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着手一项特定的历史研究？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人们必须澄清此项研究何以兹事体大的理由。事实上，促使人们研究某一特定历史主题的理由，直接决定了研究步骤的一般特征。重新研究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的理由顺理成章、显而易见。《神学-政治论》的主要目的在于，驳斥历代以来站在启示的立场上所提出的诉求。斯宾诺莎的成功起码体现在：该书成了“理性主义者”或“世俗主义者”攻击启示信仰的唯一经典文献。只有当其所讨论的问题仍然活生生地在场，研读《神学-政治论》才能具有真正的重要性。直至不久以前，人们仍普遍相信这一问题已经过时，相信斯宾诺莎十九世纪的后继者已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便稍瞥一眼当今的情形也足以看到，这一问题正重新逼近我们关注的核心。然而，我们难免会注意到，当代对最根本的问题——由哲学与启示相互冲突的诉求所引发的问题——的讨论明显逊色于在往昔甚至是司空见惯的水准。有鉴于此，我们重新翻开《神学-政治论》。我们要尽可能地去倾听斯宾诺莎。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按其意图恰如其分地理解其所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会用自己的愚拙代替他的智慧。

理解他人之言——无论其是否在世——可以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权且称之为解释（interpretation）和阐明（explanation）。解释试图确定言说者之所言，以及言说者实际上如何理解其所言，无论他对此是否明言。阐明则试图确定其未被言说者所意识到的含义。所以，一个现成的陈述是暗讽抑或夸张，属于对陈述的解释；一个现成的陈述基于一种错误，抑或某种愿望、兴趣、偏爱或者某种历史情形的无意识表达，就属于对陈述的阐明。显然，解释不得不先于阐明。如果阐明不是基于某种恰当的解释，它将成为这样的阐明——不是被阐明陈述的阐明，而是历史学家在脑海中虚构出来的东西。同样显然的是，凭借解释，对一个陈述的清楚意思的理解，就一定会先于对作者所知却没有清晰说出东西的理解。就是说，人们不能够认识，至少不能够证明说，在人们已经理解某个陈述本身之前，这个陈述是谎言。

对另一个人的文字或思想的真正明白无误的理解，必然基于对他的清晰陈述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但是，恰如其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意思。在一些情况下，恰切的解释要求仔细权衡说话者所用的每一个字；对一个不够讲究的思想家或说话者的偶发之论进行如此仔细的考虑，也许会是一种最不恰当的做法。[2]为了知道对给定文本的理解要求何种程度上或者哪一种类的精确，人们必须首先懂得作者的写作习惯。但是，既然这些习惯只有通过对作者著述的理解才真正被认识，看来人们一开始就不得不受自己对作者秉性的先入之见所引导。倘若确定作者写作方式先于对他作品的解释，那么这种做法就会简单得多。一般来说，人们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通常，细心的作者也是细心的读者，反之亦然。除非自己亲自小心地阅读，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何为小心地阅读。阅读先于写作；在写作之前，我们已经阅读；我们通过阅读学习写作。一个人通过认真阅读好书——最用心地阅读那些被最用心地写出来的书——来学习认真写作。因此，通过研究一个作者的阅读习惯，我们也许预先就会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如果我们谈及的作者明确地讨论一般读书的正确方式，或者说，明确地讨论阅读某本他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书的正确方式，那么这个任务就会简单得多。斯宾诺莎在自己的《神学-政治论》里，用了整整一章篇幅，讨论如何阅读圣经的问题，因为他曾经非常仔细地阅读和重读了圣经。[3]为了确定如何阅读斯宾诺莎，我们应该仔细看一下他阅读圣经的那些规则。

