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间失格

序言

我曾见过那个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他幼年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大约十岁，被很多女孩子簇拥着（那些女孩子应该是他的姊妹或表姊妹）站在庭院的水池边。他身穿粗条纹的宽松背带裤，脑袋向左歪成三十度，脸上挂着丑陋的笑容。丑陋？！当然那些感觉迟钝的人（即对外表的美丑漠不关心的人）硬要无聊地恭维他，说他是个“可爱的孩子”也不会让人觉得别扭，因为这个孩子的笑脸上多少还是带有人们常说的那种“可爱”的影子的。不过但凡受过一点审美训练的人，打眼一看都会不快地嘟囔：“哎呀，这孩子真不讨人喜欢！”甚至会像扒拉掉身上令人讨厌的毛毛虫一样，随手把照片扔到一边去的。

不知为什么，照片上这个孩子的笑脸会让人越看越觉得讨厌。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点儿也没笑，这从他紧握的两只拳头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人是不可能一边紧握拳头一边微笑的。男孩的脸很像猴子，一只脸上爬满了丑陋皱纹的猴子！照片上的他，表情古怪而猥琐，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估计谁见了都会说他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我从未见过表情这么奇怪的孩子。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副学生打扮，虽然看不出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但长相已相当英俊了。但奇怪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一点活气。他穿着学生服，胸前的口袋里别着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笑着坐在藤椅上。这一次他笑得很巧妙，不再像皱巴巴的猴子；但和一般人又不同，他的笑容里缺乏血性的凝重和生命的质感，一点也不鲜活。让人觉得那笑容不像鸟那么活灵活现，倒像鸟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他面无表情地笑着，从头到脚都像人工制造的一样，用“矫饰”“轻薄”“女人气”和“时髦”这些词来修饰都显得不足。总之，这个英俊的学生让人越看越觉得奇怪和不舒服，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怪异的英俊青年呢。

第三张照片最为奇怪，我甚至都无法判断他的年龄。他头发花白，坐在一个异常脏乱的房间角落里（房间墙皮上有三处剥落的地方清晰可见），双手伸到一个小小的火盆上烤着火。这次他没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坐在那里，像僵尸一样把双手伸向火盆，整张照片都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息。因为照片把他的脸拍得很大，我可以仔细端详他脸部的构造。奇怪的是，他的额头、额头上的皱纹、眉毛、眼睛、鼻子、嘴和下巴看起来都和常人无异；再加上他的脸上毫无表情，根本给人留不下任何印象。这张脸太普通了，以至于看完照片后，我一闭眼就能马上忘记它长什么样。我或许会记得房间的墙壁、小小的火盆，可绝对想不起房间主人的长相，就连看过的绘画作品或漫画上也没有这样的脸。睁开眼时这张脸也不会带给我一丁点的喜悦。说得过分点，就是睁开眼再次看到这张照片，我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我甚至不愿去看这张脸，因为看了后只会让人感到不悦和烦躁。

恐怕人们说的“死人脸”也会带有一点表情、留给人一点印象吧，可这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就像驽马的脑袋长在人身上一样，让人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男人。

手记1

我的生活充满了耻辱。

对我来说，人类的生活是很难理解的。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长大以后才第一次看见火车。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根本不知道它是为方便人们横跨铁轨而建的，而是很长一段时间傻傻地以为像国外的游乐场一样，它是为了让车站看起来更复杂、更有趣而建造的。在天桥上爬上爬下对我来说是一种相当洋气的游戏，也是铁路部门提供的服务里最令我满意的一种服务。之后，当我发现它只有方便旅客横跨铁轨这一实用目的时，便顿觉索然无趣。

还有我小时候在绘画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为了比地上跑的车独特、好玩才设计的。

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要卧床休息。躺在床上时，我总觉得褥子、枕套、被套都是些没用的装饰品。将近二十岁时，当明白这些都是实用品后，我才对人类的节俭感到黯然神伤。

另外我从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滋味。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因我生长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这么浅薄，而是我真的从未感觉过“饥肠辘辘”。你可能不相信，我就是肚子再饿也感觉不出来。上小学、中学时，我从学校一回来，周围的人都会七嘴八舌地问“肚子饿了吧？吃点甜纳豆吧！还有蛋糕和面包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放学回家时的那种饥饿感就像猫抓一样。而我只会发挥天生讨人喜欢的秉性，一边嗫嚅着说“饿了饿了”，一边把十几粒甜纳豆塞进嘴里。至于什么是“饥饿感”，其实我一点也没感觉到。

当然我也吃过很多东西，但印象中没有一次是因为饥饿才吃的，都是因为食物稀罕、奢华，或去别人家被人要求吃时才吃的。另外，我小时候感觉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己家吃饭了。

在乡下的家中，每次吃饭时，全家十几个人都会坐成两列，各吃各的。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后边的席位上了。吃饭的房间有些昏暗，就是吃午饭时，十几个人默默咀嚼的一幕也会让我后背发凉。再加上在这个古板的乡下大家庭里，每顿饭吃的菜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奢望出现什么奇珍异味或奢华大餐，慢慢地我就对吃饭时间充满了恐惧。我经常坐在那间昏暗房间的末席上，一边哆哆嗦嗦地把饭菜一点一点往嘴里塞，一边不停地思忖着：人为什么要一日吃三餐呢？有时我甚至觉得，大家一脸严肃地吃饭就像一种仪式，一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刻聚到一间昏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摆上菜，不管你想不想吃，都得一声不吭地佝着身躯咀嚼，就像对蛰居家中的神灵们祈祷一样。

“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听起来带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恐吓意味。这种迷信（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这是一种迷信）一直让我不安与恐惧。对我来说，再没有哪句话会像“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和吃饭”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了。

总之，直到现在，我对人类的很多行径依然迷惑不解。我经常为自己的幸福观与他人的迥然不同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令我辗转难眠、痛苦呻吟，甚至内心发狂。我到底幸福吗？从小很多人都说我很幸福，可我却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里，反倒那些觉得我幸福的人好像都没什么痛苦，生活得很安乐。我有时甚至认为，从压在自己头上的十座大山中随便拿出一座给别人，都会将那人压死。

反正我不明白别人都为了什么而苦恼或到底有多苦恼。对他们来说，如何有饭吃这种苦恼或许是最强烈的痛苦，是比压在我头上的大山还惨烈得多的阿鼻地狱。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因此自杀、疯狂，而只是通过政治手段，充满希望地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他们好像并不痛苦啊？他们都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不怀疑自己有过错。这样做不是很容易吗？然而人们都这样，而且从不满足。我不明白……他们不是夜晚睡得很香，早上神清气爽吗？他们晚上梦见什么了呢？他们边走边想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只是金钱吧？我听说过“人为了吃饭而活着”，却从没听过“人为了金钱而活着”。不，或许……这一点我也不明白。……我越想越困惑，最终深陷于“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怪物”这种不安和恐惧中。我无法与别人交谈，不知道该对别人说些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扮演小丑。

这是我对别人示好的最终手段。尽管我对人类极度恐惧，但却无法彻底断绝与人类的交往。我依靠扮演小丑这一手段保住了和人类的最后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强颜欢笑，可内心却为了这难得的机会而拼命地、汗流浃背地忙碌着。

自小时起，我也不知道家人有多辛苦、每天在想什么。由于不堪忍受家中的恐惧和隔阂，很早我就擅长扮演小丑了。也就是说，不知不觉中我已变成一个不随便说真话的孩子了。

看看当时我与家人在一起拍的照片就会发现，照片中其他人都一脸严肃，只有我一个人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傻笑。这其实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一种小丑表演。

而且，无论家人说什么，我从不顶嘴。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就如同晴天霹雳一样令我疯狂，根本不敢反驳。我深信，那些责备之词乃是亘古不变的人间“真理”，因为自己没有力量去执行这些“真理”，所以才无法与人共同相处、无法与人抗争和替自己辩解。每逢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那是自己的错，总是默默地承受别人的攻击，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乎狂乱的恐惧。

任何人被别人指责和怒斥时心情都不会好，但我却能从人发怒的脸上发现比狮子、鳄鱼和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时他们总是隐藏着这种动物本性，可一有机会它就会借助怒火暴露出来。就像温顺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会突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样。见此情景，我就会毛骨悚然。而一想到这种本性是人类生存下去的资格之一时，便对自己彻底绝望了。

人类一直让我害怕得颤抖。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一点自信，只能将自己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秘密小盒里。就这样我把精神上的忧郁和不安隐藏起来，假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派，最终使自己彻底变成一个畸形人。

只要能让人们笑，我什么都愿意做。只有这样，我才能处于他们的那种“生活”之外，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总之千万不能妨碍他们。我总觉得自己是风、天空或什么都不是，只能用扮演小丑的办法逗家人发笑，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扮演小丑，给他们提供逗乐服务。

夏天时，我在浴衣下面穿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人捧腹大笑。就连不苟言笑的大哥看了也忍俊不禁，用非常可爱的口吻说：

“哎，阿叶，那可不合时宜哟！”

其实，我才不是那种不知冷暖、大夏天裹着毛衣走来走去的怪人。我只是把姐姐的绑腿套在手臂上，故意从浴衣的袖口露出来，让他们觉得我好像穿了一件毛衣罢了。

我父亲在东京有很多事务，所以在上野的樱木町有一栋别墅，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回家时，总喜欢给家人、亲戚带很多礼物。有一次，他去东京的前一天晚上，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客厅，笑着问每个孩子想要什么，并把孩子们的要求一一写在记事本上。父亲对我们如此亲热，真是罕见。

“叶藏你呢？”

被父亲突然一问，我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

别人问我想要什么时，我就突然什么都不想要了。因为我脑中瞬间的反应是：反正也没什么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什么都无所谓。不过别人送我东西时，我就是再不喜欢也不会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对喜欢的事也如行窃一般战战兢兢的，这种感觉极其痛苦，经常让我挣扎在难以名状的恐惧和痛苦之中。总之，我缺乏从喜欢与厌恶之中选择的能力。这也是多年以后导致我“充满耻辱的生涯”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我扭扭捏捏的一声不吭，父亲不悦地说：

“你还是要书吗？浅草商店街里有卖正月狮子舞那种狮子的，大小正适合小孩披在身上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我“不想要吗？”我就傻眼了，就是假扮小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小丑演员碰到这种情况也黔驴技穷了。

“还是书好吧！”大哥一脸认真地说。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啪的一声就合上了记事本。

真是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战战兢兢地思忖着：父亲的报复肯定很可怕，如果不抓紧想办法就难以挽回了。于是我悄悄起身到客厅，拉开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抽屉，取出记事本，哗啦啦翻着找到记录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又回去睡了。其实我并不想要什么狮子舞的狮子，我想要的还是书。我之所以深夜冒险悄悄溜进客厅，只是觉得父亲有意送我狮子，为了迎合父亲、重讨父亲的欢心才那么做的。

果然，我采取的特殊手段如愿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房间里听见父亲大声对母亲说：

“我在商店街的玩具店里打开记事本一看，唉！上面怎么还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笔迹，真奇怪啊！我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原来是叶藏这小子搞的恶作剧。我问他想不想要时，他明明心里特别想要那狮子，却一个劲儿地憨笑着默不作声，真是个怪孩子啊！如果真想要，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还偷偷写在我的记事本上，逗得我在玩具店里都忍不住笑了。你快去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还会把用人召集到房间里，让一个男佣胡乱地弹钢琴（尽管是乡下，我家的配备还是很齐全的），我则伴随着那杂乱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使用镁光灯，给我照了相。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我腰上围的布裙子（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没遮严，我的小弟弟竟露了出来，这又成了家人的笑柄，成了我的意外成功。

每月我都订十几种新出版的少年杂志，另外还从东京邮购各种书籍阅读，所以对麦恰拉克恰拉博士[2]、纳蒙贾博士[3]之类很熟悉；而且还精通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东西。因此我常能一本正经地说一些笑话，令家人捧腹大笑。

然而，呜呼，学校！

在那里我也一直受人尊敬。受人尊敬这种观念也让我很害怕。我对受人尊敬的定义是：近于天衣无缝地蒙骗别人，之后被某个聪明人识破后，尊严尽毁，被羞辱得比死都难受。就算依靠欺骗赢得别人的尊敬，终究有一天也会被人识破。慢慢地，当大家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那种愤怒和报复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在学校里受人尊敬，除了出生于富贵人家外，主要得益于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一学年都要卧床休息。尽管这样，我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乘人力车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还比班上其他人都考得好。身体健康时，我上学也毫不用功，上课时偷着画漫画，等下课休息时展示给同学看，讲给他们听，逗他们笑。作文课上我则尽写些滑稽故事，即使被老师提醒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老师暗地里也等着读我的滑稽故事呢。有一天，我照旧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跟随母亲去东京途中的一次丢人经历。当时我把火车通道上放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其实去东京时，我已知道那是痰盂，只是为了显示小孩的天真才故意这么写的）。交了作文后我深信老师看了会发笑的，于是我悄悄跟在往办公室走的老师背后一看究竟。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从班上同学的作文本中挑出我的作文，在走廊中边走边读了起来，嘴里还哧哧笑着。进办公室读完后，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笑了起来，还让其他老师一起看。看到这一幕，我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演出了别人眼中的恶作剧，顺利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脱了出来。我成绩单上所有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是六七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其实我的性格与淘气包是完全相反的。那时我受男女用人教唆，已做了不少可悲的坏事。现在想来，对年幼者教那些事情，应是人类所犯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部分了。但我只能忍受，面对人类的本性时，我只能无力地苦笑。如果我有说真话的习惯的话，可能就会把他们做的坏事告诉父母，可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完全了解，所以根本无法使用控诉人的手段。无论是诉诸父母、警察，还是政府，最终都会被那些世故圆滑之人的强词夺理给打败的。

