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设立“蕃坊”

唐政府为外商来华贸易创造条件，“除供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78)。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洛阳、长安等大城市都设有外商居住区——“蕃坊”，从外商中选拔“蕃长”，并经唐政府任命，负责外商事务，辅助唐政府招徕外商。经考证，广州蕃坊的范围“北至擢甲里，南至大事街，西到人民路，东到普宁寺，即清代蒲宜人巷，宋时称中贤横巷”(79)，即位于广州城外西郊，范围包括今广州市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以光塔寺及其附近为中心。泉州“番坊”的遗址，据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调查，认为在泉州“南门城附近的地区，东起青龙聚宝、经车桥市，西至富美与风炉坦，北从横巷起，南抵聚宝街以南的宝海庵止”(80)。

蕃坊是外国商人集中居住的地点，因“列肆而市”，成为一个热闹的商业区。这个商业区不仅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唐政府颁布法律，规定以外商本国的法律处理外商的案件，《唐律疏义》卷6明文记载：“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自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这类似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定的租界，不同的是主权没有丧失，只是在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下，对蕃客实行特殊优待政策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蕃坊这种形式，对于阿拉伯、波斯蕃商经商十分有利，因为蕃坊里能在微观上形成密集商业网点和繁华的商业区，这不但对于蕃客们加强相互联系和协作，开展商业活动有利，也对历史上回族的形成和回族商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宋代除在外商集中的城市仿唐设“蕃坊”外，还在通商口岸创办了诸如杭州怀远驿，明州、温州来远驿，招待来中国贸易的外商。对来中国贸易后不归或长期留居中国的“住唐”外商，宋政府允许他们与中国女子通婚。为解决“住唐”外商子女的教育问题，专门设立“蕃学”，以方便外商子女入学，如北宋程师孟知广州时，就大兴“蕃学”，“诸蕃子弟皆愿入学”(81)。为了保证外商贸易的正常开展，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建“蕃市”，以方便外商经营。他们到宋后，纳税后余下货物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区内“举民间交易”(82)，要到内地交易的，则由市舶司发给文券，即可通行。

蕃商进行商业活动，营业地点和时间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唐代市的设立和废止，均以朝廷的命令为准，并由政府设官管理，称为“官市”，蕃商不能自行设市，而且，市必须设在城中的固定地点，蕃商不能自由选择。由政府划定的市场，也不允许蕃商在内随意安排，“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83)。即先划定范围，周围用垣墙围起，四面各开门，然后蕃商在规定时间到来后，进入市门内交易。市外交易则是违法的。另外，市的交易时间，即市门的启闭，亦有法律明文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84)市门关闭期间，不准交易与进入。坊市夜间开门，只有在皇帝特许之下才行。(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