斯宾诺莎认为，说明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的方法是一致的。阅读自然之书，等于从由“自然史”所提供的材料推出自然事物的定义。同样，圣经的解释在于推断圣经作者的思想，或者说，从由“圣经史”提供的材料，推断作为圣经主题的定义。自然知识必须唯一地从由自然本身提供的材料中派生出来，全然不是从对固定、美妙、完美或合理的东西的思考中派生出来。同样，圣经知识必须唯一地从由圣经本身提供的材料中派生出来，全然不是从对合理的东西的思考中派生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假定，圣经作者的看法与人类理性的命令一致。换言之，理解圣经的教诲和判断这种教诲是否合理，一定要严格区分开来。我们也不能把圣经作者的思想与传统上对它的解释等同起来，除非我们首先证明，那种解释回溯到圣经作者的口传叙述。此外，鉴于圣经作者各不相同，我们必须根据每位作者本身来理解他们。我们没有权利在研究之前就假定说，这些作者彼此意见一致。理解圣经必须唯一地根据其自身；或者说，除非明确出自圣经本身，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圣经教诲被接受；关于圣经的所有知识必须唯一出自圣经本身。[4]

按斯宾诺莎的设想，“圣经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1）圣经语言的透彻知识；2）对各卷经书的陈述按照各个重大主题进行汇集和编排；3）有关经书所有作者的生平的知识，以及有关他们的性格、思想取向和旨趣的知识，还有关于每一经书写成的时代和机缘、它的主题、命运等等的知识。这些材料——或者更特别地说——通过语法、古文书写、历史等等澄清而理解的经文汇集和安排，是妥当解释的基础。因为，这种解释通过从提及的材料中有根据的推理，推断出圣经作者的思想。这里，人们不得不再次遵守自然科学的模式。人们必须首先确定圣经思想最普遍、最根本的要素，也就是说，所有圣经作者清楚无误地向各个时代、对所有人展示的教诲；然后，人们必须转向派生的或不那么普遍的论题，例如关于不那么一般化的主题的圣经教诲，尤其个别经卷的作者的教诲。[5]

斯宾诺莎对自己解释学原则的表述（“全部圣经知识必须唯一出自圣经本身”），没有精确地表达他实际上所要求的东西。首先，正如他坚持认为那样，圣经的语言知识最初绝非出自圣经，而是源于某种传统。[6]此外，正如对于作者的生平等等以及所写经书命运的知识来说，或许并非不可能部分地出自圣经。但是，肯定没有理由说，唯一从圣经得出这样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责任。斯宾诺莎本人对一切可以澄清这类问题的可靠的外部信息表示欢迎。[7]此外，斯宾诺莎从未讲过，圣经的各种重大主题必须根据由圣经本身提供的原则加以编排。有理由相信，他自己对圣经主题的排列本来没有根据圣经本身，不过却符合他所以为的自然顺序。[8]毕竟，正如他所设想的那样，解释恰恰在于确定圣经所处理的主题的定义。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定义并非由圣经本身提供。事实上，它们作为定义超越圣经的范围。因此，对圣经的解释不在于丝毫不差地理解圣经作者，如同他们对自己的理解一样，而在于比他们对自己的理解理解得更好。可以说，斯宾诺莎对自己的解释学原则的表述无非是对如下观点的夸张、从而不严格的表达：任何圣经段落的含义只是其字面意义，除非出于为了确定无误地使用圣经语言的理由要求对段落做隐喻的理解；即便某位圣经作者的陈述与理性、虔敬、传统、甚至其他作者的教诲不一致，也没有理由放弃字面含义。他所挑战的立场的力量证明斯宾诺莎的夸张实属正当：他必须在无数对手发出的喧嚣声中传达自己的声音。

