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二月，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毕业前夕，创作伊始，于《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鼻子》这一短篇，文坛大家夏目漱石读毕，即亲笔致函，称赞不已：“小说十分有趣。首尾相顾，无戏谑之笔，却有滑稽之妙，不失上品。一见之下，材料非常新颖，结构相当完整，令人敬服。像这样的小说，若能写出二三十篇，必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果不负所望，佳作迭出，成为日本短篇一大家。悠悠岁月，大浪淘沙，一个现代作家，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足以代表一国的文学，为世界同行所认同，当自有其卓绝之处。
上世纪初，日本文学经历自然主义的狂飙，从观念、内容到形式，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但是，由于这种文学十分强调客观，追求真实，排斥虚构，忽视了小说的技巧和艺术，有重内容轻形式之嫌，进而又发展成专写作家身边事的“私小说”。这类作品，虽不乏细节的真实，却缺少新鲜灵动的艺术魅力。为此，一代一代的作家，殚精竭虑，致力于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探索。是芥川，打破了那种单一、刻板的创作模式，拨正了自然主义的“跛脚发展”。芥川龙之介同素有“短篇小说之神”美称的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将明治初年由国木田独步所奠定的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发展到极致。志贺直哉从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着笔，出于日本人的偏爱，被誉为写心境小说的能手。而芥川龙之介，着意于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机制，将虚构的方式重新引入文学的创作之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他不是以日本独有的话语方式写作，而是采用世界都能理解的手法构筑他的作品。
芥川龙之介，以其三十五年短暂的生命，写出不少精彩的短篇，为日本和世界留下若干不朽的华章。
出身的烦恼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生于东京，生当辰年辰月辰时，故取名龙之介。父名新原敏三，经营牛奶业并拥有牧场。母亲芥川富久，于龙之介出生后八个月，精神失常。母兄芥川道章无子，龙之介遂由舅父收养。一九〇二年，生母去世，过了两年，十二岁时，生父废去其长子继承权，一个月后，销去他在新原家的户籍，由此，龙之介易姓，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家道是没落的旧世家，虽小有财产，却也要撙节度日，按照芥川的自述，养父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为维持体面，不得不格外苦熬”。（《大导寺信辅的半生·贫困》）这样的家庭，家教之严格，礼法之繁缛，作为养子的龙之介，少不得事事都要学会隐忍。养父一家颇好文艺，具有江户文人趣味，故芥川自幼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早即接触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大姨母富纪一生未嫁，犹如生母一般养育、呵护龙之介。但是，因爱成恨，彼此伤害的事，自是难免。芥川曾对作家佐藤春夫说过：“造成我一生不幸的，就是某某。说来她还是我唯一的恩人呢。”生母发狂，为人养子，个性压抑，终生背着精神负累，这是芥川龙之介与生俱来的不孝，是他的命运。他弃世前给挚友小穴隆一的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养子。在养父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合适。）……如今，自杀在即。也许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任性吧。我也与所有的青年一样，有过种种梦想。可如今看来，我毕竟是疯子所生的儿子。”看得出，芥川终其一生，为生母发狂，为养子身份，而苦恼不已。
