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时代机遇和总体思路

第一节　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时代机遇

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共同愿望

全球化简言之就是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哪个地方成本低，就到哪个地方去生产；哪个地方有需求，就到哪个地方去销售。因此，全球化一定有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年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在2011年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量第一和经济总量第二的世界性大国，除了改革开放、十几亿人口的消费给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抓住并分享到了全球化的红利。

目前，由于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周边还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受南海问题的影响，东南亚的一些南海海域声索国如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状况。世界其他地区如西亚、北非也出现了由宗教冲突引起的局势动荡。但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建设符合这一时代主题，也必将为“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广州要继续积极主动参与地区合作和全球化进程，在和平、开放、合作的大局中实现发展，为促进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做出贡献。

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在金融海啸当中，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大部分国家都受到严重冲击，很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苏丹、土耳其等国都出现负增长，中东的产油国更是普遍出现两位数的衰退。但是，2010—2011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长速度普遍较快，两位数的增长很常见，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苏丹以及中东很多产油国甚至出现了20%以上的恢复性增长。2012—2013年，各国经济进入平稳期，呈现真实的增长势头。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东帝汶、巴基斯坦、约旦、也门、卡塔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等国家实现连续两年5%以上的增长。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东帝汶，中东的也门，东非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更是达到了连续两年8%以上的增长。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在2013年也开始发力，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这三个国家都是临海国家，进出口便利，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既能享受其他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产业配套，又便于承接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广东等地的产业转移，在步入快速增长轨道以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加之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靠近广州，因此未来与广州进行经济合作的空间可能十分巨大。巴基斯坦、孟加拉都是人口大国（超过1亿），近年来经济也逐渐走上了快速增长的轨道，未来发展潜力也不容小觑。此外，还有一些经济体规模较小但增长速度惊人，如老挝、东帝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日后也有可能成长为规模可观的经济体。部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近年经济增长率如表2-1所示。

广州作为外贸大市，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门户，海上丝绸之路沿岸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为广州市的外贸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特别是对以下三类产品而言，未来市场机遇尤其巨大。

（一）钢铁、化工通信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长期以来，广州的外贸产业相对更专注于轻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贸易，这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相适应。但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缺乏计划生育约束，社会文化也与中国不同，“重生育不重教养”，其劳动力资源相对于中国更加丰富。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严重过剩，且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本短缺，难以大规模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电信设备等资金技术门槛很高的产业，因此无法实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自给自足。反之，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产业，已经进入生产过剩的阶段，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通信设备产业也进入了白热化竞争的阶段，因此，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市场需求和购买力的角度来说，这些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化早期阶段，正是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极为旺盛的时候，如需要大量的钢材满足建筑业的需求，需要大量的化工产品作为工业原料或辅助材料，需要通信设备来完善基础设施等。同时，这些新兴经济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具备购买这些大宗产品的能力。因此，从比较优势、市场需求和市场购买力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为广州外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二）经济实用型和中小型生产设备，如柴油发电机、各式机床、冲压机、包装机、搅拌机、船舶引擎和小型农业机械等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若干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和印度，近年来凭借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承接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乃至中国的产业转移，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阶段。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尽管经济长期不振，但近年来凭借极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也在轻工业发展上大有起色，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劳动力极为丰富，但生产设备及基础设施非常匮乏，一旦获得国际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生产订单与生产设备的矛盾将非常突出，对生产设备的需求也将很大。基础设施的落后也常常迫使当地企业自行购置生产设备以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如印度大多数地区的供电设施比较落后，往往一天停电若干次，严重影响生产的连续性，迫使企业自行购买柴油发电机满足电力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另外一些国家如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很多地区公路铁路设施很落后（甚至根本没有），迫使人们购置船舶，利用水路运输替代公路运输，等等。但是，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往往无力购买大型生产设备。此外，从经济原则上来说，先进的大型生产设备也未必适合它们，因为大型设备往往是在最大程度上“以资本替代劳动”，而这些国家却是资本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因此对小型的、中低技术水平的生产设备有着最为旺盛的需求，这恰恰是中国制造业的专长。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小型生产设备出口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这也是广州外贸产业目前相对忽略的领域，因此市场潜力尤为巨大。