我心里很清楚，不公平现象必然存在，控诉人的事都是徒劳的，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说实话，默默忍着继续扮演小丑是最好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对人类不信任，调侃我几时成了基督教徒。不过我认为，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宗教之路相通。现在，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不都是相互怀疑着，将耶和华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吗？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所属政党的一位名人来我们镇上演说，我跟着男佣们也去剧场听了。剧场坐得满满的，我看见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都在使劲鼓掌。演讲结束后，听众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边往回走，边纷纷议论着演讲怎么怎么不好，其中也掺杂着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父亲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乎愤怒的声音批评父亲的开场白如何拙劣，那位名人的演讲如何让人摸不着头脑云云。可一进我家门，那帮人在客厅却满脸喜悦地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太成功了。当母亲问起晚上的演讲会如何时，男佣们都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太有趣了。而他们刚才还在回家的路上叹息说：“再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事情了。”

而这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相互欺骗，却又神奇地不受到任何伤害，就好像没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明显的、问心无愧而又豁达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对互相欺骗这种事并没太大兴趣，自己不也是从早到晚扮演小丑欺骗人吗？我对那种思想品德教科书式的正义道德也没多少兴趣。我很难理解那些互相欺骗着，同时还能问心无愧而又豁达地活着，抑或有信心活下去的人。人们最终没教给我这其中的奥妙。要是我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就不用再那么畏惧人类，拼命为他们提供逗笑服务了；也就犯不着因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而每晚体验那种地狱般的痛楚了。总之，我之所以没有控诉那些男女用人犯下的可恨罪行，并非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也不是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名叫叶藏的我密封了信任的外壳，就连我父母也不时展示着他们令人费解的一面。

然而，众多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不愿诉之于人的孤独气息，多年以后，她们都因此进入了我的生活。

即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一个能保守爱情秘密的男人。

手记2

离海岸线很近的海边，并排长着二十多棵黑色树皮的粗大山樱树。新学年伊始，这些山樱树上便生出黏黏的褐色嫩叶来，在蓝色海面的映衬下，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不久，到了落英缤纷时节，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铺满一层海面，然后又随波涛冲回到海边去了。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直接就把这片长着樱树的沙滩作为了校园的一部分。我没好好用功备考就顺利考进了这所中学。这所中学校服帽上的徽章、纽扣上，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那所中学附近有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开满樱花的海边中学。我寄宿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每天早晨听到学校的集会钟声才飞快奔去学校。我这个懒惰的中学生依靠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越来越受到同学的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生活，但我觉得，比起自己的家，陌生的他乡更让我心旷神怡。这或许还因为当时我已把小丑扮演得得心应手，在用它欺骗别人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不过由于面对的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他乡的不同，演技的难度差异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对哪一位天才，包括神灵之子耶稣而言都不可避免。对演员来说，最难表演的莫过于在家乡的剧场表演了。尤其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时，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经历了那样的表演，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江湖，就是身在他乡，也绝不会演砸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日俱增，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不过我的演技也在日渐娴熟，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一边在嘴上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却用手捂着嘴偷笑。我甚至曾轻而易举地让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吼声的驻校军官也扑哧大笑。

当我正为能彻底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却意外地被人从背后戳穿了。那个戳穿了我的人，竟然是那个班上身体最瘦弱、脸孔发青的学生。他身上总是穿着他爸爸或哥哥穿过的破旧衣服，又长又大的衣袖就像圣德太子[4]的衣袖一样。功课更是一塌糊涂，上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像一个白痴似的站在一旁观望。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一直觉得没必要提防他。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我已经忘了，名字好像叫竹一）照旧在一旁看我们练习单杠。我故意一脸严肃，“嗨”地大叫一声，像跳远一样朝单杠飞身一跃，结果一屁股坐在了沙地上。这次完全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苦笑着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土。这时，竹一却悄悄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你是故意的，故意的。”

我一下惊呆了，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竹一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识破我的阴谋。我仿佛看见整个世界一瞬间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了起来。我“哇”地大叫着，拼命遏制着近乎疯狂的心情。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小丑来博得众人发笑，但有时却会情不自禁地沉重叹息。一想到无论我干什么，都会被竹一识破，并且他肯定会很快透漏给其他人，我的额头就会直冒冷汗，像疯了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四周。如果可能，我真想从早到晚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以防他随口泄漏了我的秘密。我想黏住他，使出浑身解数让他深信我的表演不是“故意之举”，而是真的。如果顺利，我甚至愿意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都不可能的话，那我只能盼望他早死了。即便这样想，我心里并没萌生过害死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无数次希望自己被人害死，却从没动过害死别人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这反而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

为了让他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教徒式的“善意”媚笑，将脑袋向左弯三十度轻轻搂住他瘦小的肩膀，然后低声下气、三番五次肉麻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来玩，可每次他都眼神呆呆地一声不吭。不过初夏的一天，放学后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学生们都不知道如何回家。因为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正要冒雨往外冲时，突然看见竹一正满脸颓丧地站在木屐柜的后面。“走吧，我借伞给你！”便一把拽起怯生生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跑回了家。到家后，我请婶婶替我们烘干衣服，成功将竹一邀请到自己二楼的房间里。

我亲戚家只有三个人，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表姐（她曾嫁过人，后又回到了娘家。我也跟随家人喊她“阿姐”）和一个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妹妹。她和姐姐不同，个头小，长着一张圆脸。除楼下的文具店和运动用品店等几家店外，三人主要靠已过世的主人留下的五六排廉价出租屋的房租生活。

“我耳朵疼。”竹一站着说。

“可能是雨水灌进耳朵了吧。”我仔细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得了严重的耳漏病，脓水眼看就要流出来了。

“这可不行！很疼吧？”我满脸惊讶，夸张地问他。“刚才大雨中还拉着你跑，真对不起。”

我用女人式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小心地给他清理耳朵。竹一好像一点也没觉察我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竹一头枕在我的膝盖上，傻傻地说了一句奉承我的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竹一这句随口说出来的话就像恶魔的预言一样。“迷恋”“被迷恋”这些说法其实又粗俗又戏谑，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无论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些词一出现，忧郁的殿堂顷刻间就会分崩离析，变得索然无味。可如果不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使用文学术语“爱带来的不安”的话，忧郁的殿堂就会没事了。想想可真是奇妙的事情。

我给竹一擦耳朵的脓水时，他恭维我说：“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我当时听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可心里却暗暗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面对“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装腔作势的说法，我竟然还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这好像相声里的傻女婿在愚昧地表达自己的感想一样。其实我并没用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态度“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觉得，世间的女人不知比男人费解多少倍。我们家的女人数量比男人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坏女佣，我说自己自幼在女人堆中长大一点也不为过。不过我一直是如履薄冰般地与她们打交道的。我猜不着她们的心思，和她们打交道经常感觉如堕雾里，不时还会遭受惨痛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与被男人打击的感觉完全不同，就像内出血般让人内心极度不快，短期内很难治愈。

女人有时会把你拉到她身边，又对你弃之不理。有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藐视你、羞辱你，背地里又拼命地搂紧你。女人会睡得像死了一样沉，好像她们是为了酣睡才活在这个世上似的。我从小就时刻观察女人，发现尽管同为人类，她们却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这种不可理喻又不可大意的生物，竟神奇地包围在我的周围。不过“被女人迷恋”和“被女人喜欢”这些说法都不适合我，倒是“受到女人的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实际情况。

对待滑稽的逗笑，女人的反应似乎比男人更随便一些。当我扮演小丑逗笑时，男人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在男人面前表演得得意忘形的话经常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见好就收。可女人却不知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止地缠着我继续表演。为了满足她们没完没了的要求，我经常累得筋疲力尽。女人们经常笑，她们似乎能够比男人更多地把快乐表现在脸上。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那对表姐妹一有空就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我都被吓得胆战心惊，都快要跳起来了。

“你在学习吗？”

“没有。”我微笑着合上书本，“今天啦，学校里那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便从我嘴里迸了出来。

“阿叶，你戴上眼镜给我们看看！”一天晚上，妹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我房间玩。我给她们讲了大量的笑话后，最后她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你就别问了，快戴上吧。借阿姐的眼镜戴上！”

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滑稽的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太像了！简直和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外国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正风靡日本。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诸位，这次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模仿劳埃德的样子致辞，更惹得她们捧腹大笑。从那以后，每当镇上的影院上演劳埃德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并开始悄悄研究他的表情。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阿姐像只鸟儿似的冲进我的房间，一下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了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我们还是一起离开这种家比较好。救救我，救救我！”

她急促地说完这些话，又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这样，所以对阿姐的过激言辞并不感到惊讶，只是对她陈腐空洞的话有些扫兴罢了。我悄悄从被窝爬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阿姐一块。阿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

“有什么好看的书吗？借我看看。”她说。

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款待。”

阿姐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不光是阿姐，所有女人们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理而活着呢？我觉得思考这种问题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麻烦费事，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依靠幼时的经验我明白一点：女人如果突然哭起来时，只要给她吃一些甜东西就能改变她的心情。

妹妹雪子有时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来，我依旧会公平地逗大家笑。等朋友离去后，雪子必定会说那些朋友的坏话，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哪”等等的。要果真那样的话，你不带她们来这不就行了吗？多亏雪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那句奉承话“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的！”还没能实现。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而已。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呈现活生生的不祥兆头，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竹一还送给我一份重要的礼物。

“这可是妖怪的画像噢！”

有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时，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后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就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道路已被规定好了。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法国印象派的绘画作品在日本广为流行，西洋绘画的鉴赏也大都从这些作品开始。所以即便是乡下的中学生，也都见过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画作的照片。凡·高的原色版画我也见过不少，对他绘画的笔法和鲜艳色彩也很感兴趣，但从未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你看这张画呢？也像妖怪吗？”我从书架上取出莫迪里阿尼的画册，指着那张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给他看。

“这画可真厉害呀。”竹一圆瞪双眼感叹道。

“很像地狱之马吧。”

“不，还是像妖怪。”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

对人类感到极度恐惧之人，反倒都有一种想亲眼发现可怕妖怪的心理；这就像越神经质、越胆小的人，越渴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样。啊，这群画家受到人类妖怪的伤害和恫吓，最终相信了幻影的存在，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妖怪。但他们没有用逗笑的手法来歪曲这些妖怪，而是努力去如实表现它。正像竹一说的一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看来他就是我今后的同伴啊！这让我兴奋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画那种地狱之马。”我不由得压低声音对竹一说。

我从小学起就喜欢画画和欣赏画，但我的画没有我的作文那样受人称赞。因为不太信任人类的语言，我只把作文当作搞笑的寒暄语。尽管小学、中学我写的作文都逗得老师前仰后合，但我却觉得没一点意思。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能够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煞费苦心地去表现绘画对象。小学绘画课的画帖很无聊，老师画得又很拙劣，所以我靠自己摸索尝试了各种表现手法。进入中学后，我自己也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但再怎么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求标准的绘画技巧，自己画的东西却永远像剪纸匠的作品一样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认识，即努力把感觉美好的东西如实地描绘得更美好这种幼稚和愚蠢的想法都完全错了。绘画大师们虽然用想象力把平淡无奇的东西创造得很美丽，把丑恶的东西批判得一文不值，但却并不隐瞒对这些东西的兴趣，一味沉浸在表现这些东西的愉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会顾及别人的看法。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原始画法的秘诀后，我便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画起了自画像。

一幅连我自己都大为震惊的凄惨画作诞生了，画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自己。表面上我笑得很欢快，并经常引人发笑；可实际上我的内心却非常阴郁，我自己也没办法啊！我虽然暗自肯定自己的画作，但除了竹一，我不会给任何人看。因为我不愿自己的表演诡计被人看穿后，突然开始小心翼翼地防备起来。另外，我也担心人们没发现这是我的本来面目，只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搞笑方式和笑料。这最让我痛苦难堪，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会收起“妖怪式画法”，只用惯用的把美丽的东西画得更美丽的画法画画。

之前只有竹一看到了我一直以来容易受伤的神经，这次我放心地把自画像给他看后，不想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之后我又连续画了两三幅自画像。竹一又预言说：“你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的！”

不久，我头顶着傻竹一的两个预言来到了东京。他预言我会被女人迷恋和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

本来我想上美术学校的，可父亲一直想让我上高中，之后再当一名官员。当他告诉我这一决定时，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默默地答应了。父亲让我四年级时就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海边的樱花中学感到厌倦，所以没上五年级，上完四年级我便直接考入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住学生宿舍的生活。可宿舍的肮脏和粗暴让我难以忍受，便顾不上扮演小丑，请医生开了张“肺部感染”的诊断书后，从学生宿舍搬到了父亲位于上野樱木町的别墅里。我怎么也适应不了集体生活，听别人说它是“青春的感动”和“年轻人的骄傲”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总之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高中的教室和宿舍到处都弥漫着扭曲了的性欲气息，我近乎炉火纯青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平时议会不开会时，父亲每个月只在这儿住一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宽敞的建筑里就只住着我和一对看门的老夫妇。我经常不去学校，整天窝在家里读书画画，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最终我也没去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5]的铜像和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父亲来东京时，我早上假装急匆匆地去学校，但其实会去本乡千驮木町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室练习三四个小时的素描。自从高中的宿舍搬出来后，上课时我就觉得自己像旁听生一样地位很特殊。可能是我脾气古怪吧，一去学校我就觉得没兴致，便越来越不想去学校了。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学校，也从未记住过学校的校歌之类的东西。

