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1941年新年前夜，离珍珠港事件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史迪威写信给我，祝我新的一年幸福快乐，还捎来了“赤红儿”多恩的口信：“如果你有办法让我们被派到中国去，那么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好吧，事情并没有朝此方向发展。史迪威当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德堡（Fort Ord）掌管第七师的一名少将，但是七个月后他升任为第三军司令。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周之后，他就被调往华盛顿。“赤红儿”多恩作为他的副官一起前往。史迪威在陆军部（War Department）得知，他将负责美国当时的第一波进攻计划：在法属西非的某地登陆，行动代号为“体操家”（GYMNAST）。

圣诞节后不久，我和史迪威、“赤红儿”一起吃饭时，还对此并不知情。他俩暗示我，他们会去海外，但不是去中国。饭后我问多恩，即使他们没有被派往中国，我能否去中国呢？

“赤红儿”回答说，他觉得可以这么安排。我之前曾建议，我可以当史迪威将军的外交专员，或是担任类似于大使武官的职位。

1月初，美国最高统帅部（American high command）开始怀疑“体操家”行动的时机和可行性，并且疯狂设想了很多替代计划。同时，罗斯福和当时已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觉得迫切需要对外展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支持。但是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爪哇海（Java Sea），美军都混乱不堪、虚弱无力，无法向中国调派部队或大量物资。最好的选择就是派一名高级美国军官给蒋介石做顾问，同时作为美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向中国承诺日后会提供更多援助。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乔治·马歇尔将军曾和史迪威于1926年在中国任职。1942年1月1日，他让史迪威推荐一位派往中国的人选。尽管史迪威自己显然是合适人选——因为在任何方面，史迪威都被评为陆军最佳作战指挥官——但他当时正忙于评估“体操家”行动，于是他推荐了胡格·德拉姆（Hugh A.Drum）中将。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这是因为德拉姆是位能侃侃而谈的高级将军。但是让史迪威亲自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不，谢谢。”在中国人“眼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上校……这职位非德拉姆不可”。当然，史迪威挑的这个人适合战斗职位，但不大适合代表和行政职位。

德拉姆觉得中国的这一职位职责不明确，不配他这样的将军级别；而且，史汀生和马歇尔对他的印象不佳。他们又找到了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该职位。“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史迪威如此回复道，颇有他的性格特色。

史迪威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差事并非没有疑虑。他从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出发，对中国军方领导层的素质不抱太多幻想。并且，由敏锐而文雅的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率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当前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报告称：中国军队缺乏英勇斗志，中国国民政府申请的物资不是为了抗击日本，而是为了确保日本战败后国民党能够在国内对手面前处于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正如对许多中国通一样，中国对史迪威也有一种诱惑力。史汀生任国务卿时，曾捍卫过中国，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设想的史迪威的职责应当是：让中国一直参战，确保中国作为基地，起初可以进行有限行动，最终可以从中国发动反攻，并有可能由中国军队反攻。到1月中旬，中国一职的职责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模糊，包括要做蒋介石并不存在的专职参谋。除了要掌管美国提供的物资分配，史迪威还被告知要训练甚至指挥中国军队。

具体指挥多少中国军队，指挥地点在哪，在什么情况下指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大量撤出泰国、涌入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仅存的连接西方的地面通信线路。这条线路从仰光穿过半个缅甸延伸到云南边境。在此关头，中方表示，除了马格鲁德（他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授予一位美国陆军中将对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执行控制权”。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否允许一位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将是检验蒋是否愿意这位美国人发挥有效作用的试金石。

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有关任命美国指挥官到中国履职的信息交流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他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很美国化，聪明智慧，但厚颜无耻、野心勃勃。他当时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居住在华盛顿。他堪称蒋介石的密友，负责翻译和编辑美中政府间的通信。

宋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某位或多位身居高位的信息来源获知，史迪威很可能是中国一职的人选。于是他四处打探史迪威将军，对打探到的信息也很满意。随后，蒋介石宣称，派史迪威来将“最受欢迎”。