芥川自幼体质孱弱，非常聪敏，但有些神经质。成绩一向优秀。据说他小学四年级时已写出“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这样的俳句，显示出早熟的文学才能。中学时代，酷嗜读书，汉文修养出类拔萃，除日本典籍外，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如梅里美、易卜生、法朗士等作品及尼采和柏格森哲学著作。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受到表彰，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同学中，有日后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土屋文明、藤森成吉，以及丰岛与志雄等。或许是命运使然，倘若他不曾结识这些朋友，兴许就不会走上作家之路。一九一二年，写有散文《大川之水》，以抒情的笔调，略带青春的感伤，描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川端一带，表达他对乡土的热爱。翌年，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一高毕业，并于当年九月，升入东京大学英文专业。一九一四年二月，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这些未来的作家，第三次复刊《新思潮》。芥川先后发表处女作《老年》、剧本《青年与死》等。文学史上，将他们统称之为“新思潮派”作家。一九一五年，芥川于《帝国文学》上发表《罗生门》，可惜这一后来奉为名篇的小说，当时未引起文坛重视。这一年，经同学林原耕三介绍，出席夏目漱石的“木曜会”，由此拜服而师事之。鲁迅当年曾推崇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大学毕业前夕，即一九一六年二月，芥川龙之介又同久米正雄和菊池宽等五人第四次复刊《新思潮》，芥川于复刊号上发表本文开头提到的小说《鼻子》。芥川见重于这位“当世无与匹者”，自我策励，相继发表《孤独地狱》《父亲》《酒虫》等作。经夏目门生铃木三重吉推荐，开始为《新小说》写稿，刊出《山药粥》，随后又于《中央公论》发表《手绢》。芥川时年二十四岁，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作家，能在《新小说》和《中央公论》这两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深受好评，实属难得。芥川终于以其创作实绩，奠定其新进作家的地位，登上文坛。当年七月，芥川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东大英文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毕业后，一度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教授英语，不过三年便辞去教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开始其专业作家的生涯。
古典的发现
同许多作家比，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间不能说长，如果从一九一四年算起，前后不过十三年，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八篇，并小品、随笔、诗歌、游记、评论多种。其小说可分为历史与现代两类。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晚期以现代生活为主。
芥川不是那种以自己丰富的经历进行创作的作家。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五年，人生经历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介书生，坐在书斋里以写作为生的文人。但性喜读书，还在“十二岁念小学时，便常常夹着饭盒和笔记本，走上十二里路，去图书馆”看书。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学来的，“为了了解人生，他不是去观察街头的行人。不妨说，正是为观察街头的行人，才先去了解书中的人生……欧洲世纪末的小说和戏剧，让他发现在冰冷的寒光中所展现的人间喜剧”。走的是“从书本到现实”（《大导寺信辅的半生》）的路线。芥川不仅从书中认识人生，了解人性，同时也从书中取材。他毫不隐讳地说，其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我与创作》）。他能从书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和心得，借意发挥，触发灵机，巧手妙裁，构思自己的短篇华章，“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给他带来成功的《罗生门》和《鼻子》，便属于历史类，取材于日本十二世纪的一部短篇故事集《今昔物语》，无论在主题或是艺术上，一向视为芥川的代表作。已经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篇的鲁迅，独具只眼，早在一九二三年，芥川还在世时，就已译介了这两篇作品，收录《日本现代小说集》。芥川曾撰文《中国翻译的日本小说》，特别提及此事。《罗生门》以微带嘲讽的文体，写一个被主公解雇的下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展示内心的道德冲突：是当强盗，还是饿死？其结果是，为了一己之生存，只能不顾他人死活，揭示出人性恶的一面。小说在短短三四千字的篇幅中，提出人的利己本性这一深刻主题。