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增长的来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

第一节 印度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

近年来印度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使得人们对印度经济的前景相当乐观。而面对中国经济这一榜样时，则有不少人产生疑惑，为何印度经济增长不及中国？然而，印度经济增长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第一，印度的快速增长不是以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为基础。第二，印度的投资水平只是中等，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不显著。同时，虽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渐增加，但文盲率依然很高，人力资本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印度的经济增长在三个产业中是如何分布的？要素投入（就业、物质资本和受教育程度等）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哪一个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服务业增长的来源是什么？服务业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吗？印度是否应该仿效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制造业和出口？

一、整体经济增长及其来源

实证研究生产率增长的方法很多，多数分析沿用两个路数，增长会计法或者直接的计量经济学估算。两者都是基于总生产函数的概念。增长会计法结合了生产函数和竞争性市场的假设，因此运用收入份额来衡量要素投入的贡献。这种方法旨在识别各种要素的贡献以及残差（即全要素生产率）。而计量经济学方法旨在探寻可以替代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并且不依赖于竞争性市场这一假设。

多数实证研究重在衡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超越资本和劳动力等影响经济增长的近因，将经济的长期增长来源与制度、法律及地理条件联系起来。在这些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技能被视为内生，最终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博斯沃思、柯林斯和维尔马尼依据增长会计法，计算出1960年至2004年印度经济增长的来源（见表3-1）。印证了广泛流传的观点，即1980年以来，印度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年以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明显加快，其年均增长率从1960年至1980年的3.4%增加到1980年至2004年的5.8%。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至1980年期间，几乎全部的产出增长都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1980年以后的增长，则更多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1980年之后实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

然而，新增就业机会并不多。单位物质资本和单位人力资本只有温和的增长。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就业没有明显增长并不令人惊讶。但资本的缺乏，却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形成鲜明对照。东亚经济体在相应的快速增长时期，出现了显著的资本深化和教育程度的提高。

表3-1也显示了单位产出（output per worker）的增长，从1973—1983年的年均增长1.8%，增加到1983—1987年的年均增长2.4%,1987—1993年的年均增长3.2%,1993-1999年的年均增长5.8%，显示出持续改善的趋势。198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并保持较高水平。1999—2004年经济增长率减缓，主要原因是2003—2004年农业遭遇大旱。2005—2006年以后的三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左右。1993—1999年期间，单位资本增加的贡献为年均2.4%，这与东亚经济体快速增长时期的经验相似。自1999年以后，印度的资本深化减缓了。

表3-2比较了印度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如表3-2所示，1960—1980年，从总产出和单位产出来看，印度的增长不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不及中国。尽管印度单位资本增加的贡献可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相比，但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比较低。

与此相对照的是，1980年之后，印度的增长超过除东亚之外的地区，年均增长率比工业化国家高出2%。当印度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高时，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都陷入低迷了。尽管印度资本积累的贡献比中国及东亚低很多，但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

二、主要部门的增长及其来源

表3-3总结了印度主要部门的增长情况。就农业而言，1960年—1980年的单位产出年度增长率（0.1%）与1980年—2004年（1.7%）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示出绿色革命的成效。伴随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技术的引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1960年—1973年的-0.2%跃升至1973年—1983年的0.9%,1983年至1999年更增加到1.2%。

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农业部门的就业持续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多数都经历了农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印度农业的就业比重相对较大。不过，印度农业在增加值中的比重与其他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相似。

从表3-3可以看到，1980年以后，工业产出也加快增长，但不及经济的整体增长。就业增长了0.3个百分点，年均达到3.4%，但单位资本的贡献还是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回报为中等。尽管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追溯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但比照国际标准，还是较低。表3-3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在1987—1993年增长最快，随后有所减缓。

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低增长，并不令人惊讶。根据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多数都是如此。显然，在最初阶段，工业效率低，生产率有增长的余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吸收工业化国家现成的技术，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倾向于最小。尤其是，假如在全球市场上购买必备的资本和技术，再结合自身的低成本劳动力这一优势，产出也面向全球竞争市场。这个过程不能产生大的生产率剩余——或者说大的经济租。既然缺乏效率的生产商逐渐被淘汰并淡出市场，那么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就更容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此情况下，从经济总量的层面来看，资源在产业间的转移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中国相比，印度工业部门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尤其是印度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依然很低。提高生活水平需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当前农业部门中就业不充分的庞大的非技术工。在当前阶段，印度应优先考虑的是创造工业部门的就业，而不是提高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注册和未注册的制造业占工业的一半，但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如表3-3所示，制造业的增长模式与工业整体增长模式相似。两者在80年代都加速增长，制造业的激增更早一些，约在1983—1987年。1999—2000年前后资本贡献的大变化，反映了90年代中期的投资高涨以及随后的低迷。

