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广州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基础

第一节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述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借鉴其发展经验，对当代中国构建新海上丝绸之路十分重要。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外经贸交流的重要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财富。根据所经线路不同，丝绸之路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于公海，及运输量大、经济便捷、安全可靠等特点，比陆上丝绸之路更具有生命力和持久性，活跃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中。

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说法。主要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从西周初开始说、从战国开始说、从秦代算起说、从西汉算起说、从东汉算起说，以及从唐代算起说等几大分支。(1)

根据目前的研究，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正式记载为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该书记载，汉武帝派遣译长（属黄门的中官）率载货的船舶从日南（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湛江徐闻县）出发，航行五个月到达都元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八昔河附近），再继续航行四个月，先后抵达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一带），又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达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从此处再航海二月余，最后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附近）。回程从黄支国起始，利用季风，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继续航行抵达中途的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沿途用带去的黄金、杂缯（各种丝绸织物）等，与各国交换明珠和其他奇珍异宝，一路受到沿途各国的热情接待，有时还有当地海船护送。(2)此外，在广州考古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船台遗址以及南越王墓等也说明，“来自非洲、中东地区的物品如此之多在广州发现，证明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丝路已经贯通，也可能是转辗接驳，‘重译而至’。”(3)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秦汉时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后，历经隋唐时期的勃兴，宋元时期的繁荣，明清时期的鼎盛，最后因外国列强的入侵，终至衰落。

由于航海技术和科学知识的缺乏，古代将航海安全寄托于海神的庇护。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隋文帝听取大臣的建议，在浙江会稽县建东海神庙，广州建南海神庙。其中，南海神庙因唐、宋、元、明、清诸代帝王不断加封，派重臣致祭，庙内保留了不少碑刻。这些碑刻记载了中国海上交通贸易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贵资料，(4)也说明了隋朝以后历朝历代对海运的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

唐朝时期，中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朝花色品种繁多的丝织品、(5)唐三彩等在海外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贸易物品，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朝贡体系由此日臻完善。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日渐兴盛，海上航路也不断发展。中国远洋船不仅到达印度半岛，而且直航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水域。(6)广州因此成为当时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7)

宋元时期，宋朝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学技术先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宋朝时期，中国人不仅发明了指南针，掌握了海上风候，还懂得利用季风航海，甚至能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判断天气的变化，这些都为航海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宋朝时期由于契丹人、党项人和女真人势力纷繁复杂，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朝时期，中国疆域辽阔，视四海为宇内，(8)且宋元之际政府鼓励贸易，外贸管理比唐代更加完善，使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发展。

在这一时期，“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西征重组了亚欧大陆的国家版图，客观上也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日渐频繁。在广东阳江附近出土的“南海一号”宋元时期沉船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最佳证据。“南海一号”上货物的考古价值不可估量，其本身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发展的贡献更是不可估量。(9)它用现实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规模之大，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当时的繁荣昌盛。

明清时期，中国仍是世界强国之一。这一时期，对海上丝绸之路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郑和七下西洋，航程远达东南亚、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诸国。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和索马里等地，至今还保存着不少与郑和有关的遗迹。(10)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明仁宗即位，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11)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宣宗命郑和、王景弘再使占城、爪哇等17国，下西洋活动从此成为绝响。(12)这几次远航所产生的影响使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

此后，明清两朝对海防控制日渐收紧，出台“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不断受到打压，客观上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地位受到挑战，外国商品开始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逐步丧失大国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消失了”。(13)

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航线：一条是东海起航线，主要是到达朝鲜；另一条是南海起航线，起点为广州和泉州，以南海为中心，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中，南海起航线又以南海为中心，分为印度洋航线和太平洋航线。印度洋航线主要途经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接着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和非洲湾，直至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是明代以前的主要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出口商品有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和米等，主要进口商品包括香料、象犀、珊瑚、琉璃、鳖皮、玳瑁、水晶、苏木等。明代时期，“海禁”时紧时松，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与此同时，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开辟了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后，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沿着这条航线源源不断地行销拉美各地，这条海上航线就此成为了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该航线的开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国丝绸之路一方面由陆路到达中亚，由海路到达波斯湾，越过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间接传往欧洲；另一方面又越过太平洋到达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各地，开始进入西半球。到了清代，太平洋上除了拉丁美洲航线，又增加了北美洲航线、俄罗斯航线和大洋洲航线等。