而《鼻子》，以犀利的笔锋，挖掘“旁观者的利己主义”与幸灾乐祸，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作品在艺术上，较《罗生门》更为精纯工整。久米正雄说，《鼻子》既是芥川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的作品，最为完美，最为成功。（《鼻子与芥川龙之介》）由于芥川熟悉典籍，自然是先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撷取精华，写成立意新颖、精致优美的作品。他向历史寻求美的理想，发掘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和一脉相通的心理。他从《今昔物语》看出“野性之美”，深感其中跃动着艺术的生命，认为这部古书以“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描写了古人的痛苦……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关于（今昔物语）》）除《罗生门》《鼻子》外，他还据此写出《山药粥》《竹林中》《六宫公主》等名篇佳作。因他家庭颇富江户传统文化情趣，故有《大石内藏助的一天》《枯野抄》《戏作三昧》《报恩记》《丝女手记》等作。由于汉文学的功底，能成功写出《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秋山图》《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中国题材小说；讲起元代画家来，如数家珍，令身为中国人的笔者都感汗颜。他十分关心宗教，对神秘事物也甚有兴趣，便写下《烟草与魔鬼》《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众神的微笑》等。不过，芥川的这类作品，都“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借再叙述，作新阐释，予以现代的解读。例如，在《大石内藏助的一天》里，芥川借用四十七武士为主公复仇的著名史实，剖析主人公大石内藏助的心理：“大业告成后的幻灭感。”（参见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与《鼻子》《山药粥》《秋山图》等主题相近。再如，芥川自己“颇感满意”的《枯野抄》中，准确描写了俳谐大师芭蕉临终时，一干弟子的心理活动，于无限悲痛之中，隐含着从大师的人格压力下“解脱的喜悦”。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夏目漱石逝世，芥川为恩师守灵，这篇小说当流露出作者本人几许微妙心情。对于《袈裟和盛远》《丝女手记》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历史上本已有定评，但在芥川的笔下，竟颠覆了她们作为“烈女”和“贞女”的形象，从另一侧面切入，具有偶像破坏的意味。从历史中取材，也是芥川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芥川进入文坛时，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衰落，代之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变种—“私小说”。以芥川为首的新思潮派作家，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呆板滞重的纯客观描写，也不认同仅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芥川创作伊始，便拒绝“把自己当成主角，将自家一己的私事，不知羞耻地写给人看”。（《澄江堂杂记》）还说：“把‘私小说’说成是散文的正道，看来恐怕是一种谬论。”（《〈论“私小说”〉一文浅见》）所以，芥川没有走前人铺就的“私小说”这条路，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虚构的方法，营造自己的艺术殿堂。芥川曾在随笔《澄江堂杂记》中，就自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做过解释：“我每有一主题，为了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便需借助某一异常事件。这一异常事件倘若写成发生在今天的日本……读者会觉讶异。为此只能假托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现时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过去发生的事。我之所以取材于历史，都是迫于这种需要……借助历史的舞台”，演出当今的悲剧，穿着古人的服装，赋予今人的个性。换言之，芥川从古典中发现了现代，或曰，赋予古典以现代意义。
人性的探求
