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内容，实际上都可以从多民族国家的源流上寻找到它的起因。这句话有着两个层次上的意义，即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各种内容都有着某一个民族集团的传统文化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的“多民族”性才得以诞生。

因为“天下思想”以“天”为根据，所以它强调的“天”之“德”不仅适应于构成“天下”主体的“华夏”，也要适应于“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因此，一直主导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天下思想”，自身本来就具备要求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因素。理解“天下思想”的这一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来追求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多民族的“天下”才是一种天经地义。毫无疑问，中国人关于多民族国家的这种思维，是以“天”的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先验论的逻辑推论。但是，要想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会将这种先验论的“天下思想”理解为追求多民族国家的理论根据，那就应该首先明白：这种先验论的“天下思想”其实是先秦时代中国多民族社会这一现实带来的结果。

“天下思想”中关于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天下的思想，不过是忠实地反映了中国从先秦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而构成“天下”的主体民族——“华夏”自身，就是在“中国”从部族联合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众多的部族和民族通过“中原化”“华夏化”而共同形成的。换言之，不是以多民族共存为前提的“天下思想”带来了“中国”的多民族性质和“华夏”的多民族来源，而是“中国”的多民族性质和“华夏”的多民族来源带来了以多民族共存为前提的“天下思想”。“天下”本来指的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天下”。而“多民族性”又成为衡量一位“天子”是否具有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标准，这是因为，“天”的概念很有可能就是由那些出身于中原周边地区民族集团之后又进入中原、所以更加需要正当性和合法性支持的“中国”初期国家的领袖们所带来的。

要理解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及其合理性，不仅应该注意到促使“天下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时期“中国”的多民族社会背景，了解中国从形成初期国家社会时期起就是多民族这样一个重大的客观事实，而且要注意到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当时“中国”人关于“民族”的特殊认识。先秦时期有过许多周边民族集团或成员主动进入“中国”（即四夷的“中原化”）、“夷狄”自己变为“华夏”（即蛮、夷、戎、狄的“华夏化”）的事实。它告诉我们，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注重的既不是种族，也不是地域，而是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价值观为代表的文明方式。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的民族集团，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文明共同体。

以文明为标准区别民族集团的意义在于，它将“民族的”属性看成是一种可以后天变化的属性。虽然不同的民族集团最初因为生存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体系，但是蛮、夷、戎、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的文明方式就可以成为“华夏”，而“华夏”如果接受了蛮、夷、戎、狄的文明方式同样可以变成蛮、夷、戎、狄。“文化”，就是以德教化。在先秦时期的中国人看来，随着“礼”的获得或丧失，“中国”与“四夷”，或者说“文明”与“野蛮”的主体就可以发生变位。尤其是蛮、夷、戎、狄，通过后天的学习掌握农业文明社会的“礼”，完全可以成为“华夏”。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历史上像北魏和清朝这样的由蛮、夷、戎、狄建立的“征服王朝”，也能够被承认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而“中国”，也通过蛮、夷、戎、狄的不断地“中原化”和“华夏化”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有许多国外的学者故弄玄虚，把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事实说成是“天下思想”主导的结果，从而得出中国从古至今在本质上就富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结论。也有国人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断定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直存在着不可饶恕的民族歧视、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然而仅仅从一直约束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天下思想”中就可以看出，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史，根本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一部充满了汉民族集团歧视、压迫其他民族集团的历史。如果细细追究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可以说，它更是一部“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的文化不断融合，“华夏”集团不断吸收消化蛮、夷、戎、狄，使蛮、夷、戎、狄不断进入“华夏”集团，从而使“中国”和“中国民族”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