推崇、捧场，绝不吝惜夸奖之词，甚至会将夸奖说的是否能引起别人的惊奇，当作自己的追求。

后来，这件在张明山先生18岁时所做的余三胜先生的肖像，也被当作他的成名作了。

在戏剧界还有一位名角，主工的是丑，名字中也有个“三”字，叫“刘赶三”。之所以称他为“赶三”，是因为他同时在三个戏班赶场演出，所以人称刘赶三。这刘赶三，也是天津人，从小读书很用功，不到20岁，已颇有才学和名气，因屡考不中和颇爱学剧而下海成为专业演员，这和张明山颇有相似之处。从刘赶三身上也可以看到天津人的典型性格，不畏强权，敢说敢讲。比如，刘赶三常常入宫为慈禧演出，而观戏时，慈禧太后端坐堂中，而皇帝光绪侍立一旁，犹如仆人一般，这让刘赶三甚为不平。

一次在演《十八扯》时，他扮演其中的孔怀，一会儿演大臣，一会儿演皇帝，忽然之间，就加入了一段自己的念白：“别看我是假皇帝，还能有个座位，那真皇帝，天天侍立，何曾得座呢？”此后，慈禧为掩众人之口，从此允许光绪坐着看戏了。此等胆量与做派，让其屡遭迫害，但其仍我行我素，不易其行，让一些人又怕又敬，而民间则对其这种当场抓哏，插科打诨，借题发挥的演出，推崇不已。一旦有这种即兴演出，那现场所说的话题，必成为京津两地戏迷津津乐道之内容。

而有一次，刘赶三在天津演出，台下已座无虚席，大家都在等待其出场，而当他刚一出场亮相之后，忽然又急匆匆地跑回后台，过了一会儿，才又探头探脑地出来。出来之后，他跟大家说：“真抱歉，刚才呀，我一上台，忽然发现泥人张先生坐在前排呢，我就怕他把我这个丑相给捏上，所以呀，赶紧就跑回去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博众一笑的插曲，但是，这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远远比现代广告代言人的影响力要更可信、有力。众多京剧名角儿与张明山先生的交往，都为他的名声推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也有名角儿上门求像，引为佳话。

这位上门求像的名角儿就是谭鑫培，艺名小叫天，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专工生行。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京剧老生都宗法于他，世称“谭派”，他创造的谭派艺术多方面地代表了我国戏曲的传统风范。

谭鑫培本不喜欢人家给他照相或塑像。但有一次他到天津演出，慕名上门拜访张明山，并请其为自己做像。

两位落座寒暄之后，张明山说：“久仰谭先生大名，在下非常喜欢听京剧，但一直没有耳福听您的唱，能不能恭请先生在这里清唱一段？”

对于谭鑫培谭老板来说，有个习惯，无论见多大的官，绝不能不装扮清唱，然而当天谭鑫培当即说：“我今天破自己的规矩，我在这儿给您唱一段，您欣赏一下。”

清唱结束当口，张明山从袍袖下面拿出一个活灵活现的泥人：“谭兄，请看！”谭鑫培人像就此制成，不仅毕肖真人，且风采神韵俱佳。

谭鑫培一直对此事记忆深刻。后来写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成为艺人之间的趣话。

随着与各业名家的交流，张明山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但也少不得树大招风，引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