读芥川的小说，常让人惊讶：他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剖析得那么尖锐而透彻！芥川自己曾说过：“我经常对‘人性’表示轻蔑，那是事实。但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那也是事实。”轻蔑，是因为看到人性的弱点，喜爱，是借故事新编能写出新意来。芥川擅长短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做气势磅礴的描绘。但他作品的精妙之处，却不乏对社会人生做哲理的探求和索解。世间的尔虞我诈，人性的自私自利，芥川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常常通过不同题材来挖掘人性中的这种利己本质。而这种索解，又导致他的悲观失望和怀疑主义。正如鲁迅所说，芥川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之心情。”《罗生门》和《鼻子》都触及到人性中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芥川创作的基本主题，直到他最后的遗稿，都贯穿着这种对人性利己的剖析，对丑恶现实的鞭挞，以及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
一九一四年夏，芥川龙之介爱上一女孩，遭到养父家，尤其是大姨母的反对，他“哭了通宵”，不得已于翌年年初与女孩分手。此事对他影响甚大，平生第一次在人生大事上遭遇挫折——触碰到人的自私，哪怕是亲人也不例外。就此而为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苦恼。所以他问：“究竟有没有无私的爱？……倘若没有，人生会无比的痛苦。”（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与此同时，他也更加意识到身为养子的不幸。心境消沉，遂寄情于创作，故有《罗生门》和《鼻子》之作。因为他“想摆脱现实，尽可能写得愉快些”（《文友旧事》），便从《今昔物语》中拈出相关素材，以此表现自己对人性的思考与认识。在《罗生门》里，芥川表现了人的利己本性，通过《蜘蛛之丝》，则进一步揭示这一利己本性足以导致人的毁灭：纤纤一根蛛丝，上通天堂，下连地狱，虽是大盗，但有一善举，即可超升天堂，而萌生恶念，便永堕苦海。小说原本是当作童话写给孩子看的，却写得珠圆玉润，清通简约，仅两千余字，篇章虽小，所喻甚大，仿佛是一篇佛经故事。无怪乎身为作家的主编铃木三重吉看到此稿，不禁：“叹为名作，实乃童话创作之最高范本。”据日本学者考证，小说取材于法国宗教学者保罗·卡吕（Paul Carus,1852—1919）所著《业》（Karma）一书。不过，芥川舍弃了原作中抽象的说教，能匠心独运，推陈出新，从中抉发古今人类天性中缺憾的一面，写成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短章。在表现这一类主题的作品中，如以内容的丰富、寓意的深刻、手法的别致、技巧的完美而论，当推《竹林中》一篇：竹林中发生一起凶杀案，有个年轻武士被杀，美貌的妻子遭到大盗的凌辱。可是大盗与妻子各执一词，都自供是凶手。而死者亡灵借灵媒之口却说是自杀身亡。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呢？小说没有结论。整篇作品由七人的口供组成，从各自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说法，案情扑朔迷离，疑团重重，悬念始终未予解决。七段口供，以三个当事人的最为关键，其中必有人将真情隐去，补以谎话，或每人的话里都有真有假，真假参半。那么，何以要说谎呢？可见，每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隐衷。作者的用意似乎想说明：人常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真相常被歪曲隐没，以致事物真相不可认识。芥川在小说中，暗喻人心微妙，难以捉摸，表现一种怀疑主义情绪，他自称“一向是个怀疑派”。（《河童》十五）小说故意留下空白，耐人寻味。写的虽是一桩情杀案，却不是通俗的破案小说，而是通过这个没有结论的案子，引导读者去探求人性的弱点，深意自见。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世间的丑恶。“周围尽是丑恶。自己也丑恶……面对周围的丑恶，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事。”（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恒藤恭）所以，他不能不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感，见诸《鼻子》《山药粥》等作品中。《鼻子》已如前所述，《山药粥》是写一个处处受人嘲弄的下级武士，一生的唯一愿望是恨不能痛喝一顿在当地视为美味的山药粥。可是，武士一旦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不知怎的，竟倒了胃口。小说喻示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一经实现，随即幻灭。“神韵缥缈”的《秋山图》，也属同类主题。取材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秋山图始末》一文，假托元朝画家黄大痴的“秋山图”，奉为画中神品，但等见到实物，在鉴赏者眼中，竟成下品。神品“秋山图”——美和理想，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幻灭感。
