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的一本书是狄百瑞的《东亚文明》，实话说，这本书虽然短，但读起来却特别的晦涩，我觉得产生这种语言障碍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狄百瑞在介绍某些观点时倾向于用许多形容词或插入语来拉长整个句式，或者用非此即彼的判断逻辑句式来展开论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本书在翻译的时候保留了西方人的语言逻辑思维，却没有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重构学术的话语体系。
这本书一共分为六章，主要把东亚划分为五个阶段，如古典时代，佛教时代，新儒家时代，近代化时代，以及后儒家时代。这本书之所以叫做东亚文明，一个很大的特点正是因为狄百瑞用了文化的概念去研究历史。
他在书中说道：“当今的历史必须加以扩充，包括生物的和文化的进化在内，包括当前的问题也需要赶上时代。”这就有点儿类似于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用伦理学、生态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一样，他们寻求的是不是细微的局部，而是寄希望于与过去展开对话，寻求解决道德与现实的困境。
而关于道德的概念，这一直是儒家所竭力推崇而我们民族又竭力遵循的传统，。”
对于各个阶段文明的论述，狄百瑞大多是从古代以及现当代各国的思想家中来展开，他尤其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论证同时期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周边国家诸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影响。
同时，他对一些中国经典的解读也有比较新颖的看法，比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荀子的人性本恶，他都是从一种人道主义的以及与佛道的相互对立方面来展开的，他说佛道主要理论是“空无”，并没有自身的权威中心，也正是这一特点，使佛教能够比较容易的接受皇权，而儒家作为一种主流的学说理论则是通过教育当权者来论证统治者的某种合法性。
新儒家时代主要诉说的是朱熹的新理学，具体体现在明明德，使人民更新和止于至善这三项内容和背后所阐释的哲理上。
在最后的近代化和后儒家时代上，狄百瑞主要是从日本和中国的对比上来展开，诸如在中国把天道认做是皇帝的统治，但在日本国体却是指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确立了的王朝体系，从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中便可以很好的解释出，日本拥有更迅捷的做出“虚构”的能力，而中国在近代化和宗教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还要考虑该决定是否会波及中国王朝统治的笨重结构。
在书的最后，狄百瑞认为，研究历史的意义正在于历史在不断的重演因而人类有了不断完善自身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狄百瑞的《东亚文明》和尤瓦尔的《人类简史》如出一辙，都是建立在一种宏观视角下的大背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