随着太平洋上丝绸之路各条航线的开通、发展和兴盛，中国商品遍布世界各大洲和主要国家，各洲的商品也不断进入中国，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美洲的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和西红柿等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农作物柑橘、樱桃和茶叶等也先后移植到美洲，大大促进了两地的农业发展和农作物的多样化。此外，中外之间的科技、宗教也相互传播和渗透。

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特点

（一）古代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国处于世界强国之列，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西方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认为，在西汉末年（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2%。(14)维基百科甚至认为，唐朝武则天时期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8%，而宋朝时期中国的GDP则占世界GDP总量的80%。这些观点虽然与表1-1中的数据有较大出入，(15)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强大。

（二）中国古代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航海造船技术先进，汉代时期，活动的帆首次出现。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击，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转动灵活、升降自由的风帆，克服了以往船舶只能顺风行驶的局限性，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充足的动力。(16)此外，《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等总结航海天文学的著作多达136卷，足见借助星宿定位的航海技术在当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7)这些记载都说明，汉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得益于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唐朝时期，沙船、福船和广船都已成形，造船技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最突出的是，造船工艺上已广泛使用榫接钉合（又称钉接榫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孙光圻在《中国航海的繁荣时期——隋唐五代（589—960年）》中指出，这一时期“季风航海技术趋于成熟，在日本海，已能正确地利用北向与西北向秋冬季风以及南向与东南向夏季季风，在黄海与东海已充分掌握了季风的变化规律，自如快速地往返于中日两岸；地文航海术之新进展；天文定位导航术之萌芽；海洋潮汐理论水平之提高”。(18)这些都证明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宋朝时期，指南针的发明，是航海发展的一大节点。总之，每次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都会促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三）海上航行安全可靠等特点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动力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战乱影响，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获得较大发展。汉朝时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得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但汉朝后期战乱频繁，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始发地和军事重镇的西安更是饱受战乱之苦，从而导致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萧条。此后，历朝历代战乱频仍，加之西方以及中亚和西亚的战争，(19)使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阻碍。

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却显示出比陆上丝绸之路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古代世界公海海域广大，商船可以自由穿梭往来于各个海岸；商船的运输量远远大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骆驼的运输量；海运成本低且更加安全可靠。海运的这些特点客观上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五、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不仅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同时也带动了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和海外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载体本身决定的，载体本身不仅是商品，而且是文化。作为商品来讲，能盈利，是商品的有效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来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商贸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特点，重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20)而在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上，注重经济利益的西方反而似乎在文化交流上做得更多。“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说，海外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重点是经济交往，但是却呈现出了文化交流为主的形式。”(21)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传播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以及文明内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按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划分，世界一共被分为七大文明或者八大文明，(22)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对于文明的这一划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角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碰撞之后必然产生一定的融合，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必然要通过相互交流而产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带去的是当地的文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返航，带回的是外来的文明。而根据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和八大文明的划分，我们确信，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传播，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融合了可交融的“小文明”，从而把世界整合为八大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文明传播之路中，各方加强了了解，加深了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友谊之路，中国与海外各方在加强了解、加深认识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政策和明朝时郑和下西洋受到的隆重接待都是中外友谊的最好见证。例如，“印度尼西亚有个港口城市叫三宝垄，附近的山上有个三宝洞，洞中有郑和塑像。马来西亚有座三宝山，山下有三宝井，井旁有三宝亭，亭内供奉着郑和神主。印度有三宝石刻雕像。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有个中国村又名郑和屯。上述都是郑和或他的船队到过的地方。”(23)这充分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友谊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中国古代的外交之路、和平对话之路、扩大对外开放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展示中国自信的成果，又是促进中国自信的动因。中国在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既有民间外交，又有官方外交，层面广阔。中国在同海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厚往薄来”，从不曾倚强凌弱，更不曾侵略他国，都是以和平对话的形式展开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海外国家被中国强大的实力所折服，逐步被吸纳到“朝贡体系”之中，促进了中国对外经贸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背景下，官方进一步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发展，提升了国家实力。中国的国家自信也随之而来，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愿望呼之欲出。

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内涵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经贸拓展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文明传播之路、友谊凝结之路，也是中国古代积极外交之路、和平对话之路、扩大对外开放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和衰落也告诉人们：对外开放有利于国家崛起，闭关锁国导致国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