史迪威得到保证，他会有“行动控制权”，蒋、宋也对他表示欢迎。于是，马歇尔在1月23日问史迪威：“你愿意去吗？”史迪威的回答依然是：“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兴高采烈，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不得不去了。”

陆军部1月23日下令给史迪威，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主将。这些美军起初包括总部的工作人员、联络人员和技术人员。宋证实，史迪威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监督和掌管美国对华提供的所有防卫援助，并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为了强调军事援助的目的，马歇尔指示史迪威要“为了战事的进行，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有效援助，并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

就这样，一位被评为美国陆军最杰出作战指挥官的大将军被派去担任一个无实权的礼仪性、谈判性的行政职务，还得在蒋介石同意下才能指挥中国军队。而他本人认为蒋没有军事才能，这一点是致命性的。那么史迪威为什么在有机会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接受这次任务呢？他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他把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他真正尊重的少数人之一）的个人意愿当作命令。其次是因为史迪威也相信美国军队中一个类似信条的事情：中国士兵如果加以恰当训练，配上装备，英明领导，就可以与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这一次可能是他证明这个信条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早前也已希望可以确保自己指挥一些美国作战部队。他向马歇尔形容说，西南太平洋是防御战场，而中国是反攻日本的战场，美国需要在此部署至少一个军。在史迪威任职于中国期间，他反复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直到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才获得批准，而且只获批了一个团。

然而，美国最高统帅部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相对不那么重要。美国的大战略优先侧重于打败德意轴心国，打败日本次之。到时攻打日本的话，可能的攻击路线有四条。第一，从北太平洋和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开始，但天气和地形条件严重限制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第二，从太平洋中部（Central Pacific）向西包抄袭击。日后证明这条线路是通往胜利的大道。第三，从澳大利亚以北的岛屿开始，与日军展开漫长的正面战斗，最大化地分散日军力量，这条路线可让麦克阿瑟将军履行自己重返菲律宾的诺言。

最后一条，从中国开始。战争中的大多数时候，中国与自己的同盟国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后勤物资从这里运送很费周折。需要从美国横跨大西洋，绕过非洲，穿过印度洋，然后横跨或是绕过印度次大陆，往北渡过雅鲁藏布江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山脚，之后空运跨过缅甸以及东面的高山，最后到达中国西南的群山角落。正如在战争中常说的那样，中国确实在“防线的尾端”。现在看来，当时出于军事考虑，把美国大兵和物资运往中缅印战场实在是分散了我们的实力，这些大兵和物资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战场上来对付敌人。

那么史迪威将要面对的这位蒋介石是何方神圣呢？他56岁，长江下游地区人，纤弱瘦小，处事圆滑，时而冷漠时而热情，固执倔强，优柔寡断。他曾在日本军事院校学习，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中国帝制的共和运动。他在随后的1911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小，革命结束之后，他与上海金融界结下了关系，当了一名掮客，并与实力强大、偶尔仁慈的上海黑社会建立了联系。

新共和国很快就被军阀割据搞得支离破碎。蒋维持了他与孙的关系，那位飘忽不定的领导者领导了多次军事讨伐运动以为自己的国民党占据一席之地，蒋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运动。他因此而获益。当孙与苏联签订协议请求支援时，他派蒋作为自己的军事代表于1923年访问莫斯科。等在广州建立了基地之后，孙任命蒋为新建的广州黄埔军校的校长，军校里还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由升职后的瓦西里·加伦（Vasily Blyukher）领导。

1925年孙逝世之后，蒋毫不费力地打败了竞争敌手，成为孙的继任者。他还表现出自己懂得如何与外国顾问打交道。他称苏联终止援助完全是虚张声势，还一度软禁自己的苏联军事导师，并强迫苏联召回一些试图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导师，其中一位导师据说是因为取笑了他。不顾苏联导师的建议，他于1926年开始了征服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蒋是与刚成立不久、尚身单力薄的中国共产党协作进行北伐战争的，苏联代表成功说服了孙接受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尽管蒋继续了这个统一战线，但是当北伐之后要打入他自己的地盘，尤其是上海时，他却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下手了，杀戮了其党羽的魔爪所能触及的所有共产党员。蒋利用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宣称是全国性的保守政府，但事实上它只控制——而且是不完全地控制——中国的东南部。