芥川的小说，因探求人性，而揭露人性之恶，但并非为揭露而揭露，实是他对人性善的一种向往，对美好追求的一种折射。他给同学恒藤恭的信中写道：“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令人感动的，不是对恶的赞美，而是他对善的憧憬……”（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这也是芥川的“憧憬”。
“艺术即表现”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自知不是行动的巨人，遂把自己的艺文随感戏称为《侏儒的话》。其中有多处谈到创作，认为，艺事除了人力，还要靠天分，并引赵瓯北七绝云：“少时学语苦难圆，唯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在日本，芥川的天分一向有“鬼才”之称，而这位“鬼才”，却极为重视艺术的表现。他在《艺术及其他》一文中说，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创造。“艺术家首先应尽力使作品完美。否则，献身艺术，便毫无意义可言。”并反复强调：“艺术始于表现，终于表现”，“艺术即表现。而所表现者，乃作家其人。”他认为，作家尤应具有创新精神，所以，他“同情艺术上的一切叛逆精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主张：艺术家，须以追求完美为务，实现其艺术上的理想，“不论情愿与否，都应磨炼技巧”，“须臾不可怠惰”。因为“技巧是表现内容，创造形式的手段”。（《文艺讲座：文艺概论》）认为“轻视技巧的人，压根儿不懂艺术”。倘如艺术家在艺术表现上“不能令人陶醉，作为小说家便不算胜任”。（《小说作法十则》）毫无疑问，作为小说家，芥川可谓胜任愉快。其作品历经八十余载，至今犹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美，究其原因，便是芥川对艺术表现的重视，对写作技巧的锤炼，对艺术理想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苦心孤诣的独到功夫。
芥川乍登文坛，便显得身手不凡。每作都锐意精进，再三锤炼，不断创新。不论是现代题材，抑或是历史题材，都可以说几近完美，臻于艺术精品。除上面提到的几篇外，像《戏作三昧》《蜘蛛之丝》《地狱变》《基督徒之死》《圣·克利斯朵夫传》《舞会》《秋山图》《山鹬》《竹林中》《一块地》以及《玄鹤山房》等，都写得相当精致，立意警拔，文字简洁，富于节奏感，极有表现力。芥川的小说，一般不大渲染社会环境，主要从人物的心理变化，揭示矛盾，展开情节，刻画性格。描写人物时，用超然的态度、冷峻的笔调，至多对他同情的人物给予一点善意的揶揄，对他否定的人物加以一点微讽。谋篇布局，可以说是极尽巧思，具有一种形式美和结构美，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芥川虽然“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但在艺术上始终作不懈的追求，“把创作视为生命”（《齿轮》）。甚至说，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艺术及其他》）这种对美的追求，为凸显内容而对形式的经营，不难看出芥川创作上的唯美倾向。他本有一颗纤细而敏感的心，现实的丑恶鄙俗使他厌恶；严格的家教，束缚了他个性的发展；波德莱尔、法朗士、魏尔伦、易卜生、斯特林堡等欧洲世纪末文学，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也不无影响。他孤独、苦闷，于是潜心于写作，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戏作三昧》《地狱变》《沼泽地》等作品，都可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戏作三昧》以江户时代作家马琴为主人公，这位著名戏作小说家，时时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而感到无所适从。“身为道德家”的马琴，对“先王之道”从未疑心过。可是，“先王之道”赋予艺术的价值，同作为艺术家的他，想赋予艺术的价值，却相去甚远。他否定戏作的价值，称之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可一旦碰上奔涌而来的艺术灵感，心里立即会感到不安”，对这一艺术价值存有疑问。但是，作家马琴一旦入得创作三昧，艺术便成为至高无上。“他那有如帝王般威严的眼睛里，既不是利害得失，也非爱恨情仇，更看不到一丝一毫为毁誉所苦的心怀，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喜悦。或者说，那是一种感激之情，悲壮得令人神往。不懂得这种感激之情，怎能咂摸到戏作三昧的甘美呢？又怎能理解戏作家庄严的灵魂呢？这不正是‘人生’吗？残渣污秽荡尽之后，仿佛一块崭新的矿石，光彩夺目，呈现在作者面前……”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既写马琴，也是芥川本人的抒怀：“我的马琴仅为表述自己的心情而假托其人。”（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致渡边库辅）借刻画马琴创作的甘苦，抒发自己的感想。