斯宾诺莎的解释学原则是：圣经必须唯有依据其自身来理解。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必须如其作者或编者所理解的那样来恰如其分地理解圣经。这两种立场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斯宾诺莎要求，对圣经教诲的解释与对真理或对教诲的价值的判断严格分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对解释和阐明之间的区分是一致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两种原则之间的不同是根本的。根据我们的原则，翻开一本书时首先会提这样的问题：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作者如何构思、理解其主题？他要处理自己主题的动机是什么？关于这个主题他提出什么问题？或者说，他唯一地或主要地关心主题的哪个方面？只有在这些和类似的问题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后，我们甚至才会思考作者对自己著作所讨论或涉及各种话题的编辑和安排。因为，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判断哪些特别的主题含义重大或者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我们遵守斯宾诺莎的规则，开始汇编圣经有关各种主题的陈述时，无论是哪些主题至关重要和意义重大，还是哪些编排与圣经思想一致，都不会得到圣经本身的支撑。进一步说，如果我们遵循斯宾诺莎，接着就要留意在圣经中处处清楚表达出来的最普遍或最根本的教诲。但是，一本书最根本的教诲有不断重复的必要吗？换句话说，一本书最普遍或最根本的教诲必然是其最明确的教诲吗？[9]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就不需要纠缠于我们所认定的斯宾诺莎圣经解释学的缺陷。我们所能提出的对这种解释学的所有拒斥都基于如下前提，即圣经在本质上是可以理解的；而斯宾诺莎恰恰否认这样的前提。在他看来，圣经在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圣经绝大部分关涉不可理解的事情；既然只有能够弄清其意义的一少部分材料才真正有用，那么圣经就只是偶尔可以得到理解。事实上圣经是一本“犹如象形文字般的”书；正是圣经的不可理解性使人们有理由不得不用特殊的办法对它进行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开辟一个间接通道——即通过它的主题内容——使某本不可直接读解的书得以读解。这暗示我们，并非所有书籍，而只有象形文字书，要求用某种方法从根本上加以解释，就如要求破解自然之书一样。斯宾诺莎首先关心圣经处处清楚教诲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教诲，可以引导读者理解也许在圣经中出现的所有象形文字段落。正是因为其本质的不可理解性，圣经必须唯有通过自身得以理解：圣经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我们除非通过它本身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的东西。[10]出于同样理由，试图像他们理解自己那样理解圣经的作者就是不可能的。理解圣经的所有尝试，必然要努力比他们理解自己更好地理解圣经的作者。

也许不需要证明说，斯宾诺莎认为自己写的书，特别是《神学-政治论》，是可以理解的，并非有如象形文字。他指出，象形文字的主题涉及人的好奇，与是否有用无关；而《神学-政治论》的主题却非同寻常地是有用的。[11]为了找出他要求自己的书如何被别人阅读，我们有必要从他的圣经解释学回到他阅读可理解书籍的规则上去。

他不认为可以有任何困难会严重妨碍理解那些关涉可理解的主题的书籍。因此，他不认为有必要详究有助于理解这些书籍的各种办法。为了理解一本这类的书，人们不需要完美的知识，充其量只需要关于原文语言的“一种非常普通的仿佛孩童般的知识”；事实上，阅读译文就完全够了。人们既不必知道作者生平、他的兴趣和性格、他为何写书、书的命运，也不必知道各种不同的读解等等。可理解的书籍是可以凭借自身得以阐明的。与斯宾诺莎看上去想说的相反，并非象形文字的书（因为这些书的主题非我们凭藉自己的经验或洞识所能把握）而是可理解的书（因为读者通过利用自己的经验或洞识自然得以理解它们）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它们自身得以理解。因为，象形文字书的意义一定从并不必然由它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如作者生平、书的命运等等）间接地推断出来，而可理解的书的意义能够而且一定直接地通过考虑其主题内容、作者意图——即考虑那些唯有凭藉书本身才被真正弄懂的东西——得以确定。[12]如果我们把这种信息——正如我们必须做的那样——运用到斯宾诺莎自己写的书，我们就会知道，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著作的整个“历史”，以及他著作的现代学生们所运用的整个历史方法，是多余的；因此，我们也许补充一点，与其说是帮助对他著作的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妨碍。