为了寻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蒋拉拢上海最有势力的银行界和商业界。1927年末，他从老式的婚姻纠葛（两个妻子）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信奉基督教，以使自己有资格迎娶宋美龄。和宋结婚，蒋得到的是一位美丽大方、气质高雅的妻子。历史上像她一样篡夺王权的女皇或是皇帝宠妃并不少。他因此结下的姻亲也个个意气风发。

宋氏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族。宋美龄的父亲查理自小在美国长大，他的孩子们也在美国接受教育。查理和孙中山是朋友，二女儿宋庆龄成了孙的第二任妻子。她是家里最温柔、最理想主义的一位，不喜欢秉性独裁的妹夫蒋介石。大女儿宋霭龄机灵敏锐，自制力强，是孔祥熙的妻子。孔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代，曾担任蒋的财政部部长。宋家长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一路直升成为外交部部长，并且像他的妹妹蒋夫人一样，二战期间他也是蒋介石和美国的中间人。

蒋统一中国的尝试失败了。军阀继续控制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区域、中国东北的所有区域，直到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地区。但蒋并未因此对日开战。相反，他企图消灭自己之前的盟友——共产党。共产党此时已经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乡村里建立了政权，并经受住了国民政府的反复攻击。1934年，蒋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行动终于迫使共产党向西南方踏上6000公里的迂回大撤退，即“长征”。他执意攻打共产党，于是1936年发生了一起荒诞的事件：他遭到了地方军队的绑架，后经共产党调停才被释放。他同意与共产党再次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蒋介石在1934年取得的大捷是德国顾问团策划的，团长是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后来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接替了塞克特的位置。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法肯豪森正负责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也主要是由他策划的。当中国按兵不动，不愿再继续打胜仗时，他愤怒不已。

苏联在战争初期没有给共产党而是给蒋提供了军事援助，并且给他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其中有朱可夫（G.K.Zhukov）将军、崔可夫（V.I.Chuikov）将军。鉴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的表现，苏联认为他俩有能力给蒋介石提供建议。但是蒋介石并没怎么用他们，所以他们返回苏联了。

对蒋来说，史迪威过来任职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约18年来，他陆陆续续地接触过一些试图告诉他怎么当军人的外国人，但他并未因此对自己在军事事务上的判断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有时他也会接受意见，但总会调整这些意见；更多时候，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理由令人相信，蒋对史迪威会比对加伦和法肯豪森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 * *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客观的，原因在于百年来美国传教士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冲动和参与。我们因美国没有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反而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而有一种罪恶感；再者，相关宣传中，中国的形象是为我们而战的英雄，只要求我们提供用来消灭敌人的美式武器和技术。蒋和宋正是这样的中国的核心人物，蒋是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美丽的中国土地的4亿耕耘者的指挥官，他永不退缩，还是一名基督教徒；宋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如绣在锦缎上的桃花般柔弱，但她是坚定的蒋介石忠诚的配偶（蒋、宋被评为《时代》周刊1937年年度风云伉俪），还是中国大业能言善辩的代言人（她使国会议员们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他们开始忏悔，开始有坚定的意志）。

关于中国的传说普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时对华政策时有点罔顾事实和混淆逻辑了。对中国过度的情感依附使得中国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这与中国真正的军事和直接政治价值并不成比例。罗斯福在其关于地缘政治的推测中提出，中国在战后会成为强国，因此中国在战时应当被视为一个强国，蒋也应当被列入丘吉尔、斯大林之列。这使得中国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结果，华盛顿的文武官员罔顾他们在重庆的代表发回的内容相反的报告，一厢情愿地认为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可能会倾全力与日本作战。华盛顿也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一直参战，还片面地以为蒋虽不愿花费力气抗战，但肯定不会放弃抗战。如果美国胜利的话，蒋如果维持美名义上的盟友身份，那么他将获益多多，不仅能得到各类援助，战后还能获取领土。