（三）功能及款式新颖的经济型消费品，包括数码电子产品、家电、服饰、玩具、家具、室内饰品、食品等出口将会增加

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开始腾飞的东南亚“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还是近年来步入经济快速增长轨道的印度和越南，抑或是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本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全球化的生产体系，经济发展受相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影响明显。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民众在收入得到初步提高以后，对于“现代化”的、“时髦”的、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追求，这就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但这些民众在追求“时髦”的、西化的（有时候则是“韩化”的）消费品的同时，收入水平并不高，并不能承受昂贵的价格，不太可能直接购买欧美日韩等地原产的产品，而中国制造业向来以“反应速度”和“成本控制”见长，擅长生产功能和款式都紧跟时代步伐但价格低廉的产品。(1)因此，可以预见，未来15～20年，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都将给中国的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带来巨大商机，这个领域正是广州商贸产业素来擅长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但是，目前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市场需求的关注还不够。

三、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加强

近年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在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交往不断增加，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为广州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政治领域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多个国家，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信与联系，为经济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3年5月，李克强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强了与印度的铁路合作和经贸合作，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并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协议。

2013年10月，习近平出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把中马战略性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当中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李克强出访泰国，为两国的高铁合作和互联互通打下了基础。

2014年5月，李克强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在铁路、航空以及产业、货币、生态和人文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强化了双方的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积极落实“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倡议”，这为中国帮助非洲建设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做了铺垫。

2014年9月，习近平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大力倡导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马尔代夫，此次出访强化了与马尔代夫的工程合作。习近平在出访斯里兰卡期间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访问印度期间确定了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二）安全领域以及战略性设施

近年来，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军事存在不断加强，曾先后向多个国家派驻维和部队，包括东帝汶、黎巴嫩、苏丹和南苏丹、马里、刚果（金）和利比里亚等。中国还多次派出舰队赴亚丁湾护航，增强了中国对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的影响力。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尤其是环印度洋地区，参与投资、建设或运营一批港口，包括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南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吉大港，此外还包括柬埔寨沙密港、苏丹共和国苏丹港，这些港口都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顺畅的战略性设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南港旁建立了230公顷的小型港口新城，并拥有其中50公顷土地99年的租用权，而缅甸皎漂港则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这些举措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此外，未来中国可能在塞舌尔或马尔代夫建立军事基地，这更是对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利益和航行安全的有力保障。

（三）文化教育领域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再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加。根据《中国教育年鉴2011》的数据，2010年中国共有来华留学生26万人，亚洲学生占66.32%，非洲学生占6.19%。其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在来华留学生人数居前10名的国家中，有一半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括泰国（13177人）、越南（13018人）、印度尼西亚（9539人）、印度（9014人）和巴基斯坦（7406人）。此外，中国还通过“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形式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传播中国的语言及文化（见表2-2）。到2014年，中国已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设立“孔子学院”55所，其中东南亚26所，南亚6所，中东16所，东非7所；设立“孔子课堂”28所，其中东南亚19所，南亚、中东和东非各3所，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这些都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及文化教育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四、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促使广州寻找对外开放新优势

广州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三，在经济上对全国有较强的辐射力，更被国家选定为重点建设的五大国家级中心城市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州在改革开放当中的“先发优势”。一方面，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主要的窗口，是外国对华投资的主要承接地之一，更是境外商品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另一方面，广州是改革开放“排头兵”，是广东省的省会。广东省借助改革开放的先机，家电、服装和电子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广州在广东省制造业的支撑下，商贸、航运、金融以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商贸行业，既是支撑广州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柱，也是推动会展、物流、航运、金融和房地产等一系列产业发展的“发动机”。

然而，支撑广州经济发展的上述因素正受到削弱。随着对外开放政策惠及全国，以上海、宁波为代表的“东大门”，以北京、天津和大连为代表的“北大门”相继打开；以重庆—新疆—欧洲列车开通为代表的一系列举措也标志着中国“西大门”的进一步开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并明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将被推进到新的阶段。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意味着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广州这扇“南大门”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整个广东省的制造业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惠及全国而丧失了政策优势。浙江、江苏和福建等省份奋起直追，与广东省的制造业形成激烈竞争，义乌也对广州的商贸业形成了严峻挑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恰恰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广州的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冲击。