我们对阐明补充几句话。斯宾诺莎说，对于可明白书籍的理解来说，关于不同阅读的知识是多余的。但是他也说，从来没有一本书没有被误读。他一定是思考过，那些已经悄然进入处理可理解内容的书或段落里的错误，不难被聪明的读者“在阅读时”明察并改正。[13]斯宾诺莎说，就理解可读之书而言，关于某个作者的性格或精神状态的知识是多余的。但是，当讨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君主论》——斯宾诺莎不可能认为它是一本象形文字的书——的意图时，他决定只是考虑作者的“智慧”或“审慎”，还有作者对政治自由的热爱。[14]斯宾诺莎很可能回答说，自己所做的决定并非基于有关马基雅维利生平性格先定的或至少外来的知识，而是基于所有读过《君主论》和《论李维》（DiscoursesonLivy）的聪明读者会注意到的东西。斯宾诺莎说，甚至晦涩的可理解的主题内容都是可理解的。但他无疑知道，作者处理可理解的几乎所有的主题内容都与他们自己相矛盾。他很可能答复说，如果一个作者与自己相矛盾，读者就有理由悬置自己对作者的思想的判断，尽自己所能找出两个矛盾断言哪一个是真的。作者的语言运用是否允许对两个矛盾断言其中的一个做出隐喻解释，对于可理解之书这显然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就对这些书籍的理解而言，甚至没有必要知道它们原来用哪种语言写出来的。[15]

我们对斯宾诺莎关于阅读规则的研究，似乎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我们不能像他阅读圣经那样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肯定不是象形文字书。我们也不能像他阅读《欧氏几何》和别的可理解之书那样阅读他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对我们来说，不像他所知道的那些非象形文字书对他那样容易理解。如果一个具有斯宾诺莎智力的作者在谈论最重要的圣经主题时如此确信，却承认自己并不理解圣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理解他绝非易事。他的阅读规则对于那些既非象形文字的、又不像《欧氏几何》的现代指南那样通俗易懂的书籍的理解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或者干脆说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人们也许可以说，通过制定两种极端情况下的规则，斯宾诺莎使我们理解如何去阅读适度难读的书籍：这类书既非绝对可理解，亦非没有“历史”地绝对不可理解；“历史”被用来理解一本书，如果这本书并非经由本身可以得到阐明的话。但是，如果人们不想完全隐瞒斯宾诺莎的声言的实质，就会断然补充说，对斯宾诺莎来说，“历史”对于理解真正有用的书所作出的贡献不值一提。

另一方面，斯宾诺莎的现代解释者认为理解斯宾诺莎的著作极有价值、甚至必要；却同时坚信，“历史”在这些著作的理解中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因此，解释者同斯宾诺莎发生抵触，这一点显然举足轻重：他们认为斯宾诺莎的著作不能通过斯宾诺莎自己解释学原则得以理解。所以，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是否有可能在拒绝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理解斯宾诺莎。人们的回答将取决于他赋予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以何等重要性。如果“历史”的问题等同于哲学的本质的问题本身，那么现代的解释者就由于根本不同的取向而与斯宾诺莎背道而驰。现代解释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胜任其任务，哲学必须是“历史的”；因此，哲学史属于哲学的一个学科。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哲学史家，而不是单纯的考古研究者，他从一开始就设定斯宾诺莎本人对此所表现和理解的整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斯宾诺莎的立场显然不是“历史的”。他因而缺乏强烈动机，努力像斯宾诺莎自己理解它那样去理解斯宾诺莎的教诲，而是怀疑斯宾诺莎的教诲是唯一真实的教诲。若没有那样的动机，就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尽全力去理解斯宾诺莎；而没有这样的投入，斯宾诺莎的著作的完整含义将永远不会敞开。

