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为渠道的民族膨胀

按《大戴礼记·王言》篇中所记，孔子曾经说道：“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觐于王。”换言之，对于周王朝来说，必须或者应该将“蛮夷”与“诸夏”同时纳入“礼”的秩序。而在春秋时代，某一诸侯成就霸业、成为天下的霸主的象征，也是将“华夏”与“夷狄”都收纳进自己的势力范围。各种文献中所说的“和戎狄”“正诸华”；“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莅中国而抚四夷”；“外内咸服”“内平外成”等等议论，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的。

春秋五霸的第一人是齐桓公，他是靠了管仲，即管子的帮助才成就其霸业的。管子的思想可以归纳为“尊王攘夷”。但是，管子的“尊王”就是利用周王室的权威来建立齐国的霸业，管子的“攘夷”也绝非将蛮、夷、戎、狄驱逐出中国，“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管子的这些行动与言论都证明，他心中的霸业，同时具有“内”与“外”，或者“中国”与“夷狄”两个部分。

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因为魏绛助晋悼公恢复了晋国的霸业，晋悼公称赞他的功绩时说道：“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而魏绛则答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一句“国之福也”，足以说明正确处理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各个诸侯国来说是何等重要。

为什么“礼”的秩序、即“华夏”主导的“天下”体系中并不排除蛮、夷、戎、狄呢？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的两个层次上找到它的原因。构成“天下”的主体民族——“华夏”自身，在中国从部族联合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其实也是由多民族共同形成的，这就是它的客观原因。

首先，夏王朝统治集团的先祖非“东夷”即“西戎”。因为孟子曾说过，“舜……东夷之人也”，而司马迁认为“禹兴于西羌”，总之不是出身于一个原本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集团。关于商人的发祥地，顾颉刚认为是在“中国”的东方，位于现在的山东至河南东部；而李亚农则认为应该是位于临近渤海湾的河北省的中南部。从前，商人所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游牧，到了成汤时代，“商人入侵中原，将夏族的人民当作奴隶”。关于周人的祖先，80年代中曾出现过“最早为东夷”之说，但是根据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共识，周人原来为西羌，孟子也曾说过：“文王……西夷之人也。”也就是说，周的统治者也是在移居中原以后，因为接受当地华夏的文化才实现“华夏化”的。

在中国的初期国家社会中，确实有过非“中原”出身即为蛮、夷、戎、狄的认识。但所谓“中原”出身，并非是一个单纯强调地理的概念，而是指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土地带采用了农业文化，创造了“华夏文明”的民族集团。较之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农业文化是一种安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黄土地带因为黏土成分较低，又是一个最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区。虽然中国的制铁术较欧洲要早一千九百多年，然而不难想象，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中原”是一个何等充满魅力的地区。夏、商、周的统治集团的发祥地均非中原，本为蛮、夷、戎、狄的他们，之所以将目光瞄准中原，其原初的理由，可能就在于盼望能够进入黄土地带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向中原移居，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转变为“中原”的农业文化，其自身也完成了从蛮、夷、戎、狄向“华夏”的转变。

到了春秋时代，蛮、夷、戎、狄更加积极地向中国发展，由此也引发了多次的战争。据《左传》记载，威胁到了周王朝安全的“戎狄”的入侵，仅仅在鲁僖公时代（公元前659—前627年）就有三次。僖公十三年，“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僖公十六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僖公二十四年，“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而周王朝每次都是靠诸侯国的救援才避过大难。

由于周王朝“礼乐崩坏”，一部分诸侯为成就霸业，甚至将蛮、夷、戎、狄引入“中国”。如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晋国与秦国协商之后，让瓜州的允姓“戎”移居至伊川河畔。针对这件事，周景王作做了激烈的批判：“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

通过迎娶蛮、夷、戎、狄的女子变蛮、夷、戎、狄为同盟，也是当时诸侯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重耳就是后来的著名的晋文公，他曾因受骊姬的迫害而流亡于“狄”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此其间也娶狄人之女季隗为妻。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在春秋时代，变敌国为己友的方法除了联姻之外，还有“会盟”。实际上“会”与“盟”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有事而会，不协而盟”。“会”只不过是诸侯间的集会，而“盟”则是“杀牲歃血，誓于神也”，有着一套严谨而又细致的仪式。具体做法是，在天子或天子的代表面前，割下牛的左耳，将牛血装入玉瓶，用其书写盟约，然后由各国签署。之后，参加盟誓者共饮牛血并齐诵盟约内容，最后，将所剩牛血与盟约书一起埋于地下。经过这样一套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就成为盟友关系。

所谓“盟”，不过是通过同饮一头牺牲之血，使各自体内流着共同的血液，来唤起一种“同胞”的意识。因此可以推测，最初蛮、夷、戎、狄并非会盟的对象。例如公元前559年，瓜州（现在的敦煌）诸戎的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但是实际上，与蛮、夷、戎、狄会盟的事例并不罕见。《左传》隐公二年的鲁戎之盟、《左传》桓公二年的鲁戎之盟、《左传》僖公二十年的齐狄之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的卫狄之盟等，均属其例。“中国”的诸侯们，无疑是想通过会盟，一方面达到防止蛮、夷、戎、狄肆意侵犯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有将蛮、夷、戎、狄变成盟友，在需要之时便可借助其军事力量的企图。甚至包括周天子，也确曾利用过蛮、夷、戎、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周襄王不顾大臣的反对迎狄女为后的目的，就在于想借狄人的力量讨伐郑国。

