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我想首先把这本小书作为一份不尽合格的答卷献给我的导师孙贯文先生。

1979年9月我考取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孙贯文先生学习历代铭刻。从此至1982年8月先生仙逝，三年间朝夕问从，耳濡目染，承受了先生用全部心血倾注的知识，也承受了先生对学术研究能后继有人的殷切希望。孙先生学识渊博，记忆超人，但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未得尽展其才，暮年得到一个授徒的机会，其乐何如。先生每次授业时都旁征博引，将自己一生为学的心得倾囊付出。师生相得之欢，莫过于此。至今我的眼前还能清楚地浮现出先生讲课讲到快意处，仰起白发苍苍的头放声大笑的情景。

孙贯文先生毕生从事石刻研究和古文字研究，从青年时即随陆和九先生钻研金石拓本，造诣极深，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可惜未得其时，没有能付诸文字。我和先生相处仅短短三年，也无法将先生的学术成果全部整理出来，至今深以为憾。而先生对我学业上的启蒙与指导，则是我终生享用不尽的。更可贵的是先生为人刚正朴直，忠厚善良，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领悟到做人与做学问的根本准则。先生故去后，俞伟超、高明、阎文儒等北大老师及先生的旧友们和我谈起他时，无一不称赞先生的为人、学识，充满了怀念之情。

有关古代石刻的全面研究，曾是孙先生嘱咐我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并多所教诲。如果能在此书中反映出先生的教诲有了成果，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其次，我要深深感谢在写作与出版这本小书的过程中予以我帮助和鼓励的各位师友。

1987年，承高明先生提议，当时北大考古系主任严文明先生邀我为学生开设《中国古代石刻》的课程。一个学期下来，讲稿积了近10万字。后来宿白先生见到我时，建议我把这些讲稿加工充实成一本书。在各位老师的勉励下，我继续补充内容，逐步修改，于1989年完成初稿。当时，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的同志们十分支持，答应纳入出版计划。不巧我因为负责的集体项目正在定稿，未能及时修改书稿，延误了计划。随后出现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形势，一拖再拖，未能付梓。

我的老师们一直关心着这本小书。宿白先生曾提出把它送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委托马世长兄代为联系。虽然由于计划安排需待以后考虑，当时未得结果，但这份关怀一直使我感到温暖。

至1995年底，在周绍良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并承文物出版社杨瑾社长和宿白先生、高明先生推荐，傅璇琮先生等领导大力支持，使这本书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出版资助，得以与读者见面。对我这样一个拙于世事、讷于言语、埋首故纸的后学来说，谬承这样多的著名学者、前辈垂顾，实属莫大之幸。中心之感，已非言语所能表达。

高明先生与王去非先生分别审阅过部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徐苹芳先生代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审稿后，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文物出版社孙雅荣、孟宪均、许晓东等同志都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赵超

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