因而似乎可以说，一个人如果接受斯宾诺莎的解释学原则，就不可能理解他；一个人如果拒绝这些原则，也不可能理解他。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斯宾诺莎何以满足于自己的令人不满意的评论：必须通过何种方式去阅读严肃的书籍。如下解释并不充分：斯宾诺莎仅仅关切唯一的真理，亦即关于大全（thewhole）的真理，而对其他人对此的说法漠不关心。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多么受益于他人所写的书中他视为真理的内容。真正的原因在于，他藐视如下观点：只有通过阅读艰涩难懂的书才能通达过去的思想。他同样藐视的观点是：一个人理解过去的书比理解当代的书需要更多的“历史”。如果一个人相信，最有价值或最重要的书只是当代的书，他就不会体验到对历史解释的需要。这种情况见之于斯宾诺莎。他用自己名字出版的唯一一本书是对笛卡儿哲学的研究。（除圣经外）唯有笛卡儿和波义耳（Boyle）的著作，即他同时代人的书，他曾经通过写作来广博地加以探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更不用说他们的继承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分量。他更为羡慕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Lucretius）和他们的继承者。[16]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经一丝不苟地研究过他们的著作，或者他们著作的残篇；他不难通过他同时代人伽桑迪（Gassendi）的著作，弄懂他们的著作。具体在政治哲学方面，他断然声称自己之前的所有政治哲学都是没用的（《政治论》第一章第一页）。他坦承自己极大受益于一些“杰出人物，因为他们写过许多关于正确生活方式的不同寻常的事情，对人给予极富智慧的忠告”；[17]他所着眼的作者很可能是塞涅卡（Seneca）和西塞罗（Cicero）；但是，他提到的各种教诲就其实质而言对于所有人都不难理解。对于自己更艰深而根本的教诲，亦即“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原因”的论题，他推想自己不过说出了“所有古代哲人以不同方式”所讲过的同样的事情，讲过同样事情的还有“所有古代希伯来人，因为人们能够从某些传统加以推测，尽管这些传统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掺杂了其他东西”。这并不是人们谈论确定的文献来源的方式。除此之外，当他指出自己的上帝教诲彻底背离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教诲时，他很可能要严肃得多。[18]当然，他阅读了相当多的古书，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古书以及对它们的研究对成熟时期的斯宾诺莎有何种重要性。他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如下观点在那些对现代哲学或科学的兴起负有责任的人中间相当普遍：坚信它们正在取得超过所有早期哲学或科学的进步，这种进步宣告了对所有早期努力的理所当然的遗忘。

但是，那个为后代人而不是为同时代人写作的斯宾诺莎一定会知道，他自己的著作变成古书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但是，如果这些书包含真理，就是说，对大全的清晰而明确的说明，似乎没有理由说它们为何不应该在所有时代都是直接可以理解的，假如它们流传下来的话。斯宾诺莎没有考虑如下根本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如此显而易见：某个时代的大全取向可能让位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而且，在这样一种改变发生之后，除非借助历史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填补后来时代的思想和更早时代之间的思想鸿沟。从斯宾诺莎的观点看，人们会不得不反驳他所拒斥的东西，不是在他的学说出现之后会发生如此改变的可能性，而是其正当性。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而放弃他的路径，在斯宾诺莎看来实属大错：思想重新沦为被迷信所奴役的处境，这无非是人们一再经历过的又一显例。

斯宾诺莎的阅读规则来自他对自己哲学最终性质的信念，这种哲学乃是关于大全的清晰明确、从而是真实的描述。如果我们一开始（alimine）就拒绝斯宾诺莎的信念，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他，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动机努力去对他进行恰如其分的理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放开思想，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其正确的可能性，我们就能理解他。除开事实上我们有必不可少的动机外，我们还能够改正他阅读规则的不足，不用害怕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彻底偏离他的根本原则。因为，如果这些原则是合理可靠的，解释学的问题就不可能是中心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改正斯宾诺莎解释学的需要直接基于这样的假定：他的教诲是真正的教诲。从这个假定出发，那种真正的教诲只有借助古书才能被我们通达。古书的阅读对于我们来说变得极端的重要，主要的理由是它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完全是不重要的。同样，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精深的解释学，其理由与斯宾诺莎不需要任何解释学的理由相同。只要我们把发明一种更精细的历史方法作为对令人绝望情势的绝望的救治，而非作为健康繁荣的“文化”的征兆，我们就依然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方式完全一致。

