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俄税制差异原因分析

中国与俄罗斯社会性质、国情和发展情况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俄税制的各种差异。

（一）基于政治因素差异的税制构建

在政治上，俄罗斯人崇尚铁腕式的强权统治，以强权来追求强大，其对国家政治、经济干预的影响也要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纵观俄罗斯历史，杰出领袖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都采取极端强硬的态度和铁腕政策，而这些人物在俄罗斯都是备受推崇的，他们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都是崇高的，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俄罗斯人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崇尚极端的方法。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另一个侧面看，俄罗斯人的性格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更加渴望神奇和奇迹的出现，他们更加需要智勇双全的英雄和强人，这可以说是当今俄罗斯人极度崇拜和大力支持普京的原因。普京一上台就将税制改革作为维护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提了出来，这也是俄罗斯的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俄罗斯恰恰相反，中国崇尚在无声无息间，潜移默化地达到天下大治，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税收制度，就是在这样平和的政治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

（二）基于宗教文化因素的税制差异

宗教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西方有一句谚语：英国人和美国人谈论体育运动，法国人谈论美女，而俄罗斯人谈论宗教和上帝。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在宗教品格上的虔诚令人叹为观止，因而他们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随者”的称呼。初期的税收制度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税收集权特点。现今的俄罗斯税制权利虽然在逐渐下放，但主要的税种以及大部分税收实权仍集中在联邦中央。

对比来看，宗教对中国的政权和税收制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宗教不像俄罗斯那样单一，影响力最大的有“三教”——儒、道、释（佛教）。中国税收制度的发展衍化过程也处处体现出宗教思想的影响痕迹，税制改革历程一直处于温和缓慢的衍化过程。

（三）社会性格差异导致的税收差异

中俄两国人的性格差异对生产生活有着显著影响。俄罗斯人注重生活质量，十分会享受生活，他们有重精神而轻物质的生活态度，除此之外，俄罗斯人个性中还有严谨和认真，他们遵守规划，在税收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俄罗斯人严格按照税法规定纳税，违法行为相对较少。

对比来看，中国人的做法则是在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变通，注重适应事情的发展进程，提高或降低事情发展的速度，基于中庸原则，更好地达到目的。这种灵活变通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的税收制度，中国的税制相对俄罗斯来说也显得较为灵活。

（四）思维方式差异导致的税收制度差异

两国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两国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出现偏差，这直接导致中俄两国税制的差异。中国人的综合思维方式强调整体优先，即注重事物整体性、关联性，强调总体性原则。俄罗斯人运用分析性思维方式，非常注重实证分析，通过归纳、演绎推导，强调细节，缺乏总体原则。这就使得中国税制首先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大局的需要，各种税收要素的确定也要首先考虑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五）资源差异导致的税收制度差异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地跨欧亚两大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和约占世界25%的淡水湖泊，石油探明储量82亿吨（2009年数据），占世界探明储量的4%~5%，居世界第八位。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居世界第一位。丰富的资源储量使俄罗斯的资源经济发展迅速，资源税在其税制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俄罗斯资源税征收范围在不断扩大，将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都列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并且是“专款专用”。资源税在俄罗斯税收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中国目前实行的资源税呈现出总体税率偏低、资源税税收范围窄、资源税计征方式不恰当、资源税计征依据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我国全年的资源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也一直偏低，我国资源税的经济效应影响甚微。从国家统计年鉴1998—2015年的数据分析得知，资源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虽然2004年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资源税占GDP比重的比重平均为0.082%。这种过低的资源税额，会导致生产经营者只顾自身利益，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出现采富弃贫、采易弃难、采大弃小、乱采滥挖等破坏和浪费国家资源的现象，不仅不利于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过低的税率也不能有效地解决资源使用过程中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