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衡的开放，一是在对外贸易上，与欧美、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多，而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少，这是地域上的不平衡；二是在跨国投资上，外国来华投资多，中国对外投资少，这是结构上的不平衡，考虑到跨国投资多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向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投资，这实际上也是地域上的不平衡，即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往来较多，与发展中国家的往来较少。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的需要，中国必然要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邻近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可望掀起新一轮的也是新形式的对外开放，广州有可能在这一轮对外开放当中，再次获得得天独厚的优势，驱动经济高速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扩大开放”，而是开辟新的开放方向和路径。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侧重于对发达国家的开放，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对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和北非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接受外国投资，带有“被动”性质，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强调中国对外投资，是更有“主动”性质的开放。广州应该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视为“第二次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

五、比较优势的转变为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带来机遇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出现了重要变化，这给作为外贸大市的广州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重大契机。

过去，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资本要素相对匮乏，在国际产业链分工当中，往往只承担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如组装环节。除了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以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口贸易的“优势”还包括低成本的“环境要素”，即企业污染环境的代价较低，学界甚至发展出一套“污染天堂学说”以专门研究这种现象。(2)“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环境成本优势”都是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并非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优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情况大多与中国相似，都是更多地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环保要求来获得国际竞争力，其比较优势与中国类似，两者更多是竞争关系，合作的空间很有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了大量资本，资本高度稀缺的情况不仅不复存在，甚至面临着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同时，技术要素也在高速积累，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上迅速崛起。此外，中国个人和企业每年新申请的专利数量在15年内增加了17倍，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87%，(3)技术要素的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迅速减弱，“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作为中国廉价劳动力主要源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面临枯竭，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了剧烈冲击，(4)连年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难以为继。

中国的“环境成本优势”也在迅速衰退。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和居民对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容忍度不断下降，政府的环境政策不断收紧、环保要求不断提高，(5)这无疑会削弱“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6)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优势迅速削弱，甚至逐步沦为劣势，而原有的劣势则逐步转化为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行业逐步转换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一转变直接反映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上。2013年机电产品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由1980年的28.2%增长到2013年的57%。(7)如果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相对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环境成本优势的丧失则更为明显。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每年都会对亚洲地区主要城市各项与投资相关的成本进行调查，并形成正式报告。该报告覆盖了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南亚的主要城市，其中，中国大陆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沈阳、青岛和深圳，这些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分布区，要对比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些城市很有代表性；东南亚城市包括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胡志明市、仰光和金边等；南亚地区的城市包括新德里、卡拉奇、科伦坡和达卡等。这些样本城市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截至2013年，JETRO已经进行了为期23年的调查，连续性很强，且该报告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其内容比较可靠。因此，本书截取其2006—2013年（2007年数据暂缺）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如表2-3所示。

尽管JETRO各年度报告中关于劳动力成本的统计口径和统计对象有所变化，造成了统计上的误差，但总体上还是反映了各城市劳动力成本的纵向变化及各城市的横向对比状况。由表2-3可知，采用美元计价，2006—2013年大陆城市的劳动力成本经历了大幅度上涨，涨幅普遍高于50%，有的城市甚至接近100%。当然，这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及测量误差有关，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极为明显且极为迅猛的。东南亚地区，只有经济发展程度与中国比较接近的两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的工资涨幅与中国类似，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涨幅在30%左右，菲律宾（马尼拉）的涨幅只有6%，越南（胡志明市）和柬埔寨（金边）两国的工资水平则尚未呈现增长趋势；缅甸以美元计价的工资虽然大幅度上涨，但仍属工资最低国家之列，且这一波动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缅甸官方对货币汇率的调整。南亚地区，工资增长最快的是孟加拉（达卡），但增幅也不超过30%；印度（新德里）和斯里兰卡（科伦坡）的增幅更加温和，涨幅分别为12.4%和22.9%；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工资更是没有呈现上升趋势，按美元计价反而有所下降。2006年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与东南亚主要国家（缅甸、柬埔寨除外）以及南亚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相近，然而，经过连年的工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2013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远远抛开了除泰国、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充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它们的3～9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甚至陷入了绝对劣势。