在“赤红儿”和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之下，我于1942年2月收到了国务院派我去云南做领事的指令，指定我为驻华大使馆二秘，指派我去“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率领的驻华军事代表团”。接着是一行例行公文：“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指令中明确说明把我指派给史迪威是为了保持“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和外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三天后，即2月13日，国务院又追加一项，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联络职责。国务院还希望，如果恰当可行的话，我要让驻华大使并通过驻华大使让国务院知悉“军事代表团的活动”。

我在远东事务处的顶头上司并不赞成把我派给史迪威将军，他们觉得这个指令不合规矩、近乎轻率，认为我应该待在对外事务处。管理对华租借事务的柯里则欢迎这个安排。我猜他是觉得我可以成为与史迪威指挥部联系的有用联络人。

柯里和刚结束蒋介石私人顾问任职、返回美国的欧文·拉铁摩尔都对我强调：鉴于日本即将占领仰光，印度在后勤补给上极其重要。拉铁摩尔提到他所说的是蒋和陈纳德的意见，他本人也赞成。陈纳德当时是一个小型驱逐机队队长，机队名称是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AVG），由美国雇佣兵组成。蒋和陈纳德认为，美国应该把当时有限的力量用于从中国侧面攻击日本。柯里和拉铁摩尔让我向陈纳德保证他的意见得到了赏识，但是他必须与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Hap）Arnold］将军合作，否则他将得不到装备。阿诺德将军极具影响力，他的要求必须满足。

史迪威远赴中缅印战区两周之后，我于2月25日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还有六名军官和一名军士。我们先乘坐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独创的一款水上飞船飞往亚马孙河河口的贝伦（Belem），那里潮湿多雨，生满苔藓，空气令人窒息，十分酷热。然后再到纳塔尔（Natal），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比里亚令人昏昏欲睡的渔人湖（Fisherman’s Lake）。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转乘双引擎C-47运输机飞过尼日利亚的卡诺（Kano）和迈杜古里（Maidugiri），横穿乍得（Chad）的荒野、喀土穆（Khartoum）引人注目的尼罗河，往北飞过开罗，那里挤满了英国的英俊参谋，军队称他们为“穿着宽松长袍的猪”。又飞过特拉维夫市，往南飞过阿拉伯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此交汇，之后飞过蔚蓝和翠绿相互辉映的波斯湾，飞过沙迦（Sharjah），这里有一条飞机沙漠跑道，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六七个英国皇家空军（RAF）地勤人员，还有一只小羚羊。接着飞过伊朗荒凉、弯曲的海岸线，飞过俾路支（Baluchistan）、卡拉奇（Karachi），最后穿过次大陆到达了熙熙攘攘、尊奉神牛的加尔各答。

纽约到加尔各答的这趟旅程历时十三天，因为夜间停飞，航班还屡屡延迟。由于到缅甸的航空运输遇到了障碍，我与加尔各答的一群没落的印英裔美国人待了约十天的时间，一边享受他们的奢华生活，一边等着与史迪威见面。在此期间，我遇到了C.J.鲍尔（C.J.Pao）。他敏锐精明，魅力四射，时任驻华总领事，我曾在北平见过他。二十年后，当我在安第斯山脚下患难时，他用事实证明了什么是忠诚的朋友。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许现已是陆军中将（Lieutenant General）的史迪威知晓别人给他的提议，虽大多都是懦弱胆怯的提议。他还口头上告诉美国人，史迪威将要指挥两支中国军队（每支包括三个兵力不足的师）进入缅甸前线。日军在3月6日占领了仰光北部之后，旋即展开了大屠杀，重挫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率领的英、缅、印、尼（泊尔）联军。在下缅甸地区，西部由大英帝国军队占领，而中国军队抱着试水的心态向东部移师，这样一来，可以委婉地称东西部之间有条“分界线”。盟军的空中支援主要由英国皇家空军和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提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落后陈旧，迅速就被击败了。飞虎队拥有40架新型P-40驱逐机，并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虽然能力超过了敌方，但是由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零件和人员配备都不足，所以飞虎队依然被打败了。

史迪威刚认为自己要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远征军了，就发现这仅仅是个遐想。他下发的指令会被秘密反馈给蒋介石做最终决定。蒋还背着史迪威向战场上无心战斗的军官们下发一连串优柔寡断的命令，这些命令甚至直达团级层面。