不久，我便被画室的一名学生灌输了吸烟、喝酒、嫖妓、典当东西和左翼思想。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却是事实。

这名学生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平民区，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画室工作，便在这里继续学习西洋绘画。

“借我五块钱！”

刚见面，一句话还没说，他就张口向我借钱。我匆忙拿出了钱。

“太好了，咱们去喝一杯，我请客！”

不等我拒绝，他便拉着我去了画室附近蓬莱町的酒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之前我就注意你了。看你那羞涩的微笑表情，就知道是有前途的艺术家啊！为我们认识干杯。——阿娟，这家伙可是个美男子哟，你可不能迷上他啊！他来画室后，我就只能是二号美男了。”

堀木肤色有些黑，但长相还算端正。和其他学美术的学生不同，他总是西装革履，系着素雅的领带，头发上打着发蜡，整齐地向两边分着。

可能是身处陌生的环境吧，我心里感觉很害怕，一会儿盘着胳膊一会儿又打开，但脸上依然带着羞涩的微笑。两三杯啤酒下肚后，我竟感到全身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本来我也想上美术学校的……”

“哎呀，那地方啊，那地方可无聊了。我们的老师在自然界，我们要对自然界充满激情！”

不过我心里一点也不认同他的话。我觉得他很蠢，画画估计也不行，不过倒是个好玩伴。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来自大都市的傻瓜蛋。从外表看，他似乎和我不同，但在迷茫地游离于人类社会边缘这一点上则和我同属一类人。不过和我根本不同的是，他的伪装是无意识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伪装的悲惨后果。

我经常打心眼看不起他，有时甚至觉得有他这样的朋友很可耻。不过为了一起玩，我一直和他来往着，但最终还是被这个男人识破了。

一开始我坚信这个男人是个罕见的好人，便彻底放松了防备人类的心理，觉得自己结识了一个东京的好向导。因为在东京我一个人坐电车时害怕见车长，想看歌舞伎时害怕见到站在门口红地毯两旁的门迎小姐，去西餐厅吃饭时怕见到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尤其在结账的时候自己的手特别笨拙。我买完东西交钱时一点不会吝啬，只是因过度紧张、害羞、不安和恐惧，经常会头晕目眩，眼前漆黑一片，整个人处于狂乱的状态，不要说和人讲价了，经常连找的钱，甚至买的东西都经常忘记拿。所以我一个人在东京出不了门，这也是我成天窝在家里不出门的真实原因之一。

上街时把钱包交给堀木的话，堀木很会讨价还价，还善于游玩，经常会把一点钱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不用乘坐昂贵的出租车，他也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带我乘坐便宜的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还有早上从妓女家出来后，他会带我顺路去某某料理店洗澡，然后吃便宜的汤豆腐，喝小酒，让人有种奢华的感觉。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虽然便宜，但富有营养；白兰地酒在所有酒类中能让人醉得最快；等等。总之，把钱交给他花，我一点也不会不安和害怕。

另外，和堀木交往后，我不再担心另一件事了。堀木从不关心听话者的感受，只是不停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或许他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存在），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净说些无聊的话，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走累了时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我最怕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地插科打诨进行伪装。而眼前这个傻瓜堀木却主动替我伪装，我只需假装听他叨叨，偶尔笑着说“是吗”就可以了。

不久我也明白，喝酒吸烟逛窑子是暂时克服畏惧人类心理的绝妙手段。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甚至觉得变卖我的全部家当都很值当。

在我眼里，妓女不是女人，只是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睡得很安心香甜。其实我和她们都很可悲，没有一丁点儿欲望。或许觉得我是她们的同类人，有亲近感吧，她们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很自然、友好。她们的友好毫无算计之心和勉强之意，对萍水相逢之人也一视同仁。这些白痴或疯狂的妓女，经常让我在茫茫黑夜中真切地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获得一宿短暂的安眠，我在和我的同类人——妓女玩乐的时候，身上慢慢有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息，这种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副作用”渐渐清楚地浮现出来时，被堀木发现了。我在惊愕之余，对此也深感厌恶。说得通俗点，在旁人眼中，我在利用妓女修炼和女人打交道的能力，而且近来长进显著。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和女人打交道的能力是最困难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已带有了“风月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仅是妓女）凭本能嗅到这种气息后就会趋之若鹜。这种猥亵的、不光彩的“副作用”，比我寻求放松休憩的本意更引人注意。

堀木当时是含着奉承的语气告诉我的，但一些被他言中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痛苦。比如我曾收到过酒馆女人稚拙的情书；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女儿，故意在我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脸施薄粉徘徊在自家门前；去吃牛肉饭时，我不说话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买烟的烟店姑娘递给我的香烟里竟然有……看歌舞伎时被邻座的女人……深夜在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时被旁边的女人……不太熟悉的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寄来的缠绵书信；不认识的姑娘趁我外出时送来的手工偶人；等等。不过由于我的消极退避，这些事情每次都只止于一些残缺的片断，没有深入进展。但我身上带有让女人魂牵梦绕的气息，这一点却并非玩笑，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被堀木等人点破时，我备感屈辱的同时，对妓女的兴趣也慢慢消失了。

为了赶时髦（至今我也没找到别的理由），堀木有一天带我参加了一个秘密研究会——共产主义读书会（好像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对堀木之类的人来说，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其实和领我“游览东京”没什么两样。去了后我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同志”，被迫买了一本宣传册，还听了坐在上席的丑陋青年讲授的马克思主义。他讲的道理浅显易懂，也言之有理，但人内心有些东西其实很可怕，是很难说清楚的。称之为“欲望”吧，好像也不全是；谓之“虚荣心”吧，好像也不确切；合称为“色欲”吧，仍然词不达意。我自己说不清楚，但总觉得人类社会的基础不单纯是经济，而是一种近乎神奇的怪谈之类的东西，这种怪谈令我极度恐惧。尽管我赞成唯物论，觉得它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但却依然不能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放眼绿叶依然感受不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还是一次不落地参加了R·S（这么叫也可能有误）的活动。看见“同志”们满脸严肃，异常郑重地全身心投入于“一加一等于二”这些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时，我常常忍俊不禁。于是便努力用自己拿手的逗笑本领来活跃气氛，渐渐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竟然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红人。这些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是一个乐观搞怪的“同志”。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便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我只是为了给他们表演才一次不落地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喜欢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他们。这种喜欢并非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有人会说这种集会不合法，不过它带给我一些乐趣，准确说是使我心里很舒服。其实，世上一些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让人感觉其无比强大），构造更复杂。就像待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冰冷房间里一样，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最后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个词叫“没脸见人的人”，好像指的是人世间可怜的失败者和道德败坏者。我觉得自己一出生就是个“没脸见人的人”，所以一遇到人们认为的“没脸见人的人”，就会变得善良温柔起来。这样的“温柔”令我心旷神怡。

还有一个词叫“犯人意识”。我一生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已完全融入我的生活，就像我的糟糠之妻一样与我耳鬓厮磨，与我孤寂游戏。有句俗话叫“小腿有伤口”[6]。这种意识就像一出生就长在我一条腿上的伤口一样，随着身体的成长非但没有愈合，反而日益严重，逐渐扩散到骨髓深处去了。虽然每天晚上我就像掉进变幻莫测的地狱般痛苦，但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奇怪）。伤口的疼痛反倒变成了对伤口的感情，如同爱情的呢喃一样。所以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前面提到的秘密集会活动的氛围令我格外安心惬意。那种活动的外壳比它的目的更适合我。堀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给那个集会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他曾蹩脚地逗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必须视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参加集会，倒总想拉我去视察消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有堀木那种爱慕虚荣、追赶时髦，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像我这样只因喜欢“不合法”的感觉而紧密的跟随者。倘若我们的真实目的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的话，我俩肯定都会被他们如烈火般怒斥之后，当成卑鄙的叛徒驱逐出组织的。但我们并没有被除名，尤其是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里，反倒比待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里更如鱼得水、发展得更“健康”。我作为很有前途的“同志”，承担了很多秘密的、重要的任务，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这些任务，而是泰然自若地受命，从没有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讯问。我总是边笑或逗人发笑，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交给的所谓“危险”工作（那帮从事秘密活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高度紧张，有时甚至笨拙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就是作为党员被捕后老死囹圄也无怨无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在恐怖的现实人类世界中，每晚如地狱般痛苦地呻吟难眠，还不如待在牢房里舒服。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或外出干事，经常三四天见不着一面。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父亲难以接近、严厉无比，寻思着搬出家租个房子住。这一想法还没说出口，就听别墅的老管家说父亲打算卖掉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因种种理由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毫不留恋地离开东京，在故乡建所房子过隐居生活。他可能觉得没必要为我这个高中生提供住宅和用人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常人一样，我无法明白），不久就把别墅转给了别人，而我则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一间阴暗房间里，过着窘迫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每月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定金额的零花钱，就算两三天花完这笔钱，香烟、酒、乳酪、水果等家里也总是备有。书、文具、衣服等东西都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购买。就连款待堀木的荞麦面和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附近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突然一个人租房子住的话，一切花销都只能靠每月的定额汇款，我一下变得焦头烂额起来。汇款依旧会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里害怕得几近发狂，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信中所写的内容，全是虚构的逗人发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逗人发笑是求助他人的上策），不停催他们快给我寄钱。另外，在堀木的教唆下，我开始出入当铺，可即便这样手头还是非常拮据。

总之，我一个人没有能力在无亲无故的租房内独立“生活”。我害怕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子里，总感觉会遭到别人的袭击，于是我便赶紧跑上大街，要么去参加上面提到的“运动”，要么就和堀木一起去喝廉价酒，学业和绘画全都荒废了。进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我和一名年龄比我大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经常旷课，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因为颇得考试要领，学习成绩一直瞒过了家人。可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家乡的父亲，父亲便让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最让我痛苦的是没钱花和秘密集会的任务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忙碌，我再无法以游戏的心境来应付了。我当上了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动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醉酒好好睡一觉，可手头没钱。而P那儿（我记得这是称呼党的暗语，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又不停地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只是对这种运动的“不合法”性感兴趣，没想到却假戏成真，让人手忙脚乱，我不禁在心中暗暗抱怨：你们认错人了吧？这些任务应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做吧。最后我逃走了。虽然逃脱了，可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我甚至都想一死了之。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特别有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的老板女儿。每当我参加完集会活动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休息时，那个姑娘总会拿着便条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太吵了，我没法写信。”

说罢就坐在桌子旁，写一个多小时信。

本来我可以佯装不知一直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特别希望我跟她说点什么，所以我便发挥惯用的服务他人的精神，强打精神，拖着疲惫得一句话都不想说的身体，一边趴着吸烟一边“嗯嗯”地应答着。

“听说有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是煮过牛奶喝来着。”

“真了不起，你就尽情喝吧。”

我暗想：这人怎么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明摆着在撒谎啊！肯定是在那儿装模作样。便试探着说：

“给我看看你写的！”

嘴上这么说，其实我根本不想看。谁知她竟撒娇道：“哎呀，你真讨厌，讨厌死了。”那兴奋的样子真让人看不下去，我不禁大为扫兴，便借机想支开她。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大道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怎么也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没事，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心里很清楚，男人让女人为自己干活是不会惹恼女人的，因为女人一般会很高兴为男人做事的。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关系，不管愿意不愿意，我每天都得和她碰头。活动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酸的腔调让我毛骨悚然。我故意略带忧郁地微笑着说：“我也正这么想。”

我深知激怒女人很可怕，必须想方设法讨好她们才行。为此在这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面前我也要牺牲自己，让她买这买那（其实都是些没品位的东西，我大都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头），并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被她缠得实在没法，便在街头的一个阴暗角落亲吻了她，心想这下她就能早点回去了。谁知她欣喜若狂，竟厚颜无耻地叫了一辆车，把我带到一间他们租来进行秘密活动的办公室。在这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天亮。我常常暗自苦笑，觉得她是一个“荒唐的姐姐”。

不论是房东女儿，还是这个女“同志”，我每天都得和她们见面，所以不可能像巧妙避开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避开她们。于是出于惯有的不安心理，我只得拼命去讨好她们，结果就被她们牢牢束缚住了。

同时，银座一个大型咖啡店的女招待意想不到地款待了我。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为了报答她，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被紧紧束缚住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不需堀木的带领，独自一人就能乘坐电车、去歌舞伎剧场，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咖啡馆了。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不解、恐惧和苦恼，但至少表面上可以和人正面打招呼了。不对，其实不用那种失败的苦笑伪装的话，我还是无法与别人交流的。这种寒暄的“伎俩”虽然还有点惊慌失措、结结巴巴，但好歹能拿出手了。这可能得益于四处奔波参加马克思主义活动，也可能得益于女人或酗酒，但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上的窘迫。在很多地方我都会感到恐惧，但要是在大型咖啡馆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的话，自己时刻紧绷的恐惧心理或许能平静呢。抱着这种想法，我身揣十块钱，一个人走进银座的一家大型咖啡馆，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能喝点什么？”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关西腔。听了她的话，我惶惶不安的心竟神奇地平静了。这并非因为我不用再担心钱的事了，而是因为我觉得待在她身边很安全。