1993年以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缓，但2001年以后增长显著。90年代早期和中期，印度削减了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加剧了国内制造业和采矿业的竞争。因此，在最初几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随着旧资产的折旧和新技术的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稳步增长。90年代中期的产能过剩放大了这一循环，导致了90年代末产出和资本积累的衰退。过剩的产能近年来已被大量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一直低于整个工业，表明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快于整个工业。也表明制造业部门变得更为资本密集。

表3-3显示了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是印度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增长一直快过工业。自1980年以来，服务业产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6%，比1980年之前增加2.7%。服务业的就业年均增长3.8%，基本与工业持平。但单位资本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小于工业，服务业单位产出的增长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年均增长率为2.7%。服务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三次产业中提升最快的。1983—1987年期间，服务业的单位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加速增长，随后减缓，到1993年之后再度加速增长。

图3-1是各产业部门和整体经济年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趋势，显示了198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中的作用。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很显著。图3-1也显示出过去25年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几乎没有减退的迹象。

表3-4列出了服务业各部门的增长情况以及对服务业整体增长的贡献。服务业可以分为现代服务业（如通信、金融、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和传统服务业（如贸易、交通、公共和个人服务）。印度擅长于通信、金融和商业服务，因此这些领域受到的关注较多。表3-4显示，这些部门的增长确实十分突出。商业服务在服务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只有5%。1980年—2004年之间，现代服务业在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

实际上，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基础非常广泛，包括了贸易、交通、社区及个人服务。这些领域的增长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一般而言，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十分有限。但IT技术的发展及其渗透使现代服务业突破了这一传统特点。另外，教育和政府服务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三、资源再配置效应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是资源的重新配置（reallocation effects），即从生产率相对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相对高的部门。一般而言，这是指劳动力从就业不充分的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表3-5显示，印度工业和服务业的单位增加值是农业的四到五倍。因此，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将提高生产率和平均收入。如表3-4显示，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快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也经历了更大程度的资本深化。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当然，将剩余劳动力从印度农业中分流出来，还有很大的余地。

表3-5和图3-2显示出要素的重新配置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1980年之后，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致为每年1%，并且近年来这一贡献日益重要。

四、资本积累

近年来，围绕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产生了不小的争议。杨（Young）分析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科里诺和罗德瑞古兹·克莱尔（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则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很大部分是由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诱导而成，由此高估了作为外生变量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胡尔腾和斯瑞尼瓦萨（Hulten and Srinivasan）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对1973年至1992年印度制造业的增长。伊斯特尼和列文尼（Easterly and Levine）则认为各国经济增长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积累。贝尔兰多（Baierand）的观点与此相反。博斯沃思和柯林斯认为，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无论资本积累是外生变量还是被诱导而成，它对经济增长都必不可少。而资本积累来源于国内或国外储蓄。

另外，教育的作用也富有争议。许多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伴有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伊斯特利和普里切特（Easterly and Pritchett）则质疑教育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的联系。

前述增长会计法表明，依据国际标准，印度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贡献都相对温和。印度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但比起东亚经济体的类似发展阶段，印度总体受教育水平低。印度目前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只相当于其他亚洲国家25年以前的水平（见表3-6）。

当前，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平均受教育程度远远超过印度。表3-7显示了1960年以来工人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表3-7的第一行表明，劳动力中的文盲已经大幅度减少，1961年曾高达72%，当前约为40%。完成了高级小学学业的工人大约只占14%,6%有大学学位。如果将分析限于2004年的24～34岁，中等教育程度或以上的工人比例仅上升到25%，而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是20%。这表明较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速度缓慢。

同时，与其他增长强劲的国家相比，在印度受教育能获得很好的回报。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第38次（1983）、第50次（1993—1994）、第55次（1999—2000）和第60次（2004）的就业调查数据，所做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关系的回归估计，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收入明显增加。

而从各层次教育程度的年均边际收益来看，初等教育所增加的回报明显低于平均回报，而一旦完成中等教育（10年或12年），则回报大幅度跃升。20世纪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额外回报很低，但2004年该回报已经快速上升。这证实了以下观点：印度在早些年过度投资高等教育（如工程师），导致大量印度工程师去往海外。而近年来回报的提高则反映了印度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高级熟练工的稀缺。

