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门户建设

福建省福州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之一，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面临着难得的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城市。在经贸合作对接中国台湾地区、联通东盟、辐射内陆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东盟水产品交易中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等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福建明确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和“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这是福建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也赋予了福建重大的历史责任。福建省的港口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连接海峡两岸，是我国南北海运和诸多国际航线的必经之路。在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商贸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福州具有肇始和推动作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壮举，其文化遗存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也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12)(13)(14)

2000多年前，福州先辈走向海洋，揭开了海上交通的序幕。从此，这条绵延千年、横跨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福州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早在汉代便已萌芽。三国时期的吴国“置典船都尉，领谪徒造船于此”就记录了福州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造船基地。盛唐以后，海外贸易勃兴，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五代时期，闽台王审知及其家族治闽期间，积极招来“蛮夷商贾”，发展对外贸易，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北海运枢纽的贸易格局。宋元时期，福州继续保持与日本、高丽、占城等国的对外贸易。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候风、扬航出海。经由福州港，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跨越海洋、远销异域他乡，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见表1-1—表1-4。

明清两代，福州是中琉贸易往来的唯一合法口岸。鸦片战争后，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成为世界著名的“茶港”，影响深远。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元素载体，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海舟以福建为上”，福船面阔底尖、方头阔尾、水密隔舱、善于装载、抗风力强、适于远洋。福船是航行于海外交通中最优秀的木质帆船之一，也是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支点的重要引擎。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和戴云山阻隔了古代闽人与中原内陆的交往，而穿梭于山地丘陵、东流入海的丰富水网则让闽人的视线随着河流的方向通达大海，这成为闽人造船出海谋生的最大动因。福建境内物产丰富，盛产造船所需的木材和铁、铜油、砺灰、麻、生漆等物料，这为建造大型帆船提供了便利的物质资源。当地的季风和洋流为帆船航行提供了必备的自然环境，福建帆船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海船的主要船型。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船是人类亲水生活而师法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国帆船源远流长，在唐、宋、元时期最负盛名，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中国帆船。毋庸置疑，中国帆船的建造与航海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西方，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辉煌。这其中，福船功不可没。自宋代以来，在历次重大航海活动或海上战争中福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主要来自福建的船舶，是中国古代帆船的杰出代表。

三国末期，从闽江口至瓯江一带的沿海地区，征集当地工匠和劳力，建立大规模的造船中心。因古时这一地带统称“温麻”，因此造船基地亦称“温麻船屯”。西晋咸宁六年（280年），仍保持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旧制。晋太康三年（282年）置晋安郡，吴国遗下为数众多的造船工匠和屯兵被留驻于原地定居下来，对福船的建造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国时期，吴国于建衡元年（269年）在建安郡（今福州）所属侯官县附近置“典船校尉”，主管囚徒在此造船。都尉营设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号船坞，这是福建官办造船厂之始。元代致力于发展江海航运，因此造船业和航运比宋代更为发达。仅1274年至1292年间，就建造兵船17 800多艘，其中海船9 800多艘。忽必烈东征日本，在福州弥勒院之北设立船厂，建造大量东征海船。明初，福州三卫各置一个官办战船厂，左卫船厂在庙前，中卫船厂在象桥，右卫船厂在河口。景泰（1450—1457年）年间，三个船厂合并于福州府城东南河口。至隆庆（1567年）元年，战船工厂改设于橘园洲，称为“水寨造船”。明代册封舟造船厂设在南台左边，中有天妃舍人庙，面积有十亩之广。福船具有尖底并加装压舱石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船只的稳定性，突出明显的龙骨以减缓横漂保持航向，可升降插舵使船只操纵灵活并适合浅水和深水的航道；首尾舷弧大以避免海浪拍上船甲板，甲板梁拱大容易迅速排水，船首多为平板状，前头上宽下窄；当船首下陷水中时，方宽的艏部产生较大的浮力，避免船头下陷；船尾多为马蹄形内凹槽艉封以增加阻力减少纵摇，尽量放低和简化的甲板舱室以减少受风面积并降低重心等共同的构造特征。濒海而居的福州人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造船和航海活动。汉代，闽越国与日本、夷洲、亶洲、番禹及旧交趾七郡等已有了贸易往来。三国时“建安海道”是福州港对外军事、外交和贸易的重要航道。两晋至隋唐时期，中原人民相继南迁入闽，为福州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宋代，福州享有“东周盛府”“闽海都会”的美誉，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园村宋墓、南宋黄昇墓出土的一大批质地轻柔、质量上乘的丝织品，是福州丝织业繁荣的有力佐证。元代，朝廷在福州设立“文绣局”，管理丝绸纺织生产有关事宜。明代，福州纺织业发达，私人经营的“机房”兴起。明弘治（1488年）年间，福州人林洪发明了“改机”，是纺织机技术的一次重要革新。中唐以后，福州海上交通地位日渐凸显，拓展了福州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航线。唐末五代，闽台王审知及其兄弟治闽期间开辟甘棠港作为福州外港，并在闽安、东岐、怀安等地都设有对外贸易的码头，同时还采取减免赋税政策、积极招来“蛮夷商贾”，发展对外贸易，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北海运枢纽的贸易格局。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它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了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同时也成为福州与世界相连的重要桥梁。明、清两代，福州皆为朝廷指定与琉球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合法口岸。鸦片战争后，福州又首当其冲成为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与汉口、九江并称为中国“三大茶市”，成为驰名中外的世界茶港。福州港因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海外贸易传统以及优秀的航海人才等，而成为郑和下西洋整装补给和始航之地。郑和在此集结队伍，招募水手；修船造船，操练舟师；补充给养、聚集货物。大量的陶瓷、丝织品等汇聚福州再经郑和船队远销海外。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福州制瓷业历史悠久，陶瓷器和丝织品是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早在9—10世纪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就已销往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地。宋元时期，福州洪塘窑、宦溪窑，连江浦日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等烧制的瓷器继续远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船只经由福州港将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近年来水下考古沉船出水瓷器充分证明了福州不仅是外销瓷的重要产地，还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中转地。同时，福州的茶园村宋墓、南宋黄昇墓，以及明代马森墓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充分佐证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有力佐证。福州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中国古代海丝的重要节点，有着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古代福州港始于汉东冶港，历三国两晋的发展、唐五代的兴盛、宋元的繁荣、明代的鼎盛，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