蒋介石的防守意识强烈得近乎病态，最致命的表现在于他的静态防御，把进攻先机拱手让敌。更要命的是，他沉迷于囤积物资、保存军力，极不愿意把军队派去打仗，等真派兵的时候，也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派。因为他相信，集中兵力比分批增派兵力冒的风险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既打不赢战役也赢不了战争。

史迪威的指挥部位于眉苗（Maymyo），这是缅甸风光绮丽的夏都，缅甸政府也已撤退到此。3月22日我到达时，史迪威不在指挥部，而是上前线了。“赤红儿”多恩陪他去的。

第二天，史迪威和多恩回到了指挥部。那是座大红砖房招待所，隶属美国浸礼会。史迪威面容疲倦，但依然散发着独有的活力。3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史迪威将军在楼上空荡荡的房间。他对我说：“坐下。”我们便每人坐一把藤椅。他接着说：“关于如何开展你的工作，我这里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是自由的，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与这里的民事部门之间沟通顺畅。”国务院曾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职责，这就是他指导给我的全部职责了。

缅甸的民权政府正在全面崩溃。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雇员在内的缅甸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没有忠诚感。当日军兵临城下、横行作恶之时，大多数缅甸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忠仆，都陷入了恐慌，寻找自保之路，想办法迎合新来的征服者。更有魄力的人甚至选择成为侵略者的同谋，到处进行破坏、伏击、纵火等。可供我联络的民事部门简直少之又少。仅剩的部门就是军事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只有当枪顶着脑袋时才会运转。

在与缅甸政府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我首先拜访了英国驻缅甸总督的军事助理。下午4点40分，我把他从午睡中叫醒了，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了打扰。在陪他和他的宠物——一只名叫吉布小姐（Miss Gibb）的长臂猿——喝茶、吃点心时，我向他正式提起了第一件公事：中国士兵因私滥用吉普车。是啊，曼德勒警察已就此问题向违反规定的中国部队投诉了，结果只招来了辱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军事问题了，不关民事部门的事了。

几天之后，英国驻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Sir Reginald Hugh Dorman-Smith）用红杜松子酒热情招待了我，我们还就很多事情交换了意见。我们得出结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警惕别有用心、离间我们关系的那些传言。总督拿缅甸混乱的指挥结构大开玩笑，而他的首席秘书，某位叫宾斯（Binns）的先生，已经在前一天直言不讳地跟我聊过该问题了。宾斯观察到，史迪威将军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中国驻缅甸远征军第五、第六军的指挥官，而中国第五军的指挥官杜将军自我介绍时也说自己是远征军的指挥官。英国驻缅甸高级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当然也自视为这块英属殖民地上所有联合军队的指挥官。最后，宾斯指出，根据缅甸宪法，只有总督一人有权负责缅甸的防务，别人无权。不过，宾斯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也在其中掺了一脚，他经常性地削弱已经交给史迪威的权力。

3月底，因为对蒋的出尔反尔和欺骗行为非常愤怒，史迪威飞去重庆与他当面对质。他带上了我。因为缅甸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反正，我也该去向驻华大使报到了。派我跟史迪威之前，我就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工作。去重庆的途中，史迪威还去云南接上了陈纳德。他率领的飞虎队遭到重创，撤到云南去了。毫无疑问，缅甸的领空现在完全由敌人控制。

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争论时，我正在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以前在国务院和北平的时候，他就小小地称赞过我。他刚正不阿，有着清教徒的责任感，爱探索，头脑精明，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是我能感觉到重庆的压抑、腐臭、怨恨、阴谋已使他性情大变。我想他需要改变。高斯大使也不大看好我跟着史迪威将军工作。他苦笑着说，我属于坐办公桌后面的那类人，适合在他的大使馆工作，但不适合到中缅印战场瞎晃荡。