由于JETRO的调查中并没有与“环境成本”直接相关的指标，因此本节分析另一项指标，即工业用地租金。之所以选择该指标，一方面由于土地租金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各地差异很大，该指标适宜进行横向比较，且连同劳动力成本指标一起可以用来分析企业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压低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这是地方政府通过低成本吸引企业投资策略的一部分，通常这一策略还伴随着“低环境成本”的“优惠”(8)，即政府降低了对环保的要求。通常，土地成本与“环保成本”正相关，可以通过土地成本的变化，从侧面窥探“环境成本”的变动（见表2-4）。

由表2-4可知，2006—2013年，除了青岛，中国其他城市的土地租金都大幅上涨，大多数涨幅都在50%以上，其中，北京、上海和大连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1倍。深圳情况比较特殊，由于2013年调查对象由市中心的福田区改为城市边缘的光明新区，导致租金数字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忽略2013年，那么深圳市的土地租金同样有50%以上的增长。经过快速上涨以后，中国各大城市的土地租金只与曼谷、马尼拉和新德里处于同一水平上，而比其他城市高出十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土地成本上，中国也有陷入“绝对劣势”的趋势。根据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正相关性，可以合理地判断出，中国的环境成本“优势”也在迅速消失。

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步由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转换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9)在比较优势上形成了明显错位，从而为双边经贸合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比较优势格局下可以预见，今后的贸易格局应该是，中国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通信设备、汽车、成套设备、金属制品、石化产品、船舶甚至飞机等，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向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或污染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鞋类和电池等。事实上，这一格局近年来已经初露端倪，如中国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市场中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同时纺织、服装和鞋类等行业的跨国公司或港澳台企业正逐渐把工厂搬迁到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孟加拉等国家，并向中国市场出口这些产品。当然，目前这些贸易多是以公司内贸易的形式进行，很大一部分比例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主导，外贸行业受惠有限。随着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贸易的范围必然会扩展到跨国公司以外，为外贸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而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中心，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10)

目前，广州的外贸产业还远远没有充分挖掘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潜力。根据《广州外经贸白皮书（2011）》，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四大市场占广州出口市场总额的66.94%，东盟市场占8.32%，其他地区市场合计占24.7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中国台湾市场和韩国市场）。进口方面，广州与美国、日本、欧盟、韩国和中国台湾五个经济体的进口贸易占广州进口贸易总额的60.21%，(11)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经中国香港中转的间接贸易。可见，广州与占世界人口30%以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12)，这是广州外贸行业发展的巨大机遇。

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往来，不仅可以做大广州外贸行业，也有利于提升广州的外贸结构。根据广州市统计信息网宏观经济数据库统计，2009年广州市出口的商品当中，初级产品占3.8%，劳动密集型产品占42.7%，机电产品占53.5%，机电产品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此外，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仅从2005年的50.27%提升到2009年的53.5%，提升幅度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外贸结构升级遇到了瓶颈。进口结构方面，2009年广州市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22.325%，劳动密集型产品占35.8%且呈下降趋势，机电产品占41.57%且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从进口结构来看，广州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极为有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反而有一定优势，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甚至加剧。总体来看，在广州的进口贸易当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并没有明显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没有明显劣势，外贸结构有待提高。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州的外贸行业是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贸易对象，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并无优势。但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十分明显，因此，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是提升广州外贸结构的重要途径。

比较优势的变化，为广州外贸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的对外投资带来了机遇。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同时面临机遇，这并不是偶然的。按照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商品的流动与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具有替代性。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贸易带来了机遇，其背后是越南、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衰落。广东省面临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事实上就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所带来的压力。广州及广东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企业要专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所谓“高附加值”）产品或生产环节（如研发设计环节），把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线或生产环节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就是理想的选择。与西部地区相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着明显优势。首先，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沿海地区等有海运之便，可以节省物流成本；其次，劳动经济学表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差别不大，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并不能节省太多的劳动力成本；最后，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对很多发达国家都累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常常遭到不同国家各种形式的抵制，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都相对宽松，有利于产品顺利出口。总而言之，比较优势的转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是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