我喝了酒。因为对她很放心，我不想特意伪装表演，只是一声不吭地喝着酒，毫不掩饰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郁郁寡欢。

“这些菜，您喜欢吗？”

那女人把很多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您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好像叫这个名字，但记忆模糊，很难确认。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女人名字都忘了）的吩咐，在银座背后一个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叫什么，可那时吃的难以下咽的寿司，不知什么原因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那个黄颔蛇脸的光头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假装很拿手地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我好几次在电车上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最后才想起是与那个寿司店老板相似，不禁摇头苦笑了。今天，那个女人的名字和长相已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可唯独那个寿司店老板的模样却记得异常清楚，甚至可以描摹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当时的寿司太难吃了，让我感觉很冷很痛苦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就是被人带到大家都公认美味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也一次没觉得好吃过。我常常觉得那些寿司都太大了，捏成大拇指大小不行吗？）

她租住在本所一个木匠家的二楼。在这儿，我一点也不用隐藏自己抑郁的心情，喝茶时总像牙痛一样一只手捂着脸颊。我这种习惯反倒得到了她的欢心。她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就像从凛冽寒风中的枯枝上飞舞飘落的落叶一样。

我俩躺在一起时，她说了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有丈夫，丈夫原来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两人一起离家逃到了东京。来到东京后丈夫不好好工作，不久因诈骗罪进了监狱。她每天都会去监狱给他送东西，但从明天起，她就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可能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太过拙劣，谈话老是不得要领吧，总之我对她们说的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

真空虚啊。

比起听女人诉说冗长的身世，我觉得听到她们一声叹息更能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但奇怪的是从没有在一个世间女子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嘴上不说“空虚”，但身体的外部轮廓中却带着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从这股气流里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空虚。一靠近她，那股气流就会笼罩我的身体，和我身上带有的一些阴郁的气息正好交融在一起，恰似“水底岩石落枯叶”一般，让我从恐惧和不安中得以脱身。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最起码那些妓女们都很开朗），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彻底放松的一夜（这么不假思索地、非常肯定地使用这种夸张说法，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后，又变回了那个浅薄无知、一心伪装的自己。胆小鬼惧怕幸福，就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一样，幸福也会给人带来伤害。趁着还没受伤，我赶紧放出惯用的逗笑烟幕弹，想迅速脱身。

“有一句话叫‘钱尽缘尽’，其实这句话被人解释反了。它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男人一旦没钱，自己就会意志消沉，一无是处，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慢慢男人的性情就会变得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疯狂地抛弃女人。按照《金泽大辞林》的解释，男人其实很可怜的。这一点我多少懂一些。”

我记得当时自己说了上面的一段浑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久留会有危险，便脸也没洗就逃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诌的“钱尽缘尽”理论，后来竟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此后的一个月我一直没去找那晚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带给我的欢乐逐渐淡漠，但受她恩惠这一点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有种沉重的压力。自己在咖啡馆里的消费都由常子埋单这种小事，让我难以释怀。我觉得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成了胁迫我的女人，即使相距甚远，也会时常感到她的威胁。另外我感觉再次遇到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的话，她们肯定会对自己勃然大怒的，所以非常害怕再次见到她们。所以我的性格也让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我这种胆怯的性格并不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我对女人的一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女人会把前一天晚上一起睡觉的事与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生的事严格区分开来，就像两者没有任何关联一样，怡然自得地游走于两个世界。

十一月末的一天，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地摊上喝完廉价酒，他又要换个地方继续喝。我们手里已经没钱了，可他还是吵着“我还要喝，我还要喝”。那时我也喝得醉醺醺的，借着酒劲壮胆，我便说：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那儿可是酒池肉林啊……”

“咖啡馆？”

“对。”

“走吧。”

于是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嚷嚷道：

“今晚我饥渴难耐，可想女人哪。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不喜欢堀木那副丑陋的醉态，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可以亲她吗？我想当着你的面亲我旁边的女招待。”

“应该可以吧。”

“太好了！我对女人饥渴难耐啊。”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分文但还是进了那家酒池肉林的大型咖啡馆。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包厢面对面坐了下来后，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便迅速跑了过来。女招待坐在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看来常子要被堀木亲吻了。

但我并不吃醋。我这人本来就没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吃醋，也没力量奋起与人争夺自己的所有权，以至于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人玷污而无动于衷。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害怕卷入那种旋涡。常子只不过是我的一夜情人，她并不属于我，我不会吃醋，但还是吃了一惊。

一想到常子当着我的面要被堀木强吻，我就为她的境遇感到悲哀。不过一想到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不得不与我分手，而我也就不用热情挽留常子，这样我们俩的关系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我对常子涌起的瞬间可怜之情旋即像水一样淡了下来。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哧哧地笑了起来。

但没想到事态竟意外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说，“我怎么能亲这种穷女人呢……”

他窘迫至极，抱着双臂使劲盯着常子看，脸上一脸苦笑。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对常子说，我想畅快淋漓地喝个烂醉。从常人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个不配醉汉亲吻的丑陋贫穷女人。我就像意外遭到雷击一样，第一次那么疯狂地喝呀，喝呀，喝了那么多酒，一直喝到晕头转向。我悲哀地微笑着，与常子面面相觑。经堀木一说，我真觉得她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不过与此同时，一种同为没钱人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认为，贫富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却是戏剧的永恒主题）。迷迷糊糊中，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我甚至对她萌生了微弱但又积极主动的爱恋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平生第一次喝酒喝得这么不省人事。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常子的房间里。

“你说‘钱尽缘尽’时，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呢。莫非你是真心的？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咱俩的缘分不会那么容易断的，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词。她早已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了，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类的恐惧和金钱、女人、学业、集会运动等生存的烦恼，也感觉无法忍耐下去了。于是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并没真正做好“死”的思想准备，答应她时的确带有某种“游戏”的成分。

第二天上午，我和她徘徊在浅草六区，之后在一家咖啡馆每人喝了一杯牛奶。

“账你来付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枚铜币。顿时一种比羞耻更为强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马上想起了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里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可以送进当铺的东西了。此刻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要面对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女人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说：

“哎？怎么就这么点钱？！”

这句话说者无心，但我却分明感到一种穿透骨髓的疼痛，我第一次被自己恋人的话刺伤。三枚铜币说到底不算是钱，但它带给我从未经历过的奇耻大辱，一种没法再活下去的屈辱。可能因为那时我还没彻底从富二代的感觉中摆脱出来吧，当时我就下定了真正去死的决心。

那天夜里我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大海。女人说她的腰带是借店里朋友的，她解下腰带叠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斗篷放在岩石上。随后便双双纵身跳进海里。

女人死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只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有点新闻效应吧，我殉情的事很快便被当作一起大事登在了报纸上。

我被送进海滨的医院里，一名亲戚专程从家乡赶来处理了种种后事。那名亲戚回去时告诉我，家乡的父亲和家人都非常生气，今后有可能与我断绝关系。但我无心顾及这些，只是一味想念死去的常子，常常泪流满面。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贫穷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全都以“为我活着吧”这种奇特的句子开头。护士们高兴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医院查出我的左肺有问题，这个检查结果倒救了我。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我被作为病人对待，关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他。

“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架势，像法官一样装腔作势地问我：

“最初和那女人是在哪儿认识的？”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官的派头，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些猥琐的桃色新闻来打发这个寂寥的秋夜。不过我很快就察觉到了，并拼命忍住了笑。我知道自己有权利拒绝回答警察的“非正式审讯”，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趣味，我始终怀着一脸的诚意，仿佛他就是真正的审讯官，自己受到的刑罚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一样。我装模作样的“陈述”多少满足了他那好色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基本明白了。如果你坦白一切的话，我当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我用出神入化的演技，进行了一场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后，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我刚进门，署长就说：

“哦，真是个帅哥啊。这不怪你，只能怪你母亲生下了你这么一个帅哥啊。”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突然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变得很悲哀，就像自己是个半张脸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好像是个柔道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很干练利索，与那个色眯眯的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审讯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呈送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

“你可得好好爱惜身体啊！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开始反常地咳嗽。咳嗽时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手绢上就像落上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我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夜我抠耳垂上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告诉他真相或许对我更有利，便低下头机警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我觉得还是先拍封电报或打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去横滨检察局一趟吧。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总该有吧。”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常出入父亲的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涩田长得又矮又胖、四十多了还没结婚，和我是同乡，常常拍父亲的马屁。因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父亲叫惯了。

借警察的电话簿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后，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起初“比目鱼”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喂，那个电话的话筒最好消一下毒，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后，听见署长大声吩咐手下给电话的话筒消毒。

午饭后，他们用细麻绳绑住我的胳膊，让一个年轻警察带我乘电车去横滨了。尽管我被准许用斗篷遮住被捆绑的手，但麻绳的另一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我没有丝毫不安，只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不过，被当作犯人捆绑起来，反而让我如释重负，觉得非常惬意。就是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整个人都会觉得非常舒服。

但那段令人怀念的往事中，有一次悲惨的失败经历让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是位四十岁左右、性情温和、气宇轩昂的人（我的漂亮是那种淫邪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表情聪慧且宁静，让人不得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漂亮）。我不由得彻底放松了警惕，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从袖口掏出手绢准备擦嘴时，我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用咳嗽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夸张地大声喀喀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悄悄瞥了检察官一眼。

“你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那么平静。我直冒冷汗，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上中学时，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一时间我就像掉进了地狱一样。可说实话，这一次的羞愧则远远超过那一次。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觉得与其受那名检察官平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呢。

我被缓期起诉，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满心悲凉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看见晚霞染红的天边，一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

手记3

一

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被女人迷恋上”这一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成了泡影。

最后我仅仅成了给粗俗杂志投稿的蹩脚无名漫画家而已。

由于镰仓的殉情自杀事件，我被学校除了名。之后我不得不搬到“比目鱼”家二楼一间三榻榻米大的房间居住。家里每月只寄来很少一点钱，而且还不是直接寄给我，是悄悄寄到“比目鱼”的名下（好像还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寄来的）。除此之外，我与老家之间便没了任何联系。“比目鱼”对我也总是冷冰冰的，无论我怎样讨好他对他笑，他都爱理不理。我很奇怪，一个人前后的表情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改变呢？这令我感到可耻和滑稽。“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对我反复絮叨着一句话：

“不准出去。总之，请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认为我有自杀或跟女人再次跳海的嫌疑，所以严禁我外出。我没酒喝，没烟抽，只能整天蛰伏在二楼三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翻翻旧杂志，像傻瓜一样生活，慢慢地我连自杀的力气也丧失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附近，虽然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可毕竟只是这栋房子两家住户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面很窄，店内堆放着的很多破烂货上落满了灰尘（其实“比目鱼”的买卖并不靠店里的破烂玩意儿，而是出入于一些场合，把某位老板的珍藏品出让给另一位“老板”而从中渔利）。他几乎从不待在店里，每天一清早就板个脸急匆匆地出去，只留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看守店铺，当然他也负责看守我。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居的孩子玩投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住的食客当作傻瓜或是疯子，有时甚至还像大人一样对我讲大道理。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因一些蹊跷的内幕他和涩田没有以父子相称。据说涩田一直未婚，好像也与这个孩子有关。我记得过去家人也讲过一些关于涩田的传闻，但我天生对别人的事情没太大兴趣，所以并不清楚其中的详情。不过小伙计的眼神的确有些“比目鱼”的感觉，或许真是“比目鱼”的私生子也未可知……果真那样的话，这对凄凉的父子倒也很默契。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常常会瞒着二楼的我，一声不响地偷吃荞麦面等好吃的。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是由这个小伙计负责做饭。我这个二楼食客的饭菜，通常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榻榻米大的餐厅里匆忙用餐，不时还能听见碗碟碰撞的声音。

三月末的一个黄昏，或许是“比目鱼”发了意外之财，或许是他另有阴谋（除了这两种推测，可能还有些我无法猜测的琐屑理由吧），他破例叫我下楼到餐桌旁吃饭。饭桌上竟然罕见地摆放着酒壶和生鱼片，而且那个生鱼片也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昂贵的金枪鱼。款待我的主人很激动，他自己对生鱼片也赞叹不已，甚至还劝我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食客喝酒。

“你以后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上的盘子里夹起了一块沙丁鱼，盯着小鱼银白色的眼珠看着看着，酒劲便渐渐泛了上来。我开始怀念以前四处乱逛的时光，还有堀木。我迫切渴望“自由”，脆弱得差点哭出来。

搬到这儿住以后，我根本没心情搞怪逗人笑，每天只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的蔑视之中。“比目鱼”似乎竭力避免与我推心置腹的长谈，而我也无意跟他诉说衷肠，所以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食客。

“缓期起诉不会成为什么犯罪前科的，所以只要你自己下决心就可以获得新生。若是你想洗心革面，好好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也会加以考虑的。”

“比目鱼”的说法，不，世上所有人的说法，总是转弯抹角，含糊不清。他们总是试图用微妙和复杂的说法逃避自己的责任。对他们那种近乎徒劳的防范心理和无数小小的心计，我总感到很困惑，最后只得听之任之，要么以滑稽的搞笑敷衍搪塞，要么默默点头得过且过。总之我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要是当时“比目鱼”简明扼要地对我说清楚，也许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为“比目鱼”的多此一举，以及世人不可理喻的虚荣心和面子观，感到非常郁闷。