芥川不是有神论者，但由于他道德上的“洁癖”，对人的精神世界极为重视。在芥川看来，虔诚的信仰和内心的清明，可以形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弃世前半个月，他完成一篇描写耶稣生平的《西方之人》，开头即表明：“我大约在十来年前，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喜欢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就是说，从一九一七年前后，芥川开始关注基督教。他最后的绝笔，是弃世前日脱稿的《西方之人》续篇：临终时，摆在枕边的，是一本打开的《圣经》。不过，尽管有位信教的朋友一再劝说，他终究未入教，始终是个冷静的旁观者，“要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爱，他毕竟做不到。”（《傻瓜的一生》）诚如芥川所说，他之喜欢基督教，是从“艺术的角度”，是创作的需要。他尤其对殉教者的事迹感兴趣。所以，芥川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教题材，如《烟草与魔鬼》《尾形了斋备忘录》《浪迹天涯的犹太人》《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南京的基督》《众神的微笑》《报恩记》《阿吟》《丝女手记》等。芥川不是讽刺宗教的欺诳，而是赞美那种出自坚执的信仰，对精神的提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基督徒之死》与《圣·克利斯朵夫传》，芥川自己对这两篇小说也很中意。
《基督徒之死》尤其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佳品”（吉田精一）。按照芥川自己的说法，他特意“模仿文禄庆长（1592—1615）年间，天草、长崎出版的日本耶稣会布道书的文体”，取其“简素古朴”的语句，描写“日本圣教徒的轶事”。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罗连卓女扮男装，因受诬陷而逐出教门，但主人公信仰坚执，以德报怨，最终殉教。这里，芥川看重的不是悲剧的本身，而是那种为信仰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并由此带来生命的升华。小说末尾有这样一段：“却说这女子的生平，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究竟是何道理？概而言之，人生刹那间的感铭，实千金难求，至尊至贵。好有一比，人之烦恼心如茫茫夜海，当一波兴起，明月初升，能揽清辉于波上，岂非生命之意义？如此说来，知罗连卓之最后，亦足以知其一生耳。”这一段应是这篇小说的点题之笔。作者所追求的便是这一“千金难求”的“人生刹那间的感铭”，是《戏作三昧》中“悲壮得让人神往”的“感激之情”，是画家良秀孜孜以求的艺术的“法悦”，是生命中最充实、最光辉的瞬间！
芥川致友人函中不止一次说，他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固然这部巨著在中国也影响了几代人，但在芥川来说，想必尤为属意于小说的结尾：圣·克利斯朵夫背负基督过河的描写。芥川的这篇《圣·克利斯朵夫传》，即是根据西方“圣人传”而拟就的。小说中最为感人的部分，也正是“过河”这段描写：
约莫一个多时辰，克利斯朵夫历尽艰辛，终于像斗得筋疲力尽的狮王，气喘吁吁，摇摇晃晃，爬上了对岸。他将粗粗的柳木拐杖插入沙中，从肩上将童子抱下来，长吁一口气道：“哎呀，孩子，连高山大海都没你沉哪！”童子微微一笑，暴风雨中，头上的金光愈加灿烂辉煌，仰起头望着巨汉的面孔，仁慈地答道：“不错。今晚，正是今晚，你背负的是一身承受着全世界苦难的耶稣基督！”声音如铃声一般美妙动听……
对未来的“恍惚不安”
芥川前期创作中也有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像批判军队中士兵的非人待遇、人不如猴的《猴子》，描写小人物的《毛利先生》，叙述劳动人民纯朴真挚感情的《橘子》，表现人生无常、纵如烟火般辉煌却转瞬即逝的《舞会》，刻画现代男女青年微妙心理的《秋》，嘲讽军神乃木希典的《将军》，描写少年失意与落寞心情的《斗车》，表彰见义勇为的童话《小白》，以及表现乡间沉重劳作与贫困生活造成婆媳间利己打算的《一块地》……这些现代小说，也都写得颇有特色。但到后期，即一九二五年底，芥川以人生回忆的形式，写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之后，芥川的创作完全转向了现实，风格与方法也有所改变。由揭露他人的利己主义，进而剖析自己的灵魂深处，客观、冷静，流露出悲凉、沉郁的色调。芥川体质孱弱，一九二二年后，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到了一九二六年，神经衰弱等症越发严重，不得不时时去汤河原疗养，“过着半卧床的生活”，“想写作，因病弱而不能；痛苦，亦因病弱而益甚”。他需要的是“动物的精力”！