印度的经验也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帕查拉普拉斯和帕瑞诺斯（Psacharapoulus and Patrinos）的分析表明，从全球普遍看来，完成初等教育的回报最高，再往上，回报将略微下降。这个发现有助于促进公共资源向初等教育和扫盲教育倾斜。然而，也需要更多的努力以保证学生完成中等教育。实际上，性别差异严重影响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在较低的教育程度上，妇女尤其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妇女能完成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其收入将相应增加。研究表明，完成中等教育以提高收入，对于妇女的作用尤其明显。

印度国内对教育体制的批评与国外对印度教育的普遍赞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许是因为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移居海外，为印度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印度必须改善其基础教育，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增长会计法显示，单位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小，这令人担忧未来印度是否有足够的资本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几项研究认为，印度储蓄率和投资迅猛上升，表明资本积累不是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

按照印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整个国民储蓄由公共储蓄、公司储蓄、居民储蓄三部分组成。

图3-3显示了1970年至2001年国民储蓄及其三个部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国民储蓄率增长迅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其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居民储蓄。公共储蓄增长在90年代末期是负数，近年来才有所提高。公司储蓄（留存收益）在1995年之前大幅增长，但那以后一直停留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5%。

印度国民储蓄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居民储蓄。总居民储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增加到2000年前后的25%。在70年代，居民储蓄的2/3是物质储蓄（physical saving），即房屋和自营建设（own-account construction），其中多数不通过金融机构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70年代初的4%上升到2000年的12%，并占了居民储蓄的一半。金融储蓄可以用于其他产业的融资。

图3-4显示了投资的构成。与图3-3对照，可以看出，私人公司和公共部门的投资都远超其储蓄。居民储蓄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总投资的增长主要集中于居民和公司，公共部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投资的增长大部分可归因于私人非公司企业的投资增长。

表3-8是公共部门的储蓄和投资。从中可以看到，公共部门的低储蓄率主要原因在于行政预算大量超支，而不在于公共企业。收入缺口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出现，此后稳定增长，在2001年至2002年达到高峰，占国民收入（GNI）的6.6%。近年来，行政预算赤字已削减了一半。公共企业的储蓄增加，2003年至2004年整个公共部门的储蓄转为正数。

公共企业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增加，但是随后逐步减少。行政预算中的投资一直很低，大约为国民收入的1%～2%，另外，表3-8也显示，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其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偏低。

伴随投资转向使用寿命更短的机器，资本消耗补偿（capital consumption allowances）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抵消了自1980年后25年来总投资率的增长。2000年至2004年，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17%。总资本-产出比率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表明当前的资本形成率足以支撑年度6%～7%的经济增长。

那么，印度的储蓄率是否成为其经济增长的瓶颈呢？笔者认为不会。理由是：第一，居民储蓄率在上升；第二，印度可以支持较高的外国储蓄，尤其是较高的外国直接投资；第三，公共部门的储蓄有很大提升空间。

另外，还可以看一看印度的贷款利率。表3-9显示，真实贷款利率波动较大，但没有持续上升。20世纪90年代末贷款利率的升高，主要是对通胀率急剧下降的短期反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5%～7%的贷款利率并不算高。

综上所述，印度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储蓄率低，而在于投资激励不足。因此，印度应该在改善投资环境上下功夫，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修改僵化的劳动法等，以此来促进投资。

五、小结

印度仍然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提高总体生活水平依然是发展中的优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一，印度必须拓宽其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不是集中于现代服务业。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快速增长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农业就业比重偏高。因此，印度应进一步快速扩张其制造业，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私营部门的投资，并扩大产品出口市场。

第二，印度必须尽快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这需要重视初等和中等教育。

第三，印度的总储蓄率不及东亚经济体，但是印度的居民储蓄率增长快速。随着收入的增加，印度居民储蓄率将进一步增长。同时，印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还有较大余地。1970年至2003年，每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据菲利普·莱恩和吉安-玛丽亚·美乐斯·菲瑞特（Philip Lane and Gian-Maria Milesi Ferrett）估算，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公共储蓄率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公营企业经营不善，需要大量补贴。而且，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之后，近年来地方政府也出现了预算财政赤字。总体而言，未来印度有足够的储蓄用于投资，支持其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