“比目鱼”当时如果这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好了：“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从四月开始你最好进一所学校。只要你进学校读书，你老家就会寄给你宽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原来是这样的。要是他这样说的话，我应该会听他的吧。可由于“比目鱼”说得过于谨慎和晦涩，我没弄明白，以致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方向。

“如果你没诚心和我商量，那我也没办法的。”

“商量什么？”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是你心中想的事情啊！”

“比如说？”

“比如，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你是说我最好工作？”

“不，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即使想进学校……”

“那是需要钱，但问题不在钱上，关键是你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不明确告诉我“老家会寄钱来”呢？只要有这句话，我就会下决心去上学的。可最终我却听得云里雾里。

“怎么样？你对未来抱有希望吗？你不知道，照顾一个人究竟有多难！”

“对不起。”

“你的确让我担心哪。我既然答应照顾你，就不希望你半途而废。我希望看到你走上正道，重新做人。如果你愿意和我认真探讨你将来的打算的话，我就会给你想办法的。不过，毕竟我‘比目鱼’是个穷光蛋，就算资助你，你也别奢望过从前那样阔绰的生活。不过，要是你的想法切实可行，将来的打算很明确，并且愿意跟我好好商量的话，我也会一点一点帮你重获新生的。我的心情你明白吗？你到底打算今后怎么办？”

“如果您不愿意我住你家二楼的话，我就出去找点活干……”

“你真的那么想吗？在现在这个社会，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

“不，我不当白领阶层。”

“那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狠了狠心，说出了这句话。

“嘿？！”

我无法忘记当时“比目鱼”那缩着脖子嗤笑的滑稽表情。那种表情里带着一种近乎轻蔑但又不同于轻蔑的东西。倘若人类社会是一片汪洋大海，那种奇妙的影子就游弋在万丈深渊里。这种嗤笑一下让我看清了成年人生活的本质。

最后他说：“你这么想我也无话可说。不过你的想法太荒唐了，你再好好想想，今晚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吧。”听他这么说，我像被人追赶似的赶紧爬上了二楼。可躺下后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天亮后我就从“比目鱼”家里逃了出来。

“傍晚时分我肯定回来。我去找这个朋友商量将来该怎么办，所以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用铅笔在便条上写了上面这段话，又留下堀木正雄家在浅草的住址后，便悄悄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讨厌“比目鱼”的说教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我是一个想法太荒唐的人。我不知道将来该干什么，可如果一直待在“比目鱼”家当食客的话，又觉得对不起他。可即便我立下宏志，愿意发奋图强，可一想到每个月都要从并不富裕的“比目鱼”那里接受经济上的援助，立刻又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从“比目鱼”家逃出来并不是真要去找堀木商量什么“将来该怎么办”，我只是想让“比目鱼”放心，哪怕是让他放一点心也好（他放心的话，我就可以逃得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了那张便条。不，准确地说，我是害怕自己的突然出走会让“比目鱼”惊慌失措。尽管真相迟早会败露，但我还是害怕直接说出来，非要掩饰一下。这也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可能它与世人斥之为“撒谎”并百般指责的性格颇为相似，但我从未为了谋取私利而那么做过，我那么做只是害怕骤变的气氛令人窒息，所以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我也会拼命地去替人“着想”的。虽然这种“着想”只是一种扭曲、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出于为人“着想”的心理，我还是会在许多场合掩饰一两句的。好像这种习惯也常常被世上的“正人君子”们大肆利用），所以，就凭着记忆，把浮现在脑海中的堀木家的住址随手写在了便条上。

离开“比目鱼”家后，我一直步行到了新宿，卖掉口袋里的书后彻底走投无路了。尽管我在朋友中的人缘不错，但一次也没真正体验过“友情”。除了堀木这种狐朋狗友外，其他的交往带给我的只有苦痛。为了排遣那种苦痛，我拼命地伪装掩饰，累得精疲力竭。在大街上看到稍微熟悉的人的面孔，哪怕只是长得像的面孔，也会让我大吃一惊，一时间头晕目眩，全身发抖。明明知道有人喜欢自己，我却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当然，我并不相信世上的人都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拥有所谓的“亲密朋友”的，我甚至连拜访朋友的能力也没有。对我来说，别人的家门比《神曲》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可怕，而门里像巨龙一样可怕的怪兽浑身散发着腥臭，正匍匐蠕动着。这并非危言耸听，的确是我的真实感觉。

我没有朋友，无处可去。

只有去找堀木了。

这真是假戏真做，最后我还是按便条上写的地址去浅草找堀木了。此前，我从没去过堀木家，每次出门玩时都是拍电报约堀木见面。眼下我没钱发电报，再说现在我穷困潦倒，即使发个电报，堀木也未必会来见我。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去拜访他，于是便叹了口气坐上了前往浅草的电车。对我来说，这个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难道只有堀木了吗？一想到这儿，便觉得自己的后背透心地凉。

堀木在家。他家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是一栋两层建筑。堀木住在二楼一间六榻榻米大的房间。堀木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年轻的工匠正在楼下制作木屐，一会儿敲敲打打，一会儿缝制木屐带子。

那天，堀木向我展示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崭新一面，即俗话所说的老奸巨猾的一面。他的冷酷、狡诈和利己主义，令我这个乡巴佬瞠目结舌。他不像我一样四处漂泊。

“你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哪。你家老爷子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平常那样搪塞着。尽管马上会被堀木察觉，但我还是搪塞着说：

“那总会解决的。”

“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我对你的忠告，干傻事该到此为止了。我今天还有事哪，这阵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有事？什么事？”

“喂，你可别把坐垫上的带子扯断啦。”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无意识地用指尖钩着坐垫一个角上的一根细绳拉扯着玩。只要是家里的东西，包括坐垫上的一根细绳，堀木都爱惜无比，甚至横眉竖眼地责备我。现在回想起来，堀木在之前与我的交往中也的确没付出过任何东西。

堀木的老母亲用托盘送来两碗年糕小豆汤。

“哎呀，您这是……”

堀木俨然一副不折不扣的孝顺儿子的模样，在老母亲面前很诚惶诚恐，就连说话的腔调也毕恭毕敬的，显得很不自然。

“对不起，是年糕小豆汤吗？真是太上档次了。不用这么费心，我们有事得马上出去哪。不过，既然是您特意做的，那我们就喝吧。你也来一碗吧，怎么样？这可是我母亲特意做的噢。啊，这玩意儿真好喝，太上档次啦！”

他异常兴奋，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神情看起来也不完全像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小豆汤，感觉只是白开水的味道。我又尝了尝年糕，觉得那压根儿就不是年糕，而是一种我没吃过的什么东西。我这么说绝不是在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也并不难吃，而且老母亲的心意也让我很感动。虽然我害怕贫穷，但绝对没有轻蔑感）。多亏了那碗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堀木，我才清楚地看到都市人节俭的本性，看到东京人家里家外不同的真实面貌。而只有我愚蠢地内外如一地、接二连三地在现实生活中四处逃窜，甚至被堀木这种人嫌弃。我只记得自己狼狈地用油漆剥落的筷子吃年糕小豆汤时，内心却觉得非常凄凉。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堀木站起身，一边穿上衣一边说，“要出去一下，真是对不起。”

这时，一个女客人来找堀木，而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堀木一下精神大振，说道：“哦，真是对不起。我正要去拜望您呢，可谁知来了个不速之客。不过没关系，请坐吧。”

他一下方寸大乱。我赶紧把自己坐着的坐垫翻了个面递给他，他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面放好，请女客人就座。因为房间里除了堀木的坐垫外，只有一张客人用的坐垫。

女客人是个瘦高个儿，她把坐垫往旁边挪了挪，在门口附近的角落边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好像是某个杂志社的记者，不久前请堀木画了个什么插图，这次是来取的。

“因为很急，所以……”

“已经画好了，早就画好了。这就是。您请过目。”

这时有人送来了一封电报。

堀木看完电报后，刚刚还兴高采烈的脸一下便阴沉了下来。

“喂，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要是我能送你回去就送你回去了，可我眼下实在没工夫。你瞧你，从家里偷跑出来，还一副大摇大摆的样子。”

“您住哪儿？”

“大久保。”我脱口回答道。

“那正好在我公司附近。”

那女人是甲州人，今年二十八岁。带着一个年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园寺的公寓里。丈夫好像已去世三年了。

“你看起来很机敏，像从小吃了很多苦头，真可怜。”

从此我开始过上了男妾般的生活。在静子（就是那个女记者）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时，我就和她那个名叫茂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照看家。此前，当母亲外出时，茂子一直在公寓管理员的房间里玩，现在有了一个“机敏”的叔叔陪她玩，她当然很高兴。

我在那儿稀里糊涂地待了一周左右。透过公寓的窗户，能看见一只风筝缠在不远处的电线上，夹杂着尘土的春风把风筝吹得七零八落，但它却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去，就像在不停地点头哈腰似的。每当见此情景，我就忍不住面红耳赤苦笑起来，就像被噩梦魇住一样。

“给我点钱。”

“……要多少？”

“很多。……俗话说‘钱尽缘就尽’，那可一点不假噢。”

“傻瓜，那只不过是句老话……”

“是吗？不过你不会明白的。照这样下去，没准儿我会逃走的。”

“到底是谁没钱呢？到底是谁要逃走呢？你真是奇怪哪。”

“我要自己挣钱买酒喝，不，是买烟吸。就说画画吧，我也自认比堀木画得好呢。”

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中学时画的那几张自画像，就是竹一说的“妖怪的画像”。可惜的是，那些杰作在三番五次的迁徙中丢失了。我一直觉得，唯有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画过各种各样的画，但都远远赶不上那些杰作。所以我一直被一种失落感折磨着，整个心里都感觉空洞洞的。

一杯喝剩下的苦艾酒。

我暗暗用这句话形容这种永远无法弥合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的苦艾酒就会在我的眼前忽隐忽现。啊，真想把那些画给她看看，我要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我被这种焦躁的感觉搅得心神不宁。

“哼，你一脸认真地开玩笑，还真可爱呢。”

这不是玩笑，这是真的！啊，真想把那些画给她瞧瞧！我愤愤地想着想着，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那个念头。

“漫画，至少画漫画，我自认为比堀木强。”

没想到这句气话，她倒信以为真了。

“没错，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平时你给茂子画的那些漫画，我看了都不禁捧腹大笑呢。你就试着画画看，怎么样？我可以向我们社的总编推荐你的。”

她们杂志社发行一种不太有名的儿童月刊杂志。

“一看到你，大部分女人都巴不得为你做点什么呢……因为你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同时又很会用出色的滑稽表演逗人开心。……有时你又独自一人郁郁寡欢，那模样更是让女人动心啊。”

静子还会说很多好听的话恭维我，可一想到说的都是些男妾的可耻秉性，我就越发“郁郁寡欢”、萎靡不振了。我暗下功夫：金钱比女人重要，我迟早要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实际我却越来越依赖静子了。包括我离家出走的善后工作在内的所有事情，我都要仰仗这个胜过男性的甲州女人处理。结果我在静子面前更是不得不“战战兢兢”的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她和“比目鱼”、堀木三人进行会谈后达成了协议：我与老家彻底决裂，与静子“堂堂正正”地同居。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赚了些钱，我也可以买酒和烟了。不过我的不安和抑郁却与日俱增。在为静子杂志社的杂志画每月的连载漫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时，我极度郁闷，竟然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亲人来。过度的凄凉感会让我手中的画笔突然停下来，这时伏在桌前的我往往是泪流满面。这时候，能稍微安慰我的只有茂子。茂子已经毫无忌讳地叫我“爸爸”了。

“爸爸，听说一祈祷神什么都会答应的，这是真的吗？”

看来我正需要这样的祈祷啊。

啊，请赐给我冷静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一个人排挤另一个人不也是罪过吗？请赐给我愤怒的假面！

“嗯，是的，对茂子嘛，神什么都会答应的。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灵验了。”

“为什么不灵验呢？”

“因为爸爸不听父母的话。”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哪。”

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虽然我知道这栋公寓里的人都很喜欢我，可其实我心里却非常畏惧他们啊！我越畏惧他们，就越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畏惧他们，想远离他们。可要向茂子讲清楚这种不幸的乖僻心理真的是太困难了。

“茂子，你想向神祈祷什么呢？”我漫不经心地转移了话题。

“茂子想要自己真正的爸爸！”

我吃了一惊，眼前一片眩晕。敌人。我是茂子的敌人，还是茂子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一个威胁我的可怕的大人。陌生人，不可思议的陌生人，神秘的陌生人。在我的眼里，茂子一下变成了那种陌生人。

原以为只有茂子是个例外，没想到她身上也隐藏着“蓦然抽死牛虻的牛尾巴”。打那以后，我在茂子面前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色魔！在家吗？”

堀木开始上这儿来找我了。尽管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那天他对我非常冷淡，可现在我却无法拒绝他，只能面带微笑迎接他。

“听说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啊！像你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倒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啊。不过你千万不可大意，你的素描一点不成样子啊！”

他在我面前装得像绘画大师一样。要是我把那些“妖怪画像”给他看，他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呢？我急得又抓耳挠腮起来。

“你别那么说，要不我会伤心地大哭一场的。”

堀木越发得意了：

“仅靠圆滑世故，你迟早会露馅的。”

