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双重反转（代译序）

美国革命的影响无远弗届。它的发生和胜利不仅是十多年后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先声，也成为20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启迪和鼓舞。多少争取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热泪盈眶地诵读《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了破坏的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多少在旧大陆受到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革命斗士远渡重洋，去膜拜纽约港自由岛上“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教科书上往往更偏爱称为的“美国独立战争”（又称“美国革命”），仿佛“美国”在战争发生时已是既存事实，像爱默生在《康科德颂》（The Concord Hymn）中吟咏的，“耕农们在这里揭竿而起，那一声枪响传遍了世界”。仿佛在“一声枪响”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战争的两方已然壁垒分明、严阵以待，揭竿而起的一方代表正义的、进步的、必将胜利的被压迫者，而另一方毫无疑问是邪恶的、反动的、注定失败的独裁者。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会在每年7月4日这一天倾听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让两个多世纪前那场正义压倒邪恶、进步遏制保守、自由战胜压迫的革命及其胜利激起心头的一腔热血。

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一书中反转了这些关于美国革命的传统叙事。她指出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内战”，在革命发生的那一刻，交战双方，“爱国者”和“效忠派”，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无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我们描述过怎样闪闪发光的自由理想，它首先是一场尸山血海的鏖战，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意味着暴力肆虐、枪林弹雨、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亚桑诺夫在本书开头阐述了“谁是效忠派”这个问题，揭示了几个我们从未了解、关注或思考的事实。

普遍存在的观念认为，效忠派是一群“保守精英”：身份优越，家有良田，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言之，既然是独立和革命的对立面，他们就一定是有产者、压迫者、独裁者、暴君或者他们的代言人。亚桑诺夫教授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事实上，历史学家估计，美国殖民者中始终效忠国王的人数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效忠思想广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跟他们那些爱国同胞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儿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他们可能是王室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面包师、木匠、裁缝和印刷商。他们中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既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还有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就是说，“效忠派”并非一个先验的概念，不是一小撮人的先天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是效忠派，而是一大群人因选择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而成为效忠派。效忠派的构成复杂多样，他们作出效忠选择的逻辑也大不相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虽然不是专制政权的朋友，也支持帝国改革，却无法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出生在马萨诸塞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雅各布·贝利（Jacob Bailey）认为，他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对他的教会元首效忠，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但很多人持效忠立场并非出于家国大义，只是个人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觉得最好还是跟着那个熟悉的魔鬼。他们认为面对大英帝国全副武装的军队，北美外省叛乱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还有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广泛存在，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殖民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要更有前途。还有人，例如留下了回忆录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Elizabeth Johnston），以及革命发生时年仅5岁的凯瑟琳·斯金纳（Catherine Skinner），则根本没有选择，只是因为父辈是效忠派，她们就被革命的洪流裹挟，半生流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最是出于“逐利”考虑而采取效忠立场的人群，当属在殖民地（乃至美国独立后很久）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黑人和北美印第安人。革命为十三殖民地的50万黑奴提供了一个动人机遇，英方提出，同意参战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2万名奴隶把握住这一承诺，从而使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内战之前最大规模的北美奴隶解放运动。革命同样为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提供了一个难以推却的选择。经历了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几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蚕食，好几个印第安部族，特别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选择与大英帝国结盟。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美国革命的历史也更多是限定在美国疆域之内的叙事，忽略了革命发生时根本不存在“美国”，独立后的年轻共和国亦前途未卜。亚桑诺夫教授的这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则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那场革命的失败者，尤其是循着选择与失败者同一阵线，并在战败后选择继续跟随失败者的那些人的足迹，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中的胜与败、善与恶、进步与保守、自由与束缚。英国战败，与独立的美国签订《巴黎条约》后，每一位效忠派都要作出去留的选择。为捍卫帝国的荣誉，英国提出那些无家可归、面对爱国者持续暴力威胁的效忠派可以选择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殖民，大英帝国将为这些殖民者提供免费通道、供给和可耕种的土地。于是大约60000名效忠派（包括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离开了美国，前往英国本土、加拿大、加勒比地区、西非乃至印度。

除了向效忠派承诺提供保护、供给和土地之外，在前往英国本土的效忠派，尤其是中上层阶级效忠派的游说下，英国议会在1783年7月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在北美刚刚结束的这场纷争中因为忠于国王陛下并依附于英国政府而导致权利、财产和职业受损的所有人士的损失和贡献”。这就是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将力求证实每一位索赔人对帝国的忠诚，查明其财产的价值，并就赔偿金额提出建议。效忠派赔偿委员会的索赔申请截止日期原定在1784年3月，后来又延长到了1786年。最终，英国政府总共支付给效忠派3033091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亿英镑；2291位效忠派收到了对自己所丧失财产的赔偿金，另有588人收到了政府补贴，算是弥补了他们的损失。虽然除了少数人，大多数普通人得到的赔偿金都微薄得令人失望，可以说单是亲自到英国本土向委员会呈交证据这一条，就排除了大量无力支付路费的穷人，黑人和女性索赔人更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在1780年代，公共福利跟现代福利制度几乎毫无可比性，这一救济项目毫无先例可循，不得不说赔偿效忠派的做法是捍卫大英帝国荣誉的一大壮举。亚桑诺夫写道：“效忠派的存在本是在提醒世人帝国的失败，多亏了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变成了骄傲的资本，变成了英国人慷慨丰厚的证明。”效忠派赔偿委员会成为现代国际援助组织工作的重要先例和先驱。