我们的论证隐含这样的想法：今天那种真理也许只有通过某种古书才可通达。我们还得要表明，这个想法是与斯宾诺莎的原则相容的。斯宾诺莎知道，哲学的自然障碍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没什么不同，并且会由于特定的错误而增加。[19]自然的或偶然的威胁哲学的发作，也许会被代以蓄意的和无情的压制。迷信乃是哲学的天然敌人，它可以用哲学武器使自身武装起来，从而使自己转变成伪哲学。伪哲学的种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因为所有后继的伪哲学能够努力改进前辈的已有成果，或者避免他们的某种失误，所以，甚至对于最有远见的人来说，也不可能预见将要出现何种伪哲学，会在未来控制人的思想。哲学有着人为的或者偶然的障碍；如今，并非哲学本身，而是通往哲学的必由之路必然会随着这种障碍的变化而改变。人为的障碍也许在某一特定时代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自然的”导引开始之前，必得完成最为精心的“人为的”导引。可以设想，可能会出现某种特别的伪哲学，除非借助对古书最为悉心的阅读，否则就无法击败伪哲学的力量。只要那种伪哲学占统治地位，人们就需要精心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本来纯属多余，在更幸运的时代里甚至是有害的。

在考虑当今时代的主导思想按斯宾诺莎的观点是否可以被描述为此种伪哲学之前，我们尝试用关于对哲学的自然障碍的经典描述来表达我们的意见。人们对上升到阳光之中是如此恐惧，以致渴望使那种上升对他们的任何后代来说全无可能；为此，他们在自己出生的洞穴下面挖一个深坑并且退缩进去。如果后代中某一位渴望上升到阳光之中，他就不得不首先尝试达到自然洞穴的水平；鉴于一些人滞居在自然洞穴之中，他就必须发明这些人所不熟悉、不必要的最为机巧的新工具。倘若他执迷不悟地以为，通过发明新的工具他就会逾越那些穴居的祖辈，那么他就是个傻子，永远不会见到阳光，还会失掉太阳记忆的最后痕迹。

在斯宾诺莎看来，哲学的自然障碍是人处于想象和激情之中的生活，因为它试图通过制造使自己免于崩溃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斯宾诺莎称之为迷信。对大全进行迷信性的抑或哲学性的阐明，乃是人就其本性（bynature）就会面临的抉择。尽管双方判然对立，但迷信和哲学都同样试图对大全做出最终描述，双方都认为这样一种描述对于指导人类生活来说不可或缺。只要哲学对大全的描述只是受到迷信性描述的挑战，而尚未受到伪哲学的挑战，那么哲学就处于其自然处境中。如今，这种处境在我们的时代并不存在。两个本然的对手为了掌领人类而在同一真理层次上进行世俗撕杀，其朴素性和直接性已经让位于一种更“世故的”或更“实用的”态度。真正的观念会对大全做出最终的描述，它必然在关于第一因或关于所有事物的第一因的知识中告终或启程；这种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放弃，不仅被看做无法实现，而且被当成毫无意义或纯属荒谬。科学与历史是这些人所服从的权威，两者乃是孪生姊妹。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科学不再是对大全做出真正最终描述的探究。相应地，他们习惯于在科学和哲学之间或者在科学家和哲人之间做出区别。[20]因此，他们缄默地、有时甚至是公开地承认一种非哲学的科学和一种非科学的哲学的可能性。在这两种努力中，科学自然享有更高的声望：人们习惯于把科学的稳固发展与哲学的失败加以对照。在此基础上，哲学依旧据有正当性，却已沦为科学的婢女，成了所谓方法论。这出于如下的考虑。科学拒斥对大全做出最终的描述，在本质上把自己设想为进步的，人类后来的思想总是超过先前的思想，而且在将来仍然能够进一步发展。但是，只要科学不再伴随着至少要追求精确性——至少受到精确性的鼓舞、真正检验进步的事实、理解进步的条件、从而确保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的努力的话，那么，在科学精确性本身及其关于自身的进步特征的知识品质之间，就存在惊人的不一致。因此，科学一词的当前含义必然离不开人类思想的历史，要么原本以最粗糙的形式，要么今天以更精致的形式。正是人类思想史如今取代了从前由哲学占据的领域；换句话说，哲学本身变成了人类思想史。哲学的原初意涵包含着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如今让位于哲学与历史的融合。如果用现代科学精神来研究人类思想史，人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人类思想都“受制于历史处境”；或者说，使一个人思想摆脱自身“历史处境”的努力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不切实际。一旦这成了通过不断增加的新的观察所持续加强的确信，那么，对大全加以最终描述的、不受“历史制约”的观念看来就会站不住脚，其理由即便对于孩子来说也显而易见。哲学的原初意涵乃是对大全进行真实的、最终的描述的探寻，如今已不存在通往这一原初意涵的直接路径。一旦已经达到这种状态，哲学的原初意涵就只有通过回忆从前何谓哲学才能通达，就实际目的来说这意味着通过阅读古书。