圆滑世故？听他这么说，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居然圆滑世故！莫非在别人眼里，我畏惧他人、躲避他人、搪塞他人的性格，竟与俗话所说的“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处世教条表现相同吗？啊，人们根本不了解彼此，明明貌合神离，还以为对方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挚友，等对方死去时，还哭哭啼啼地念悼词呢。

堀木是处理我逃离“比目鱼”家善后工作的参与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央求下勉强答应的），所以，他摆出一副教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或月下老人的架子，要么煞有介事地教训我，要么喝得烂醉后深更半夜跑来借宿，要么就向我借五块钱（每次都毫无例外地借五块钱）。“不过你玩女人也该到此收手了吧。再玩下去的话，世人是不会原谅你的。”

所谓世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它真正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以前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种强大的、严酷的、可怕的东西，如今听堀木这么说，我差点就迸出“所谓世人，不就是你吗？”这句话。可最后害怕激怒堀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世人不会容许你那么做的。）

（不是世人，是你不容许那么做吧。）

（如果你做那种事，世人会让你好看的！）

（不是世人，是你吧。）

（不久你就会被世人埋葬的。）

（不是世人，而是被你埋葬吧。）

——你要明白自己很可怕、怪异、恶毒、狡诈和诡谲！

这些话在我心中不停地翻腾，不过我只是用手巾擦擦脸上的汗，笑着说：“冷汗！冷汗！”

自此以后，我就意识到“所谓世人其实就是某个人”。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和以前相比，我多少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静子说，我变得有些任性了，不像以前那么战战兢兢的了。堀木说，我出奇地吝啬小气了。而茂子说，我不太宠她了。

我变得不苟言笑，每天一边照看茂子，一边为各家杂志社（渐渐地，静子出版社以外的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那都是些比静子的出版更低级的三流出版社）画一些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自暴自弃题材的连载漫画，如《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还有模仿《悠闲爸爸》画的《悠闲和尚》，以及《急性子阿乒》等。我心情郁闷，慢条斯理地画着（我的运笔速度相当慢），靠此挣点喝酒钱。静子从杂志社回家后，我就可以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园寺车站附近的地摊和简易酒馆里喝点廉价的烈性酒，等心情好点后，才回到公寓对静子说：

“越看越觉得你长得怪。我告诉你，《悠闲和尚》里的人物造型就是从你睡觉时的模样中得到灵感的。”

“你睡觉时看起来也很苍老哟，就像个四十岁的男人。”

“还不是怪你，把我吸干了。人的生命如同流水一样转瞬即逝，河边的垂柳你还郁闷什么呢？[7]”

“别瞎嚷嚷了，早点休息吧。你还吃饭吗？”她依旧心平气和，根本不理我那一套。

“有酒的话，我倒想喝点……人的生命如同流水，人的流水如同……不，河里的流水和人的生命……”

我一边哼着歌，一边让静子帮着脱了衣服，然后把头埋在她的胸脯里就睡了过去。这便是我每一天的生活。

每天面对相同的事情

只需遵从昨天的习性

不要过度欢喜

自然就不会感到极度的悲哀

为了躲开前方的绊脚石

蟾蜍迂回前行

当我读到上田敏[8]翻译的夏尔·库洛[9]的诗时，整个脸庞羞得通红。

蟾蜍。

（这就是我。世人既不会容忍我，也不会不容忍我；既不会埋葬我，也不会不埋葬我。我是只比狗猫更劣等的动物。蟾蜍。只会在地上慢慢爬动的蟾蜍。）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了，除了附近的高园寺车站，还会跑到新宿、银座一带去喝酒，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避免“遵从昨天的习性”，我要么在酒吧里耍赖，要么乱亲身边的女人。总之，我又回到了上次殉情前的那种状态，成了比以前更粗俗卑鄙的酒鬼。没钱时，我就会把静子的衣服拿出去典当。

当我来到这里，面对那只被大风刮得七零八落的风筝苦笑一年多后，在樱树再次长出嫩叶的一天，我悄悄偷了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换了钱跑去银座喝酒。连续在外过了两夜后，第三天晚上身体实在撑不住了，便悄悄跑了回来。当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静子的房门前时，听见里面传来静子和茂子的声音。

“爸爸干吗要喝酒啊？”

“你爸爸可不是因为喜欢才喝的，只是因为他人太好了，所以……”

“好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只是……”

“爸爸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没准儿会讨厌哪。瞧，它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急性子的小阿乒一样。”

“没错。”

随后屋里传出静子低低的、充满幸福的笑声。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往里一瞅，原来是只小白兔。只见小白兔在房间里活蹦乱跳，静子母女俩在后面追着。

（她俩真幸福啊，可我这个混蛋却夹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简单幸福。一对好母女。啊，倘若上天能够实现我这种人的祈求，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我肯定祈求上天保佑她们幸福。）

我真想就蹲在那里合掌为她们祈祷。但最终还是轻轻拉上门，转身又去了银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公寓。

之后我再次以男妾的身份寄身于京桥附近的一家简易酒吧的二楼。

社会。我开始隐约明白了，它的真相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当场斗争，人们需要当场取胜。人绝不会服从于他人，就连奴隶也会用奴隶卑屈的方式进行反击。所以，人除了当场决一胜负外，不可能有别的生存方式。虽然人们提倡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还是个人的，超越了一个人后还要面对另一个人。社会的复杂其实就是个人的复杂。看似浩瀚的大海，其实并不是社会，而是个人。想到这儿，我从对人类社会这一汪洋大海的恐惧幻影中多少获得了一些解放，不再像以前那样漫无止境地生活了。即是说，为了眼前的需要，我多少学得厚颜无耻了。

离开高园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京桥一家简易酒吧。“我和她分手了。”我对老板娘只说了这一句话，但仅凭这一句话我已经取得了胜利。从那天晚上起，我就霸气地住进了那里的二楼。不过，原本十分可怕的“世人”却并没伤害我，而我也没向“世人”辩解什么。只要老板娘愿意，一切便不在话下。

我既像店里的顾客，又像店老板、跑腿的侍从，有时还像店里谁的亲戚。对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世人”却并没表现出丝毫的惊讶。连店里的常客们也“阿叶、阿叶”地叫我，对我非常友好，还劝我喝酒。

慢慢地，我对世人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这个社会也并非那么可怕。这样看来，迄今为止我对它们的恐怖感其实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就好比迷信春天的风里带有成千上万的百日咳细菌；澡堂里藏着大量致人失明的细菌；理发店里潜伏着几十万秃头病病菌；电车把手上爬有疥虫；生鱼片和生烤猪肉里藏有涤虫幼虫、肝蛭，还有什么虫卵；赤脚走路时不小心被小玻璃碴扎入脚心的话，那玻璃碴就会进入人体内的循环系统，最终刺破眼珠，使人失明等这些“科学事实”一样。的确，成千上万的细菌在蠕动爬动是正确的“科学”描述，但同时我开始明白，只要彻底抹杀它们的存在，它们也就成了和我毫无关联的、转瞬即逝的“科学幽灵”。另外，我之前对这样的“科学统计”也很恐惧：如果每人饭盒里剩三粒饭，那么一千万人一天就会白白浪费好几袋大米；如果一千万人一天节约一张擦鼻涕的纸，就会汇成很大一池纸浆啊。所以每当吃剩一粒米或擦一次鼻涕时，我就会被自己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的错觉所困扰，仿佛自己犯下了重大的罪孽一样，心情很沉重。其实这些“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和“数学的谎言”，不光在计算饭粒，也在粗浅、弱智地处理其他乘除应用题。比如，统计人在黑灯瞎火的厕所里踩空掉进粪坑的概率是多少，以及乘客不小心跌进车站出入口与月台边缘缝隙的概率是多少？等这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确可能发生，但如厕时因踩空而受伤的事却从没听说过。这些假设作为“科学事实”被灌输进我的大脑后，我完全把它看作现实并担惊受怕。我觉得自己以前是那么天真可爱，忍不住都想笑。这样，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社会”的真相了。

尽管如此，人这种东西在我眼里仍旧十分可怕。在下楼去见店里的顾客时，我必须得先喝一杯酒才行。因为那些人很可怕啊。可就像小孩子喜欢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紧捏在手中一样，即便如此我还会每天晚上到店里喝得醉醺醺的，向客人吹嘘自己拙劣的艺术论。

我是漫画家。啊，不过我只是一个不会大喜大悲的无名漫画家。不管将来要面对多大的悲哀，不管内心多么焦急地期盼巨大的欢乐，我眼下的乐趣却只是与客人闲聊、喝客人请我喝的酒。

京桥这种无聊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我的漫画也不再限于儿童杂志，也开始刊登在车站上卖的粗俗杂志上。我在以“上司几太”（殉情了，但还活着）这个诙谐的笔名画的龌龊裸体画上，大都插入了《鲁拜集》[10]里的诗句：

停止做那些徒劳的祈祷，

不要再让泪水白白流掉。

来，干一杯吧，只想着美妙的事情

忘记一切多余的烦恼。

那用不安和恐怖威胁人的家伙

惧怕自己制造的弥天罪恶，

为了防备死者的愤然复仇，

终日算计，不得安卧。

叫喊吧！我的心因醉意而充满欢欣，

今早醒来却只有一片凄清。

真是怪我，相隔一夜，

我的心竟判若两人！

难道正义是人生的指针？

那么，在血迹斑斑的战壕

瞧那暗杀者的刀锋上

又是何种正义在喧嚣？

哪里有真理给我们的指示？

又是何种睿智之光在照耀闪烁？

美丽与恐惧并存于浮世，

软弱的人子负起不堪忍受的重荷。

因为我们被播撒了情欲的种子，

所以总听到善与恶、罪与罚的咒语。

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彷徨踟蹰，

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们力量和意志。

你在哪里彳亍徘徊？

你在对什么进行抨击、思索和忏悔？

是并不存在的幻觉，还是空虚的梦乡？

哎，忘了喝酒，那全成了虚假的思量！

请遥望那漫无边际的天空，

我们乃是其中浮现的一小点。

怎能知道这地球是凭什么自转？！

自转，公转，反转，又与我们有何相干？！

到处都有至高无上的力量，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

无不具有相同的人性。

难道只有我一个是异端之族？

人们都读了《圣经》，

要不就是缺乏常识和智慧。

竟然忌讳肉体之乐，还禁止喝酒，

好啊，穆斯塔法，我最讨厌那种虚伪！

那时，有位处女劝我戒酒：

“你每天从午饭开始就喝得醉醺醺的，那可不行啊！”

她是酒吧对面香烟铺老板的女儿，十七八岁，名叫良子。肤色很白，长着一颗虎牙。每当我去买香烟时，她都会笑着忠告我。

“为什么不行呢？有什么不好呢？古代波斯人说：‘有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人之子呀，用酒来消除怨恨吧！’还有，‘给我悲哀疲惫的心灵带来希望的，唯有那让我微醉的玉杯’。你懂吗？”

“不懂。”

“你这小家伙，让我亲一口吧。”

“那你就亲呗。”

她毫不胆怯地噘起了下嘴唇。

“瞎说！你的廉耻……”

但良子的全身的确飘荡着一股没被人玷污的处女气息。

年后的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喝得醉醺醺地去买香烟时，不小心掉进了香烟铺前的下水道里。我喊良子救我。良子使劲把我拽起来，在帮我处理右手上的伤口时，一笑也不笑严肃地说：

“你喝得太多了。”

我不在乎死，但却害怕受伤、出血以及身体残废。在良子给我处理手上的伤口时，我觉得自己是真的该戒酒了。

“我要戒酒，从明天起一滴也不沾。”

“真的？”

“我一定戒。如果我戒了，良子肯嫁给我吗？”

当然，要她嫁给我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当然了。”

她说的“当然了”是“当然没问题了”的省略语。当时正流行各种各样的省略语，如时男（时髦男子）呀、时女（时髦女子）等等。

“那好，我们拉钩吧。我一定戒酒。”

可第二天我吃午饭时又喝酒了。

傍晚时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来，站在良子的店前喊道：

“良子，对不起，我又喝酒了。”

“哎呀，真讨厌，故意装得喝醉了。”

她的话吓了我一跳，酒也一下子醒了。

“不，是真的，我真喝了。我没装。”

“别逗了，你真坏。”

她一点也不怀疑我。

“这不是明摆着吗？我今天中午又喝酒了，原谅我。”

“你可真会演戏啊。”

“我没演戏，傻瓜。让我亲亲你吧。”

“亲呀！”

“可我没有资格呀，只能死了娶你做媳妇这条心了。瞧我的脸，是红的吧，我喝了酒的。”

“那是夕阳晒的。你可别耍我，昨天不是说好了吗？你不可能喝酒的，我们还拉了钩的。你说喝了酒，肯定是在撒谎，撒谎！”

良子坐在昏暗的店里笑着。看着她白皙的脸庞，我觉得她纯洁的“童贞”真令人羡慕啊。时至今日，我还没和年轻的处女睡过觉。和她结婚吧，即使面临再大的悲哀我也在所不惜。我要体验那近乎疯狂的巨大欢乐，哪怕一生仅有一次也行。以前我认为，处女的纯洁美只不过是愚蠢的诗人抱有的甜蜜悲伤的幻觉罢了，我现在才发现她确实在我的眼前。娶了她后，春天就可以和她一起骑自行车去看绿叶掩映的瀑布了！我当场下定决心，毫不犹豫地决定“一次就决胜负”，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