与此同时，看到黑人效忠派流落英国街头的苦难生活，1786年初，伦敦著名慈善家乔纳斯·汉韦（Jonas Hanway）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了“穷苦黑人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起了帮助黑人效忠派及其饥饿同胞的筹资活动。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发生在当时废奴运动日益兴起的英国，对黑人效忠派难民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长期影响。后来他们看到，为黑人设立施粥厂和诊所只不过是权宜之策，既然白人效忠派可以去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何不让这些黑人效忠派也去碰碰运气，还可以去个更为暖和的地方，比方说西非海岸，那个他们的祖先被掳走的地方？于是短短数月之后，一支舰队在格林威治启航，把穷苦黑人送到塞拉利昂去做拓荒殖民者。其后在1789年4月，约克郡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议案。亚桑诺夫认为废奴主义的兴起和英国奴隶制的废除，与英国永失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革命不但使得50万奴隶离开了大英帝国，还移除了一个重大的利益集团，即美国奴隶主阶级。如此一来，废奴主义者们就能在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自觉的道德评判，英国在1772年的“萨默塞特案（Somerset Case）”之后即判定拥有奴隶为不可执行之非法行为，而在“自由照耀世界”的美国，奴隶制仍然得到宪法的保护，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中期。

通过英国政府对效忠派难民的保护和赔偿承诺，亚桑诺夫教授总结出大英帝国“1783年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明确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所谓“1783年精神”，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所高扬的致力于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1776年精神”相对，而是致力于威权、自由和全球扩张的精神。亚桑诺夫认为，英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却经受了美国共和制异见的考验，战后对效忠派各项事务的处理更使它拥有了一套现成的做法和政策，在不到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英国祭出了王权和稳定等级制度下的有限自由模式，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抗衡，并最终获得了优势。这一切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那就是为什么美国革命是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惨败，然而它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大大挽回了颓势，它的势力在世界各地重组、扩张和重建，蓬勃的活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如果认为效忠派大流散只是一群顺从的效忠派难民在英国的保护下前往大英帝国的各个领土，在那里以帝国臣民的身份重建家园、安居乐业，你就错了。这引出了本书历史叙事的又一重反转：北美效忠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反动保守派，许多人在十三殖民地时就主张帝国改革；在随后去往大英帝国各处的大流散中，白人和黑人效忠派难民为当地带去了美国的革命价值观和政治观，在各地英国当局的家长制政府看来，这些难民和他们留在美国的爱国者同胞一样桀骜不驯、难以管制。面对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帝国承诺与实际履行之间的差异，效忠派难民在各地诉诸英国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高声反对违宪行为，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运用了印刷媒介、请愿手段和法律。他们在英属北美进行了探索帝国可能性的实验，开启了关于帝国权力的性质和界限的争论，推动了当地的宪政改革以及后来《加拿大法案》的通过。他们在巴哈马群岛掀起了暴动，口号是“不羁之民，没有主人”，随时准备必要时抄起棍棒和刀枪，与总督彻底决裂。他们在塞拉利昂围绕着土地分配问题争论不休，与派来管理他们的政府吵个不停。这些“忠君”的效忠派从来就不会不假思索地“忠于”自上而下的指令，在权利和代表权等问题上与统治者偏威权主义的风格截然不同。效忠派难民把关于权利的话语，把这些“革命”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带往帝国各地，成为当地政治景观和大英帝国历史变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

这是一本充满趣味和智慧的历史研究作品，对貌似熟悉的历史，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充满另类、偶然与惊喜。它的标题“自由的流亡者”，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为诠释这个悖论，不妨回顾一下本书中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细节。1775年11月7日，时任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的邓莫尔勋爵发布公告，宣布“凡（叛乱者名下的）契约佣仆、黑奴和其他人等，只要能够和愿意拿起武器加入国王陛下的部队，将立即获得自由”。公告发布后两周之内，据称就有200～300名奴隶加入了英军的战斗队伍。这些黑人士兵参战时戴着统一的胸章，上面铭刻着“给奴隶以自由”，这是一个让鼓吹自由的白人爱国者们毛骨悚然的口号。乔治·华盛顿名下的好几个奴隶都从弗农山庄逃到了邓莫尔的舰上。弗吉尼亚议员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几个奴隶也跑了，这位因著名的战斗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而留名千古的爱国者宣称，邓莫尔的公告是北美人应当宣布独立的原因之一。

马睿

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