当年九月，芥川写了一篇描写母亲、姐姐与父亲之死的小说《点鬼簿》，“补写几页，竟耗去数日时间，小生前途颇黯淡矣。”（致佐佐木茂索函）对自己的创作似乎失去了信心。在致作家稻垣足穗的信中也说：“Fancy（想象力）早已弃我而去。”他尤其担心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给他。其时，已萌发自杀的念头。还在四月里，携妻小去鹄沼疗养之前，便向挚友画家小穴隆一透露此意。尤其他当时常出现幻觉，“困扰不已”。神经脆弱得“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算计我，让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忐忑不安”。甚至“门边一片朦胧中，有人欠伸也心惊”。遗稿《齿轮》和最后两年的《书简》中都有所述及。此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多病、多事、多忧”之中写成的。
一九二七年初，二姐家失火，房屋全毁。此前姐夫投巨额保险，故怀疑是其纵火。两天后，姐夫卧轨自杀。姐姐一家，无处容身，投靠芥川，加上姐夫所欠高利贷，火灾保险，生命保险等，一切善后，全部落在芥川头上。芥川本是泥菩萨过江，现在又雪上加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这一时期给亲友的信函中，屡屡提到此事。致斋藤茂吉的信中写道：“小生来世但愿托生为一粒沙石，不然，来世但为水，或作檐头冰。此愿若成就，喜乐满心中。”他本有辞世之念，新的变故，更加速其奔向死亡的步伐。然而，芥川虽然心力交瘁，却照旧写出《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暗中问答》《傻瓜的一生》《西方之人》等重要作品。
尽管身心疲惫不堪，他仍然不改其“争强好胜”之性格，与谷崎润一郎进行文艺论争。写完《文艺的，过于文艺的》长篇评论，想必在他心底，已知来日无多，要给此生画上一圆满的句号。《玄鹤山房》发表于年初，芥川颇为看重这篇作品，在给朋友的书简中一再提及：“此次拟写一篇力作。”但同时，也一再强调说，是篇“极其阴郁的力作”。确如作家所说，这篇小说写得颇阴郁，通过缠绵病榻的老画家之死，表现家庭的纠葛、人生的惨淡与“痛苦的存在”。这一家庭的悲剧，宛如人生的缩影。小说的结尾，芥川有意安排一个新人：正在阅读李卜克内西的大学生。在致青野季吉的信中，作者表明其创作意图：“主人公玄鹤山房的悲剧，是最后要接触山房以外的世界。（除最后一章，全部场景均在山房之内，原因便在于此。）我还想暗示：外面的世界，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芥川已感知“新时代”的脚步，而将迈入的世纪，不属于他们。他在《书简》中说，“《玄鹤山房》虽为力作，但有种脚力尽处看庐山之感”。
寓言体小说《河童》，系采用一个疯人的自白，叙述他臆想中在河童国的经历，借以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谴责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压榨，权力对艺术的扼杀，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之可憎。芥川对这篇小说比较满意，他说：“《河童》将是在下的Reineke Fuchs（《狐狸故事》）。”“以近年来所没有的速度写成”，“聊解郁闷之心怀。”作者虽说，“《河童》是对一切事物——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而创作的”，但小说不像《玄鹤山房》《点鬼簿》等那么阴暗、沉重，写得较为明快。
《齿轮》和《傻瓜的一生》是两篇遗稿，日本评论界普遍视为芥川最后的杰作。《齿轮》逼真描绘主人公行将崩溃的精神，被害妄想，幻觉世界，因恐惧引起神经的战栗等；在《傻瓜的一生》，芥川以“一双冷峻的临终之眼”，通观其一生，“将其三十几年的生涯，浓缩成一个个印象式的优美片断”（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充满了对现实的否定和对人生的绝望，描述芥川生前对未来的“恍惚不安”，表现了一个高尚灵魂由希望、探索而至幻灭的痛苦挣扎，是他灵魂的记录。笔者在阅读译稿时，看到文末的写作年代，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不免要计算离他弃世还有两年，一年，几个月……也禁不住要想：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在写这些作品？可以想象得出，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他面对死神的频频招手，内心在滴着血，饱含他的全部精魂，以其最后屈指可数的时日，奋力完成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从他“笔端流淌出来的生命”（《齿轮》四）！阅时，使人心中不禁亦为之战栗！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正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是一个悲剧结局。他虽然才气横溢，极具浪漫气质，对现实的态度却是严肃的。