不久我们便结婚了，我由此获得的快乐并不很大，但其后降临的悲哀却惨烈至极，简直难以想象。这让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确还有深不可测的可怕之处，它绝不可能“一次就决出胜负”，更不是你轻易就能理解的。

二

堀木与我。

如果说世上的朋友都一边交往一边相互轻视对方，并且一起自我丑化的话，那我和堀木无疑属于“朋友”的关系。

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很仗义（尽管说女人仗义很奇怪，但据我的经验，至少在都市的男女中，女人应该比男人更仗义。男人大都心虚胆怯，外表看似阔绰，其实都吝啬无比），她同意我和香烟铺的良子住在一起。我们在筑地靠近隅田川的一栋木质结构的两层公寓楼的一楼租了一个房间。我把酒也戒了，开始拼命地从事渐渐成为我固定职业的漫画创作。晚饭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回家的路上或是一起喝个咖啡，或是买个花钵。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我最大的乐趣其实是和这个完全信赖自己的小新娘子待在一起，倾听她说的每一句话，欣赏她做的每一个动作。我慢慢觉得自己已能像一个正常的人生活了，用不着悲惨地死去了。可就在我心里慢慢产生这种天真的想法时，堀木又在我眼前出现了。

“哟，色魔！哎呀，你看起来好像懂事多了。今天我可是受高圆寺那位女士之托前来的噢！”说完他又突然压低嗓门，用下巴指指正在厨房沏茶的良子，问我：“我这么说没事吧？”

“没事，随便说。”我平静地答道。

要说良子对我的信任真可以说是死心塌地。我和京桥那家酒吧老板娘之间的事自不用说，即使告诉她我在镰仓发生的事，她也不会怀疑我和常子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我巧舌如簧，有时候我就是用最直白的说法，良子也只当是笑话来听。

“你还是那么自命不凡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她只是让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圆寺玩玩吧。”

就在我刚要忘却之际，一只奇怪的鸟扑打着翅膀飞过来，用嘴又啄破了我记忆的伤口。于是，过去那些耻辱与罪恶的回忆一下子又在脑海里复苏了，我恐怖得不禁想高声呐喊，再也无法平静地坐下去了。

“去喝一杯吧。”我说道。

“好吧。”堀木回答道。

我和堀木在外表上很相似，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双胞胎。当然这也仅仅局限于我们两人四处游荡喝廉价酒的时候。总之，两人一碰面，顷刻间就变成长相和毛色都相同的两条狗，一起在下着雪的小巷里窜来窜去。

打那天以后，我们又开始重温过去的交情，还结伴去了京桥那家小酒吧。最后，两条烂醉如泥的狗还造访了高圆寺静子的公寓，并在那里过了夜。

那个闷热的夏夜让人无法忘记。那天黄昏时分，堀木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衣来到我在筑地的公寓。他说他今天急用钱就当掉了夏天的衣服，但被他老母知道了就麻烦了，所以想向我借点钱马上赎回来。不巧我手头也没钱，只好和往常一样让良子拿她的衣服去当铺换点钱回来。借给堀木后还剩了点钱，于是我又让良子买了些烧酒，我们迎着隅田川夹杂着泥土味的凉风，在屋顶上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纳凉晚宴。

我们开始玩起了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字谜游戏。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游戏，我把名词分成男性名词、女性名词和中性名词，同样也分成喜剧名词与悲剧名词。比如说，轮船和火车属于悲剧名词，而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就属于喜剧名词。不懂如此划分缘由的人，就无权奢谈什么艺术。因为喜剧剧本中哪怕夹杂一个悲剧名词，这个剧作家就不合格。悲剧剧本的情况也一样。

“准备好了吗？香烟是什么名词？”我问。

“悲剧（悲剧名词的略称）。”堀木立即答道。

“药品呢？”

“药粉还是药丸？”

“针剂。”

“悲剧。”

“不是吧？还有荷尔蒙针剂呢。”

“绝对是悲剧。你看，首先针就是一个明显的悲剧啊！”

“好吧，就算我输了。不过没想到你竟然认为药品和医生都属于喜剧。那死亡呢？”

“喜剧。牧师与和尚也一样。”

“棒极了！那么，生存就该是悲剧了吧。”

“不，生存也是喜剧。”

“可这样一来，不都成了喜剧了吗？我再问你一个，漫画家呢？不可能是喜剧了吧？”

“悲剧，悲剧，那是个大悲剧名词。”

这种简单粗俗的游戏，的确有些无聊，但我们却自认为是世界所有沙龙中都见不着的巧妙东西。

我还发明了另一种相类似的游戏——反义词字谜游戏。比如，黑色的反义（反义词的略称）是白色，白色的反义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却是黑色。

“花的反义词呢？”我问道。

堀木撇着嘴巴，想了想说：

“有个餐馆叫‘花月’，这样看应该是月亮吧。”

“不，那可不是反义词，那是同义词啊。就像星星和紫罗兰是同义词一样，绝对不是反义词！”

“我明白了，那就是蜜蜂。”

“蜜蜂？”

“难道牡丹上会是蚂蚁？”

“什么呀，你说的是画的名字啊。你可别想蒙混过关。”

“我知道了。花配云朵吧。”

“是彩云追月吧！”

“对了，花对风。是风，花的反义词是风。”

“太差劲了，那不是浪花节[11]中的台词吗？这下我可知道你的水平了。”

“要不，是琵琶吧。”

“这就更不对了。花的反义词应该是世界上最不像花的东西才对嘛。”

“不过……等等，好像是女人吧？”

“那我问你，女人的同义词是什么？”

“是内脏。”

“你好像对诗一窍不通啊。那内脏的反义词呢？”

“是牛奶。”

“这倒不错。我再问一个，耻辱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无耻的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

“那堀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我俩都笑不出来了。一种沉闷的气氛慢慢笼罩了我们，就像烧酒醉后，满脑子装满玻璃碴的奇特感觉一样。

“你别嚣张！我可不像你，你受过牢狱之耻呢。”

堀木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内心并没把我当真正的人来看待，只认为我是一个自杀未遂、不知廉耻的傻子，就像“活僵尸”一样。他只是为了自己取乐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罢了。一想到和他的交情不过如此，我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但转念一想，自己一直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遭到堀木的蔑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罪。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这可是一道难题哟。”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道。

“法律。”堀木平静地答道。

我又重新审视一眼堀木。隔壁大楼上的霓虹灯照在堀木脸上，看起来就像凶神恶煞般的刑警一样威风凛凛。我很吃惊地说：

“罪的反义词不会是你说的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或许世人都抱着这种简单的想法而单纯地活着吧，即没有警察的地方罪恶才会蠢蠢欲动。

“那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吗？你看起来就像神秘兮兮的僧侣一样。”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再想想看吧。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吗？我觉得单凭这个题目的答案就可以了解那个人的全部。”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开玩笑了。善是恶的反义词，不是罪的反义词啊。”

“恶与罪难道不同吗？”

“我觉得不同。善恶全由人判断，是人类随便创造的道德词汇。”

“你真麻烦。那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

“良子正在楼下煮蚕豆呢。”

“太好了，我最爱吃那东西了。”

他把脑袋枕在交叉的双手上，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恶不感兴趣啊！”

“当然不感兴趣了，因为我不像你，我不是罪人呀。我就是玩女人也不会害死女人，也不会卷走女人钱财的。”

我并没害死女人，也没卷走女人的钱财！我在内心深处拼命反抗着。不过马上又习惯性地把责任全归在了自己身上。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争。我拼命克制着酒后抑郁的心情，自言自语似的嗫嚅道：

“不过被关进监狱并不代表我犯罪。我觉得只要弄清罪恶的反义词，就能把握罪恶的本质。是神、救赎、爱、光明吗？不过神的反义词是撒旦，救赎的反义词是苦恼，爱的反义词是恨，光明的反义词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哎呀，这些全都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12]，甘甜的蜂蜜。哎呀，我肚子都饿了，快去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你自己也可以去拿啊！”

我第一次用非常愤怒的声音冲他说。

“好吧，我下楼去拿，我和良子做完坏事后再上来。与其和你在这儿空谈还不如去实地验证呢。到时你就知道罪的反义词是蜜豆，不，是蚕豆了。”

他已经酩酊大醉，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你爱滚哪儿就滚哪儿去！”

“罪与空腹，空腹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

他一边胡言乱语，一边站起身来。

罪恶与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词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禁大吃一惊。倘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把罪恶与惩罚当作同义词，而是作为反义词的话会怎样呢？……罪恶与惩罚，绝无相通之处，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把罪恶与惩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笔下的绿藻、腐败的水池、乱糟糟的内心世界……啊，我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些念头如走马灯似的从我的脑海闪过。这时，忽然传来了堀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还什么蚕豆呢，快来看！”

他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他不是刚蹒跚着下楼去了吗？怎么一下又跑回来了。

“什么事？”

我感觉不对劲，马上和他从楼顶来到二楼，在二楼通往一楼的楼梯上，堀木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小声对我说：

“你瞧！”

我住的屋子上方的小窗户开着，从那儿可以看到房间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灯，两只“动物”正在干着什么。

我头晕目眩，呼吸急促，只一个劲地在心里嘀咕：“这也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我彻底忘记了去救良子，只是呆立在楼梯上。

堀木大声地咳嗽着。我逃命似的又跑回楼顶，一下子躺了下来。仰望夏夜布满水汽的天空，我感觉自己的心里不是愤怒、厌恶，也不是悲哀，而是强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面对死亡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白衣神体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源自古代的极端恐惧。从那夜起，我开始有了白发，对身边的一切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不信任别人，对人生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都全部消失了。这件事是决定我人生的一件重要事件，它仿佛迎面击中了我的眉宇，每当我与别人接近，那道伤口就会隐隐作痛。

“我很同情你，不过这件事多少也会让你清醒点。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就像一座地狱。……不过，你最好还是原谅良子吧，因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告辞了。”

堀木一点也不傻，他才不会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地方呢。

我站起身，一个人喝着烧酒。喝着喝着便哇的一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就那么一直痛哭个不停。

不知什么时候，良子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我说什么也没用了……”

“好啦，什么也别说了。你太相信别人了。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着吃蚕豆。老天啊，相信别人也有罪吗？对方是个三十岁左右、不学无术的小个子商人，常请我画些漫画后扔下一点破钱。

打那以后，那个商人就再没来过我家。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恨堀木。我恨他第一个发现后连声干咳也没有就悄悄折回屋顶通知我。对他的憎恶和愤怒让我夜不能寐，常常叹息呻吟到天亮。

不存在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太相信别人了。正因为她不知道怀疑别人，才遭此厄运啊。

我不禁要问老天爷：难道相信别人也有罪吗？

和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相比，良子信赖别人的性格遭到玷污这件事，则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成为困扰我的根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看别人脸色行事、因对别人的信赖而伤痕累累之人。对我来说，良子纯真无瑕地信任别人之心就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一般令人赏心悦目，没想到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污浊的黄水。这不，从那夜起，良子连我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小心翼翼了。

“喂！”每当她听到我的叫声便会胆战心惊，不知看向哪里。不管我再怎么逗她，她都一直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在和我说话时还用很多敬语。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任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看了很多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但最后还是发现，没有一个女人像良子那样悲惨。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故事。如果良子和那个小个子商人之间有一丁点儿恋情的话，我的心境可能还会舒服一点。可夏天那个夜晚的事，只因为良子太相信了那个家伙而已。那事害得我眉宇受伤、声音沙哑、头上开始长了白发；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地生活了。我发现大部分故事的重点都是丈夫是否原谅妻子的那种“行为”，可我并不为此苦恼。原谅与不原谅妻子，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其实很幸运，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也不用大声喧哗，只需立即与她离婚，然后再娶一个妻子就行了。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只好“原谅”对方，自我忍耐了。不管哪种情况，全凭丈夫的想法决定一切了。总之我觉得，虽然这种事情对丈夫是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无休无止反复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拥有权利的丈夫通过愤怒等方式来加以处置和化解的纠葛。可我的情况如何呢？作为丈夫我不具备任何权利，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不能发怒，甚至连句怨言也不能说。何况我妻子还是因她少有的良好品质才受的伤害。她良好的品质正是我向往的、深深打动我的纯真无瑕的信任别人之心。

这种纯真无瑕的信任之心也有罪过吗？

这种唯一值得我欣赏的美好品质令我生疑后，我渐渐感觉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无法理喻，眼前只剩下酒精了。我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猥琐，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喝烧酒，牙齿也掉得残缺不全了，漫画也全画一些近似淫画的东西。不，坦白说，那时我开始临摹春画偷偷贩卖了，因为我急需喝酒的钱。每次看到良子怯怯地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时，我就会胡思乱想：这个完全不知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儿和那个商人之间不止一次呢？说不定和堀木或我不认识的人之间也不清不楚呢？不过生疑归生疑，我并没勇气去证实，只会反复纠结在习惯性的不安和恐惧中，借着酒劲小心翼翼地尝试进行诱导式的审讯。尽管内心忽喜忽忧，可表面上我还要拼命伪装。之后对良子进行地狱般疯狂的爱抚后，像一摊烂泥似的酣然睡去。

那年年底，夜深时分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我很想喝杯白糖水，可见良子已经睡了，便自己蹑手蹑脚地在厨房找到了白糖罐。可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没有白糖，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随手拿起一看，被盒子上贴着的标签惊得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还在，上面清楚地写着：DIAL。

