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尚未觉醒的
“爸爸。”
这是我的大儿子，路易斯，当时十一岁。
“嗯？”
而我的爸爸会这么说：“……呃——嗯？”音调降了下去又扬了起来，说明他着恼了，虽然就一点儿。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回答，他说：“呃，我可不就在这儿嘛，不是吗？”对他而言，这“爸爸——嗯”一呼一应显然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就在同一间屋子里，本来就说着话，虽说没什么目的（在他看来，也毫无趣味）。我理解他的意思，但五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叫道：“爸爸。”这一叫，我就得迎接一声特别严厉的应答。我要到了十来岁，才断了这个习惯。孩子需要短促的一点时间，一边让想法在脑子里成形，一边确定得到了大人的注意。
下面这一节选自金斯利第三本也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小说《我喜欢在这儿》（1958）[1]：
“爸爸。”
“嗯？”
“载着我们去葡萄牙的船有多大啊？”
“我真不知道。挺大的吧，我觉得。”
“和杀人鲸一样大吗？”
“什么？哦，是的，肯定有那么大。”
“和蓝鲸一样大吗？”
“是的，当然啰，再大的鲸鱼都比得过呢。”
“比鲸鱼还大？”
“是的，大得多。”
“大多少呢？”
“你别惦记着大多少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大得多。”
停顿了一下后，讨论又继续了下去：
……“爸爸。”
“嗯？”
“要是有两只老虎跳到了一条蓝鲸身上，老虎会不会把蓝鲸弄死了呢？”
“啊，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懂吗？如果鲸鱼是在海里，老虎马上就淹死了。如果鲸鱼是……”
“可是假设它们真的跳到了鲸鱼身上呢？”
……“噢，天哪。好吧，我想老虎最终把鲸鱼给弄死了，不过那可花了很长时间。”
“要是是一只老虎呢，那要花上多长时间呢？”
“那就更长了。好了，我不想再回答有关鲸鱼、老虎的问题了。”
“爸爸。”
“哦，这下是什么问题呢，大卫？”
“要是两条海蛇……”
那些有趣得紧的对话，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的老虎可不是一般的老虎：它们长着利剑般的牙齿。而且我想象出来的这些对峙角斗比《我喜欢在这儿》中描述的错综复杂多了。要是有两条巨蟒、四条梭鱼、三条水蟒和一条大王乌贼……那时我五六岁。
回过头看，我明白这些问题触及了父亲最深处的恐惧。金斯利拒绝开车拒绝坐飞机，不愿独自坐公交车、火车、电梯（也不愿天黑后，独自待在一幢屋子里）。对坐船，他并不热衷——对海蛇也没兴趣。何况，他不想去葡萄牙，也不想去别的任何地方。去葡萄牙是毛姆文学奖规定，强加于他的。在给菲利普·拉金的一封信中，他称之为“驱逐令”（“非要我出国，非要给我几个钱”）。他因出版于1954年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获奖。二十年之后，我也得了这个奖。
《雷切尔文件》于1973年11月中旬面世。12月27日晚上，在格罗斯特郡和妈妈一起过圣诞的表妹露西·帕汀顿，去切尔特纳姆[2]见她的老友海伦·伦德尔。那天晚上，露西和海伦讨论了未来，一起给科陶德艺术学院写了封申请信。露西想继续在那儿学习中世纪艺术。十点一刻，她们分手。到公交车站，三分钟的路。她没有寄出那封信，也没有上公交车。那年她二十一岁。要再等二十一年，人们才会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爸爸。”
“嗯？”
路易斯和我在车上——这是做父母的尽职的主要场所。过了一会儿，今后要给孩子当车夫的那些年头就像高速公路似的，开始在眼前延展开去。
“要是你没有名气，但其它什么都不会变，你还想要有名气吗？”
问题提得很好，我心想。他知道，有了一群读者后，名气就必定随之而来。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名气是毫无价值的商品。偶尔，名气让你得到些特殊待遇，如果你想要这些的话。但名气更多会让你得到不怀好意的好奇心。我并不在意——不过我算是个个案。那令我与众不同的，也令我对此习以为常。简而言之一个词——金斯利。