我向陈纳德传达了柯里让他与阿诺德将军合作的建议。陈纳德说，他手下的志愿飞行员们现在满腹牢骚、目无纪律，如果能按当初协议上的承诺，让他们回趟国看看家人的话，他们就会乐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陈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和飞行员们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把他们即刻编排入队是不公平的。陈纳德是个飞行员，终究是不大愿意做老步兵史迪威的下属。由于蒋的偏爱，他享有特权，能直接和蒋介石、蒋夫人见面。他相信，单凭空军力量就可以打败日本，地面的兵力投入可以降到最小，这和蒋氏夫妇的观点颇为一致。并且，陈纳德的内心也很笃定，自己是完成这项伟业的唯一合适人选。正如他跟我说的，他手下150名飞行员能完成的事，陆军航空队可能需要1000名飞行员来完成。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底，高斯、史迪威和陈纳德是在中国的三大美国知名人士。他们三个意志顽强，专业能力极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孜孜不倦。他们出击迅速，常为了正义（尽管他们三个对“正义”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而愤怒呐喊。陈纳德有点自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划篡夺史迪威的位置，这使他与史迪威一直不和，还把蒋氏夫妇和白宫卷入其中。高斯感到自己被两位将军冷落了，因为他们很少跟他商量事情。他不愿妥协，不愿主动，其实他起码应该与该战场指挥官建立协作关系。史迪威忽视高斯，不是因为他讨厌高斯，而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愿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有时别人提出务实的意见时，他也会欢迎）。事实上，人称“醋乔”的史迪威尽管觉得高斯有点牢骚满腹，但是他也挺喜欢这位大使的。

* * *

盟军每往缅甸撤退一步，印度的重要性就提升了一些。印度的位置有利于退守，这归功于它的面积。印度是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空中桥梁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可以种植和生产战争物资，也可以准备和发动反攻。

史迪威和他的下属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史迪威不仅自己是中国专家，他的下属中还有六七个极其出色的中国和日本专家，但是他却没有印度专家。印度研究领域长久以来被美国政府和学界忽视了。

在我看来，如果可以替史迪威调查研究一下印度的政治和经济，那对他是最有益的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史迪威，他欣然同意。于是，4月5日，我离开重庆奔赴印度。

就在同一天，蒋氏夫妇和史迪威飞往缅甸。蒋向史迪威保证会指示手下的将军服从他的命令。不管蒋会对他的军官交代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撤退，他们也不会服从这位外国指挥官。日军运用计谋，以少胜多，使缅甸“防线”最东端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完全崩溃。盟军处于下风，最终的溃败也不远矣。到4月底时，中英部队已是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中国被摧毁的两个师和亚历山大麾下幸存的士兵一样，踉跄着穿过丛林小道进入了印度，而残余的中国士兵则四零八散，返回了中国。

日军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击溃了缅、中、印、英联军。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让史迪威难堪极了。由于陆路、空路都被切断，他、多恩和约百名官兵只得徒步跋涉，越过丛林密布的深山到达印度。在印度，他气愤地向新闻记者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败透了，不得不撤出缅甸，丢死人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夺回缅甸。”

史迪威在6月初告诉蒋介石，如果从中国方面寻找这次屈辱溃败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特性。中国军队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装备不足。300个中国师团都兵力不足，如果把他们整合为满员的师团，那么师团的数量会减少，但整体的战斗力会大大提高。此外，只有少数将帅比较能干，他们应该留下，其他的应该免职，“否则，无论提供多少物资，军队还是会走下坡路”。并且，蒋介石应该指定一个指挥官，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绝不能被他人侵犯”。还有，应赏罚及时。

蒋夫人经常参加蒋介石与外国人士的会议。她告诉史迪威，他提出的意见与几年前德国军事顾问给蒋提的意见差不多。可见，蒋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意见了。

之后，史迪威举行有关军事改革的会议，蒋夫人再次出席，并再次详细阐明蒋对此事的冷淡回应。简而言之，她告诉史迪威，他的建议不可能得到落实，他必须得“现实点”。五年前，陈纳德在担任蒋氏夫妇的军用航空顾问时，曾催促蒋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整治中国空军官员的无能和腐败问题。当时蒋夫人告诉他，蒋说“能与他合作的只有中国人，如果清除所有犯错的人，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呀”？