DIAL。虽然那时我只喝烧酒，还没服用安眠药，不过失眠症是我的宿疴，我对大部分安眠药都很熟悉，我知道单凭这一盒二烯丙巴比妥就足以置人死地。这个药盒还未开封，但她肯定动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藏在白糖罐里。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不懂标签上的洋文，只用指甲抠掉了其中的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没人知道了。（你没罪的。）

我悄悄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打开盒子，把药一股脑倒进嘴里，平静地喝干杯中的水后，就关掉电灯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睡了三个昼夜，就像死了一样。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里。总之，我说完那句话后号啕大哭了一场。

眼前的雾渐渐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一脸不悦地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也是年末的时候。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团团转啊。可他偏偏要挑年末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比目鱼”是说给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听的。

“夫人。”我叫道。

“嗯，你醒了？”

老板娘说着，把她的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没想到我脱口而出的竟是这一句话。

老板娘站起身轻轻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听起来十分地滑稽和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哈”，先是“比目鱼”大声地笑了，然后老板娘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也流着眼泪，红着脸苦笑了起来。

“嗯，那样倒是好呀。”“比目鱼”一直粗鲁地笑着，“到没女人的地方去最好，一有女人就不行。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倒是个好主意啊。”

没有女人的地方。没想到我这傻瓜般的胡言乱语，不久后居然悲惨地成了现实。

良子一直坚信我是替她喝下毒品的，所以在我面前愈发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笑，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待在公寓的房间里感觉很憋闷，便忍不住又和以前一样跑到外面去喝廉价酒了。自从二烯丙巴比妥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无力，画漫画时也常常偷懒怠工。那次“比目鱼”探望我时，给我留了一笔钱（“比目鱼”煞有介事地说，那笔钱是他涩田的一点心意，好像真是从他的钱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当时我已经不是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已能隐约看穿“比目鱼”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很感激地向他道了谢。但“比目鱼”等人干吗非要使用这么复杂的策略呢？我似懂非懂，觉得十分蹊跷）。我决定用那笔钱一个人去南伊豆温泉看看。不过我并没有在那里悠闲地享受温泉之旅。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根本没心情平静地欣赏旅馆外面的群山，也没穿着棉和服去泡温泉，只是成天泡在附近脏兮兮的小茶馆里拼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一塌糊涂后才又回到东京。

东京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我沿着银座的一条小街，醉醺醺地小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家乡有几百里？这儿离家乡有几百里？”一边漫无目的地用鞋尖踹着街头的积雪，走着走着突然吐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我蹲在地上凝视了很久，然后双手捧起干净的白雪，边用雪洗脸边哭了起来。

这是哪里的小路？

这是哪里的小路？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从远处飘了过来，歌声里充满了不幸。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也可以说尽是些不幸之人。不过他们可以大胆地向这个“社会”抗议，而这个“社会”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我的不幸却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我无法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假如我怯懦地抗议一句，包括“比目鱼”在内的所有世人肯定都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惊讶无比的。到底我是俗话说的“刚愎自用”呢，还是与此相反，显得过于怯懦了呢？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是罪孽的集合体，只会越来越不幸，而且无法阻止和防范。

我站起身，琢磨着该吃点对症的药，便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药店老板娘看到我的一瞬，就像被闪光灯晃花了眼一样，抬头瞪大了眼呆立在原地。她圆睁的双眼里并没有惊愕和厌恶，只有一种求救或渴慕般的表情。啊，她肯定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特别敏感。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女人手里还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着。我遏制住飞奔向前的心情，和她面面相觑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圆睁的双眼也涌出了泪水。

最终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冲了杯盐水，我喝了后就默默躺下了。第二天我谎称感冒，昏睡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我对自己吐血的事很是不安，便起身又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笑着向老板娘坦陈了自己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亲人一般。

“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我现在还想喝呢。”

“那可不行。我丈夫得了肺结核，他说酒可以杀菌，整天泡在酒里，结果自己害得自己短命。”

“我担心死了，害怕死了。”

“我给你药，可酒你绝对不能再喝了。”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儿子在千叶还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上学，不久前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治疗。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有一只脚完全不能行走）咚咚咚拄着松树拐杖，翻箱倒柜找出了很多药品来。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这个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保护肠胃。”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充满热情地一口气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但这个不幸的老板娘，她的热情对我来说太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迅速将一种药包在一个小纸盒里，告诉我只能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

原来是吗啡注射液。

药店老板娘说这种药要比酒的危害小，我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时我正好也觉得酗酒颇为肮脏，暗自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便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于是不安、焦躁、腼腆等，全部一扫而空，我一下变成了一个开朗的雄辩家。而且注射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虚弱的身体，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漫画工作。经常画着画着就为自己的奇思妙想而捧腹大笑。

一开始是一天注射一针，慢慢增加到两针，到后来一天增加到四针的时候，我已经离不开那玩意儿，没有那东西就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呀。一旦中了毒就不得了了。”

听药店老板娘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了（我常常受别人暗示的左右。比如有人说“这笔钱可用不得，可不过你嘛……”一听这话，我就会有种奇妙的错觉，觉得不用掉那笔钱就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于是马上把它花掉）。由于担心中毒，我反倒开始大量购买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付你钱。”

“钱什么时候付都行，关键是警察管得很严的。”

啊，我的周围什么时候都笼罩着某种浑浊灰暗、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息！

“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搪塞过去，求您了，夫人，我吻您一下吧。”

老板娘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继续央求道：

“没药的话我没办法工作啊！这药就是我的壮阳药啊。”

“要那样，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呢。”

“您别开玩笑了。要么借助酒，要么用那种药，否则我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了这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啊。多亏了它，我的身体状况特别好。我不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今后我要戒酒，调整好身体，努力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现在正在节骨眼上，所以求求您啦！让我吻您一下吧。”

夫人扑哧笑了起来：

“真为难啊，你中毒了我可不管啊。”

她咯吱咯吱地拄着拐杖，从药架上取下那种药，说：

“我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只能也样了。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在夜深人静时还敲过药店的门。老板娘身上穿着睡衣，咯吱咯吱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装着痛哭流涕。

老板娘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比烧酒更龌龊。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中毒者了。想想自己真是无耻至极。为了买药品，我又开始复制春画，并且与药店的残疾老板娘有了那种丑陋的关系。

我不想活了，特别想死，这种想法已无法挽回了。无论干什么，无论怎么干，都只是徒劳一场，都只会雪上加霜。我不应该再奢望骑着自行车去欣赏绿叶掩映的瀑布了，那只会加重我的罪恶感，让我的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必须得死，因为活着已是我的罪恶之源。我冥思苦想完后，照旧会疯狂地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尽管我很拼命地工作，可由于用药量不停地增加，欠下的药费已令人咂舌。老板娘一见我就泪流满面，而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潸然落泪。

地狱。

如果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的话，那就只能上吊自杀了。我决定最后赌一把，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坦白了我的所有事情（女人的事最终还是没敢写）。

没想到结果更糟。信寄出后怎么等都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加大了我的药量。

我终于暗下决心，准备晚上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一死了之。可就在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恶魔一样好像嗅到了什么，带着堀木出现在我的面前。

“听说你咯血了？”

堀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了下来。他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微笑，感觉很温柔。那温柔的微笑让我十分感动，我太高兴了，转过脸都流下了热泪。就因为他温柔的微笑，我便彻底被他们打败，被他们给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了汽车。“比目鱼”用平静的语气（那是一种可以用大慈大悲形容的平静语调）劝我说“无论如何你得住院治疗，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解决好了”。我就像丧失了想法和判断力一般，抽抽搭搭地哭泣着，唯唯诺诺地听从了他俩的安排。我们和良子一共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很久，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里的一家大医院。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一位年轻的医生非常温柔而又周到地给我做完检查后，腼腆地笑着说：

“好了，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安置好我后，“比目鱼”、堀木和良子他们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包换洗的衣服，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给了我。她一直以为那是我的壮阳药呢。

“不用，我已经不需要了。”

这可是一件稀罕事。别人劝我时我竟敢于拒绝了！这可以说是我活到现在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如果别人好心劝我干什么而被我拒绝的话，我常常害怕会在对方和自己的心里产生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不过当时我却很自然地拒绝了自己疯狂寻求的吗啡。或许我被良子那“神灵一般纯洁的无知”打动了吧，那一瞬间我根本没中毒！

不过，接下来我被那个腼腆微笑的年轻医生送进了一栋病房。大门咔嚓一声锁上后，我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我服用二烯丙巴比妥后的胡言乱语竟神奇地变成了现实。关在这栋病房里的全都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不再是罪人，而是一个疯子。不过，我绝对没有发疯，一刻也没疯过。不过疯子好像也都会说自己没疯的。这样看来，被关进这家医院的人都是疯子，而没被关进来的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我曾为堀木那奇怪的美丽微笑感激涕零，甚至不去判断和反抗便坐上汽车被他们送进这里，变成了一个疯子。即使现在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疯子”，不，应该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是初夏时节来到这里的。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庭院小小的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三个月过去后，又看见庭院里的波斯菊开花了。没想到老家的大哥这时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习惯性地用一本正经的语气一板一眼地告诉我：父亲上个月末因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你可以安心生活，什么都不用做。但条件是你必须离开你依依不舍的东京，回乡下老家去疗养。你在东京闯下的祸，涩田会帮你解决，你不必担心。

听了大哥的话，故乡的山水便一下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萎靡不振了。父亲已经走了，那个在我心里片刻也不曾离开的、可亲又可怕的人已经不在了，我感觉自己内心的痛苦一下变得无影无踪了，好像自己以前内心的痛苦，全是因为父亲一样。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连苦恼的能力也没有了。

大哥不折不扣地兑现了对我的诺言。从我生长的小镇坐火车往南走四五个小时，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间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皮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破旧得几乎无法修缮。大哥为我买下了这些房子，还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之后我在这儿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被那个名叫阿哲的老女佣用奇特的方式侵犯了好多次，有时我还会和她像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部的毛病时好时坏，身体忽胖忽瘦，有时还会咯出血痰。昨天我让阿哲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她买回来的药盒与往日的不同，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前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疼了起来，急忙跑进厕所拉起了肚子。强烈的腹泻害得我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百思不得其解，从药箱找出那盒药仔细一看，原来她给我买的是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本想冲阿哲发牢骚。

“你看你买的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啊。”

可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好像是个喜剧名词。本来我想吃安眠药睡觉，结果却吃下了泻药，而且泻药的名字叫海诺莫钦。

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幸福与不幸了。

不过，一切都将过去。

我在所谓的“人类”世界里如阿鼻地狱般痛苦煎熬的这段日子里，感觉唯一的真理就是这一句话了。

不过，一切都将过去。

我今年二十七岁。可因为头发花白，人们大都认为我已四十多岁。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疯子其实并不直接认识，不过我与手记中出现的京桥酒吧的老板娘略有交情。这个女人个子不高，脸色苍白、细眼上挑、鼻梁很高，外形硬朗，给人感觉不像个美丽的女人，倒更像个英俊青年。这篇手记主要描写的好像是昭和五、六、七年间的东京风情。而我是在昭和十年前后，正值日本“军部”日益猖獗之时，跟朋友在这家京桥酒吧喝过两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所以不可能见过写手记的这个男人。

今年二月，我拜访了一位搬到千叶县船桥市的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学友，现在在某女子大学当讲师。因我一直想把一个亲戚介绍给他当妻子，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顺道给家人买些新鲜的海产品，于是就背上背包来到了船桥。

船桥是一个临海大城镇，可能因为朋友刚搬来不久，当我把朋友家的住址说给当地人时，他们都说不知道。天气很冷，我背着背包的肩膀也疼痛不已，于是我便循着唱机里的提琴声，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门。

店里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小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我们彼此都很吃惊，连当时最关心的遭遇空袭的经历都没问，便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啊。”

“哪里呀，我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呢。”

“哪里哪里，小孩都三个了。这不，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了一些久别重逢之人常说的套话，接着相互打听了一些共同好友后来的情况。说着说着，老板娘突然口气一转，问我：“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便进屋拿出三本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

“这些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呢。”

我素来无法将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加工成小说，本想当场翻看后还给她，但那些照片吸引了我（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之处，我已在开头中写过），便决定先拿着那些笔记本。我告诉老板娘，说我离开时还会前来拜访她，另外还告诉她我新搬来的朋友住在某街某号，在女子大学当讲师，问她知道吗。没想到他们新搬来的人竟然互相认识。她告诉我，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她的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晚上，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后就住在了他家。我一夜没睡，一直沉浸在阅读那篇手记的兴奋中。

我觉得手记上记的虽然都是些过去的事，但人们现在读起来肯定也会兴趣盎然的。所以与其拙劣地加以修改，还不如让哪家杂志社原封不动地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只给孩子们买了一些海鲜干货后，我便背上背包告别朋友，又进了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了。不过……”我直奔主题，“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没关系的。”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装着这些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到了我京桥的店里。虽然邮包上既没写住址也没写名字，但我知道肯定是阿叶寄的。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竟神奇地躲过了一劫。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

“你哭了吗？”

“没有，怎么说呢，不是哭那么简单，……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活不成了。”

“已经过去十年了，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应该是他为了感谢你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有些夸张，但你好像也蒙受了很大的伤害啊。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我说不定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天真又乖巧，要是不酗酒的话，不，即使是酗酒……也是个天使般的好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