他深入现实，探讨人生，结果“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傻瓜的一生》）；也曾不断追求过理想，得到的却总是幻灭的悲哀。虽然他看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对他们“抱有相当的希望”，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如煤炭一般发出黑油油的光芒，具有诗的庄严”，达到“艺术的极致”。但又认为自己的“灵魂上打着阶级的烙印”，“不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尽管他“不像契诃夫那样，对新时代发出绝望的笑声，但也缺乏拥抱新时代的热情”。（《致青野季吉函》）他极感矛盾，深为痛苦，觉得“人生比地狱还要地狱”（《侏儒的话》）。他虽然也想“奋力挣扎”，“重新做起”（《遗稿·暗中问答》），然而，他已“精疲力竭”，“拄着一把缺了刃的细剑”（《傻瓜的一生》），终于在现实面前“败北”。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当人生旅途之半，在大有作为的年纪，芥川龙之介心怀对未来的“恍惚不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芥川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东京日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都以整版篇幅报道他弃世的消息。文坛更是不胜痛惜，认为他的死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他的文学，是逐渐上升到自我否定的具体表现。他的虚无精神，在阶级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宫本显治《败北的文学》）“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荒正人《概论现代日本文学史》）——盖棺论定，以最高的评价，抒发世人心中深深的惋惜。
余响
我有时会想，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或一百年后的事。那时节，已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的作品集，想必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旧书店的角落里，徒然等着读者的光顾吧？不，说不定某个图书馆，只剩下孤本一册，封面已给虫蛀得残缺不全，字迹也模糊不清。可是……我转念又想。我的集子，难道就不会有人偶然发现，读上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吗？说起来，心里甚至还存个奢望：那一篇作品或那几行文字，难道不能为我所不认识的未来读者，约略展现一个美丽的梦境吗？我并不指望，百年之后仍有知音。我承认，自己的想法和信念之间，有多么矛盾。可是，我依然要想。寂寞百年身，哪怕只有一位读者能手捧我的书，在他心扉前，尽管依稀微茫，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
上面一段文字，引自芥川的随笔《澄江堂杂记》“后世”一节。文中，芥川龙之介想象“寂寞”身后事，感慨良多。天才的芥川，何须那样悲观！更无须“奢望”！现实已非像他当年所臆想的。他去世后七年，即设立以他名字命名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七十年来，已成为奖掖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奖。“百年之后”的今天，他在本国虽不像夏目漱石那样被看作是“国民作家”，但是，直到近几年，从日本读书调查看，芥川的小说，一直排在前四五位，超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遥遥领先于当红作家村上春树之前。即便在全世界，也有许多“知音”。尤其在他的邻国，他曾经游历过，表示“除了东京，最愿寓居在北京”的中国，岂止“有一位读者”，又岂止读他的“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近三十年来，从《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罗生门》《地狱变》等，直到近三百万言的芥川全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日本作家，能在中国享此殊荣。芥川的小说不断被翻译出版，不仅一般读者喜欢，他的中国同行作家也颇为称道。芥川的生命固然短暂，但作为作家的艺术生命却长存于天地间。其最佳作品，凝结着他的博学与才情，显示出一种东方的特色，东方的智慧，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即便与屈指可数的世界短篇名家相较，也毫不逊色！
芥川倘如地下有知，定会深感欣慰吧……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