经过联姻、战争等各种各样的人员流动，在春秋时代，诸侯国所谓的“匡有戎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例如卫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于是下令拆毁“戎人”的城镇。

在夏、商和西周时代，蛮、夷、戎、狄向“华夏”的转变，大体上就是通过以各种手段移居中原、并接受了农业文化这一过程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蛮夷戎狄的华夏化”或“四夷的中原化”的第一种类型。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这一新的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蛮夷戎狄的华夏化”或“四夷的中原化”的第二种类型。

《诗经》和《尚书》中，出现过大量未受周天子封侯的“中国”周边的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左传》和《国语》中，基本上按照他们的生产方式及居住方位，被分别划入蛮、夷、戎、狄的范畴。例如，戎中就有“山戎”“犬戎”“北戎”“阴戎”等集团；而狄则被分为“赤狄”和“白狄”等。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为成就霸业曾经征伐了“四夷”，他们是东南方的莱、徐夷、吴、越，南方的楚，北方的山戎和西方的白狄。楚、吴、越虽然属于“四夷”，但是在记述中却并未特别加有蛮、夷、戎、狄等字样。

楚、吴、越最初也是“蛮夷”。据《荀子·正论》篇记载：“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也就是说，与“日祭”的“内服”（王畿）和“月祀”的“外服”（“中国”的诸侯国）不同，楚国和越国属于时享（一个季节一贡的宾服）、岁贡（一年一贡的要服）、终王（一位周王在位期间贡献一次的荒服）之类的“四夷”。楚国、吴国、越国是自生自长，并非像“中国”的各诸侯国那样是由中央王朝“封建”而成的国家。但是因为不断壮大并在与中原各国的接触中，接受了“华夏”的文化，加入到“中国”的政治世界中来，甚至成为“春秋五霸”的成员，从而最终被承认为是“中国”的国家。《左传》和《国语》之所以视楚、吴和越为例外，将他们与其他的“蛮夷”相区别，正是因为春秋时代的楚、吴、越已经开始了他们“华夏化”的过程。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一年是公元前710年，中原各国所惧之“楚患”，大约就始于此时。但是，在公元前706年，周桓王依然拒绝了楚国通过姬姓的随国提出的封爵的要求。到了公元前607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问鼎中原”的故事，不仅表现了楚国企图称霸中原的野心，同时还反映了楚国急于进入“中原”、成为“中国”一分子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常常被后人所忽视。但是，从直截了当地使用“楚子”这一称谓上就可以知道，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即使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只要它不知“礼”、没有“德”，就仍旧是一个“蛮夷”而已。

但是到了晋定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11—前475年），楚国大臣王孙圉访问晋国时，晋国大臣赵简子问起楚国的宝玉白珩，王孙圉答道：“圉闻国之宝六而已。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由此事可见，即使当时楚国虽然嘴上以“蛮夷”自称，但其心里却早已产生了自己是真正的“中国”、在文化修养上远远超过了晋人的自豪感。公元前60年楚恭王生病，大臣们为了安慰他让他安心养病，曾如此赞颂他：“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也就是说，在楚王的领导之下，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为能够领导“华夏诸国”的堂堂大国，所以楚王就无须再苛求自己了。从其言外之意可以看出，楚国自认为已经转变成了“华夏”的国家。到了公元前57年，十三国在宋国会盟，围绕盟主的地位，楚国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结果还是楚国成为了“华夏诸国”的盟主。

继楚国之后，由“蛮夷”转变为“华夏”大国的是吴国。公元前584年，“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所谓“上国”就是“中国”各诸侯国，与华夏诸国交往意味着吴国开始了它“华夏化”的过程。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鲁哀公和单平公在黄池会盟，与晋国在谁先啜饮牲血，即谁当盟主的问题上展开争夺，夫差坚持说：若论与周的血缘关系，我们是长子这条线的，即主张自己才是正统的“华夏”。4而到了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讨伐吴国。晋国人很是高兴，“吴犯间上国多矣，闻（越国）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5把越国当成了诸夏各国的伙伴。公元前473年，越国终于灭掉了吴国，越王勾践于是被周元王封为伯爵，被正式认定为“中国”的诸侯。

无论是蛮、夷、戎、狄通过移居“中原”而实现“华夏化”的方式，还是“四夷”地区通过自身接受“中原文化”实现“华夏化”的方式，促使“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集团由蛮、夷、戎、狄向“华夏”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说，“中原”的扩大，事实上就是“中国”文化边界的扩展，而“华夏”集团的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扩张。值得瞩目的是，这种“华夏”集团的膨胀，并非是“华夏”集团通过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强制同化，而是被同化民族集团的主动“归化”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