只要对大全做出最终描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成为主导信念，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尤其是人类思想史就不会构成哲学努力的组成部分，而无论哲人多么赞赏作为绝对附属功能的对先前思想的传达。但是，在那种信念的力量丧失殆尽之后，或者说，与先前所有哲学思想的基本前提完全决裂之后，关切先前思想不同阶段就成了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果以理智和严谨为引导来研究先前的思想，就会使先前的思想方式再生。倘若史家坚信，对人类思想的真正理解在于借助特定时代来理解每一教诲，或者将每种教诲理解为特定时代的表达，那么他所研究的主题就必然会不断促使他明白，自己原先的信念搞错了。不仅如此，他还会逐渐意识到，只要人们以那种信念为取向，就无法理解过去的思想。历史主义的这种自我摧毁绝非无法预见到的后果。对过去思想的关切方兴未艾，其严峻与日俱增，盖因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对现代路径、现代自然科学以及与科学伴生的道德及政治学说的批判。历史的理解、先前思想方式的重生，其原初意涵是对现代思想特有缺陷的校正。这一冲动从一开始就沾染了这样一种信念：现代思想（不同于现代的生活和感受）高于过去的思想。因而，最初要修正现代思想的意图轻易地颠转成对如下教条的固执：现代思想高于所有先前思想。历史的理解通过变成历史主义而失去了自己的解放性力量，历史主义无异于现代思想固步自封的自我批判形式。

我们已然看到，按斯宾诺莎的原则人们当如何判断现今的支配性思想，或者说，如何严格遵循他的原则拓宽他对如下障碍的看法：哲学的障碍以及理解他自己著作的障碍。因此，在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人们需要拥有偏离他自己的阅读规则的权利。同时，人们意识到，不能简单通过由诸多现代史家实际遵循的阅读规则来取代斯宾诺莎的规则。确实，今天所谓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历史理解，亦即通过他的时代来理解他的思想，可以被描述为斯宾诺莎本人说法的更精致的形式，就是说，他会称之为自己著作的“历史”。但同样真确的是，他把对“历史”的需要限制在阅读象形文字书上。我们没有权利轻易忽视他的观点：他自己的著作应该而且必须通过著作本身加以理解。不过，我们只须补充如下限制条件：这种理解必须在可能性的限度之内实现。我们必须对斯宾诺莎的嘱咐的实质深信不疑。与他的暗示相反，对于理解他的著作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这种信息并非由他所提供，而且也不容易为无论何时何地的任何有理智的读者加以使用。但是，我们绝不能罔顾如下事实：这种信息只能拥有在严格意义上是从属的功能，或者说，这样的信息必须被整合到确凿无疑由斯宾诺莎本人所提供的框架之内。这种信息包含了斯宾诺莎未曾直接提供、他认为对理解其著作无足轻重的所有知识：他的生活、性格、旨趣、构思著作的机缘和时间、它们的读者、其教诲的命运以及资料来源。这样的外在知识绝然无法提供理解其教诲的线索，除非经过所有的合理质疑已然证实，不可能像他所传达的那样搞清他的教诲。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不无道理地质疑如下五花八门的尝试：把斯宾诺莎的教诲理解为喀巴拉（Kabbala【译按】一种犹太神秘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变形，或者是巴洛克精神的表达，或者是中世纪经院主义的顶峰。对该原则的一切偏离都使人面临如下危险：人们在如斯宾诺莎自己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之前，企图比斯宾诺莎理解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人们所面临的危险在于，人们所理解的并非是斯宾诺莎，而是自己想象的虚构。

