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激杀》补白

人民的希望，具体而言——人民的想要过好日子的希望，从来都是寄托于国家的，而且只能寄托于国家。古今中外，这一条乃是一个道理，不是什么真理。只不过是一个道理。一个普通而又简单得明白无误的道理。普通而又简单得连弱智人不弱智的那一会儿都能明白。因为人民是一个何其广大的概念啊！中国人民更是一个何其广大的概念啊！中国人民与中国，好比森林与山地的关系。倘山地的土壤缺少水分又缺少有机化合物质，森林是茂盛不起来的。有一般植物学知识的人又都会知道，土壤中的水分和有机化合物质，又与植物本身的生长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植物的根须不但有吸收水分的条件要求，也还得有善于保持住水分的本能。而有机化合物质，则是直接从植物而来的。

一个人的希望，具体而言——一个人想要过好日子的希望，却可以寄托于五花八门的方面，却可以通过五花八门的寄托去实现。比如儿女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父母，父母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儿女；女人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嫁一位“大款”丈夫，男人将这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傍”一位富婆；盗贼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偷盗，贪官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贪污；应届高中毕业生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考上名牌大学，硕士博士们将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到国外去当或在国内当国外某大企业大公司的“白领”……

人人都有权力将自己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林林总总的“托望体”。只要不像盗贼和贪官那样去犯法，便是没谁干涉得着的事儿。

《激杀》中的韩德宝，将自己过好日子的希望，包括自己儿子那一辈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他的日本老板松井石根先生。全无任何的丝毫的保留地寄而托之。尽管后者不过是生产抹布和拖布的日方老板。正如有人将自己的灵魂有所归宿一样。但松井石根先生，并不那么乐于充当韩德宝的“托望体”。于是便使此篇小说注定了悲剧性，便有了韩德宝的希望终于破灭和他自己的人生走向毁灭的教训……

细思忖之，韩德宝何尝不是一个“成功”者呢？起码，一度是一个“成功”者。尽管，他的“成功”一开始便埋下了可忧可患的种子——他的日本老板清醒而又老奸巨猾地认识到，一个像他这样肯于心甘情愿地帮着日本人对付中国政策的中国人，是根本不值得信任的。但他的“成功”的失败，却是一些中国人——他的同胞们的合谋陷害的结果。他们在获得松井先生的重用和反抗他的独裁两方面智商都力有不及。但整治韩德宝，却又能“群策群力”“同仇敌忾”，轻而易举地就将他整治得一败涂地了……

这让中国人细想一想，真是不禁悲从中来呀。

谁说我对韩德宝没些同情呢？

我对他的同情，仅仅源于他的那些同胞，当然也是我的同胞们的厌恶。由厌恶什么而引起的对另外什么的同情，不过是一种“不走心”的同情。“不走心”，只“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