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庄初升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语言文化。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与江河湖海、山川形势等自然地理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方言区的人民来说，方言就是他们的语言，而语言首先是一种与人类的社会活动高度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汉语方言与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政区设置、交通开辟、经济发展以及民俗活动等人文地理的关系也必然十分密切。

我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二十几年，特别是自200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以后，为了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调查范围也从南方的闽、粤、赣、湘、桂、琼等省区拓展到北方多个省区，为此得有机会接触到南北方言中各种富有特色的语言现象，这就正如《切韵·序》所说的：“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走得多了，看得也多了，不免就会经常思考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一致性特征与承载它们的地理空间、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短时间内不可能系统地、深入地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2012年9月，吕俭平从山东的一所高校离职而南下广州跟我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刚刚大病初愈，便匆匆忙忙地把这个题目交给了他。当时我想，俭平是湖南邵阳人，他在北方工作和生活了几年，已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方言体验，来广州之后又可以经常接触广东的粤、客、闽等方言，做这个题目应该比较合适。另外一个原因，俭平是我招收的第一个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我想这个专业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应该有所区别，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应用研究本来就是该专业的应有之义。其实，当时只要冷静、细致地思索一下，就应该不难发现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一个范围广、体量大而且较难创新的“难题”。果不其然，在第二学年初的开题报告会上，就有老师对这个题目的可行性提出了怀疑。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我鼓励俭平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以“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继续走下去。

可以说，在中山大学求学的三年时间中，俭平是以勤奋刻苦而闻名的。要做这样的题目，得翻阅多少汉语方言学的报告、著作和地图啊！其他需要参阅的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文献材料，甚至多到可以用“没完没了”来形容。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俭平在中文堂303那间陋室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夜，我除了给他提供一些图书资料，偶尔跟他进行简单的交流，实在给不了他多少具有建设性的主张和意见，因为方言地理学之于我来说只有兴趣而毫无专长可言。在此期间，我专门购置了ArcGIS制图软件供他自学，并用课题经费多次资助他参加方言地理学的学术活动，让他到处拜师求艺，以弥补我这个导师指导方面的不足。

2015年5月底，俭平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分布格局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顺利通过答辩，获得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俭平于2015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便回到家乡工作。第二年，他以博士论文作为基础进行课题申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此后这两三年来，他在教学工作之余，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博士论文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之中，现在终于拿出定稿，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确实可喜可贺！我作为他的导师以及这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自然感到十分欣慰。我个人认为这部书稿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称道，至少值得重视。

第一，最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言地理与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关系，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游汝杰、周振鹤之于浙江方言，周振鹤、游汝杰之于湖南方言，李如龙之于福建方言，张晓虹之于陕西方言，等等，都做了非常有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我和张双庆教授于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的《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一文，也初步论证了广东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既有着深厚的自然地理基础，又有着复杂的历史地理背景。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而且基本上都限于在一个省区或地区之内进行分析。这部书稿首次对整个汉语方言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共时分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结合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从本书的目录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这里不再赘言。

第二，一般认为，高山、大川、森林等对于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影响在于“阻隔”，如瑞典著名语言学家B.马尔姆贝格（B. Malmberg）认为：“连绵的高山和密林往往恰巧就是方言的分界线，而且多是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因为穿过高山或密林进行交往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难。”这部书稿通过全面的研究，指出地理阻断对于方言的统一是起促进还是阻隔作用，归根到底要看这些地理因素是否有利于人们的交往、流动和迁徙，具体而言，长江、南岭对方言的影响侧重在隔离，而黄河则重在贯通。这些认识不失公允，显得比较客观和辩证。另外，这部书稿详细阐述了汉语方言特征地理分布的两种新类型：一是“杭州湾两翼型”，一是“南岭型”，言之成理。还有，这部书稿从语言特征（去声是否分阴阳）、地理位置、历史行政区划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得出湘西官话与湘北官话的交界线大致在慈利、桑植一带的结论，也颇有说服力。

第三，过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从共时层面讨论某一地区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历时的发展演变很少涉及。这部书稿的第四章分上古、中古、元代以后三个时期，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因素对整个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的历史演变、汉语方言特征的各种地理分布类型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先后演变作了一些分析。这是显著的创新，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我最近大半年特别忙乱，俭平嘱我写序已经有一些时日了。草草写了以上几段文字，算是与俭平共勉，也就正于大方之家。

是为序。

2018年10月31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