事实上，蒋如果进行一场全面整肃的话，“所有犯错的人”会在他行动之前先清算他。虽然他蛮横专制，但他并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拥有随意清除别人的独裁权力。他也无法像民主国家里的强势领导人一样，可以整顿政府里明目张胆搞腐败或无能的那帮人。他是自己手中这支糟糕部队的囚徒。

中国的军事部门和其他国家部门一样混乱不堪。这是因为中国正从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还处于过渡期。中国军队只有士兵，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蒋的中央政府建立的师团被视为现代军队，通常会响应蒋的意愿。而其他的许多军队归属于地方新军阀，由地方征税和维护，因此与蒋之间是一种协商关系，也就是说，蒋如果要他们归顺的话，就不得不跟他们讨价还价。另外，实力较弱的中国共产党部队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的一部分，但在1942年，他们可能随时叛乱，只不过被蒋麾下那批较忠诚的几十万部队压制着。国共双方都等着对日战争结束后重启内战。

军阀思想在省级部队的司令官中间泛滥，在中央军的司令官们身上也有这种思想的残留，但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却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军阀思想之下，一个军事部队是其指挥官的私人财产，他可从中牟取收入。例如，省级部队的指挥官可从其部队占领区的人们那里收税。如果指挥官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那么他会得到政府对军饷、口粮等费用的补贴。这位将军要是有商业意识（大部分将军都有），他会虚报兵力，但把实际费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例如，中国驻缅甸第五军的杜军长对一个给中国士兵提供米盐和其他食物的现金补贴的英国人说，他有45000名士兵。尽管这个英国人认为准确的人数不超过28000名，但是他们还是接受并按照杜的说法支付了钱。这个英国人提前支付了24万卢布之后，跟杜的部队核对时，部队的指挥官们声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付款。于是，这个英国人中断了补贴发放，等着部队提供收到应得补贴的证据。杜司令没有拿出这样的证据。

指挥官变身企业家，他的部队就是他的资本，于是他不再热衷搞任何降低其盈利或冒风险的动作。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军阀思想盛行，抢夺、扩张领土都是很好的投机行为，完全可以冒险去积极进攻。而这场战争的敌人是个热衷侵略的外国死对头，所以谨慎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撤退来保存物资和人力；如果临近的部队陷入麻烦，不要让自己的部队也陷入危险境地，一定要在他们撤退之前撤退。如果他们先行撤退，你就会暴露出来，易受攻击。

大多数中国将军的这种防守、消极的态度因蒋的策略而进一步强化了。从1937年日本侵华开始，蒋的策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希望等美国或苏联最终卷入对日战争时，日本会从中国撤兵；蒋坚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定会与中共发生内战，他必须为内战储存物资。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蒋和他的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愿望可以圆满实现了，可以依靠美国人来消灭日本人了。并且，作为盟友，他可以向华盛顿要求大量的武器，他可以把这些武器囤积起来，日后用来与共产党一决胜负。

蒋的策略可能不光明磊落，但很务实。这个策略不仅和国民党将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厌战情绪一致。但蒋的宣传人员对外却把中国塑造成富有战斗性的英雄国度。

史迪威认为，以美军的军事装备作为条件换取中方采取进攻行动，这样的讨价还价使他能够刺激蒋政权。我也持相同的观点。史迪威控制着美国拨给中国的物资，这是他手中强大的谈判筹码。但是白宫，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劳克林·柯里，都尚以为中国还保持着战争初期高涨的抗战情绪，因而不愿为援助设置任何条件。物资的生产有限，英苏等同盟国对我们竞相提出援助请求，再加上缅甸沦陷之后，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1942年和1943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肯定是缓慢进行的。

现阶段史迪威还不能与蒋讨价还价，于是便向他抛出利诱条件引他行动：等美国物资到后，他会替蒋训练、组织、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他成功说服蒋，让他首先训练从缅甸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他还主动提出一个强化、训练、装备30个重组师团的计划。此计划得到了批准并已开始执行了。之后，史迪威又提出再训练30个师团的计划，1943年末，他提出了第三批30个师团计划。蒋有了这90个师团，不仅能够驱逐日本人，还能在战后的中国处于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