正如人们习以为常的那样，历史的理解诱使他们把自己所研究的作者首先视为作者同代人中的一位，或者将其著作当成针对作者的同代人所作。然而，可与成熟期的斯宾诺莎相比肩的人物所写的书主要是为后人所著，它们是所有时代的财富。因此，就读者的理解而言，他的写作方式并不要求预先晓得那些仅仅对其同代人至关重要且易于通达的事实。通往不朽需要极为慎重地选择行装。对于恰切理解一本书而言，倘若读者需要使用——不，是保存——所有包含对理解作者有用的信息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那么，就几乎不值得去写这样的书，即便写出来也全然不值一读，而且，不值得使作者因此而留传后世。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修习时期，肯定会有对他相当重要的事实和教诲。这一时期他当然不像后来那样精于区分仅仅是同代的东西和他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从斯宾诺莎观点来看，同代的东西很可能包括他对中世纪哲学的大量知识。关于他的思想“发展”的信息可以被公正地视为无关紧要，除非已经证明，没有这样的信息其最终教诲就浑不可解。既然其教诲首先针对后人，解释者必须留意其成熟之作的特殊分量及其措辞（[校按]措辞（theletters）指字面含义）之间的差异。措辞主要不是针对后人，而是特别地针对同代人。可以假定，他成熟期的著作主要是写给最好类型的读者，然而绝大部分措辞显然是写给平庸之辈的。

对外在信息的需要来自这样的事实：一个人能够为后人理解的远见必然是有限的。这里只需提及最显著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例子。斯宾诺莎在使用哲学上的习传术语时对其有所修正，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或者至少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如下事实：这些术语迟早会过时。因此，今天的读者不得不去学习曾为斯宾诺莎同时代人所熟悉的语言入门。倘若把这一事实一般化，斯宾诺莎的解释者就不得不去重构某种“背景”，斯宾诺莎会认为这种背景对于理解他的著作来说不可或缺，却不能理所当然地由他的著作所提供，因为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不令任何人乏味。这就是说，解释者在重构他的著作时，一定要遵循由斯宾诺莎本人所竖立的路标；其次是斯宾诺莎在自己的著作中偶尔留下的暗示。他必须根据斯宾诺莎的明确表述，从斯宾诺莎如何看待自己的前辈入手。他必须全神贯注于斯宾诺莎自己认为至关重要或最为服膺的“哲学传统”的流派。倘若斯宾诺莎一方面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另一方面又谈到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那么解释者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他必须谨防这样一种由无知妄说所滋生出来的假定：他比斯宾诺莎更加懂得对斯宾诺莎来说什么东西重要，或者说，斯宾诺莎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即便斯宾诺莎所引文本无甚可观，解释者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加以留意，而不是去关注那些无法确定斯宾诺莎是否晓得的经典。为了努力解释斯宾诺莎，解释者必须倾尽全力不去逾越由斯宾诺莎及其同代人使用的术语所划定的界限。如果他使用现代术语来再现斯宾诺莎的思想，甚至去描述其性格，那么他就很可能把一个对斯宾诺莎来说是陌生的世界引进到据说是对斯宾诺莎思想的恰如其分的解释之中。只有在完成对斯宾诺莎教诲的解释之后，当解释者面临对斯宾诺莎的教诲有作出定论的必要的时候，解释者才会有自由、甚至有义务不去理会斯宾诺莎本人的暗示。斯宾诺莎断言自己已然驳倒过去哲学和神学的核心教诲。为了判断这一断言，或者判断支撑其断言的论证是否坚实，人们自然得考虑传统经典，而不管斯宾诺莎是否知道或研读过这些经典。倘若斯宾诺莎提及并讨论某个他所熟知的事实或说法对他的论证来说举足轻重，而他却保持沉默，那么，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沉默就恰恰属于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隐瞒均属有意为之。