“我不想要了，”我答道。
“为什么呢？”
“因为名气让人头脑发昏。”
他听了进去，点点头。[3]
以前老有人说，每个人身上都装着一部小说。这话我以前也是信以为真的，而且仍旧有点儿相信。如果你是个写小说的，就得相信这一点，这是你的工作之一：很多时候你写着的就是别人身上的小说。[4]不过，1999年的这一刻，或许对此得有点儿怀疑：如今这时代，每个人身上装的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回忆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众声滔滔的时代。我们要不是正写着，至少也是在谈着回忆录呀，自白书呀，简历呀，呼吁书呀。如今，什么也比不过经历——如此无可争辩的真实可信，如此民主自由地匀布众生。我们每个人平平等等都有的唯有经历这东西，对此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环顾四周都是特殊的个例，特殊的呼吁，上下左右莫不是名人。[5]我是个写小说的，职业就是拿经历用作其它用途。那我为什么还要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呢？
我做这事儿是因为父亲现在不在人世了，而我一直都知道我得纪念他一下。他是个作家，我也是个作家。说说我们的事简直责无旁贷——又来一桩文坛趣事，又是父子两代文人。这样一来，我得纵容自己某些坏习惯。时不时提些名人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一。不过，自从我第一次开口叫上“爸爸”，我就在纵容自己这一坏习惯了。
我做这事儿是因为和别人一样，我也感觉到蠢蠢欲动，想要澄清问题，说明真相（很多早已经公示于天下了），而且，至少这一回不用再迂回曲折了。虽然还得有一定的形式。人生的麻烦在于（写小说的都会这么觉得）其难以捉摸的形状，荒诞无稽的随意性。瞧瞧吧：情节散淡，缺少主题，不可避免的悲情陈腐。对话不说乏味无趣，至少是参差不齐。到了转折处，不是落了俗套，就是煽情唬人。而且，总是同一个开头，同一个结尾……所以说，我的组织原则来自内心的驱使，来自小说家对寻求平行和关联的痴迷。这一方法，加上脚注的运用（这是为了保存随之而来的一些想法）应当可以清晰地给出一个作家脑袋的地形结构。如果结果有时候是时断时续或离题万里或停停走走，我只能说，这个坐在书桌旁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更何况，我做这事儿是迫不得已。我见到了或许是哪个作家都不应该见到的：无意识的那块区域中，我的小说起源的地方。没有助力，我没有可能撞上那块地方，而事实上，我也不是碰巧撞上的。是在报纸上读到的……
有人不在这儿了。那个斡旋者，父亲，那个站在儿子与死亡之间的人，不在这儿了，再也不会一如往日了。他不见了。不过，我知道这很寻常。凡是有生命的都会死去，穿过大自然的轨迹走向永恒。我的父亲失去了他的父亲，我的孩子将会失去他们的父亲，而他们的孩子（这事想想都繁重不堪）也将会失去他们的父亲。
我的书桌旁的架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双面相架，相架里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黑白的，护照大小：一个十来岁的女学生穿着一件鸡心领毛衣和衬衫，打着一条领带。棕色的长发中分，戴着眼镜，微微要笑起来。她的头上方用大写印刷体字母写着：不受欢迎的外星人。这是露西·帕汀顿……第二张照片是彩色的：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穿着一条深色的花裙子，胸前打着褶，泡泡短袖衬衣，镶着粉色的边。她有着金色的细软头发。她的微笑腼腆端庄：挺高兴的，不过是不出声的暗自欢喜。这是迪莱拉·西尔。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照片中的人物一起活在我脑海的深处。因为她们是，或者说曾经是，我所失去的。
《艾米斯选集》选取了金斯利·艾米斯的非虚构写作，包括书评、广播和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